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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中国苏州（吴江）书法史讲坛”于7月18-21日在太湖之滨的平望古镇隆重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书法史研究专家，众多知名大学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全国多家书法专业媒体记者等近200人出席了本次讲坛。本届书法史讲坛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吴江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吴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承办。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言恭达，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恒，苏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成从武，中共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芳，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华人德，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丈联副主席王伟林，吴江区丈联主席孙俊良等出席了18日上午的开幕式。
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重在培养书法研究的高层次后备人才，因此每届均邀请五位国内外知名的书法史研究专家，有针对性地为国内书法史方向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年轻学者以及书法爱好者开设五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坛同前三届（2008-2010）一样，特设50个资助名额，为这些青年学子提供讲坛期间的食宿费用。为保证演讲的质量，让专家们有充足的时间阐述学术观点，每位专家演讲半天。全部演讲结束后，组委会还安排半天让五位导师与全体学员进行问答式互动交流，释疑解惑，使讲坛成为难得的书法研究的学术盛宴。
7月18日上午，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白谦慎先生作了首场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吴大澂和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白先生对晚清士大夫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主要文化活动进行了鸟瞰式的概括，并向学员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课题。这部分演讲包括下列内容：一，吴大澂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二，吴大澂与晚清地缘政治；三，吴大澂的社会网络；四，文人和书法；五，绘画和晚清官员的业余时间；六，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七，印章和古文字研究；七，拓片和晚清的知识生活；八，官员们的艺术家幕僚；九，吴大澂和西学；十，吴大澂和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可以说，这部分滴讲内容是白谦慎先生为他近十余年来的吴大澂研究所做的概述。他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大约在1850年至1890年，亦即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围绕着晚清名宦吴大澂（1835年-1902年）及其师友，分析晚清政府高官的文化艺术活动，为人们提供中国传统社会最后那一两代的士大夫的文化生活的具体图像，并为我们了解中国精英文化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提供一个可靠的观察点。白谦慎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之所以选择吴大澂，是因为吴大澂生活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来自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举足轻重的地区——苏州，而且他所为官的地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中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他的师友中有许多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他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希望通过吴大澂和他的友人来观察中国历史上最后那一两代士大夫的文化生活，当然我所说的‘文化生活’包括了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两者又密切不可分。”
