1920年成立的長沙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参与创办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存续七年间在湖南全省开办了九个分社、七个贩卖部，1927年被反动派查封，为传播新文化和湖南建党作出巨大贡献。文化书社不仅是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新民学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毛泽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及与外省党团组织联系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又是湖南党组织与省内外进行联络的秘密机关。
　　在长沙文化书社的经营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展现了出众的领导才能，还亲自操刀制定了书社的组织大纲、账簿制度及营销文案，并亲自撰写了两份会计报告。很多学者对长沙文化书社的历史贡献多有政治视角的研究，但对毛泽东亲自为书社设计的会计核算账簿却少有关注。本文从会计学的角度，谈一谈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及为书社设计管理制度

　　关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问题，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7月初，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郑南宣在《回忆利群书社与文化书社的关系》一文中记载：“在武昌‘利群书社’后面的一栋房子里的楼上住了一星期左右……毛泽东同志还经常和恽代英……进行长时间交谈。”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迅速投入书社的创办工作。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刊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1日在长沙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开发起人会议，并推定易礼容、毛泽东、彭璜三人为筹备员，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细则和营业细则;同时向社会募集资金，吸收股东30多人，股东之中除了毛泽东、何叔衡和彭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上层人士“姜济寰、左学谦和教育界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等”;8月20日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院学校三间房屋做社址。

　　长沙文化书社于9月9日正式营业，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不仅为文化书社剪彩，还亲笔题写了“文化书社”牌匾。
　　书社的成立，也要看当时统治者的态度。1920年6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不得不给予人民一点所谓的“民主自由”。于是，各种新的团体乘机而起，长沙文化书社也顺势而生。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就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书社首任经理易礼容证实：“毛泽东同志任特别交涉员，可说是办‘外交’的，我在他领导下任经理。”由此证明了毛泽东在长沙文化书社的实际领导地位。不光如此，从目前文献资料看，长沙文化书社的组织大纲等管理制度，包括会计核算制度，都有毛泽东的参与。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中，易礼容曾两次证实毛泽东当年的“大包大揽”。一次是易礼容1978年6月10日的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主席写的，有些材料是我提供给毛主席的。”一次是他1987年6月7日的回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四篇都是当时真实文件，也全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
　　毛泽东之所以能设计长沙文化书社的管理制度，源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记账实践。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02年毛泽东9岁时，“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便要他习珠算，并给家里记账。”记账是一种在“做中学、学中做”的“事上练”，必须把数记准、算准，甚至毛笔字也要写端正了，才能过严厉父亲那一关。毛泽东曾对采访他的斯诺说过他父亲毛顺生的脾气：“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这种“仔细记账”对训练毛泽东的记账技能、增加记账功力等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之前，毛泽东改写了日本和尚月性的一首言志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把诗夹在账簿里，证实父亲每天都要看账，检查毛泽东的“家庭作业”。这种“内部审计”一样的监督活动，也是促进毛泽东夯实记账功夫的一种有效手段。从1902年9岁至1910年17岁，在民间会计的家庭账簿上，毛泽东结结实实地修炼了八年，是名副其实的“童子功”，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书社管理制度和文案的执笔人。

二、长沙文化书社的会计制度创新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是毛泽东为书社起草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第四条规定：“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这个文件明确了文化书社三个重要的结账时点是“日算、月算和半年算”，其中“半年算”是“总清结”，即半年结算一次总账，这在会计制度上是一个创新。
　　1920年我国会计尚属民国会计时期，结账方法除了“日清月结”外，就是“年结”，即年终算总账。笔者至今没有在相关文献中看到那个时期有“半年算”或“半年结”的提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版的嵇储英、程云桥编写的《簿记学》里，通篇不见“半年结”之表述，均为“期末结账”的讲解，且表格注明的结算日期也都是“19年12月31日”，显然都是“年结”，即年终结账。这就证实长沙文化书社开办11年后，会计教材中尚无“半年结”或“半年算”的概念，也证实当时的会计理论同样落后于会计实践。

　　运营一个书社，必须及时地掌握会计信息，以便准确地调整经营行为。毛泽东实行“半年算”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掌握经营信息。“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中的这段话，特别强调了“半年算”对书社经营活动所发挥的“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的重要指导作用，这也是他把结账时间提前半年的主要原因。
　　书社的经营信息也需要向社会披露，以便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书社经营。《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规定：“本社营业公开。”《青年毛泽东》一书更为详细地介绍道：毛泽东“为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书社实行经济公开……凡有欲知书社情形、查阅账目者，还可随时去社或投函询问，书社均及时详举奉告。”也就是向社会公开账目数字，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商家对经营机密是守口如瓶的，而保密的重点则是总清账，查看总清账是商人之大忌，故民间一直有‘看账如抄家’的传说。”在“看账如抄家”的时代向全社会公布会计信息无疑是一个大胆创举，也无疑是一个创新。1991年出版的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写组编写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一书中这样评价书社的做法：“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诸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旧社会宣告，这就是将来理想的社会主义商业。”
　　不论是半年结账，还是率先披露会计信息，都是长沙文化书社的会计实践，也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会计史审视，这是毛泽东对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一大贡献。

三、毛泽东的其他会计实践

　　思想指导实践，实践反映思想并修正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会计实践活动，是他经济思想形成源泉的一部分。
　　1.用算账的方式写出第一篇农村调查报告。1926年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至今所发现的毛泽东遗存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该报告曾编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并于1927年3月出版，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要学习用书。这篇报告雏定了毛泽东调查研究“这一门派”用数字说话的基本风格，是研究毛泽东调查活动的重要文献。
　　从会计视角来看，这篇由“支出之部”“收入之部”和“结论”组成的调查报告，就是一篇按利润表格式搭建的算账报告，也是一篇充分运用会计方法写出的农村调查报告。毛泽东通过计算佃农张连初全年的收支，把亏损的数字直接摆出来，借以证实中国佃农的穷苦生活现状，胜过千言万语的大道理。这也是“用实践数据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直接呈现。

　　2.三湾改编，在连队建立“伙食尾子账”。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同时，也创造性地把具有分配功能的“伙食尾子账”建在了连上。旧军队也记伙食账，但只有记账和算账，没有分账—分配节余，因而不属于完整的核算账簿，成为连长或司务长中饱私囊的“黑账”，发挥不了账簿核算的监管作用。秋收起义的部队撤退到三湾后，为了把部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解决官兵不平等的问题，前委书记毛泽东就从人人都关心的伙食入手，在旧军队的“伙食账”后面加上“分配节余”的功能，改造成跟长沙文化书社账簿一样的正规核算账簿，并将士兵委员会的首要职责定为“跟司务长结算伙食”：伙食费按人头发到连队，支出严格记账，月底算账并张榜公布，节余部分在官兵之间平均分配充当军饷，俗称“伙食尾子”。毛泽东利用公平的账簿核算原理解决了当时部队吃饭、军饷、官兵平等和经济民主等系列问题。凡是分配过“伙食尾子”的红军官兵都知道这本“伙食尾子账”，也十分关心这个账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里都记录一本生活账，唯恐生活费用超标给人民增加负担。“伙食尾子账”演变成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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