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谈上一篇文章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民国时期典型的《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和记者，在中国大陆是怎样工作的？其与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关系，真如他们的照片或自述那样，如田园般浪漫吗？
在《国家地理》百余年的历史中，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1884－1962，美国人）被认为是其最著名的作者之一；他在中国的探险报道“把连摄影师都不太知道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王国、远方的人们和白雪覆盖的山峰，带进了读者的起居室。”①
洛克于1922年2月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当时是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到东亚考察和采集对美国来说稀缺的，有较高经济价值或观赏价值的树种、农作物种子、园林观赏类植物种子，后来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派，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进行探险活动和拍摄报道。1932年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入了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撰写了《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等著作。到1949年8月丽江解放离开云南，洛克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时间跨越27个年头，其在《国家地理》发表的关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地区的探险报道，启发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出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由此洛克成为“香格里拉”的始作俑者。
一、是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者，
也是盗贼和商业间谍
与之前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相比，洛克的照片自成一路：前者主要拍的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或名胜建筑，而洛克的镜头中满眼皆是高山峡谷、地表植被、地理地貌、植物特写以及旅途中的自然风光；偶尔拍摄探险中所遇的少数民族，基本是简单的人像，社会生活类照片很少。这种拍摄方式鲜明地标志出了洛克在华的职业身份：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员 + 地理探险者。
要说洛克与中国，不能不提到弗兰克·梅耶（Frank N. Meyer， 1875-1918）。
梅耶是美国农业部在东亚的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员，在中国工作了8年，曾穿越中国西北、蒙古、东北直达朝鲜；继而又经高加索地区再次进入中国西北，经新疆、甘肃、西藏东部和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考察中国江南；从1916年起又以北京为中心考察华北，1918年6月在南京附近跌入长江溺死。梅耶死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1919年专门刊发纪念文章，说他从中国“向（美国）国内运回了数以千计的植物种子和样品。如今梅耶发现的植物已经在美国的田野、果园、林荫道和栅栏旁生长起来了。如果他还活着，他会高兴地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② 今天美国人吃到的无核柿子、北京梨、中国枣等的种子当时就是由梅耶从中国采集后盗运回美国的。1920年，洛克就是作为梅耶的后继者被派到东亚。
1922年，洛克开始在云南搜集植物物种和标本的工作。到1925年，他寄给华盛顿斯密松学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仅植物物种和标本就超过6万件，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标本，这些物种和标本被分送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等机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主席吉尔伯特·格罗斯夫诺特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以《国家地理学会的云南省探险队》为题撰文表扬了洛克。③ 1928年4月—9月，洛克从丽江经永宁前往四川木里和今日亚丁附近的央迈勇等三神山探险，此行采集植物物种标本数千种、飞禽标本700多种。 1929年洛克到康定西南的贡嘎山探险，采集植物标本317种，单是杜鹃花一项就有163个小类，另有鸟类标本1703件。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这种集物种采集者、探险家、记者的身份于一体的情况，在当时来华旅行的很多外国人身上一度普遍存在，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想方设法，将中国的某些东西倒腾出去。比如与洛克同时在中国探险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华中探险队的领队弗雷德里克·乌尔森，1925年曾驾车穿越蒙古地区（包括内蒙和外蒙，当时均属于中国领土），在贺兰山等地肆意采集植物物种、猎取鸟类等动物标本。在城镇住下后，他们张贴中文写的大红海报，征求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很快一条长龙就排在我们院子里，从带着几根鹰羽毛的老人到提着老鼠尾巴的小孩，都前来响应我们的广告”，④ 短时间内就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英国植物学家厄尼斯特·威尔逊（Ernest H. Wilson，1876-1930），在1899-1911年多次到中国四川、云南、重庆等省市搜集植物物种，数量多达4700种植物，65000多份植物标本，将1593份植物种子带到了西方，其中包括很多中国独有的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物种，比如中国珙桐、猕猴桃等；他拍的照片，与洛克的照片如出一辙。