与第一部分的概括性的介绍不同，白谦慎先生演讲的第二部分“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是十分细致的个案研究。白谦慎先生以晚清一些政府官具的日记和信札为基本史料，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向人们展示晚清的官员如何对待书法，花多少时间写书法，写多少书法，这些书法又是怎样使用的。这部分演讲包括以下内容：一，晚清官员的日课及其相关活动；二，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三，人口增加对应酬书法的影响；四，提高书写效率的种种策略；五，为什么书法扇面和对联这样流行；六，晚清官员不卖字；七，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在演讲中，白谦慎先生指出，晚清的许多高官虽然繁忙，但依然坚持练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书法的应酬量很大，而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是对联和扇面，最多产的书法家，如何绍基，居然一天能写几十副甚至过百副对联。由于书写量大，又要保证质量，官员们想尽办法提高书写效率，譬如，买墨汁，制作磨墨机，正文和落款不同时写，请人代笔等等。白谦慎先生还特别指出，晚清官员虽然写字很多，但通常在为官期间不卖字。正因为没有市场价格，索书的现象很普遍，构成了中国艺术中特有的“礼品经济”。
7月18日下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悖先生作了题为《明代仿书创作模式的运用与特征——从祝允明到董其昌的仿书讨论》的演讲。黄惇先生首先为听众解释“仿”的概念，他说，“仿”这一词语在中国艺术中出现很早。在书画语境中有时引申为临摹和学习。早在宋代的文献中，我们便可寻觅到仿书的痕迹。当然这与后世出现的书家仿书创作模式，并非一回事。元明时，经画家的实践，“仿”逐渐转化为一种创作模式。这种仿作，与书画中的临摹手段有别，即与以学习和复制为目的的书写不同。临和摹是必须有具体范本为前提的，仿作则大抵只须和古人作品的风格对应，而不必和具体内容对应。明代吴门书画家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在他们的山水画中，开始广泛地运用“仿”的创作手段，并在题跋中多有表述，但在书作中却鲜有提及。通过仔细考察吴门书派代表书家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王宠、文彭等人的有关作品后，黄悖先生认为，仿书也许在吴门书家中已经存在，但并不为多数书家所运用和接受，当时并不作仿书看，更不将仿书作为作品的名称，未能将仿书转化成常态的创作手段。万历时代的董其昌，受吴门山水画家影响，不仅在山水画中大量使用“仿”的创作模式，而且积极将之使用于书法创作，并从观念上清晰地表达出来，将“仿”的手段放大。在董其昌看来，临也好，仿也罢，所得当在离合之间，而追求的则是神采。骨肉形骸可以抛弃，重要的是个性的显现。以此观察仿书的特征，则用“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不似之似表达最为贴切。此外，董其昌对于仿书表现出极高的自觉性。一方面，董其昌将画题直接标明仿作，显然开始影响了同代书画家和后辈菩录者。另一方面，董其昌用他大胆的实践和理论阐释将仿作主动从山水画延伸至书法上，并多标明于作品上。在仿书的践行中，“不似之似”、“神似”等审美观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董其昌自觉运用这种新的创作手段，使他的仿书作品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个性，因而对晚明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仿画到仿书，作为创作模式大体手法是相同的，因为明代出现的仿书手法正源于仿画。从嘉靖四年祝允明写《十九首卷》，到隆庆六年的文彭《十九首卷》，再到董其昌写于万历三十八年年《十九首卷》，这近百年中仿书创作模式借鉴于仿画，从隐晦、偶一戏之到以此直抒胸臆的发展，大约发生于吴门书家而发扬光大于董其昌。兼书画一身的作者，在长期实践中，从偶一戏之，转化为自觉地运用，遂使这种手段在董其昌之后蔚然成风。
黄惇先生最后指出，仿书在明代的出现，是传统创作模式上的突破和创造，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涉及当时书家对经典解读的变化、对个性的认识加强、对创作观念的进一步自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变化乃时代使然，因为从吴门派到董其昌为核心的云间派，由于社会思潮的变化——从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思想的风靡，促使个性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极大的释放。
