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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以单个寺庙的佛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或著作进行述评，了解当前佛教音乐民族志研究热点问题以及发展状况和发展方向，探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
[关键词]佛教音乐；个案研究；音乐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J6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2-0030-03
一、导言
佛教音乐，是被佛教认可的不同于世俗音乐的特殊的音乐形式，是佛教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被认为其具备以“音声作佛事”的作用，佛教音乐一直作为佛教传送教义的重要方式。不过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俗世音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宗教艺术形式，主要应用于各种“供奉”、“颂佛”的佛事仪式或宗教仪式中。但因佛教传入我国历史久远，又因地域辽阔，更因佛教宗派林立，中国佛教音乐历代都未形成统一的佛乐形式。一方面是经文的选择差异；另一方面即便同一经文，因时空背景不同，其演唱形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佛教音乐进行研究，此后，佛教音乐受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成果也越来越丰硕，不仅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也更有许多佛教界人士加入进来。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当然包括宗教音乐），必然会进入人类学关注的视野。从严格的学科划分角度来看，音乐应属于艺术美学的范畴。然而，人们对音乐的认识并不仅仅满足于对音乐本体的研究，我们认同梅里亚姆（1964）音乐人类学的观点，每一种音乐都依存于其文化背景之中，同时都能表现其文化背景。而人类学最为关注的就是行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应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音乐（或佛教音乐），是笔者一直困惑的难题，由于以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实践研究，笔者尝试通过2000年以来的以单个寺庙佛教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期望了解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宗教或宗教艺术（音乐）的研究范式、理念及方法，以及当前佛教音乐研究的状况。
二、热点
自200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单个寺庙佛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大概有近30篇。由于中国大陆佛教四大名山情况特殊，佛寺比较集中，佛乐表现形式也很典型，所以其佛乐研究也纳入本文综述范围中。纵观这些年的研究作品，可以根据其写作内容和方法分成四类：
1.运用现场记录和文献资料的方法，梳理某个寺庙的佛教音乐的流传轨迹，对现存的音乐本体进行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是一种音乐学专业的研究。
钱慧（2005）对江苏宝华山隆昌寺“钟声偈”的音乐特点考察，归纳其唱奏风格及功用特征；崔晓娜（2006）的河北柏林禅寺“瑜伽焰口”音乐法事考察，总结佛教音乐中国化世俗化的变迁；韦民（2009）对白马寺佛教音乐特点的探讨，揭示其与历代民间音乐间的联系。高明（2011）的学位论文，则关注东北名山——千山中的佛教音乐的历史及现今在法事中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了千山佛教音乐中的辽南和满族音乐因素，是佛教音乐中较有特色的一种。
这些文章都是对音乐乐谱或乐器、仪式进行记录，重点关注音乐本身，对音乐外的其他要素或内容不予关心。
2.适当地运用音乐人类学的某些理论或视角，如音乐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对音乐本体和音乐仪式进行考察记录，同时尝试对其相关的文化、功能和参与的主要人群进行关注和了解，具有人类学风格的音乐专题研究。
吴中蓓（2005）的学位论文，除了常规的对长沙开福寺比丘尼焰口仪式音乐本体的研究之外，还对参加活动的人群，如主持仪式的比丘尼和信众、即斋主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对本寺比丘尼出家原因进行了调查。
郑成统（2007）的学位论文，重点对厦门南普陀水陆法会瑜伽焰口音乐本体的表现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对唱词的基本结构和节奏规律也进行了分析。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作者坚持“从文化中研究音乐和在音乐中透视文化内涵”的研究方法，该论文最后一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佛乐与养生的关系，以及梵呗自身的审美观等，丰满了文章的内容，也进一步展示了佛教音乐的面貌。
卓拉（2009）的学位论文，在多次对东林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在净土宗东林寺的相关历史资料上，系统地梳理了以东林寺为代表的净土宗音乐发展轨迹。主要内容仍是放在音乐本身的相关要素分析中，例如历史脉络、佛乐法器、记录音谱之例的，在文章末尾对净土佛号的功能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卓娜 （2010）的学位论文，是一篇研究藏传佛教的论文，在对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的历史背景和法事仪式进行介绍之外，该文还从地域、民俗、娱乐等角度对该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
