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旅结合”的发展思路，让重建后的新雅安充分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生态优势
沿着两公里长的曲折山路盘旋而上，行至海拔1300多米的半山腰，一片有着传统川西建筑风格的特色民居赫然入目。这就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縣穆坪镇雪山村。
村民李勇的家就是其中的2号房。
他所在的雪山村新江组共有38栋青瓦黄墙的4层小楼，全部依山势分排而建，错落有致。远望过去，像群山环绕中凌空悬挂的“世外桃源”。谁又能想到，这里在3年多以前还是一片废墟。
李勇曾亲历2013年“4·20”芦山地震，而今，他不仅住进了政府统一规划、村民自建的新房，还把自己建造的民宿出租给村里的合作社，留在家乡做起了旅游接待生意。
在震后的断瓦残垣上重获新生的雪山村村民有264人。
从“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的穷乡僻壤转变为游客盈门的民宿，雪山村这样的村子，仅在宝兴县就有19个。
“生态优势是雅安最突出的优势，要围绕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把这一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正是秉持这样的发展思路，雅安义无反顾地进行着积极探索。
俯瞰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雪山村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雅安立足全市旅游资源，以“推动资源变资本、生态变业态，促进旅游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让生态资源向旅游经济转变”为基本思路，推动区域资源有机整合、社会共建共享。
“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让雅安有了面目一新的改变。”四川省副省长、雅安市委书记叶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单靠“老天爷”和前人赐予是不够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本产地，以及最早有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在蒙顶山上种茶的雅安人吴理真被认为是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雅安的“熊猫家源，世界茶源”是其最为外界熟知，也最具国际吸引力的两大名片。
“除此之外，雅安还是自然、人文资源的宝库。”雅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带，海拔垂直高差5000余米，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目前雅安境内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1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而碧峰峡、蒙顶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此外，东靠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的雅安还是名副其实的“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城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全市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 5 个，有国家级、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处。
以牛背山、二郎山、青衣江、喇叭河等为代表的壮美大山秀水;历史悠久的茶马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雨城区的碧峰峡、中国藏茶村、上里古镇，芦山的乌木根雕，荥经县的黑砂，宝兴的汉白玉，汉源的水果、蔬菜、中药材等景区、工艺产业和特色农业，共同构成了雅安独特的旅游、康养、休闲资源。
去名山采春茶，在山高林密、溪谷纵横的碧峰峡风景区避暑，到大熊猫基地观赏国宝吃竹子，去“花海果乡”汉源品尝红透了的大樱桃，或是盘旋两公里山路入住峭壁上的雪山村民宿，看窗外云雾缭绕、山峦壮阔、山下的宝兴河奔腾不息——雅安对游客来说有着丰富多彩的选择可能。
“在大众旅游兴起的时代，生态人文资源条件得天独厚的雅安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时机。但我们很清楚，要持续地吸引游客，单靠‘老天爷’和前人赐予的先天资源禀赋还远远不够。”雅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一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雅安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既要充分发挥已有优势，结合本地特色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更要继续在基础设施、服务提升等方面做好配套。”
卖鲜茶叶的“天花板”怎么破
雅安市名山区是全国区县范围内茶园种植面积排名第二、人均种茶面积和绿茶产量全国第一的产茶区。但在过去很长时间，这里的茶农主要靠卖最初级的鲜茶叶为生，产品附加值低，鲜叶价格下跌时，收入只能随之缩水。
灾后重建过程中，名山区开始了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如果还是像原来一样仅仅围绕茶叶种植、销售本身做文章，一眼就能看到‘天花板’，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增加很困难。而在茶叶品牌格局几乎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是光沿着老路走，就很难再有所突破。”雅安市委常委、名山区委书记吴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之后，名山区依托丰富的茶业资源和浅丘地貌型茶园的独特旅游景观优势，一改往日以种茶、卖鲜叶为主的传统产业模式，探索出了“茶 旅游”“茶 科技”“茶 互联网”的特色发展路径。