对类似洛克、威尔逊、乌尔森这样的种子采集和地理探险活动，现在我们的很多报道和评论怀着一种十分浅薄的浪漫主义情怀，将其当作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地理探险活动来看待，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农业作为主要经济产业的时代，种子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特别是某些本土特有植物品种，往往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些种子被盗走，可能会对本土相关产业产生致命影响。近代国际贸易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中国与英国的茶叶贸易的逆转。经济学者郎咸平做过这样的梳理：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因为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每年需要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以至于要到墨西哥开矿，再将白银运到中国，成本极高。此后便想出了用鸦片换中国白银、再用这些白银买中国茶叶的坏招子，于是有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短时间内，用鸦片换取的白银还是不敷进口茶叶之用，于是英国人就开始琢磨第二步了：“1848年，东印度公司派经验丰富的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这家伙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是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我们当时愚昧无知啊，也搞不懂这个苏格兰跟和我们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格兰有什么关系，于是这家伙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内地，深入福建山区，拿到了我们严加看管的茶叶种子，考察记录了茶叶的栽培方法。最后，他带回去了2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走了8个中国的茶叶工人和茶农。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1890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 ⑤ 这就是洛克、威尔逊之流在中国进行采集、探险和科研的真相。他们的采集活动与斯坦因、伯希和从莫高窟藏经洞骗走敦煌卷子性质是一样的：他们是学者、植物学家、探险家，也是不折不扣的骗子、盗贼、商业或文化间谍。
二、 暴雪中的拍摄与土匪枪口下的行走
洛克受《国家地理》委托的探险集中在1923－1932年之间，其在《国家地理》发表的9篇文章也几乎全部撰写于这一时期。高山峡谷、原始森林、竹索渡江、茶马古道；跳大神和酥油花、脏乱不堪的旅馆、使用毒箭的土著人、杀完人继续念经的喇嘛土匪……这些典型的“东方元素”成了洛克“中国故事”的基本背景和主要情节。在这样的背景中，洛克作为一名勇敢智慧、毅力超强、善于与人沟通、勇于征服自然且代表着先进社会的白人探险家的形象被塑造出来。在他的报道中，他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到达某高山、目睹某景观的“第一个白人”—他在中国的探险构成了白人征服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白种人种族优越论的有力见证，他深感骄傲。
洛克的探险旅行以奢华和美国做派成为谈资。“在旅途中，他的部落侍从们被分为一队前卫和一队后卫，前面的一队由一名厨师、一名厨师助理和一名管理全队伙食的男仆带领，精心确定了与洛克有一段在视野中隐蔽的距离。用餐时，地上铺上豹皮地毯，上面安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面上铺有亚麻桌布，银质餐具和餐巾安放其上。我们到达时，饭已快做好了。晚餐后，通常是用茶，然后饮烈性甜酒。洛克教会了他的厨师们烧地道的奥地利菜。他时常接受当地官员和乡绅们的宴请，尝够了中国式的美肴。他吩咐侍从用轿子把自己抬着进入陌生的城镇以显示他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许多围观的民众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王子。”⑥ 1931年，在云南与洛克同路的埃德加·斯诺这样记录洛克的旅行。
但更多的时候是艰苦和危险。1929年3月，洛克率队到康定西南的贡嘎山探险并采集动植物标本。他带着20多名纳西随从，16匹骡子驮着足够7个月的给养，另外还带着“几大箱的摄影器材、胶卷和彩色底片、显影剂、咖啡、听装牛奶、茶、可可、黄油、面粉、盐、糖和一些听装蔬菜……大量的用竹子纤维造的纸，可以用作吸水纸吸干植物标本的水分，还带了捆得紧紧的两大箱轧好的棉花用以保护鸟的皮毛，以及很多箱在丽江以南的和清制造的白色纤维纸，用来包装干了的植物标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装备中还准备了医药箱”。⑦ 这才是洛克旅行的典型情景。跋涉了一天之后，其他人可以休息了，而洛克的晚间工作才刚刚开始：“必须写下详细的日记，取出胶卷放入胶卷盒中，再摸黑装上新胶卷，采集的各种植物标本必须写上标注，注上名称、采集地。”⑧ 经康定前往贡嘎山口时遇到了暴风雪，到了山口，“积雪更深了，暴风雪也越发猛烈。由于我们身处在树木线以上，除了一堵略呈紫色的白墙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好像已迷失在一片白色的漩涡中。” 就在这样的风雪中，洛克带着他的探险队翻越了海拔16000英尺（约4850米）的山口，而在海拔14300英尺（约4300米）的地方，他支起相机，“为在雪中、在满是冷杉和杜鹃树林中的随队队员们拍摄。” ⑨