除学位论文外，陈华丽（2007）以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为指导进行个案研究，用“概念、行为、音声”建构理论框架来探讨归元寺仪式音乐，不仅对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也重点关注了实践主体的观念，以及这个观念和行为的相互关系。王姝懿、柴修石（2008），在对大相国寺佛乐佛乐表演时的仪式和音乐特征进行了记录分析之外，也以较小的篇幅对乐僧们为什么从事这个工作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就人员流动对佛乐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看法。
笔者以为以上这些文章运用了现场调查方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已经超越了音乐学的研究，带有鲜明的人类学研究倾向，但其调查方法和人类学所主张的方法和理念还是有所差距的。
3.以佛教音乐为依托或切入点，进行宗教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这样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
陈华丽（2009），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国恩寺的僧人们对佛乐、俗乐（民歌、流行音乐）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佛乐要靠僧人来表演和传承的，所以对他们的观念进行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詹晶晶的学位论文（2013），则用完全采用民族音乐志的方法考察岭南地区的国恩寺水陆法会“放焰口”仪式音声。论文运用“音声”的概念而不仅仅是“音乐”，因为在仪式中大量的内容是靠非音乐性的“音声”来表达的。论文不仅对国恩寺水陆法会“放焰口”仪式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音乐部分进行了实录，还着重分析了非音乐部分的内容，并从功能的角度对参与仪式的人群进行了分析。本篇论文是比较规范地应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音乐仪式考察的。 4.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地区的最新研究状况。
（1）智化寺佛乐的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几十年来，成果相当多，对其的挖掘程度也比较深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对智化寺音乐进行研究的论文不下10篇，代表性的有袁静芳（2012）对近50年来智化寺音乐的乐器、乐队、宫调、曲目以及传承模式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但并未对应该也变化了的音乐实践主体进行调查分析。
聂麒赞（2012）的学位论文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智化寺音乐，在以前的智化寺音乐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关注了音乐表像之后的“人”与“社会”，这是比较标准的宗教人类学作品。
（2）五台山音乐研究。五台山的音乐研究历史久远，研究成果也相当多。本世纪以来，在《五台山研究》、《中国音乐》、《佛教文化》等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五台山音乐的文章共有10来篇之多。
何茜（2009）从遗产传承、保护的角度对五台山的佛乐进行了讨论；屈洪海（2011）也从传承的角度对五台山的佛乐现状进行讨论。韩军（2011）则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概括性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以名山名寺音乐研究的书籍非常的少。可见的只有韩军（2004）、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重心仍然是梳理、记录、描述，是五台山佛教音乐的集大成之作，涉及了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所有方面，内容详实、细致。
（3）其他名山佛教音乐的研究。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峨眉山佛事梵呗探微——以伏虎寺为例》，对伏虎寺的梵呗源流进行了考察，对现在佛事所演唱的梵呗特点做了记录分析。类似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还有《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6期《九华山佛教音乐探析》，《音乐探索》2010年第3期《梵音妙音、清静人间——九华山佛教音乐初探》等，这些文章都是着重对各地或具体的寺庙进行音乐本体方面的研究。
（4）此外，袁静芳主编的几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也有一些对音乐个案研究的文章，如2004年的论文集中涉及的佛教音乐有：北京雍和宫（田联韬）、重庆罗汉寺（钟光全）、浙江南普陀寺（肖学俊）、五台山殊像寺（杨秋悦）。2006年的论文集中有：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郝毅）、塔尔寺（满当烈等）、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傅利民）、大相国寺（潘国强）、河北赵州柏林禅寺（薛彦景）等。这些文章都着重于对音乐本体或仪式进行记录和描述。
三、思考