依靠“1 6 N”的空间发展布局，名山区实现了“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劳动变运动、产品变商品、茶山变金山”的转变。
“这样的辐射带动了走廊沿线12个乡镇近15万群众共同致富。”吴宏说。
仅茶旅融合这一块，2017年前4个月全区接待游客达140.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12.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1%和71%。
“从群众的收入结构来看，2016年旅游方面的收入占到了五成;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仅为一成，90%的收入还是来源于鲜茶叶。”吴宏告诉本刊记者。
类似的转变还发生在雅安的其他区县。
震前，距离名山区直线距离20公里的芦山县龙门乡的多数老百姓，主要靠种植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作物或家庭养殖为生，生活并不富裕。
而今，龙门乡建成了白伙、王伙、河心等7个特色新村，打造出一条22公里旅游环线相串连的4A级龙门古镇乡村旅游线，沿线村民则把客房出租给新龙门客栈等民宿、酒店经营者，每年不仅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和可观的利润分红，自己还可以通过给民宿提供服务再赚一份钱。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力推产业结构调整的汉源县，如今已经从一个无法大规模种植农作物的盆周山区，转变为名副其实的“花海果乡”。时值6月，甜樱桃、红富士苹果正是红遍满山遍野的季节，不过它的“丰收”季远不止于新鲜果蔬的上市期。
汉源县以“农业景观化、景观生态化、生态效益化”为引领，打造从河谷、山腰到山顶梯次展现的农田景观，将乡村、自然、历史、田园、家园的“画卷”融入新村和产业，一年四季可以观赏“一步一景、一天一景、一片一景”。
“我们的目的是让游客既能‘饱口福’、又能‘饱眼福’，还可以‘享清福’。”汉源县县长郑朝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3个月旅游业分红是种地年收入的10倍
力推乡村旅游、生态产业发展，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2015年9月21日，雪山新村民宿正式开始运营。截至当年底，3个多月时间村里每户人家就分到了几千元，几乎是原来一年种地收入的10倍。
“2016年全年我自己分了2万元，今年肯定会超过3万元。”李勇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村民从民宿里获得的收入由房租、房费分成和合作社收入结余的年底分红三部分组成，在合作社打工的12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拿到每月1000元～1800元不等的工资，而其余留在家乡就业的乡亲要么开了超市、餐馆，要么种地之余，在自家农地里运营游客采摘、体验的项目。
2013年之前，名山区万古乡红草村村民刘林还只是一个普通茶农，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茶楼的老板。
“靠给游客提供住宿、品茶、采茶体验等服务，每年能比原来增加三四万元的收入。”刘林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其实刚开始我們搞茶旅融合，很多人包括本地老百姓都会担心游客不足，但现在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接待能力不足。”吴宏告诉本刊记者，“一到节假日，仅成都和重庆来的游客就已经把所有的停车场、酒店全部挤满了。”
而2017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刘林家的茶楼仅出租骑游的自行车一项，一天的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而卖小吃的邻居，光是土豆串一天就卖了4000串。
“农旅结合”的发展路径在增加百姓收入的同时，还对引导农民返乡就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解决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
“以前老百姓种花椒、玉米的年收入不足1000元，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外出的人纷纷回来，因为他们看到了家乡发展的新机遇。”郑朝彬告诉本刊记者。
而今，依托总面积达66万亩的十大特色产业基地，汉源县建成了116公里的“百里果蔬走廊”精品乡村旅游环线，现在农民仅卖水果的收入就能达到每亩2万～3万元，有些村民还做起了农家乐。
汉源县大田乡乡长任雪玲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如今大田乡老百姓人均年收入达40万元以上的占5%，30万～40万元的占10%，10万～30万的占到了80%。
把“女儿”先打扮起来，再嫁出去
“雅安在过去4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生态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形成规模，离不开企业的开拓。”徐一心告诉本刊记者。
以名山区为例，为落实“茶旅融合”的发展理念，区政府与雅安市有关单位共同出资组建了一家国有企业，它既是利用灾后重建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主体，也是名山 “1 6 N”旅游规划的具体实施人。其中，其所建设经营的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茶产业为主题的公园。