旅行中最严峻的挑战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贫穷与乱世的副产品—土匪。洛克遇匪无数，之所以能够逢凶化吉，首先是他所雇用的纳西随从刚烈忠勇，人数虽少（一般是10多个人），但关键时刻以一当十，屡次救洛克于危难之中。洛克曾说：“我那些探险活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坚毅的合作队员：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也可以绝对相信他们。例如，有一次我们被600多名悍匪包围，他们也毫不示弱，我想起其他考验他们勇气的场景。在（甘肃）迭部地区，我们被一伙穷凶极恶的匪徒袭击，在松潘北部的荒野，他们和我一起解除了18名藏族流氓的武器，当时我们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他们杀死了。” ⑩
其次，就是洛克具有洋人身份、有钱，深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江湖之道，既能与官府应酬，也能与土匪称兄道弟，坐在一起喝酥油茶。
1928年６月，经木里王介绍，占据央迈勇三神山（洛克报道中称为“贡嘎日松贡布”）的土匪王扎西宗本允许洛克的探险队转山拍摄。转山过程中，洛克与正带着匪徒转山的扎西宗本迎面相遇，洛克记述了当时的戏剧性场面：“匪首（指扎西宗本—作者）礼貌地脱帽、点头、打手势让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他命令一个手下解开牛皮做的马褡裢，从里面取出一块块被手弄得很脏的酥油和软干酪。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没能给他和他的30名土匪照成相，他们个个都配备了步枪和手枪，这些枪是他们从北部的汉军那儿抢来的。他问我晚上在哪儿宿营，我正犹豫不决怎么回答时，他把手放在胸口上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已经发出了命令，不准骚扰你。’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洛克的探险队宿营在一个被土匪盘踞的寺庙里，从没有白人到过这儿，所以洛克引来了土匪们的围观：“我们到达后，一群怪里怪气的藏族土匪香客都跑过来看稀奇。有的爬上墙头盯着我，其余的人挤在院子里看西洋景—来了第一个要住在这座寺院的白人。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又开始朝觐、转经、祈祷。”
三、“没有历史”的纳西朋友
大约在1934年，洛克的探险生涯发生了一个转向，使他由对自然奇观的探索发现转向了对一种文化奇观—古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最终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两部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47，下称《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2年；下面简称《辞典》）。洛克在中国探险拍摄10余年，其摄影方面的成就和趣味，在《王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王国》配图255幅，涉及到川、滇、藏交界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风光、民族人物肖像、百姓生活劳作等，形质精致，荟萃了探险摄影之精华。其中关于纳西、古宗、木里、摩梭等的民族人物肖像和劳作场面，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洛克在中国所做的探险、报道和研究、写作，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一批西方人混中国的方式，也典型地代表了《国家地理》看中国的方式。对洛克的工作和著述，多年来肯定者不厌其烦地强调其科学、人文、影像价值，却对其中的东方学倾向一直有意回避。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与《国家地理》的中国报道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的重要问题：像洛克的这类地理探险和人类学、历史学著作，是否富含着政治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有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和回答。他指出，尽管确实存在着纯粹的知识，但人们“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尽管很隐秘）”；所谓“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简单说，可理解为作为社会一员的知识生产者，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微妙影响（相关分析可见本栏开篇文章《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1922年洛克在中国开始的探险活动，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情境”：美国政府（农业部）派他来到中国，多个机构给他提供资助，使他在丽江上可收买或要挟官府，下可随时雇佣十几位甚至几十位卫士或采集工。他喜欢与卫士们合影，无论前呼后拥还是一字排开，他永远站在中心位置；他的金钱、手枪、西服、西餐、留声机、折叠浴缸、摄影术……当然还有治外法权，使他不仅凌驾于生活在其周围的当地纳西人之上，也凌驾于当时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规约之上。他研究整理纳西经文、编写纳西语—英语词典，工作方式也如同采集标本：雇佣了多名东巴（纳西族经师），让他们不断解释、复述，然后记录、归类，出版时却只署“J.F.Rock”（J.F·洛克），完全当作个人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辞典》的作者中看不到东巴经师的名字？这平等吗？又怎么会没有政治含义？