7月19日上午，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何传馨先生作了《书为心画——宋元明书法名迹研究举例》的演讲。何先生列举了赵孟頫、沈周、乾隆三位书家的例子，具体分析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位书家的身份分别是王室后裔、平民和皇帝。关于赵孟頫，何先生主要对他的《禊帖源流》进行了梳理与解读。禊帖即《兰亭序》，南宋时期关于《兰亭序》墨迹流传、临本及石刻本鉴藏等，讨论十分热烈。赵孟頫的《禊帖源流》卷，书于至元26年（1289年），根据友人野翁所抄姜夔《兰亭考》，以精秀小楷抄写成卷，全文1600余字，扼要的梳理出由真迹到定武石刻本的脉络，是印证南宋时热衷兰亭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赵早年承袭王羲之书法传统的重要例子。此外，作为宋室王孙，初上大都任职蒙元朝廷，此卷又是赵孟頫连结江南故乡亲友的凭据，最初的受赠者野翁推测即是活动于杭州文艺圈的诗友张季野。继而何先生又对沈周所书的《落花诗》进行了赏析。沈周晚年有感于年华逝去，陆续作了数十首《落花诗》，诗意围绕在春天已逝、繁华盛景不再、凋零残落的花瓣，象征人生暮年由盛转衰的景况。诗中或实写繁花落尽，或虚拟于人与事物；繁花落尽，青春不再，触动了诗人的感兴，吟咏之余，并转化为图画与书法。82岁的《落花图并诗》卷书幅落花诗十首，是目前仅见的传世真迹，书法浑融天成，含蓄内敛，笔墨劲健而不失温润，为晚年人书俱老之作。何先生对于沈周赋落花诗的因缘、初作的时间以及本卷诗与书法，均作了细致的品味与独到的分析。他最后谈到了乾隆皇帝的书法志业。乾隆皇帝继承祖父康熙皇帝与父亲雍正皇帝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也继续满族统治汉人的文化政策，对儒家传统文化极力推重，尤其重视人文教养中书法艺术的提升与实践。乾隆帝在位期间，积极搜求历代书法名迹，拓展皇家收藏。他在处理朝政之暇，或出巡各地，驻跸行宫的旅途中，以内府所藏为范本，透过一再的临写，试图超越古迹的外在形象，直接掌握师法对象的内在神韵。乾隆帝自少年、登极至退位，与书法相关的活动极为丰富，也有前后一致的延续性。从相关事迹来看，“临书”是他主要的书法实践方式，透过临书，一方面是书法的学习，增进书法技能，另一方面将临书的对象作为完成书写作品的媒介，满足书法成就的方便途径。因此内府的收藏、乾隆帝的品味与临书作为形成互相关联的因素。
7月20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教授莫家良先生作了《从北山堂收藏谈中国书法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莫先生首先介绍了“北山堂”利荣森先生的收藏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正在举办的“北山汲古：中国书法”展览的筹备及图录的编撰情况，他特别指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艺术史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参与了图录条目的撰写，这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莫先生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书法与传承”，他首先以南宋皇室书法为例，高宗书法先学黄庭坚、米芾，后回归古典，经隋僧智永上溯王羲之，终建立了典雅圆融的个人书风。此书风在南宋初年流行于宫廷，成为南宋帝后的家族书风。高宗的吴皇后练得一手酷似高宗的书法，传世高宗的《御书石经》，相传便有吴皇后的代笔。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虽非高宗之子，但其书法亦紧随高宗，而且相似之处，几可乱真。到宋宁宗时已是第四代，但高宗的影响依然可见。宁宗的传世书迹甚罕，其中为杨皇后生辰所书的一帧七言诗，有“丙子”（1261）御印，尤为珍贵。就书艺而论，宁宗此书并非上乘之作，笔法既不精熟，结字亦嫌生硬，但闲和端雅的气息，始终离不开高宗以来的家风。杨皇后的书法亦类宁宗，但技巧更佳，其圆雅清润之处，更能体现高宗的家族传统。他随后又以吴奕写给伯父吴宽的尺牍册页为例，说明吴奕在书法传承上受到伯父的影响，将苏东坡的风格视为代表家族传统的书风。米汉雯的行书诗又是一例，无论用笔结体，以至整体俊健清迈之势，皆远接其同宗祖先米芾。莫先生指出，由于师法古人是临池学书的不二法门，故重现大师风格、继承经典传统是中国书法衍变的常规。第二部分主题是“书法与人品”，莫先生强调书迹的流传并非只取决于笔墨的工拙，更在于书家人格的高低。他以王宠传世的一纸借券为例，说明这一尺幅短小的寻常之物，只是王宠向友人袁褒借银五十两的凭据，虽无文辞之美，但由明至清流传教百年，经历数名藏家之手，几番装池，题咏书跋者数十人，如此为世所珍，重要原因在于王宠为人称许的形象，正说明书以人重的传统价值观。第三部分主题是“书法与生活”。他列举了以下例子：娄坚的《草书自书诗》为烦闷中书以自娱；唐顺之的《行书后赤壁赋》是督师海上兵过家书与儿子的遣兴之作；王文冶的《行书快雨堂偶然书》是应友人以素册索书而写；而万经的《隶书舒元舆牡丹赋》则是为友人宋荦的乐春园而精心书写。这些都反映出古人于不同情景下的作书情况。另有《武林胜集》，此卷见证了白埏、张楧、邓文原、有在、仇远、鲜于抠、俞伯奇等文人于杭州以北宋盛次仲诗句“飞入园林总是春”为韵而各赋五言诗的风雅，反映出文学唱和与书法生活不可分。