“现在农业部所属的中农茶促会以我们为样板，把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作为了未来制订国家茶叶公园的标准。”吴宏介绍。
从整个雅安市的情况来看，2013～2016年，雅安旅游项目签约金额超过了500亿元，引进了东方园林、能投集团、中业集团、港航集团等一批集团企业共同做大旅游的“盘子”。
这背后，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
“这种引导不仅仅限于‘书记、市长亲自带队推介雅安旅游项目’，关键是要利用好灾后重建资金，做好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划、配套政策的制定，也就是通常说的‘筑巢引凤’，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徐一心说。
政府做好规划、服务、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由龙头企业带动，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者进入，形成企业联盟、基地联盟和品牌联盟共同推动雅安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吴宏把这种政府与企业的分工合作比喻为“嫁女儿”，“相当于我有个女儿长得比较漂亮，但是缺乏美誉度，我们先把她打扮起来，让她更有气质和素养，然后再嫁出去。”
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董事长付德彬是位于芦山县的龙门乡生态农业园的投资人，他对此感触颇深。
“刚开始，龙门乡连车都很难开进去。从成都拉种苗、物资过去，200多公里路程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直到芦山县政府把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修通，我们才打开了局面。”付德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吸引企业投资，龙门乡在土地流转方面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农户 合作社 企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把土地交给乡里或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合作社则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农民获得固定的土地租金，在企业经营产生利润之后再坐享一份分红，同时还能在企业打工赚钱。
“每亩土地的租金是2000元，他原来一亩地才收入几百元钱。如果是打工，一个人一年挣2万元没问题。”付德彬对本刊记者介绍。
在雅安市委常委、芦山县委书记宋开慧看来，这样的发展模式让地方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和观念。
“人的改变是最显著也是最要紧的。” 宋开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造福百姓”不只是安置生活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说到底为的是造福一方百姓，这里说的‘造福’不光是安置他们的生活，还要帮助他们安排好生产。而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尊重老百姓意愿、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都是我们严格遵循的准则。”徐一心对本刊记者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雅安的震后重建作出了重要指示：“探索出一条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恢复重建新路子。”
这一指示精神为雅安的探索指明了道路。雪山村正是“群众广泛参与”的典型案例。
“所有的房屋建设、装修，民宿的经营管理，收入的分配等，都由村民自己来作主。”宝兴县县委书记石章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改变过去灾区重建更为注重建“消费品”的做法，中国扶贫基金会对雪山村的重建一开始就确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子——房子既要老百姓自己住，还要能作为精品民宿来经营。
于是，来自70多个国家的900多位设计师为雪山村免费设计了128种方案。雪山村成立了村民的自建组拍板，从中选出了一种，并结合自己的居住需求作了户型改动，最终实现了“一二层自住、三四层出租，入口不同，生产生活互不影响”的效果。
自建组完成房屋建设、装修任务之后，接下来的民宿运营则由村民合作社统筹。
接待游客的前台、打扫房屋的服务员均为村民应聘上岗，为游客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为避免拉客抢客的现象发生，游客的入住需求被随机安排到有空余房间的家庭;宣传推广工作则由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承担。
“房租是按照房屋面积而定，分红则根据客房装修时村民与合作社分担的费用比例来分。”李勇告诉本刊记者，“在装修家里客房时，我自己花了10万元，合作社拿扶贫基金给我出了10万元，这样我能获得的分红是民宿经营收入的一半。到年底如果还有结余，全村人均分。”
这样的村民自建自管模式，在戴维新村、蒙山新村等雅安其他乡村旅游示范村，已经成为范例。而雪山村模式，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地区学习的样本。
更有突破意义的是，这种新村聚居点的管理模式如今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作为雅安市的第一部实体性地方法规，《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已经于2017年4月10日发布，7月20日起将正式实施。