这，就是与洛克的著作相关的“政治情境”。
但《王国》的具体内容看上去很中性，甚至找不到对纳西人、纳西生活和文化传统有明显歧视性的话语，那“政治含义”从何体现？
英国作家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人后裔。随着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印度脱离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意识不断高涨。1901年，吉普林的著名小说《吉姆》问世，其对印度殖民地的描写，不仅看不到歧视性，甚至温情脉脉，十分优美；但其隐藏的真实意图却十分恐怖，那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社会十分和谐，英国人正可在此“长治久安”：
“一个想象中的印度被制造出来了。它既不包含任何社会变革的因素，也不含有政治威胁的因素。东方化是这种把印度社会设想成为没有敌视英国渗透的结果。因为，东方化的执行者是在这个设想中的印度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统治的。”
在《王国》中，洛克在叙述纳西地理疆域和历史谱系的同时，确立了纳西历史文化永无改变、停止进化的“化石”属性—“东方是静止不变的”，这条源于黑格尔的关于东方的著名论断，不仅是东方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此处也正是纳西人落后无知、贫穷可怜的明证—这不正需要洛克这样的“勇于担当”的白人来拯救、开化、探险、表述、领导、统治吗？
在东方学视野中，《王国》—以及洛克在中国的探险报告—传递出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洛克对纳西人的真实态度。在《王国》的“前言”中，洛克情意绵绵地写到：“当我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那么多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那些回忆，对洛克肯定是幸福的：那些“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帮他完成了一个白种人在中国的探险传奇，多次救了他的命，还帮他破译了纳西文化的密码，使他成为纳西学的开创者，由一个流浪汉成为真正的“洛克博士”，从而在著名东方学者的系列中有一席之地……但那些“纳西朋友”呢？在洛克发表的探险报告和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几乎没有实质性地提及“纳西朋友”的贡献（仅在《辞典》前言中有笼统的感谢）；他也从没有详细地、鲜明生动地、有名有姓地、完整地记述过任何一个“纳西朋友”（侍卫、助手、采集工、东巴经师等）对他的帮助；同时却又自说自话，营造出一种自己与“纳西朋友”之间的田园式关系—洛克真是聪明啊，不愧为一个出来混世界的。
心底里，洛克非常清楚：对他而言，“纳西朋友”就像一个农场主雇佣的季节工，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但他们的名字和身份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真正地关注过，历史学家艾力克·沃尔夫（1923-1999）称这些人为“没有历史的人”。
洛克的“纳西朋友”，正是“没有历史的人。”
在《国家地理》百余年的历史中，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1884－1962，美国人）被认为是其最著名的作者之一；他在中国的探险报道“把连摄影师都不太知道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王国、远方的人们和白雪覆盖的山峰，带进了读者的起居室。”①
洛克于1922年2月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当时是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到东亚考察和采集对美国来说稀缺的，有较高经济价值或观赏价值的树种、农作物种子、园林观赏类植物种子，后来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派，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进行探险活动和拍摄报道。1932年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入了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撰写了《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等著作。到1949年8月丽江解放离开云南，洛克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时间跨越27个年头，其在《国家地理》发表的关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地区的探险报道，启发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出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由此洛克成为“香格里拉”的始作俑者。
一、是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者，
也是盗贼和商业间谍
与之前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相比，洛克的照片自成一路：前者主要拍的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或名胜建筑，而洛克的镜头中满眼皆是高山峡谷、地表植被、地理地貌、植物特写以及旅途中的自然风光；偶尔拍摄探险中所遇的少数民族，基本是简单的人像，社会生活类照片很少。这种拍摄方式鲜明地标志出了洛克在华的职业身份：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员 + 地理探险者。
要说洛克与中国，不能不提到弗兰克·梅耶（Frank N. Meyer， 1875-1918）。