7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中心主任、教授缪哲先生作《重访楼阁：关于汉画像楼阁拜谒主题的再认识》的演讲。汉代艺术研究所称的“楼阁拜谒图”，是东汉鲁中南祠堂画像最重要的主题；其建筑的性质与主题的含义，自上世纪初以来，便是学者争论的焦点。缪哲先生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形式分析的角度，论证“楼阁拜谒图”中的建筑并不是今昕共称的“楼阁”，而是一前一后两座建筑。他首先归纳了汉代可居建筑的主要类型，即宫殿、宫署、与住宅（兼及楼），以及汉代人所赋予四者的礼仪或意识形态含义。如宫殿可分为前殿和后宫，是君权的象征；官府分为听事和官舍，属于功能空间；私人住宅分为堂和内，属于生活空间；楼是建筑的附属性设施。前两种建筑以性别加以分隔，后两种无性别分隔。他继而总结了汉代艺术中建筑表现的主要类型，即平面图型、描绘型与图符型；以此为基础，他推断“楼阁拜谒”之建筑属于图符类型，其刻画的建筑为前后殿/室，而非画面呈现的楼阁。缪先生认为昕谓“楼阁”，应是由阙、堂（前殿或听事）、与内（后宫或官舍）等标志性建筑所构成的一意义图符。第二部分把“楼阁拜谒”主题复原于鲁中南的两组代表性祠堂——孝堂山祠与武氏祠，通过对同祠其他画像主题的分析，论证两组祠堂中与“楼阁拜谒”并出的其他主题所表达的，都是汉代——尤其东汉——皇家的意识形态，或汉帝国的意识形态。譬如孝堂山祠中“大王卤簿”主题通过大王銮驾一黄门鼓车一执节奉引车等图像来表现；“大王有师”主题通过孔子师老子图像来表现，对应于汉代经学背景中的“王者有师”；“大王有辅”主题通过周公辅成王图像来表现，对应于汉代经学背景中的“帝王有辅”。以此证明“楼阁拜谒”主题所表达的，也同为汉帝国的艺术形态。在这个脉络下，最后讨论“楼阁”一侧的大树图，结论是此图最初或是纪念“光武中兴”的。第三部分探讨了此类主题是如何从汉帝国的首都洛阳流传于鲁中南民间的。他提示了以下几点：1东汉诸侯王70%以上分封于鲁中南及附近；2其中鲁王强（灵光殿主人）生死皆行天子礼；3东平王苍被明帝、章帝称为周公，死行天子礼；4鲁中南民间的画像石主题，经此可上溯洛阳的汉帝国艺术。楼阁拜谒即其一。
7月20日上午是互动环节，导师们和学员就书法史研究展开对话，对学员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苏州市书协顾问葛鸿桢先生主持了本次讲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祁小春先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薛龙春先生也参加了讲坛并与学员交流。作为本次论坛的学术主持，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华人德先生在每位导师讲座以后，都会讲一些他的体会，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在导师与学员互动环节结束之后，依照惯例，他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学术总结。他在总结中说，“本次讲坛继续坚持平等、务实、阳光的会风，对所有邀请的嘉宾一视同仁，不讲排场。这次讲课的地方环境很安静，很幽雅，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大家同吃同在一起讲授，一起交流，也是我们所梦想的古代书院的授课状态。这次有两位导师，他们经过自己展览的实践得出来研究的成果和新的体会，对同学们启发很大。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比不上海外的（包括台湾）的同行，我们的展览只为作者服务而不是为观众服务。今后在全国书法展览的时候应该做些牌子说明作者创作的心态和状况，这方面的工作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做得非常仔细，我们要把这套方法引进内地。缪哲老师的讲座内容非常新颖，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白谦慎老师和黄悖老师虽多次为大家讲授，但每次都是讲授他们不同的研究成果，非常专业，视角独到。苏州这个讲坛影响很大，其高端的学术追求、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自由的研讨气氛赢得了海内外书学界与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其培养当代书法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得到了书法界的普遍赞誉。中国书协、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联、吴江市政府等单位以及刘恒、白谦慎等领导与专家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下，讲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力求把讲坛办成当前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载体，发挥它对于培养书学研究后备人才、推动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重大作用，并且希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书法的学术品牌。”