“与汶川的灾后重建相比，雅安被关注和被寄予厚望的不仅仅是灾民安置，而是如何发挥产业的‘造血’机能。而统筹协调政府、企业、群众等各方面的力量来推动雅安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最终目的正是要‘保护一方山水，传承一方文化，促进一方经济，造富一方百姓’。”叶壮说。
沿着两公里长的曲折山路盘旋而上，行至海拔1300多米的半山腰，一片有着传统川西建筑风格的特色民居赫然入目。这就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縣穆坪镇雪山村。
村民李勇的家就是其中的2号房。
他所在的雪山村新江组共有38栋青瓦黄墙的4层小楼，全部依山势分排而建，错落有致。远望过去，像群山环绕中凌空悬挂的“世外桃源”。谁又能想到，这里在3年多以前还是一片废墟。
李勇曾亲历2013年“4·20”芦山地震，而今，他不仅住进了政府统一规划、村民自建的新房，还把自己建造的民宿出租给村里的合作社，留在家乡做起了旅游接待生意。
在震后的断瓦残垣上重获新生的雪山村村民有264人。
从“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的穷乡僻壤转变为游客盈门的民宿，雪山村这样的村子，仅在宝兴县就有19个。
“生态优势是雅安最突出的优势，要围绕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把这一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正是秉持这样的发展思路，雅安义无反顾地进行着积极探索。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雅安立足全市旅游资源，以“推动资源变资本、生态变业态，促进旅游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让生态资源向旅游经济转变”为基本思路，推动区域资源有机整合、社会共建共享。
“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让雅安有了面目一新的改变。”四川省副省长、雅安市委书记叶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单靠“老天爷”和前人赐予是不够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本产地，以及最早有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在蒙顶山上种茶的雅安人吴理真被认为是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雅安的“熊猫家源，世界茶源”是其最为外界熟知，也最具国际吸引力的两大名片。
“除此之外，雅安还是自然、人文资源的宝库。”雅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带，海拔垂直高差5000余米，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目前雅安境内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1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而碧峰峡、蒙顶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此外，东靠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的雅安还是名副其实的“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城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全市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 5 个，有国家级、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处。
以牛背山、二郎山、青衣江、喇叭河等为代表的壮美大山秀水;历史悠久的茶马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雨城区的碧峰峡、中国藏茶村、上里古镇，芦山的乌木根雕，荥经县的黑砂，宝兴的汉白玉，汉源的水果、蔬菜、中药材等景区、工艺产业和特色农业，共同构成了雅安独特的旅游、康养、休闲资源。
去名山采春茶，在山高林密、溪谷纵横的碧峰峡风景区避暑，到大熊猫基地观赏国宝吃竹子，去“花海果乡”汉源品尝红透了的大樱桃，或是盘旋两公里山路入住峭壁上的雪山村民宿，看窗外云雾缭绕、山峦壮阔、山下的宝兴河奔腾不息——雅安对游客来说有着丰富多彩的选择可能。
“在大众旅游兴起的时代，生态人文资源条件得天独厚的雅安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时机。但我们很清楚，要持续地吸引游客，单靠‘老天爷’和前人赐予的先天资源禀赋还远远不够。”雅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一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雅安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既要充分发挥已有优势，结合本地特色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更要继续在基础设施、服务提升等方面做好配套。”
卖鲜茶叶的“天花板”怎么破
雅安市名山区是全国区县范围内茶园种植面积排名第二、人均种茶面积和绿茶产量全国第一的产茶区。但在过去很长时间，这里的茶农主要靠卖最初级的鲜茶叶为生，产品附加值低，鲜叶价格下跌时，收入只能随之缩水。
灾后重建过程中，名山区开始了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如果还是像原来一样仅仅围绕茶叶种植、销售本身做文章，一眼就能看到‘天花板’，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增加很困难。而在茶叶品牌格局几乎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是光沿着老路走，就很难再有所突破。”雅安市委常委、名山区委书记吴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之后，名山区依托丰富的茶业资源和浅丘地貌型茶园的独特旅游景观优势，一改往日以种茶、卖鲜叶为主的传统产业模式，探索出了“茶 旅游”“茶 科技”“茶 互联网”的特色发展路径。