从以上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单个寺庙（院）为个案进行佛教音乐研究的长处与局限。[BW（S（S，，）][BW）]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分析。从现在的音乐民族志资料来看，如果具体到宗教音乐或仪式，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就佛教而言，中国大陆名山古寺众多，就连著名的四大道场，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中也只有五台山的音乐研究比较深入系统，北京智化寺的音乐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其他的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传统认为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北方佛教音乐，雄劲爽利、朴素易懂；而以南方峨眉山寺庙为代表的南方佛教音乐细腻艳逸、委婉曲折。但笔者认为虽然佛界与世俗世界有所不同，然而终究无法摆脱具体的地域环境和所在的区域文化。举个简单的例子，九江能仁寺和重庆的华岩寺，同为禅宗，其法事梵呗就有所不同，而能仁寺和东林寺，同处于九江地区，但宗派不同，其佛乐也就有所区别，还要注意到各地的不同民风民俗、信众及僧人的背景也会对佛乐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个案研究的成果。对某个地区某个寺庙的音乐形式进行详细的介绍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所有后来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努力，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应该继续下去。只有每个小点都清楚了，才能有将一大片区域甚至整个状况看清楚的可能。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分析。虽然观察描述具体的音乐现象是非常重要的，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但是，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明显，音乐学的记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或再现，如乐曲的声响本身的高低强弱，节奏旋律和声力度等要素；而音乐民族志侧重于音乐展现中人的纪录，诸如人如何展现音乐、参与创造、身份认同等。
这些作品中，都具有文化整体观的意识。但缺乏的就是“人”的身影。我们看不见音乐实践者的样子、他们演奏佛乐时的心情和感受，也不能了解受众那时那刻的感情，我们只看到了分散开来的被记录的曲谱、唱词或者加上乐器名称，至于它们是如何经由演奏者们的心灵、融合佛家的理念变成一种圣洁空灵之声的，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看见，但应该是可以要求被期待的。我们期待看见美妙空灵的佛乐中的神圣的或依旧俗世的心灵，还有当时当地的环境、甚至生态气候，以及那些受众的情况和认识。
从这些作品的调查方法来看，似乎调查就约等于记录。记录当然是调查方法的一种，但人类学的调查除了对经验事实全面的完整的记录和描述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绝不能忽视的就是“体验”，像实践主体者一样去行动、去思考、去分析。这恰恰是许多当前研究佛乐或音乐的人做不到的，记录的再详细精整，无法了解背后行动主体的世界，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了解佛乐的精髓。一定要去观察、体验和研究音乐行动者，而不是通过研究者自已的逻辑演绎和思辨直接获得主观的印象。
[JP2]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某一个单独的寺庙，或者一篇期刊论文，容量都是有限的，无法足够展现音乐人类学的这种理想。可喜的是，在近年来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佛教音乐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只注重纪实性描述逐步过渡到用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阐释学、象征学分析的过程。如《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等。国外有些研究如美国学者卡特林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也做得非常好，阐述了几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及其保持着有亲和力的文化关系，并用以说明音乐演奏的象征意义，“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熊晓辉，2009，同参考文献[3]）。[JP]
笔者认为要研究音乐或人类创造的任何艺术而言，如果要想研究深入，就必须关注其行为背后的心理、文化以及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就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才会让我们更加接近这种艺术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普遍意义。
[HT5"H][参 考 文 献]
[1][ZK（#]陈华丽.归元禅寺水陆法会外坛梁皇宝忏仪式及其音乐分析[J].艺术探索，2007（6）.
[2]崔晓娜.河北柏林禅寺“瑜伽焰口”音乐考察[J].佛教文化，2006（5）.
[3]高明.千山寺庙中音乐中的佛教音乐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4]何茜.五台山佛教音乐探究[J].五台山研究，2009（01）.
[5]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04.
[6]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名山名寺卷）（仪轨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钱慧.“晨钟暮鼓”音乐调查及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1）.
[8]屈洪海.五台山台内、台外佛教音乐传承探析[J].中国音乐，2011（02）.
[9]王姝懿，柴修石.大相国寺佛乐初探[J].吉林学院学报，2008（04）.[ZK）]
[10][ZK（#]袁静芳.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N].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1]郑成统.厦门南普陀水陆法会瑜伽焰口梵呗音乐文化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07.
[12]卓拉.净土梵音—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9.
