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王树声将军就住进了军械部营院。后来，军械部营院变成了解放军报社新址，王将军的住所依然未动。于是，报社的同志就与大将毗邻而居。
　　几十年来，关于王树声参與领导黄麻起义、中原突围、征战豫西的许多故事，成为大家花园散步的谈资。不过，大家对这个“大将邻居”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一些平凡小事。
　　一件往事，常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将军用车的故事。
　　报社老人都知道，王树声对家人有条严格的规定，专车是组织按规定配给他因公使用的，任何私事都不能使用专车，即使是他的夫人杨炬也不能例外。杨炬也是延安时期的老红军，她曾在304医院做领导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她不够配专车的级别，因此出入上下班，历来都是挤公交。有一次因为雪天路滑堵车，耽误了上下班，同事看她急急慌慌赶来上班，便说，王大将在军事科学院上班，专车就路过咱医院门口，为何就不能搭他的便车呢？反正座位不也是空着嘛！杨炬笑了笑，回答说，那是王树声定的家规，家里任何人乘坐专车都被视为违规，他绝不允许。执行国家规定，他要求家人必须从细微处做起，揩公家油，追求个人享受，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其实，对王树声来说，何止用车，他两袖清风做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共产党人的品德高下，不但要看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更要看日常小事，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特别是有了权以后。
　　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些家乡沾亲带故的亲朋好友求王树声帮忙，想在城市找个工作或弄个一官半职。王树声果断拒绝，他对亲戚们说：“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私的权力。”他的亲侄女和侄儿们一直在家务农，始终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一度处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比较紧张，许多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短缺，粮、油、布等按人口凭票供应。王树声要求家人，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定，供应什么，吃什么；供应多少，买多少，不能搞半点特殊。
　　后来，他官居国防部副部长时，多次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每次外宾赠送他的礼品，他都悉数交公。有一次，警卫员把外宾赠送他的礼品放到了公车里，王树声看到后，立即让其送给了有关部门。他说：“我这个副部长，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宾打交道，所送礼品自然属于国家，我个人怎能享用本属于国家的东西呢？公私能否分明，就像一面镜子，看得见一个领导的品德！”
　　1972年底，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要结婚了。家里除了为新人安排一间房子、一张床和两床新棉被，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王鲁光把放在室外的一个石头茶几搬到自己的小屋，找来一块桌布蒙上，又找来两把破椅子放在两边。王树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心想，高级干部子女虽不能摆阔气，但普通百姓结婚也不至于这样寒酸啊。于是，他自作主张和鲁光商量，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说等婚后用完就归还。下班时，警卫员准备将这几件家具带回。王树声看到后，勃然动怒：“你这是干什么！”警卫员忙说借给鲁光结婚用用。王树声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公家的东西？记住，今后凡是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也动不得！”警卫员只好乖乖地将东西送了回去。
　　（摘编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