梅耶是美国农业部在东亚的植物物种和标本采集员，在中国工作了8年，曾穿越中国西北、蒙古、东北直达朝鲜；继而又经高加索地区再次进入中国西北，经新疆、甘肃、西藏东部和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考察中国江南；从1916年起又以北京为中心考察华北，1918年6月在南京附近跌入长江溺死。梅耶死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1919年专门刊发纪念文章，说他从中国“向（美国）国内运回了数以千计的植物种子和样品。如今梅耶发现的植物已经在美国的田野、果园、林荫道和栅栏旁生长起来了。如果他还活着，他会高兴地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② 今天美国人吃到的无核柿子、北京梨、中国枣等的种子当时就是由梅耶从中国采集后盗运回美国的。1920年，洛克就是作为梅耶的后继者被派到东亚。
1922年，洛克开始在云南搜集植物物种和标本的工作。到1925年，他寄给华盛顿斯密松学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仅植物物种和标本就超过6万件，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哺乳动物标本，这些物种和标本被分送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等机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主席吉尔伯特·格罗斯夫诺特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以《国家地理学会的云南省探险队》为题撰文表扬了洛克。③ 1928年4月—9月，洛克从丽江经永宁前往四川木里和今日亚丁附近的央迈勇等三神山探险，此行采集植物物种标本数千种、飞禽标本700多种。 1929年洛克到康定西南的贡嘎山探险，采集植物标本317种，单是杜鹃花一项就有163个小类，另有鸟类标本1703件。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这种集物种采集者、探险家、记者的身份于一体的情况，在当时来华旅行的很多外国人身上一度普遍存在，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想方设法，将中国的某些东西倒腾出去。比如与洛克同时在中国探险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华中探险队的领队弗雷德里克·乌尔森，1925年曾驾车穿越蒙古地区（包括内蒙和外蒙，当时均属于中国领土），在贺兰山等地肆意采集植物物种、猎取鸟类等动物标本。在城镇住下后，他们张贴中文写的大红海报，征求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很快一条长龙就排在我们院子里，从带着几根鹰羽毛的老人到提着老鼠尾巴的小孩，都前来响应我们的广告”，④ 短时间内就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英国植物学家厄尼斯特·威尔逊（Ernest H. Wilson，1876-1930），在1899-1911年多次到中国四川、云南、重庆等省市搜集植物物种，数量多达4700种植物，65000多份植物标本，将1593份植物种子带到了西方，其中包括很多中国独有的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物种，比如中国珙桐、猕猴桃等；他拍的照片，与洛克的照片如出一辙。
对类似洛克、威尔逊、乌尔森这样的种子采集和地理探险活动，现在我们的很多报道和评论怀着一种十分浅薄的浪漫主义情怀，将其当作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地理探险活动来看待，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农业作为主要经济产业的时代，种子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特别是某些本土特有植物品种，往往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些种子被盗走，可能会对本土相关产业产生致命影响。近代国际贸易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中国与英国的茶叶贸易的逆转。经济学者郎咸平做过这样的梳理：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因为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每年需要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以至于要到墨西哥开矿，再将白银运到中国，成本极高。此后便想出了用鸦片换中国白银、再用这些白银买中国茶叶的坏招子，于是有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短时间内，用鸦片换取的白银还是不敷进口茶叶之用，于是英国人就开始琢磨第二步了：“1848年，东印度公司派经验丰富的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这家伙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是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我们当时愚昧无知啊，也搞不懂这个苏格兰跟和我们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格兰有什么关系，于是这家伙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内地，深入福建山区，拿到了我们严加看管的茶叶种子，考察记录了茶叶的栽培方法。最后，他带回去了2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走了8个中国的茶叶工人和茶农。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1890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 ⑤ 这就是洛克、威尔逊之流在中国进行采集、探险和科研的真相。他们的采集活动与斯坦因、伯希和从莫高窟藏经洞骗走敦煌卷子性质是一样的：他们是学者、植物学家、探险家，也是不折不扣的骗子、盗贼、商业或文化间谍。
二、 暴雪中的拍摄与土匪枪口下的行走
