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原本是蜀汉先主刘备的祠庙，始建于公元223年。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廟。里面有刘备的惠陵，门楼之上高悬着“汉昭烈庙”四个金字匾额;而为纪念诸葛亮所修建的孔明殿，仅是整个祠庙里的一座建筑。按照中国封建传统的纲常伦理“君为臣纲”的政治逻辑，自当一切以君王为依归，验之以历朝历代的帝王祠庙，更是绝对没有臣子与帝王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现象，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即便是奇功盖世的开国元勋，也只能作为帝王的配祀，屈居一侧，这就是莫大的荣耀与恩典了。唯独成都的武侯祠，独一无二，成了例外。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先自民间开始，由于诸葛亮影响大，无人不知，有口皆碑，千百年来，当地民众或外来的游客，不管门额上书写什么“汉昭烈庙”，更不顾及什么“君尊臣卑”的封建礼仪和这座祠庙本来的属性，众口一词地全都以“武侯祠”称之。最后，习惯成了自然，官方想改也没有办法，也就“顺水推舟”了。这倒有力地证明了“金碑银碑不如民众口碑”这句民谚的真理性。
　　 邹鲁的诗就是从武侯祠与昭烈庙混同在一起这一特异现象中，引发出一个如何看待名位与勋业的普遍性问题，并做出了客观、准确的回答。
　　 诗中的“由来名位输勋业”，提出了一个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问题。古往今来，评说为政者不外三个层面：一是名位，包括职级、地位、名分，亦即所谓“功名”，这应属于浅表层次;二是勋业，泛指勋劳、功业、建树、奉献，这就深入一层了;而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功业、贡献之外，评价历史人物，还要看其人的思想、品格、德行、风范，这就进入了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深层次。就诸葛武侯来说，尽管名位居于刘备之下，但由于他同时占据了后面两点，特别是忠于国家、热爱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人格，获得了千秋万世人民的崇高敬仰与衷心爱戴。这样，“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就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成为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