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南方周末》为此前钱理群先生宣布“告别教育”做了很大版面的文章。这里的教育应该是“中学教育”，说得小一点是“中学语文教育”，说得大一点是“中学人文教育”。估计钱先生十五年试水中学语文教育之后“失意的凯旋”会在中学语文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应该说，中学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存在问题，哪怕不唱高调，不谈体制那些“肉食者谋之”宏大的事，就我看，比如“奥数”就没问题吗？比如艺术教育就没问题吗？比如历史教育就没问题吗？以历史课程为例，就我在大学开“大学人文”课所了解到的，在国家编纂史统驭下的历史观就很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女性、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庶民等等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这种简单粗暴的历史观会怎么影响未来公民的历史判断？我不熟悉中学历史教育现状，不知道历史学家和中学历史老师是怎么反映的。我也没想清楚为什么中学语文教育这些年折腾得动静最大，是不是很多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关心中学语文教育的人都有一个“文学青年”的前梦，他们会把少年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带入到未来的生命中？但我知道就算在高考体制下，语文作为一门必需的、分数权重大的课程其合法性、重要性是没有问题的，至少不会像音乐、美术之流在中学里那么边缘。所以容不得你去瞎折腾的。但如果语文课不是让学生体悟母语之优美和文学之魅力，这样的语文课还能叫语文课吗？我曾经和中学语文老师说，中学课程够无趣的太多；如果语文课也无趣，那么学生的学校生活多么暗淡无光。事实上，中小学语文课应该是，也能够是学生青春时代丰沛的激情和灿烂的想象之所在。
　　我们姑且承认钱理群先生是一个“失败者”，但失败者所走的路对后来者却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钱理群先生“失败”的启示首先在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投入到具休实践时本来应该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钱理群说：“我最早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时间是1998年。当时是两个动机：第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教育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很绝望了，唯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也绝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做什么。我要反抗绝望。第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我要反抗绝望”，当初钱理群先生掺和到中学语文教育，其骨血里流淌着的是鲁迅的血脉。事实上，钱理群是有过以自己的社会声望影响教育体制的梦想，他也尝试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更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抱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他介入到中学语文教育的最初几年，无论是参与教材建设，还是在中学开设“鲁迅研究”的课程，都曾经是大众傳媒关注的焦点，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2006年，在与湖北仙桃一中梁卫星的通信中，他就说过：“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题的时候，钱理群则把来自“底层的”“下面的”“自己的”“静悄悄的变革”描述为：
　　第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从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也就是我们从每一堂课开始，从每一个教育行为开始，从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变革，改变我自己的课堂，和我们一群朋友之间的教育存在。
　　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我自己和我们这个小群体，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这里尝试一个有意义的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在现有框架上加一些东西，不直接和现有框架对抗，形成了第二教育。第二教育的特点和第一教育的关系是本质上对抗的，但是不采取对抗的一种方式，不挑战。
　　第二，牢牢把握了当下，不虚构美好的未来，不寄希望一劳永逸的彻底的教育改革，而采取一种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从当下做起，当下收效，当下获得快乐，获得一种意义，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我们之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面对的永远是具体的学生，一个一个的学生。所以它是一个草根运动，也可以说是自愿者，立足于自身，力量就在你自己，把握你自己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许丽芬说的，我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就有一群人做，就有更多人做，它是有辐射效应的。
　　我们要有自信，我们所做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教育本质的。因此你是有吸引力的，只要你做好了，有效果了，它是有说服力的，它会吸引一些人的，所以你绝不孤单。我刚才说，前提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但在有限空间内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现在成功的案例都是这样。