[13]卓娜.草原圣会—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0.
[关键词]佛教音乐；个案研究；音乐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J6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2-0030-03
一、导言
佛教音乐，是被佛教认可的不同于世俗音乐的特殊的音乐形式，是佛教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被认为其具备以“音声作佛事”的作用，佛教音乐一直作为佛教传送教义的重要方式。不过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俗世音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宗教艺术形式，主要应用于各种“供奉”、“颂佛”的佛事仪式或宗教仪式中。但因佛教传入我国历史久远，又因地域辽阔，更因佛教宗派林立，中国佛教音乐历代都未形成统一的佛乐形式。一方面是经文的选择差异；另一方面即便同一经文，因时空背景不同，其演唱形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佛教音乐进行研究，此后，佛教音乐受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成果也越来越丰硕，不仅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也更有许多佛教界人士加入进来。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当然包括宗教音乐），必然会进入人类学关注的视野。从严格的学科划分角度来看，音乐应属于艺术美学的范畴。然而，人们对音乐的认识并不仅仅满足于对音乐本体的研究，我们认同梅里亚姆（1964）音乐人类学的观点，每一种音乐都依存于其文化背景之中，同时都能表现其文化背景。而人类学最为关注的就是行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应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音乐（或佛教音乐），是笔者一直困惑的难题，由于以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实践研究，笔者尝试通过2000年以来的以单个寺庙佛教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期望了解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宗教或宗教艺术（音乐）的研究范式、理念及方法，以及当前佛教音乐研究的状况。
二、热点
自200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单个寺庙佛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大概有近30篇。由于中国大陆佛教四大名山情况特殊，佛寺比较集中，佛乐表现形式也很典型，所以其佛乐研究也纳入本文综述范围中。纵观这些年的研究作品，可以根据其写作内容和方法分成四类：
1.运用现场记录和文献资料的方法，梳理某个寺庙的佛教音乐的流传轨迹，对现存的音乐本体进行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是一种音乐学专业的研究。
钱慧（2005）对江苏宝华山隆昌寺“钟声偈”的音乐特点考察，归纳其唱奏风格及功用特征；崔晓娜（2006）的河北柏林禅寺“瑜伽焰口”音乐法事考察，总结佛教音乐中国化世俗化的变迁；韦民（2009）对白马寺佛教音乐特点的探讨，揭示其与历代民间音乐间的联系。高明（2011）的学位论文，则关注东北名山——千山中的佛教音乐的历史及现今在法事中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了千山佛教音乐中的辽南和满族音乐因素，是佛教音乐中较有特色的一种。
这些文章都是对音乐乐谱或乐器、仪式进行记录，重点关注音乐本身，对音乐外的其他要素或内容不予关心。
2.适当地运用音乐人类学的某些理论或视角，如音乐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对音乐本体和音乐仪式进行考察记录，同时尝试对其相关的文化、功能和参与的主要人群进行关注和了解，具有人类学风格的音乐专题研究。
吴中蓓（2005）的学位论文，除了常规的对长沙开福寺比丘尼焰口仪式音乐本体的研究之外，还对参加活动的人群，如主持仪式的比丘尼和信众、即斋主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对本寺比丘尼出家原因进行了调查。
郑成统（2007）的学位论文，重点对厦门南普陀水陆法会瑜伽焰口音乐本体的表现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对唱词的基本结构和节奏规律也进行了分析。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作者坚持“从文化中研究音乐和在音乐中透视文化内涵”的研究方法，该论文最后一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佛乐与养生的关系，以及梵呗自身的审美观等，丰满了文章的内容，也进一步展示了佛教音乐的面貌。
卓拉（2009）的学位论文，在多次对东林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在净土宗东林寺的相关历史资料上，系统地梳理了以东林寺为代表的净土宗音乐发展轨迹。主要内容仍是放在音乐本身的相关要素分析中，例如历史脉络、佛乐法器、记录音谱之例的，在文章末尾对净土佛号的功能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卓娜 （2010）的学位论文，是一篇研究藏传佛教的论文，在对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的历史背景和法事仪式进行介绍之外，该文还从地域、民俗、娱乐等角度对该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