（易斋、谷安、陈道义、逢成华、张恨无、毛秋瑾、王学雷、卢月龙、何鹏、朱骏益参与整理）
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重在培养书法研究的高层次后备人才，因此每届均邀请五位国内外知名的书法史研究专家，有针对性地为国内书法史方向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年轻学者以及书法爱好者开设五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坛同前三届（2008-2010）一样，特设50个资助名额，为这些青年学子提供讲坛期间的食宿费用。为保证演讲的质量，让专家们有充足的时间阐述学术观点，每位专家演讲半天。全部演讲结束后，组委会还安排半天让五位导师与全体学员进行问答式互动交流，释疑解惑，使讲坛成为难得的书法研究的学术盛宴。
7月18日上午，美国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白谦慎先生作了首场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吴大澂和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白先生对晚清士大夫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主要文化活动进行了鸟瞰式的概括，并向学员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课题。这部分演讲包括下列内容：一，吴大澂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二，吴大澂与晚清地缘政治；三，吴大澂的社会网络；四，文人和书法；五，绘画和晚清官员的业余时间；六，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七，印章和古文字研究；七，拓片和晚清的知识生活；八，官员们的艺术家幕僚；九，吴大澂和西学；十，吴大澂和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可以说，这部分滴讲内容是白谦慎先生为他近十余年来的吴大澂研究所做的概述。他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大约在1850年至1890年，亦即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围绕着晚清名宦吴大澂（1835年-1902年）及其师友，分析晚清政府高官的文化艺术活动，为人们提供中国传统社会最后那一两代的士大夫的文化生活的具体图像，并为我们了解中国精英文化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提供一个可靠的观察点。白谦慎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之所以选择吴大澂，是因为吴大澂生活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来自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举足轻重的地区——苏州，而且他所为官的地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中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他的师友中有许多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他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希望通过吴大澂和他的友人来观察中国历史上最后那一两代士大夫的文化生活，当然我所说的‘文化生活’包括了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两者又密切不可分。”