洛克受《国家地理》委托的探险集中在1923－1932年之间，其在《国家地理》发表的9篇文章也几乎全部撰写于这一时期。高山峡谷、原始森林、竹索渡江、茶马古道；跳大神和酥油花、脏乱不堪的旅馆、使用毒箭的土著人、杀完人继续念经的喇嘛土匪……这些典型的“东方元素”成了洛克“中国故事”的基本背景和主要情节。在这样的背景中，洛克作为一名勇敢智慧、毅力超强、善于与人沟通、勇于征服自然且代表着先进社会的白人探险家的形象被塑造出来。在他的报道中，他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到达某高山、目睹某景观的“第一个白人”—他在中国的探险构成了白人征服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白种人种族优越论的有力见证，他深感骄傲。
洛克的探险旅行以奢华和美国做派成为谈资。“在旅途中，他的部落侍从们被分为一队前卫和一队后卫，前面的一队由一名厨师、一名厨师助理和一名管理全队伙食的男仆带领，精心确定了与洛克有一段在视野中隐蔽的距离。用餐时，地上铺上豹皮地毯，上面安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面上铺有亚麻桌布，银质餐具和餐巾安放其上。我们到达时，饭已快做好了。晚餐后，通常是用茶，然后饮烈性甜酒。洛克教会了他的厨师们烧地道的奥地利菜。他时常接受当地官员和乡绅们的宴请，尝够了中国式的美肴。他吩咐侍从用轿子把自己抬着进入陌生的城镇以显示他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许多围观的民众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王子。”⑥ 1931年，在云南与洛克同路的埃德加·斯诺这样记录洛克的旅行。
但更多的时候是艰苦和危险。1929年3月，洛克率队到康定西南的贡嘎山探险并采集动植物标本。他带着20多名纳西随从，16匹骡子驮着足够7个月的给养，另外还带着“几大箱的摄影器材、胶卷和彩色底片、显影剂、咖啡、听装牛奶、茶、可可、黄油、面粉、盐、糖和一些听装蔬菜……大量的用竹子纤维造的纸，可以用作吸水纸吸干植物标本的水分，还带了捆得紧紧的两大箱轧好的棉花用以保护鸟的皮毛，以及很多箱在丽江以南的和清制造的白色纤维纸，用来包装干了的植物标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装备中还准备了医药箱”。⑦ 这才是洛克旅行的典型情景。跋涉了一天之后，其他人可以休息了，而洛克的晚间工作才刚刚开始：“必须写下详细的日记，取出胶卷放入胶卷盒中，再摸黑装上新胶卷，采集的各种植物标本必须写上标注，注上名称、采集地。”⑧ 经康定前往贡嘎山口时遇到了暴风雪，到了山口，“积雪更深了，暴风雪也越发猛烈。由于我们身处在树木线以上，除了一堵略呈紫色的白墙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好像已迷失在一片白色的漩涡中。” 就在这样的风雪中，洛克带着他的探险队翻越了海拔16000英尺（约4850米）的山口，而在海拔14300英尺（约4300米）的地方，他支起相机，“为在雪中、在满是冷杉和杜鹃树林中的随队队员们拍摄。” ⑨
旅行中最严峻的挑战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贫穷与乱世的副产品—土匪。洛克遇匪无数，之所以能够逢凶化吉，首先是他所雇用的纳西随从刚烈忠勇，人数虽少（一般是10多个人），但关键时刻以一当十，屡次救洛克于危难之中。洛克曾说：“我那些探险活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坚毅的合作队员：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也可以绝对相信他们。例如，有一次我们被600多名悍匪包围，他们也毫不示弱，我想起其他考验他们勇气的场景。在（甘肃）迭部地区，我们被一伙穷凶极恶的匪徒袭击，在松潘北部的荒野，他们和我一起解除了18名藏族流氓的武器，当时我们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他们杀死了。” ⑩
其次，就是洛克具有洋人身份、有钱，深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江湖之道，既能与官府应酬，也能与土匪称兄道弟，坐在一起喝酥油茶。
1928年６月，经木里王介绍，占据央迈勇三神山（洛克报道中称为“贡嘎日松贡布”）的土匪王扎西宗本允许洛克的探险队转山拍摄。转山过程中，洛克与正带着匪徒转山的扎西宗本迎面相遇，洛克记述了当时的戏剧性场面：“匪首（指扎西宗本—作者）礼貌地脱帽、点头、打手势让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他命令一个手下解开牛皮做的马褡裢，从里面取出一块块被手弄得很脏的酥油和软干酪。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没能给他和他的30名土匪照成相，他们个个都配备了步枪和手枪，这些枪是他们从北部的汉军那儿抢来的。他问我晚上在哪儿宿营，我正犹豫不决怎么回答时，他把手放在胸口上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已经发出了命令，不准骚扰你。’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洛克的探险队宿营在一个被土匪盘踞的寺庙里，从没有白人到过这儿，所以洛克引来了土匪们的围观：“我们到达后，一群怪里怪气的藏族土匪香客都跑过来看稀奇。有的爬上墙头盯着我，其余的人挤在院子里看西洋景—来了第一个要住在这座寺院的白人。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又开始朝觐、转经、祈祷。”
三、“没有历史”的纳西朋友