除学位论文外，陈华丽（2007）以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为指导进行个案研究，用“概念、行为、音声”建构理论框架来探讨归元寺仪式音乐，不仅对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也重点关注了实践主体的观念，以及这个观念和行为的相互关系。王姝懿、柴修石（2008），在对大相国寺佛乐佛乐表演时的仪式和音乐特征进行了记录分析之外，也以较小的篇幅对乐僧们为什么从事这个工作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就人员流动对佛乐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看法。
笔者以为以上这些文章运用了现场调查方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已经超越了音乐学的研究，带有鲜明的人类学研究倾向，但其调查方法和人类学所主张的方法和理念还是有所差距的。
3.以佛教音乐为依托或切入点，进行宗教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这样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
陈华丽（2009），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国恩寺的僧人们对佛乐、俗乐（民歌、流行音乐）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佛乐要靠僧人来表演和传承的，所以对他们的观念进行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詹晶晶的学位论文（2013），则用完全采用民族音乐志的方法考察岭南地区的国恩寺水陆法会“放焰口”仪式音声。论文运用“音声”的概念而不仅仅是“音乐”，因为在仪式中大量的内容是靠非音乐性的“音声”来表达的。论文不仅对国恩寺水陆法会“放焰口”仪式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音乐部分进行了实录，还着重分析了非音乐部分的内容，并从功能的角度对参与仪式的人群进行了分析。本篇论文是比较规范地应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音乐仪式考察的。 4.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地区的最新研究状况。
（1）智化寺佛乐的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几十年来，成果相当多，对其的挖掘程度也比较深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对智化寺音乐进行研究的论文不下10篇，代表性的有袁静芳（2012）对近50年来智化寺音乐的乐器、乐队、宫调、曲目以及传承模式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但并未对应该也变化了的音乐实践主体进行调查分析。
聂麒赞（2012）的学位论文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智化寺音乐，在以前的智化寺音乐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关注了音乐表像之后的“人”与“社会”，这是比较标准的宗教人类学作品。
（2）五台山音乐研究。五台山的音乐研究历史久远，研究成果也相当多。本世纪以来，在《五台山研究》、《中国音乐》、《佛教文化》等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五台山音乐的文章共有10来篇之多。
何茜（2009）从遗产传承、保护的角度对五台山的佛乐进行了讨论；屈洪海（2011）也从传承的角度对五台山的佛乐现状进行讨论。韩军（2011）则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概括性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以名山名寺音乐研究的书籍非常的少。可见的只有韩军（2004）、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重心仍然是梳理、记录、描述，是五台山佛教音乐的集大成之作，涉及了五台山佛教音乐的所有方面，内容详实、细致。
（3）其他名山佛教音乐的研究。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峨眉山佛事梵呗探微——以伏虎寺为例》，对伏虎寺的梵呗源流进行了考察，对现在佛事所演唱的梵呗特点做了记录分析。类似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还有《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6期《九华山佛教音乐探析》，《音乐探索》2010年第3期《梵音妙音、清静人间——九华山佛教音乐初探》等，这些文章都是着重对各地或具体的寺庙进行音乐本体方面的研究。
（4）此外，袁静芳主编的几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也有一些对音乐个案研究的文章，如2004年的论文集中涉及的佛教音乐有：北京雍和宫（田联韬）、重庆罗汉寺（钟光全）、浙江南普陀寺（肖学俊）、五台山殊像寺（杨秋悦）。2006年的论文集中有：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郝毅）、塔尔寺（满当烈等）、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傅利民）、大相国寺（潘国强）、河北赵州柏林禅寺（薛彦景）等。这些文章都着重于对音乐本体或仪式进行记录和描述。
三、思考
从以上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单个寺庙（院）为个案进行佛教音乐研究的长处与局限。[BW（S（S，，）][BW）]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分析。从现在的音乐民族志资料来看，如果具体到宗教音乐或仪式，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就佛教而言，中国大陆名山古寺众多，就连著名的四大道场，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中也只有五台山的音乐研究比较深入系统，北京智化寺的音乐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其他的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传统认为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北方佛教音乐，雄劲爽利、朴素易懂；而以南方峨眉山寺庙为代表的南方佛教音乐细腻艳逸、委婉曲折。