与第一部分的概括性的介绍不同，白谦慎先生演讲的第二部分“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是十分细致的个案研究。白谦慎先生以晚清一些政府官具的日记和信札为基本史料，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向人们展示晚清的官员如何对待书法，花多少时间写书法，写多少书法，这些书法又是怎样使用的。这部分演讲包括以下内容：一，晚清官员的日课及其相关活动；二，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三，人口增加对应酬书法的影响；四，提高书写效率的种种策略；五，为什么书法扇面和对联这样流行；六，晚清官员不卖字；七，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在演讲中，白谦慎先生指出，晚清的许多高官虽然繁忙，但依然坚持练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书法的应酬量很大，而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是对联和扇面，最多产的书法家，如何绍基，居然一天能写几十副甚至过百副对联。由于书写量大，又要保证质量，官员们想尽办法提高书写效率，譬如，买墨汁，制作磨墨机，正文和落款不同时写，请人代笔等等。白谦慎先生还特别指出，晚清官员虽然写字很多，但通常在为官期间不卖字。正因为没有市场价格，索书的现象很普遍，构成了中国艺术中特有的“礼品经济”。
7月18日下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悖先生作了题为《明代仿书创作模式的运用与特征——从祝允明到董其昌的仿书讨论》的演讲。黄惇先生首先为听众解释“仿”的概念，他说，“仿”这一词语在中国艺术中出现很早。在书画语境中有时引申为临摹和学习。早在宋代的文献中，我们便可寻觅到仿书的痕迹。当然这与后世出现的书家仿书创作模式，并非一回事。元明时，经画家的实践，“仿”逐渐转化为一种创作模式。这种仿作，与书画中的临摹手段有别，即与以学习和复制为目的的书写不同。临和摹是必须有具体范本为前提的，仿作则大抵只须和古人作品的风格对应，而不必和具体内容对应。明代吴门书画家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在他们的山水画中，开始广泛地运用“仿”的创作手段，并在题跋中多有表述，但在书作中却鲜有提及。通过仔细考察吴门书派代表书家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王宠、文彭等人的有关作品后，黄悖先生认为，仿书也许在吴门书家中已经存在，但并不为多数书家所运用和接受，当时并不作仿书看，更不将仿书作为作品的名称，未能将仿书转化成常态的创作手段。万历时代的董其昌，受吴门山水画家影响，不仅在山水画中大量使用“仿”的创作模式，而且积极将之使用于书法创作，并从观念上清晰地表达出来，将“仿”的手段放大。在董其昌看来，临也好，仿也罢，所得当在离合之间，而追求的则是神采。骨肉形骸可以抛弃，重要的是个性的显现。以此观察仿书的特征，则用“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不似之似表达最为贴切。此外，董其昌对于仿书表现出极高的自觉性。一方面，董其昌将画题直接标明仿作，显然开始影响了同代书画家和后辈菩录者。另一方面，董其昌用他大胆的实践和理论阐释将仿作主动从山水画延伸至书法上，并多标明于作品上。在仿书的践行中，“不似之似”、“神似”等审美观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董其昌自觉运用这种新的创作手段，使他的仿书作品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个性，因而对晚明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仿画到仿书，作为创作模式大体手法是相同的，因为明代出现的仿书手法正源于仿画。从嘉靖四年祝允明写《十九首卷》，到隆庆六年的文彭《十九首卷》，再到董其昌写于万历三十八年年《十九首卷》，这近百年中仿书创作模式借鉴于仿画，从隐晦、偶一戏之到以此直抒胸臆的发展，大约发生于吴门书家而发扬光大于董其昌。兼书画一身的作者，在长期实践中，从偶一戏之，转化为自觉地运用，遂使这种手段在董其昌之后蔚然成风。
黄惇先生最后指出，仿书在明代的出现，是传统创作模式上的突破和创造，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涉及当时书家对经典解读的变化、对个性的认识加强、对创作观念的进一步自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变化乃时代使然，因为从吴门派到董其昌为核心的云间派，由于社会思潮的变化——从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思想的风靡，促使个性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极大的释放。
