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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内在矛盾以及对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世界历史演变呈现出的整体和部分的相互关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其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面对世界发展难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做出新的解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规定性，需要遵循“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需要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演变发展和部分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探索东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以及为世界发展难题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074-008
冷战结束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兴起，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证实了马克思做出的资本向外扩张性和它的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的判断，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认识的科学性。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追溯与探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并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审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正确认识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破解当前的发展矛盾和发展困境，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利向前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产生背景与理论渊源
1846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以及蕴藏在其中的内在矛盾，促使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并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运用唯物史观，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按照唯物史观，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世界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世界历史的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马克思认识到了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并且“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閉关自守的状态”[3]。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社会共同体由原来对“人的依赖”过渡到“人对物的依赖”，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生产交往的客观事实，促使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正是认识到这一世界性的转变的客观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同时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客观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它的直接动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世界各国各地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也打破了原有的狭隘的地域性存在和封闭的彼此隔绝状态，从而导致物质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则是资本的向外扩张性和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所决定，世界市场演变成为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世界历史也得以逐步形成。“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并且“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5]。这种交往、分工的消灭和生存形式的改变，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进行转变，相应地也触发了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矛盾，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斗争以及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抗争。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这些矛盾，马克思正是洞察了这一内在矛盾，并且认识到这种转变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才真正开始，因此如何认识世界历史整体性演变发展与世界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马克思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出现正是基于上述内在矛盾的转变而提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方式在世界的兴起，后来的历史即全球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殖民历史也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这一预见。被西方国家统治的殖民地独立后，又围绕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问题而展开，证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旧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世界历史理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后来历经的几个阶段都成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包括17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开创的近代历史哲学，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等人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萌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6]。旧唯物主义思想家尤其以黑格尔为代表，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认识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成果。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7]。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是世界精神的辩证运动，世界精神借助民族精神实现自己自由的终极目的，从世界精神到否认感性的人的活动认识，显示出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总的来说，一方面黑格尔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逐步整体化的趋势，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逐步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受理性支配，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表现。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概念的阐释体现的是概念演化的逻辑本性和辩证法本性，很明显他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历史哲学基础。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世界历史呈现的新的转变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大工业时代社会化分工，使人们的生产、社会和交往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所以，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出现，并不是理性和精神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在批判继承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涉的基本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要弄清楚它论述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梳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我们发现其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展开：
一是认为世界历史通过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类历史才真正进入总体“世界历史”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通过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尤其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时代，通过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才得以产生，这与工业革命之前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说之前的世界历史不是近现代以来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还认为它不是黑格尔认为的理性和“精神世界”的产物，这与他秉持的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历史的生成所起的作用，因为从总体“世界历史”而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到全球，将世界其他各个民族和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当中，人类历史才成为 “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批判了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出发，认为世界历史的产生是合乎理性的过程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世界历史诞生的解释力。
二是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与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总结为“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8]。这种观点认为不仅世界历史的发展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作为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相互关系都需要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繁芜复杂的，整体性和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点，而且整体性演变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也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各个构成部分之间也相互影响彼此的发展，并且这种多样性的发展特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性？遵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沿着何种道路向前发展呢？极少数哲学家否认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性的存在，比如波普尔认为“摈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构成历史预告基础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9]，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是可以重复和验证的，当一定历史条件具备时，必然会出现某种相同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的规律性是以人的实践劳动作为基础，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规律，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生成的，而不是预存或不可预料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是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关于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在马克思的早期，他主张“单线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须从整体上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必然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然后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社会的各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进入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10]。到了马克思晚年，由于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撰写《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认识到东方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发展道路上有其特殊性。一个最突出的理论问题就是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问题，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线论”观点。实质上无论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都要去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整体演变发展和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规律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因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等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社会历程，但前者对后者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规范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性质及其总的趋势或方向的规定性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规定上”[11]。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视野，站在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问题，赋予世界历史理论新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目标。