　　近现代中国似乎从没有缺过改造现实的梦想家，但如何使梦想到现实不是从“丰腴”到“骨感”，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梦想家出发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自己”。理想主义者应该学会“示弱”，而不是自恋的虚妄和无谓的牺牲。应该说，钱理群先生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梦想家，他不和现实媾和，不做体制的同谋；他不世故练达的秉性，注定了他一开始并不能算一个行动着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是在对我们的体制、对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我们的中学教育、对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没有一种透彻的认识的情况下就仓促投身进中学语文教育的。而且启蒙者的预设立场，也注定了他一开始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及至今日，钱理群先生还在痛惜在南师大附中寥落的课堂，可是钱先生恰恰应该意识到能够坚持下来的可能都是先生的真“热爱者”。如果没有钱先生这次“失败”的“下基层”，这些孩子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听到钱理群先生讲“鲁迅”。 　　其实，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如果反观钱理群的中学语文教育实践，我们就会发现，它有更多“知己”间“私下的改革”的特点，他是在和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福建一中的陈日亮、深圳中学的马小平、四川成都新都一中的夏昆、湖北仙桃一中的梁卫星这些老师建立起一种心灵的对话关系之后的“静悄悄的变革”。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我曾经开玩笑说，应该找一个心有默契的这样的“真正的教师”谈一场恋爱，一起作钱理群先生这样的“私下的改革”。事实上，这也是我能够想到的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方式，相濡以沫、声气相通地相互鼓励和支持着做事，就像爱恋者的居家过日子，而不是雷声隆隆、雨点却也没有几滴的假作势。因此，在个人无法撼动整个体制的前提下，有意义、有效果的改革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知己”间“私下的改革”。
　　也正是据此，我不同意将钱理群先生的中学语文教育实践视为“失败”。从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到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就算不是“完胜”，至少应该视做一种有限度的“前行”和“推进”。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钱理群先生说的“动机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在我们言必称“民国”的很多“公知”眼里恰恰没有看到这个“‘五四’的传统”。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所谓的大学教师会到中小学做讲座、做课题，但这种“做”，去“‘五四’的传统”甚远，这些人去“做”，并不是把其作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做”的。
　　从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格局来看，有所谓的“公办”和“民办”两块，这和民国区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教师全面退出中小学，恰恰是我们今天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如果说“公办”是铁板一块，那么“民办”呢？我们的投资人有春晖中学老板的理想和胸襟吗？1908年，上虞富商陈春澜捐银五万元，在小越横山创办春晖学堂；1919年，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经亨颐偕同乡贤王佐，又征得陈春澜二十万银元续办中学。我们在这所中学的教师名录上看到的是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张孟闻、范寿康等名流大家。无论“公办”“民办”，只要其教育目标针对考试，我们习惯上就会认为大学教师进学校会影响教学秩序和考试成绩。举一个立达学园的例子。这所上个世纪20年代由匡互生、朱光潜和丰子恺等创办的学校，其领导层，大多为思想开明的社会名流，董事会由任教育总长的易培基兼任董事长，立達学会由匡互生、夏丏尊、郑振铎、沈雁冰（茅盾）、朱自清、周谷城等组成；教师也皆是一时俊杰：文史老师有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茅盾、郑振铎、周予同，美术音乐老师有丰子恺、吕骥、关良，外语老师有胡愈之，数学物理老师有楚图南、夏衍、章克标等。就是这样一所中学，其考试成绩呢？ “当时上海市的中学实行全市统考，第一次立达排在十二名，第二次上升至第八名，第三次一跃而至第三名。”（项红专：《立达学园——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中小学管理》2009年第11期）让中小学外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名流、大家走进高深的院墙给学生讲讲课、做做讲座，甚至更开放一点，就一定会影响考试成绩吗？退一步讲，就算有影响，会多大程度影响？怎样影响？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思考过、实践过、对比研究过呢？
　　扯开去说，我们不要以为“大楼”和“大师”的说辞只是针对大学。我们现在的中小学勿论“公”“民”，大楼巍巍然的多了去。看立达学园，最初的创办者匡互生、朱光潜和丰子恺、陶载良等，为创办学校，他们最初捐款一百余元，又借款五百元；丰子恺卖去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得七百元，共计一千余元。学校初创时的情形是：“那时我们只有二三张板桌和几只长凳，点一盏火油灯。”学校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时的情况也一样：“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旧得多。楼下吃饭的时候，常有灰尘或水滴从楼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间下面的灶间，是匡先生的办公处兼卧室。教室与走道没有间隔，陶先生去买了几条白布来挂上，当做板壁。” （丰子恺：《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
　　和立达学园这样的学校比，我们缺什么呢？ “立达学园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名称就特别，称为学园，不称学校。这是一班热心教育的人办的，要造成一个理想的学校，所以许多教员都在别的学校兼课，不但不受立达的钱，反而‘倒贴’钱给学校，例如匡互生卖掉他的田地，丰子恺卖掉他的房屋，这种精神极可钦佩。师生住同样的寄宿舍，同桌吃同样的饭菜，这也是他处所没有的。”（赵景深：《夏丏尊》）“我们坚信学校要有特殊的精神，才可以造就真正的人才；而这种特殊的精神要能对于现时社会有补偏救弊的效用。”“我们师生大家都极力以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要使社会对于立达的师生所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诚恳的态度。”“我们立达的师生对于学问方面，不纯是记忆书本知识，要能在课本自由研究，独立思考，以求养成科学的头脑，”（匡互生、朱光潜：《立达学园旨趣》）急功近利，没有“自由研究，独立思索”的精神是我们现在中小学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通病和积弊。因此，从这种角度说，像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大学老师进中学，哪怕就算是他自己说的“过客”，不能说没有意义。从钱理群这些人开始，是不是有更多大学教师和社会名流大家能够放下身段去中学？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小学敞开大门迎纳大学教师和名流大家呢？哪怕就是认认真真给孩子们上一节课，哪怕就是寥落的十数人，不也很好吗？
　　钱理群先生“告别教育”，我看到的却是他念念殷殷“五里一徘徊”的“无法告别教育”。
　　2012年中科随园西山
　　（选自《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