大约在1934年，洛克的探险生涯发生了一个转向，使他由对自然奇观的探索发现转向了对一种文化奇观—古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最终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两部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47，下称《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辞典》（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2年；下面简称《辞典》）。洛克在中国探险拍摄10余年，其摄影方面的成就和趣味，在《王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王国》配图255幅，涉及到川、滇、藏交界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风光、民族人物肖像、百姓生活劳作等，形质精致，荟萃了探险摄影之精华。其中关于纳西、古宗、木里、摩梭等的民族人物肖像和劳作场面，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洛克在中国所做的探险、报道和研究、写作，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一批西方人混中国的方式，也典型地代表了《国家地理》看中国的方式。对洛克的工作和著述，多年来肯定者不厌其烦地强调其科学、人文、影像价值，却对其中的东方学倾向一直有意回避。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与《国家地理》的中国报道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的重要问题：像洛克的这类地理探险和人类学、历史学著作，是否富含着政治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有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和回答。他指出，尽管确实存在着纯粹的知识，但人们“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尽管很隐秘）”；所谓“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简单说，可理解为作为社会一员的知识生产者，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微妙影响（相关分析可见本栏开篇文章《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1922年洛克在中国开始的探险活动，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情境”：美国政府（农业部）派他来到中国，多个机构给他提供资助，使他在丽江上可收买或要挟官府，下可随时雇佣十几位甚至几十位卫士或采集工。他喜欢与卫士们合影，无论前呼后拥还是一字排开，他永远站在中心位置；他的金钱、手枪、西服、西餐、留声机、折叠浴缸、摄影术……当然还有治外法权，使他不仅凌驾于生活在其周围的当地纳西人之上，也凌驾于当时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规约之上。他研究整理纳西经文、编写纳西语—英语词典，工作方式也如同采集标本：雇佣了多名东巴（纳西族经师），让他们不断解释、复述，然后记录、归类，出版时却只署“J.F.Rock”（J.F·洛克），完全当作个人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辞典》的作者中看不到东巴经师的名字？这平等吗？又怎么会没有政治含义？
这，就是与洛克的著作相关的“政治情境”。
但《王国》的具体内容看上去很中性，甚至找不到对纳西人、纳西生活和文化传统有明显歧视性的话语，那“政治含义”从何体现？
英国作家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人后裔。随着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印度脱离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意识不断高涨。1901年，吉普林的著名小说《吉姆》问世，其对印度殖民地的描写，不仅看不到歧视性，甚至温情脉脉，十分优美；但其隐藏的真实意图却十分恐怖，那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社会十分和谐，英国人正可在此“长治久安”：
“一个想象中的印度被制造出来了。它既不包含任何社会变革的因素，也不含有政治威胁的因素。东方化是这种把印度社会设想成为没有敌视英国渗透的结果。因为，东方化的执行者是在这个设想中的印度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统治的。”
在《王国》中，洛克在叙述纳西地理疆域和历史谱系的同时，确立了纳西历史文化永无改变、停止进化的“化石”属性—“东方是静止不变的”，这条源于黑格尔的关于东方的著名论断，不仅是东方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此处也正是纳西人落后无知、贫穷可怜的明证—这不正需要洛克这样的“勇于担当”的白人来拯救、开化、探险、表述、领导、统治吗？
在东方学视野中，《王国》—以及洛克在中国的探险报告—传递出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洛克对纳西人的真实态度。在《王国》的“前言”中，洛克情意绵绵地写到：“当我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那么多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那些回忆，对洛克肯定是幸福的：那些“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帮他完成了一个白种人在中国的探险传奇，多次救了他的命，还帮他破译了纳西文化的密码，使他成为纳西学的开创者，由一个流浪汉成为真正的“洛克博士”，从而在著名东方学者的系列中有一席之地……但那些“纳西朋友”呢？在洛克发表的探险报告和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几乎没有实质性地提及“纳西朋友”的贡献（仅在《辞典》前言中有笼统的感谢）；他也从没有详细地、鲜明生动地、有名有姓地、完整地记述过任何一个“纳西朋友”（侍卫、助手、采集工、东巴经师等）对他的帮助；同时却又自说自话，营造出一种自己与“纳西朋友”之间的田园式关系—洛克真是聪明啊，不愧为一个出来混世界的。
心底里，洛克非常清楚：对他而言，“纳西朋友”就像一个农场主雇佣的季节工，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但他们的名字和身份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真正地关注过，历史学家艾力克·沃尔夫（1923-1999）称这些人为“没有历史的人”。
洛克的“纳西朋友”，正是“没有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