依靠“1 6 N”的空间发展布局，名山区实现了“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劳动变运动、产品变商品、茶山变金山”的转变。
“这样的辐射带动了走廊沿线12个乡镇近15万群众共同致富。”吴宏说。
仅茶旅融合这一块，2017年前4个月全区接待游客达140.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12.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1%和71%。
“从群众的收入结构来看，2016年旅游方面的收入占到了五成;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仅为一成，90%的收入还是来源于鲜茶叶。”吴宏告诉本刊记者。
类似的转变还发生在雅安的其他区县。
震前，距离名山区直线距离20公里的芦山县龙门乡的多数老百姓，主要靠种植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作物或家庭养殖为生，生活并不富裕。
而今，龙门乡建成了白伙、王伙、河心等7个特色新村，打造出一条22公里旅游环线相串连的4A级龙门古镇乡村旅游线，沿线村民则把客房出租给新龙门客栈等民宿、酒店经营者，每年不仅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和可观的利润分红，自己还可以通过给民宿提供服务再赚一份钱。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力推产业结构调整的汉源县，如今已经从一个无法大规模种植农作物的盆周山区，转变为名副其实的“花海果乡”。时值6月，甜樱桃、红富士苹果正是红遍满山遍野的季节，不过它的“丰收”季远不止于新鲜果蔬的上市期。
汉源县以“农业景观化、景观生态化、生态效益化”为引领，打造从河谷、山腰到山顶梯次展现的农田景观，将乡村、自然、历史、田园、家园的“画卷”融入新村和产业，一年四季可以观赏“一步一景、一天一景、一片一景”。
“我们的目的是让游客既能‘饱口福’、又能‘饱眼福’，还可以‘享清福’。”汉源县县长郑朝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3个月旅游业分红是种地年收入的10倍
力推乡村旅游、生态产业发展，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2015年9月21日，雪山新村民宿正式开始运营。截至当年底，3个多月时间村里每户人家就分到了几千元，几乎是原来一年种地收入的10倍。
“2016年全年我自己分了2万元，今年肯定会超过3万元。”李勇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村民从民宿里获得的收入由房租、房费分成和合作社收入结余的年底分红三部分组成，在合作社打工的12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拿到每月1000元～1800元不等的工资，而其余留在家乡就业的乡亲要么开了超市、餐馆，要么种地之余，在自家农地里运营游客采摘、体验的项目。
2013年之前，名山区万古乡红草村村民刘林还只是一个普通茶农，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茶楼的老板。
“靠给游客提供住宿、品茶、采茶体验等服务，每年能比原来增加三四万元的收入。”刘林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其实刚开始我們搞茶旅融合，很多人包括本地老百姓都会担心游客不足，但现在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接待能力不足。”吴宏告诉本刊记者，“一到节假日，仅成都和重庆来的游客就已经把所有的停车场、酒店全部挤满了。”
而2017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刘林家的茶楼仅出租骑游的自行车一项，一天的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而卖小吃的邻居，光是土豆串一天就卖了4000串。
“农旅结合”的发展路径在增加百姓收入的同时，还对引导农民返乡就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解决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
“以前老百姓种花椒、玉米的年收入不足1000元，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外出的人纷纷回来，因为他们看到了家乡发展的新机遇。”郑朝彬告诉本刊记者。
而今，依托总面积达66万亩的十大特色产业基地，汉源县建成了116公里的“百里果蔬走廊”精品乡村旅游环线，现在农民仅卖水果的收入就能达到每亩2万～3万元，有些村民还做起了农家乐。
汉源县大田乡乡长任雪玲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如今大田乡老百姓人均年收入达40万元以上的占5%，30万～40万元的占10%，10万～30万的占到了80%。
把“女儿”先打扮起来，再嫁出去
“雅安在过去4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生态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形成规模，离不开企业的开拓。”徐一心告诉本刊记者。
以名山区为例，为落实“茶旅融合”的发展理念，区政府与雅安市有关单位共同出资组建了一家国有企业，它既是利用灾后重建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主体，也是名山 “1 6 N”旅游规划的具体实施人。其中，其所建设经营的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茶产业为主题的公园。
“现在农业部所属的中农茶促会以我们为样板，把蒙顶山国家茶叶公园作为了未来制订国家茶叶公园的标准。”吴宏介绍。
