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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深冬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常书鸿一个人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他要去兰州正式任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这一年因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政府遭到舆论围攻。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成为一时间的焦点话题。为了应付舆论，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莫高窟距兰州1200公里，常书鸿坚持把研究所设在那里，结果，直到第二年2月20日，才召集到勉强可以成行的人马。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了一个月，把研究所一行6人送到路的尽头——安西境内，最后由10头骆驼载着他们来到金碧辉煌的沙漠画廊——千佛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圆箓引水冲沙时，发现了现编号17号洞窟内的藏经洞。此后，敦煌这个荒凉的地方被20世纪初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埋藏在洞窟中的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文物多达三万余件，这些上至北魏的稀世珍宝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埋藏于此，安然度过近九百年。王道士起初还算安分，先是报告县长，县长让他将洞封闭了事。又手书一折，“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欲报功请赏。迟迟不见朝中过问此事，于是王道士俨然主人，开始将宝物随意送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只用区区几百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拿去近万件文物。紧接着，法国伯希和、俄罗斯柯斯洛夫、日本橘瑞超等纷纷来到敦煌，用相同手段取得大量文物。西方殖民者公然盗走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博物馆，各国汉学家们则开创了一门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敦煌学奠基者之一。1907年他从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后来整理编写了一套《敦煌图录》。正是这本《敦煌图录》，让常书鸿开始了自己与敦煌的因缘。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其时，常书鸿已在法国生活近十年，完全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他的油画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得过三枚金奖、两枚银奖。看见《敦煌图录》的瞬间，常书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祖国竟拥有如此璀璨的艺术。随后他来到吉美博物馆，亲眼目睹了那里收藏的伯希和盗来的大量敦煌文物。他当即认定，古老的敦煌艺术胜过他所崇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艺术。对当时没落的巴黎艺术心有不满的常书鸿决定回国，到敦煌亲眼看看。恰在这时，接到南京教育部部长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欣然接受了。
去敦煌的行程因抗日战争而延宕，常书鸿随国立艺专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湖南、云南、重庆之间。去敦煌前，他是隶属于国民党教育部的美术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
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呈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报告中是這样写的：“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瀚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提议通过后交由教育部办理，最后成立的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不是敦煌艺术学院。
莫高窟1954年通电，上世纪80年代才找到可以饮用的地下水。距敦煌县城25公里，四面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惟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牛车；酱油拌面条是他们的主食，登攀工具是用木棍自制的“蜈蚣梯”；他们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在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每日连爬带跳进到洞里；洞中光线幽暗，临摹的时候，点着土蜡烛；教育部的拨款经常几个月甚至多半年不来，有时他们只能使用泥土研制的天然颜料。
1945年抗战结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把石窟交给县政府。前前后后来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书鸿完全可以打道回府，去重庆或北平教书作画。但此时他对石窟里灵动飘舞的飞天，色彩丰富的经变画，以及彷佛生命犹在的彩塑画像，已经着魔得无法割舍，怎么放心把石窟交给一直对千佛洞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吏呢。经他四处游走，向社会大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归属于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
常书鸿接掌敦煌艺研所前，曾拜会于右任先生。于老先生一再鼓励他坚持。感谢常书鸿的坚持，在1951年5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历代代表作摹本”已达到四千余件。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感谢常书鸿。印度著名的阿旃陀壁画，在英人统治时期，被涂上一层所谓的保护油漆，致使壁画变成暗褐色，画面模糊不清。初到敦煌时，国民党教育部某高官亲口指示常书鸿，用英国人的办法把敦煌壁画全部涂上凡纳西油。常书鸿知道，把凡纳西油涂在油画上是会变色的。他当然没有按照上司意愿行动，阿旃陀壁画的厄运才没有在莫高窟重演。
