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通过北京市政府的努力，外来务工人员“讨薪”问题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效，受到了他们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性问题”凸显了出来。一位记者在描写这个状况的存在时写道：“当北京人住在宽敞明亮的套房里享受着男欢女爱、亲情融融的快乐时，有多少人会想到那些抛妻别子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怎样枯燥无味的生活？”
　　在北京顺义区曾发生过这样一幕惨剧：该区白辛庄村一家小录像厅内，5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在看黄碟时突遇警方检查，他们忙不迭地撞倒录像厅后的石棉瓦墙逃离。“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临时录像厅里，挤了足有五六十人，大家正将‘带色的’录像看得起劲”。警察的到来让民工们始料未及。慌乱中，电视机后面的石棉瓦墙被两个人推倒，“大家好像突然看到逃脱的希望，就拼命地向这个出口涌去”，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景。
　　在距离出口的前方5米外有一个大化粪池，他们以为粪坑不深，趟水就能过去，没想到这足足有6米深，掉进去很难出来。由于大家慌不择路，不断往前冲，人挤人，人扛人，结果掉进去了20多人。追赶过来的警察忙拿了几根棍子伸向化粪池，部分人抓住棍子爬出了化粪池，大多数人是自己爬上来的。第二天早上，附近建筑工地的负责人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人，结果从化粪池中打捞出了两具尸体。
　　白辛庄村在北京市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但是，相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是“人间天堂”：这些地方有台球桌，还有4家小录像厅。录像厅的生意都很红火，包夜票一般是两元。来自江苏、河南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工余时间除了睡觉以外，要么打台球要么看录像。“没有色的谁看？只有放黄色录像生意才好。”一位录像厅的老板这样告诉暗访的记者，他说，尽管两个月前警察曾来抓过一次看黄碟的，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冒险看黄碟！
　　外来务工人员的性压抑不仅催生了播放淫秽音像制品市场的“繁荣昌盛”，也造就了淫秽音像制品交易的“合理性”。在北京市一些建筑工地附近、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比较集中的地方，淫秽音像制品的交易非常活跃，有关部门屡次打击都不能取得根治成效。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鲁谷路上，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幅买卖淫秽音像制品的交易。
　　10月8日晚10点左右，记者从地铁玉泉路站往住处赶，在鲁谷路东出口处，看到一位穿着干净的白衬衣、裤子和胶鞋上却沾满了泥点的男子，被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拦住了去路，悄声地问：“大哥，要毛片么？”
　　这位男子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两人便往灯影暗处走。记者感到很好奇也跟了上去，那位卖“毛片”的女人非常警惕地问记者：“你过来做什么？”
　　记者耸了耸肩说，自己没什么事儿，随便看看有没人“合适”的。征得这位妇女同意后，记者和这位男子一齐开始挑拣光盘。光盘画面不堪入目，男子看得如痴如醉。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那位妇女“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再来找我”的再三保证下，男子花了10元钱买了两张光盘。
　　记者跟上去和他边走边聊。男子说，他来自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农村，42岁，姓吕，在附近的一家高档社区搞装修，忙了一天，晚上他和同伴闲得无聊，就看黄盘。当记者问他是否有“安全的地方”看盘时？吕先生冲记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现在DVD便宜，哥几个凑点儿钱就买了！”
　　由于谈得非常投机，吕先生打开了话篓子，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在工作之余的精神生活状况。和吕先生在一起干活儿的大都是乡里乡亲，年龄也在40岁左右，因为租房费用高，还因为妻子在家乡还要管庄稼、带小孩、侍奉老人，所以，都没有把家眷带来北京。他们在北京熬不住，手里有了钱就往驻马店跑，回到家里“好好地享受一番”。“哪也不去，老黏着床！”说到这里，吕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就像是三天没吃饭，一顿吃得肚子发撑！”
　　由于脱离不了对“一亩三分地”的依赖思想，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夫妻分居成为十分普遍、带有共性的难题，这不仅容易引发出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可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理需求，对促进社会形态转变，构建和谐社会更具有深远意义。是不是这样呢？在记者对北京大兴、昌平等地生产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时发现，夫妻共同出来打工仅是一种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性压抑问题，即使是夫妻同在一个工厂务工，也因为没有制度保障，他们仍然难以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夫妻同在北京务工，但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弱势群体特征性，他们的合法性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并不能像正常的夫妻一样享受爱的快乐！
　　昌平某大型企业的员工小倪来自湖南省湘潭市梅林镇。“一个星期放一天假，为了不耽误加班加点，严格控制员工外出，晚上必须住在单位宿舍里。尽管我们已经结婚了，是合法夫妻，但一个星期也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小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说：“说是放假一天，实际上是从午餐后到第二天早晨计算的，也算企业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有老婆的员工开的‘恩’。”
　　据小倪介绍，他是1998年在老家结婚的，娶的是邻村的姑娘，1999年他在老家的妻子也来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务工，他们两人在昌平郊区租了一间平房作为他们的爱巢。小倪的妻子在别的企业打工，由于妻子所在的企业管理相对宽松些，每天晚上她基本上都住在出租房里，“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住一个晚上，也只能在这个晚上跟老婆亲热一下。”
　　记者在小倪服务的企业采访时了解到，根据企业的规定，在每天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下午5时30分至6时30分、晚上9时30分至10时30分这段时间里，员工均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对这个时间的利用，小倪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洗澡还不够用！”
　　由于没有合适的心理疏导，在这个群体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经常出现性幻想、容易激动，脾气暴躁、精神失常、自杀、相互残杀、同性恋等等；更让人感到后怕的是性功能障碍、生殖器官疾病在外来务工人员中普遍存在。可以这样说，性压抑不仅给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还因而在这个群体中造成了生殖性疾病的高频率发生。
　　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殖健康问题成了中国政府高层关注的焦点。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深圳等地农民工生殖健康中存在的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务必重视和关注农民工的性健康问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在北京、深圳、重庆、江苏、福建进行了专项调查。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专题研究方案》称：有近1亿的流动人口缺乏基本的生殖健康和卫生知识，生殖健康状况堪忧。这个数字并非是危言耸听，据权威的数字表明，中国现有流动人口1.4亿，其中进城农民工超过1.1亿。由于条件所限，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殖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些性疾病在他们中间迅速传播，如不进行有效遏制，将危及社会安全。
　　在北京，40%的外来务工人员至少患一种生殖道感染；其中发现了多例HIV感染者，均在工余有嫖娼、卖淫、吸毒行为；其中女性患生殖道感染性疾病的，大多是因为不知道发生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造成的；在外来务工人员育龄夫妇中，性病、艾滋病、生殖道感染的知识相对于本地居民比较贫乏。
　　一份来自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郑州、南宁、深圳四省市10家医院的生殖健康调查报告表明，有57.1%的外来务工女性有不同程度的生殖健康危机，其中不良卫生习惯带来的各种病原体如病毒、细菌、衣原体等引起外阴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附件炎及盆腔炎等等，成为她们生殖健康的杀手，有的可能会因此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
　　今年是中国发现艾滋病20周年，据卫生部的权威数字表明，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开始，至目前，中国官方预计有84万艾滋病感染者。其中，人口流动因素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不可忽视。
　　2005年7月24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清华大学组织的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会上说，农民工和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近期卫生部将把农民工、大学生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的重点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