7月19日上午，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何传馨先生作了《书为心画——宋元明书法名迹研究举例》的演讲。何先生列举了赵孟頫、沈周、乾隆三位书家的例子，具体分析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位书家的身份分别是王室后裔、平民和皇帝。关于赵孟頫，何先生主要对他的《禊帖源流》进行了梳理与解读。禊帖即《兰亭序》，南宋时期关于《兰亭序》墨迹流传、临本及石刻本鉴藏等，讨论十分热烈。赵孟頫的《禊帖源流》卷，书于至元26年（1289年），根据友人野翁所抄姜夔《兰亭考》，以精秀小楷抄写成卷，全文1600余字，扼要的梳理出由真迹到定武石刻本的脉络，是印证南宋时热衷兰亭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赵早年承袭王羲之书法传统的重要例子。此外，作为宋室王孙，初上大都任职蒙元朝廷，此卷又是赵孟頫连结江南故乡亲友的凭据，最初的受赠者野翁推测即是活动于杭州文艺圈的诗友张季野。继而何先生又对沈周所书的《落花诗》进行了赏析。沈周晚年有感于年华逝去，陆续作了数十首《落花诗》，诗意围绕在春天已逝、繁华盛景不再、凋零残落的花瓣，象征人生暮年由盛转衰的景况。诗中或实写繁花落尽，或虚拟于人与事物；繁花落尽，青春不再，触动了诗人的感兴，吟咏之余，并转化为图画与书法。82岁的《落花图并诗》卷书幅落花诗十首，是目前仅见的传世真迹，书法浑融天成，含蓄内敛，笔墨劲健而不失温润，为晚年人书俱老之作。何先生对于沈周赋落花诗的因缘、初作的时间以及本卷诗与书法，均作了细致的品味与独到的分析。他最后谈到了乾隆皇帝的书法志业。乾隆皇帝继承祖父康熙皇帝与父亲雍正皇帝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也继续满族统治汉人的文化政策，对儒家传统文化极力推重，尤其重视人文教养中书法艺术的提升与实践。乾隆帝在位期间，积极搜求历代书法名迹，拓展皇家收藏。他在处理朝政之暇，或出巡各地，驻跸行宫的旅途中，以内府所藏为范本，透过一再的临写，试图超越古迹的外在形象，直接掌握师法对象的内在神韵。乾隆帝自少年、登极至退位，与书法相关的活动极为丰富，也有前后一致的延续性。从相关事迹来看，“临书”是他主要的书法实践方式，透过临书，一方面是书法的学习，增进书法技能，另一方面将临书的对象作为完成书写作品的媒介，满足书法成就的方便途径。因此内府的收藏、乾隆帝的品味与临书作为形成互相关联的因素。
7月20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系主任、教授莫家良先生作了《从北山堂收藏谈中国书法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莫先生首先介绍了“北山堂”利荣森先生的收藏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正在举办的“北山汲古：中国书法”展览的筹备及图录的编撰情况，他特别指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艺术史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参与了图录条目的撰写，这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莫先生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书法与传承”，他首先以南宋皇室书法为例，高宗书法先学黄庭坚、米芾，后回归古典，经隋僧智永上溯王羲之，终建立了典雅圆融的个人书风。此书风在南宋初年流行于宫廷，成为南宋帝后的家族书风。高宗的吴皇后练得一手酷似高宗的书法，传世高宗的《御书石经》，相传便有吴皇后的代笔。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虽非高宗之子，但其书法亦紧随高宗，而且相似之处，几可乱真。到宋宁宗时已是第四代，但高宗的影响依然可见。宁宗的传世书迹甚罕，其中为杨皇后生辰所书的一帧七言诗，有“丙子”（1261）御印，尤为珍贵。就书艺而论，宁宗此书并非上乘之作，笔法既不精熟，结字亦嫌生硬，但闲和端雅的气息，始终离不开高宗以来的家风。杨皇后的书法亦类宁宗，但技巧更佳，其圆雅清润之处，更能体现高宗的家族传统。他随后又以吴奕写给伯父吴宽的尺牍册页为例，说明吴奕在书法传承上受到伯父的影响，将苏东坡的风格视为代表家族传统的书风。米汉雯的行书诗又是一例，无论用笔结体，以至整体俊健清迈之势，皆远接其同宗祖先米芾。莫先生指出，由于师法古人是临池学书的不二法门，故重现大师风格、继承经典传统是中国书法衍变的常规。第二部分主题是“书法与人品”，莫先生强调书迹的流传并非只取决于笔墨的工拙，更在于书家人格的高低。他以王宠传世的一纸借券为例，说明这一尺幅短小的寻常之物，只是王宠向友人袁褒借银五十两的凭据，虽无文辞之美，但由明至清流传教百年，经历数名藏家之手，几番装池，题咏书跋者数十人，如此为世所珍，重要原因在于王宠为人称许的形象，正说明书以人重的传统价值观。第三部分主题是“书法与生活”。他列举了以下例子：娄坚的《草书自书诗》为烦闷中书以自娱；唐顺之的《行书后赤壁赋》是督师海上兵过家书与儿子的遣兴之作；王文冶的《行书快雨堂偶然书》是应友人以素册索书而写；而万经的《隶书舒元舆牡丹赋》则是为友人宋荦的乐春园而精心书写。这些都反映出古人于不同情景下的作书情况。另有《武林胜集》，此卷见证了白埏、张楧、邓文原、有在、仇远、鲜于抠、俞伯奇等文人于杭州以北宋盛次仲诗句“飞入园林总是春”为韵而各赋五言诗的风雅，反映出文学唱和与书法生活不可分。