从整个雅安市的情况来看，2013～2016年，雅安旅游项目签约金额超过了500亿元，引进了东方园林、能投集团、中业集团、港航集团等一批集团企业共同做大旅游的“盘子”。
这背后，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
“这种引导不仅仅限于‘书记、市长亲自带队推介雅安旅游项目’，关键是要利用好灾后重建资金，做好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划、配套政策的制定，也就是通常说的‘筑巢引凤’，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徐一心说。
政府做好规划、服务、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由龙头企业带动，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者进入，形成企业联盟、基地联盟和品牌联盟共同推动雅安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吴宏把这种政府与企业的分工合作比喻为“嫁女儿”，“相当于我有个女儿长得比较漂亮，但是缺乏美誉度，我们先把她打扮起来，让她更有气质和素养，然后再嫁出去。”
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董事长付德彬是位于芦山县的龙门乡生态农业园的投资人，他对此感触颇深。
“刚开始，龙门乡连车都很难开进去。从成都拉种苗、物资过去，200多公里路程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直到芦山县政府把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修通，我们才打开了局面。”付德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吸引企业投资，龙门乡在土地流转方面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农户 合作社 企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把土地交给乡里或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合作社则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农民获得固定的土地租金，在企业经营产生利润之后再坐享一份分红，同时还能在企业打工赚钱。
“每亩土地的租金是2000元，他原来一亩地才收入几百元钱。如果是打工，一个人一年挣2万元没问题。”付德彬对本刊记者介绍。
在雅安市委常委、芦山县委书记宋开慧看来，这样的发展模式让地方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和观念。
“人的改变是最显著也是最要紧的。” 宋开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造福百姓”不只是安置生活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说到底为的是造福一方百姓，这里说的‘造福’不光是安置他们的生活，还要帮助他们安排好生产。而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尊重老百姓意愿、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都是我们严格遵循的准则。”徐一心对本刊记者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雅安的震后重建作出了重要指示：“探索出一条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恢复重建新路子。”
这一指示精神为雅安的探索指明了道路。雪山村正是“群众广泛参与”的典型案例。
“所有的房屋建设、装修，民宿的经营管理，收入的分配等，都由村民自己来作主。”宝兴县县委书记石章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改变过去灾区重建更为注重建“消费品”的做法，中国扶贫基金会对雪山村的重建一开始就确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子——房子既要老百姓自己住，还要能作为精品民宿来经营。
于是，来自70多个国家的900多位设计师为雪山村免费设计了128种方案。雪山村成立了村民的自建组拍板，从中选出了一种，并结合自己的居住需求作了户型改动，最终实现了“一二层自住、三四层出租，入口不同，生产生活互不影响”的效果。
自建组完成房屋建设、装修任务之后，接下来的民宿运营则由村民合作社统筹。
接待游客的前台、打扫房屋的服务员均为村民应聘上岗，为游客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为避免拉客抢客的现象发生，游客的入住需求被随机安排到有空余房间的家庭;宣传推广工作则由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承担。
“房租是按照房屋面积而定，分红则根据客房装修时村民与合作社分担的费用比例来分。”李勇告诉本刊记者，“在装修家里客房时，我自己花了10万元，合作社拿扶贫基金给我出了10万元，这样我能获得的分红是民宿经营收入的一半。到年底如果还有结余，全村人均分。”
这样的村民自建自管模式，在戴维新村、蒙山新村等雅安其他乡村旅游示范村，已经成为范例。而雪山村模式，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地区学习的样本。
更有突破意义的是，这种新村聚居点的管理模式如今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作为雅安市的第一部实体性地方法规，《雅安市新村聚居点管理条例》已经于2017年4月10日发布，7月20日起将正式实施。
“与汶川的灾后重建相比，雅安被关注和被寄予厚望的不仅仅是灾民安置，而是如何发挥产业的‘造血’机能。而统筹协调政府、企业、群众等各方面的力量来推动雅安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最终目的正是要‘保护一方山水，传承一方文化，促进一方经济，造富一方百姓’。”叶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