（一）新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世界历史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自由发展。早期的思想家对“市民社会”认识并未彻底，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12]。由于资产阶级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统治地位，但在黑格尔看来并非如此，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在历史上突破了近代之前对人的束缚，使个人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在追求个人的自私的特殊利益，由這种市民组成的“市民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与人的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共同体，它们的结合并不是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或者满足有产者处于支配地位那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欲望，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对“物的依赖”。“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可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与黑格尔恰好相反，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着眼于“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只有“在彻底消灭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以及国家和旧式分工自行消亡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才会真正地协调、统一起来：人的存在才真正是直接的‘世界历史性存在’”[14]。因此马克思主张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摆脱了对“物的依赖”而回归人的本质，并使自由的人和自由的联合体相互依赖，实现共同自由发展。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来进行思考，认为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发展是短暂的，但资本主义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其价值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出前提条件，并不是西方推行的“历史终结”，更不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终结。“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存在的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15]。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只是世界历史整体性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根据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6]。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形式只能给人的彻底解放逐渐创造出前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和实现途径，世界历史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世界历史同时增进了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创造社会条件;世界历史造就了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培育了新生力量。只有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历史阶段，人类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回归人的本质属性，实现彻底解放，因此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第一次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认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对于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人类社会历史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在全球蔓延后，世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与全球贸易的普遍联系，促使全球化加速向前发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到了21世纪，少数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甚至少数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现象，比如“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尤其是美国退出各种世界组织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世界性难题。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世界性难题很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中加以解决。世界性诸多难题的出现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未能得到满足、缺乏互惠互利与合作共赢的思维而引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解决当前出现的世界性难题，并力推一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的全球化而提出来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新问题的历史时刻，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趋利避害而提出的一种思路和解决的途径，并期待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破解当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难题。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假如简单地从概念上理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共同体”，“共同体”一般来说是指“具有集体、团体、联盟以及结合、联合、联系等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有机的联合或统一”[18]，其最明显的共性就是有共同利益存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也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这些都与全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个人或者少数人对此无能为力，需要构建共同体来积极应对。二是“人类命运”，当今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都存在着差异，但由于同一个地球上的许多挑战对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是一样的，即人类命运所面临的问题，这就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个人、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具有全人类视野的全局观，提出了整个人类其实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19]。比如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暴发，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也遭受沉重打擊，新冠疫情作为典型传染性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人类当前和未来的共同命运。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个客观需求，但必须有目的、有步骤地去推动才能逐步达到。从思维方式来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绝对不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是以合作代替博弈、以共赢取代零和，追求的是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价值取向上来理解，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人、本民族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强调把个人的利益与命运同社会的利益与命运，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与命运同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命运的有机结合，人类命运需要的是休戚与共，共同发展，携手同行，这在价值指向和建构的理念上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关于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在实现路径上就是要坚持“五位一体”。在政治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平等相待，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建立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最终建立持久和平的新世界;在安全上要认识到传统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的危害，比如恐怖主义、毒品蔓延、传染病危害等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只有建立这样的共同认识基础，共建共享的普遍安全格局才能得以实现;在经济上要求合作共赢，消除贸易壁垒，发达国家要力所能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促使各国开放创新，在互惠互利相互包容的基础上促使全球经济共同繁荣;在文化上，要认识到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各民族文化具有的特色，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加强文化的交融互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进行文化交流;在生态上，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构建各类伙伴关系，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在具体措施上，习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1]。“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得到沿途国家的积极响应，并打造了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了发展新动力，这为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涉的基本问题和内蕴的价值指向，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做出新的历史诠释。“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伟大构想都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中提出的，也将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22]。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和最新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从价值指向上追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当前首要解决的仍是生存问题，因为当前全球贫富差距仍在加大，世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并没有随着全球财富的增加而减少，非洲难民仍在死亡线上无力挣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次在安全方面，因公共卫生危机、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毒品泛滥等问题的存在，人类的自身生命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再次在人类自身发展上，贸易壁垒因部分国家推行的本国利益优先政策迟迟不能破除，“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兴起，也阻碍了全球化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困境。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往往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在文化上则表现出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优越感”，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世界历史中的人类或人类社会并未真正摆脱他人束缚的异己力量的控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就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价值选择，就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23]。故必然要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满足少部分特殊利益的价值理念区别开来，需要从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去关注“人类社会”本身的需要，要求“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24]来对待当下现实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需要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符合“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价值理念进行扬弃，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从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并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对此，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全球化浪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立场。