7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中心主任、教授缪哲先生作《重访楼阁：关于汉画像楼阁拜谒主题的再认识》的演讲。汉代艺术研究所称的“楼阁拜谒图”，是东汉鲁中南祠堂画像最重要的主题；其建筑的性质与主题的含义，自上世纪初以来，便是学者争论的焦点。缪哲先生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形式分析的角度，论证“楼阁拜谒图”中的建筑并不是今昕共称的“楼阁”，而是一前一后两座建筑。他首先归纳了汉代可居建筑的主要类型，即宫殿、宫署、与住宅（兼及楼），以及汉代人所赋予四者的礼仪或意识形态含义。如宫殿可分为前殿和后宫，是君权的象征；官府分为听事和官舍，属于功能空间；私人住宅分为堂和内，属于生活空间；楼是建筑的附属性设施。前两种建筑以性别加以分隔，后两种无性别分隔。他继而总结了汉代艺术中建筑表现的主要类型，即平面图型、描绘型与图符型；以此为基础，他推断“楼阁拜谒”之建筑属于图符类型，其刻画的建筑为前后殿/室，而非画面呈现的楼阁。缪先生认为昕谓“楼阁”，应是由阙、堂（前殿或听事）、与内（后宫或官舍）等标志性建筑所构成的一意义图符。第二部分把“楼阁拜谒”主题复原于鲁中南的两组代表性祠堂——孝堂山祠与武氏祠，通过对同祠其他画像主题的分析，论证两组祠堂中与“楼阁拜谒”并出的其他主题所表达的，都是汉代——尤其东汉——皇家的意识形态，或汉帝国的意识形态。譬如孝堂山祠中“大王卤簿”主题通过大王銮驾一黄门鼓车一执节奉引车等图像来表现；“大王有师”主题通过孔子师老子图像来表现，对应于汉代经学背景中的“王者有师”；“大王有辅”主题通过周公辅成王图像来表现，对应于汉代经学背景中的“帝王有辅”。以此证明“楼阁拜谒”主题所表达的，也同为汉帝国的艺术形态。在这个脉络下，最后讨论“楼阁”一侧的大树图，结论是此图最初或是纪念“光武中兴”的。第三部分探讨了此类主题是如何从汉帝国的首都洛阳流传于鲁中南民间的。他提示了以下几点：1东汉诸侯王70%以上分封于鲁中南及附近；2其中鲁王强（灵光殿主人）生死皆行天子礼；3东平王苍被明帝、章帝称为周公，死行天子礼；4鲁中南民间的画像石主题，经此可上溯洛阳的汉帝国艺术。楼阁拜谒即其一。
7月20日上午是互动环节，导师们和学员就书法史研究展开对话，对学员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苏州市书协顾问葛鸿桢先生主持了本次讲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祁小春先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薛龙春先生也参加了讲坛并与学员交流。作为本次论坛的学术主持，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华人德先生在每位导师讲座以后，都会讲一些他的体会，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在导师与学员互动环节结束之后，依照惯例，他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学术总结。他在总结中说，“本次讲坛继续坚持平等、务实、阳光的会风，对所有邀请的嘉宾一视同仁，不讲排场。这次讲课的地方环境很安静，很幽雅，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大家同吃同在一起讲授，一起交流，也是我们所梦想的古代书院的授课状态。这次有两位导师，他们经过自己展览的实践得出来研究的成果和新的体会，对同学们启发很大。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比不上海外的（包括台湾）的同行，我们的展览只为作者服务而不是为观众服务。今后在全国书法展览的时候应该做些牌子说明作者创作的心态和状况，这方面的工作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做得非常仔细，我们要把这套方法引进内地。缪哲老师的讲座内容非常新颖，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白谦慎老师和黄悖老师虽多次为大家讲授，但每次都是讲授他们不同的研究成果，非常专业，视角独到。苏州这个讲坛影响很大，其高端的学术追求、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自由的研讨气氛赢得了海内外书学界与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其培养当代书法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得到了书法界的普遍赞誉。中国书协、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联、吴江市政府等单位以及刘恒、白谦慎等领导与专家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下，讲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力求把讲坛办成当前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载体，发挥它对于培养书学研究后备人才、推动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重大作用，并且希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书法的学术品牌。”
（易斋、谷安、陈道义、逢成华、张恨无、毛秋瑾、王学雷、卢月龙、何鹏、朱骏益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