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按照常书鸿的计划，这一年国庆前要把二十几年的工作做个汇总，要举办大型展览，开纪念会、研讨会，拍摄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编辑整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一系列介绍敦煌的出版物。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只用一句话便将文革十年勾抹过去。
莫高窟距兰州1200公里，常书鸿坚持把研究所设在那里，结果，直到第二年2月20日，才召集到勉强可以成行的人马。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了一个月，把研究所一行6人送到路的尽头——安西境内，最后由10头骆驼载着他们来到金碧辉煌的沙漠画廊——千佛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圆箓引水冲沙时，发现了现编号17号洞窟内的藏经洞。此后，敦煌这个荒凉的地方被20世纪初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埋藏在洞窟中的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文物多达三万余件，这些上至北魏的稀世珍宝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埋藏于此，安然度过近九百年。王道士起初还算安分，先是报告县长，县长让他将洞封闭了事。又手书一折，“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欲报功请赏。迟迟不见朝中过问此事，于是王道士俨然主人，开始将宝物随意送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只用区区几百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拿去近万件文物。紧接着，法国伯希和、俄罗斯柯斯洛夫、日本橘瑞超等纷纷来到敦煌，用相同手段取得大量文物。西方殖民者公然盗走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博物馆，各国汉学家们则开创了一门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敦煌学奠基者之一。1907年他从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后来整理编写了一套《敦煌图录》。正是这本《敦煌图录》，让常书鸿开始了自己与敦煌的因缘。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其时，常书鸿已在法国生活近十年，完全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他的油画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得过三枚金奖、两枚银奖。看见《敦煌图录》的瞬间，常书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祖国竟拥有如此璀璨的艺术。随后他来到吉美博物馆，亲眼目睹了那里收藏的伯希和盗来的大量敦煌文物。他当即认定，古老的敦煌艺术胜过他所崇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艺术。对当时没落的巴黎艺术心有不满的常书鸿决定回国，到敦煌亲眼看看。恰在这时，接到南京教育部部长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欣然接受了。
去敦煌的行程因抗日战争而延宕，常书鸿随国立艺专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湖南、云南、重庆之间。去敦煌前，他是隶属于国民党教育部的美术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
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呈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报告中是這样写的：“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瀚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提议通过后交由教育部办理，最后成立的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不是敦煌艺术学院。
莫高窟1954年通电，上世纪80年代才找到可以饮用的地下水。距敦煌县城25公里，四面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惟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牛车；酱油拌面条是他们的主食，登攀工具是用木棍自制的“蜈蚣梯”；他们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在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每日连爬带跳进到洞里；洞中光线幽暗，临摹的时候，点着土蜡烛；教育部的拨款经常几个月甚至多半年不来，有时他们只能使用泥土研制的天然颜料。
1945年抗战结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把石窟交给县政府。前前后后来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书鸿完全可以打道回府，去重庆或北平教书作画。但此时他对石窟里灵动飘舞的飞天，色彩丰富的经变画，以及彷佛生命犹在的彩塑画像，已经着魔得无法割舍，怎么放心把石窟交给一直对千佛洞存有觊觎之心的地方官吏呢。经他四处游走，向社会大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归属于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
常书鸿接掌敦煌艺研所前，曾拜会于右任先生。于老先生一再鼓励他坚持。感谢常书鸿的坚持，在1951年5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历代代表作摹本”已达到四千余件。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感谢常书鸿。印度著名的阿旃陀壁画，在英人统治时期，被涂上一层所谓的保护油漆，致使壁画变成暗褐色，画面模糊不清。初到敦煌时，国民党教育部某高官亲口指示常书鸿，用英国人的办法把敦煌壁画全部涂上凡纳西油。常书鸿知道，把凡纳西油涂在油画上是会变色的。他当然没有按照上司意愿行动，阿旃陀壁画的厄运才没有在莫高窟重演。
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按照常书鸿的计划，这一年国庆前要把二十几年的工作做个汇总，要举办大型展览，开纪念会、研讨会，拍摄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编辑整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一系列介绍敦煌的出版物。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只用一句话便将文革十年勾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