但笔者认为虽然佛界与世俗世界有所不同，然而终究无法摆脱具体的地域环境和所在的区域文化。举个简单的例子，九江能仁寺和重庆的华岩寺，同为禅宗，其法事梵呗就有所不同，而能仁寺和东林寺，同处于九江地区，但宗派不同，其佛乐也就有所区别，还要注意到各地的不同民风民俗、信众及僧人的背景也会对佛乐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个案研究的成果。对某个地区某个寺庙的音乐形式进行详细的介绍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所有后来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努力，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应该继续下去。只有每个小点都清楚了，才能有将一大片区域甚至整个状况看清楚的可能。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分析。虽然观察描述具体的音乐现象是非常重要的，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但是，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明显，音乐学的记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或再现，如乐曲的声响本身的高低强弱，节奏旋律和声力度等要素；而音乐民族志侧重于音乐展现中人的纪录，诸如人如何展现音乐、参与创造、身份认同等。
这些作品中，都具有文化整体观的意识。但缺乏的就是“人”的身影。我们看不见音乐实践者的样子、他们演奏佛乐时的心情和感受，也不能了解受众那时那刻的感情，我们只看到了分散开来的被记录的曲谱、唱词或者加上乐器名称，至于它们是如何经由演奏者们的心灵、融合佛家的理念变成一种圣洁空灵之声的，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看见，但应该是可以要求被期待的。我们期待看见美妙空灵的佛乐中的神圣的或依旧俗世的心灵，还有当时当地的环境、甚至生态气候，以及那些受众的情况和认识。
从这些作品的调查方法来看，似乎调查就约等于记录。记录当然是调查方法的一种，但人类学的调查除了对经验事实全面的完整的记录和描述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绝不能忽视的就是“体验”，像实践主体者一样去行动、去思考、去分析。这恰恰是许多当前研究佛乐或音乐的人做不到的，记录的再详细精整，无法了解背后行动主体的世界，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了解佛乐的精髓。一定要去观察、体验和研究音乐行动者，而不是通过研究者自已的逻辑演绎和思辨直接获得主观的印象。
[JP2]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某一个单独的寺庙，或者一篇期刊论文，容量都是有限的，无法足够展现音乐人类学的这种理想。可喜的是，在近年来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佛教音乐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只注重纪实性描述逐步过渡到用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阐释学、象征学分析的过程。如《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等。国外有些研究如美国学者卡特林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也做得非常好，阐述了几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及其保持着有亲和力的文化关系，并用以说明音乐演奏的象征意义，“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熊晓辉，2009，同参考文献[3]）。[JP]
笔者认为要研究音乐或人类创造的任何艺术而言，如果要想研究深入，就必须关注其行为背后的心理、文化以及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就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才会让我们更加接近这种艺术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普遍意义。
[HT5"H][参 考 文 献]
[1][ZK（#]陈华丽.归元禅寺水陆法会外坛梁皇宝忏仪式及其音乐分析[J].艺术探索，2007（6）.
[2]崔晓娜.河北柏林禅寺“瑜伽焰口”音乐考察[J].佛教文化，2006（5）.
[3]高明.千山寺庙中音乐中的佛教音乐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4]何茜.五台山佛教音乐探究[J].五台山研究，2009（01）.
[5]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04.
[6]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名山名寺卷）（仪轨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钱慧.“晨钟暮鼓”音乐调查及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1）.
[8]屈洪海.五台山台内、台外佛教音乐传承探析[J].中国音乐，2011（02）.
[9]王姝懿，柴修石.大相国寺佛乐初探[J].吉林学院学报，2008（04）.[ZK）]
[10][ZK（#]袁静芳.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N].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1]郑成统.厦门南普陀水陆法会瑜伽焰口梵呗音乐文化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07.
[12]卓拉.净土梵音—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9.
[13]卓娜.草原圣会—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