在构建方式上需要遵循与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商共治共享，在涉及人类命运前途上需要实现各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科学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及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发展演变。就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言，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化，整体性发展越来越凸显。由于技术的进步，全球化在不断走向深入，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全球化浪潮中享受到被资产阶级称之为“普遍利益”的利益，当今世界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占据优势地位，随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少数资产阶级却享有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利益”，“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25]。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在不断增殖，在资本力量的支配下，落后的东方民族和亚非拉地区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及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发展演变来分析，我们要正确看待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当前少数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现象，比如“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等，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不能像之前那样完全去实现自身“特殊利益”了，体现了某些国家利益优先、利益第一的实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本身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未明显受益，并一直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质疑和反思。但从整体看，逆全球化只是短暂现象。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问题的关键是属于谁主导的全球化，其主导的全球化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改变過去由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局面;此外还要认识到作为世界整体性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的演变发展同样会对世界的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需要“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逐渐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 ‘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26]，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适应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向前发展的潮流，要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整体性演变发展和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东方大国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部分的积极作用。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探索东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主要针对俄国、中国和印度等落后国家，说明“历史并不是严格规定的发展序列;偶然的、必然的、主体自身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都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27]。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晚年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社会发展道路是单线论和多线论的辩证统一。但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他认为德意志是世界精神的近代体现者，因此“欧洲中心论”的出现是黑格尔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黑格尔如出一辙，他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8]，类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等与“历史终结论”一样无不打上黑格尔的思想烙印。可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里的特定的中心是不存在的，比如“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到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29]。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中论述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社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和“多线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并根据东方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对中国而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成功发展模式，向世界呈现美好的发展图景，并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第一，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以此來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问题，面对新冠疫情，2020年3月，习近平就德国疫情致德国总理默克尔慰问电指出：“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德方继续分享信息和经验，加强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健康福祉”[30]。第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共同体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很多国际主义精神元素以及人类前途休戚相关、各国命运荣辱与共的详细论说和系统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31]。必然要认识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强权世界、霸权世界还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世界，国际公平正义是否得到伸张，取决于解决世界性问题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互惠互利、文化上交流互鉴、生态上维护共同家园，另一方面，发挥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比如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上，中国率先取得阻击疫情的胜利，并为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抗击疫情的医疗设备、医疗人才、医疗技术和医疗资金，分享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等，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全球传染病安全治理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观集中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世界不但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一条现实途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能够而且应该为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安全治理、生态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等存在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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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小华）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074-008
冷战结束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兴起，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证实了马克思做出的资本向外扩张性和它的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的判断，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认识的科学性。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追溯与探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并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审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正确认识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破解当前的发展矛盾和发展困境，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利向前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产生背景与理论渊源
1846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以及蕴藏在其中的内在矛盾，促使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并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观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运用唯物史观，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事实。按照唯物史观，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世界贸易体系逐步形成，世界历史的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马克思认识到了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并且“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閉关自守的状态”[3]。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社会共同体由原来对“人的依赖”过渡到“人对物的依赖”，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生产交往的客观事实，促使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正是认识到这一世界性的转变的客观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同时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客观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它的直接动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世界各国各地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也打破了原有的狭隘的地域性存在和封闭的彼此隔绝状态，从而导致物质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则是资本的向外扩张性和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所决定，世界市场演变成为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世界历史也得以逐步形成。“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并且“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5]。这种交往、分工的消灭和生存形式的改变，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进行转变，相应地也触发了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矛盾，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斗争以及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抗争。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这些矛盾，马克思正是洞察了这一内在矛盾，并且认识到这种转变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才真正开始，因此如何认识世界历史整体性演变发展与世界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马克思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出现正是基于上述内在矛盾的转变而提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方式在世界的兴起，后来的历史即全球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殖民历史也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这一预见。被西方国家统治的殖民地独立后，又围绕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问题而展开，证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旧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世界历史理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后来历经的几个阶段都成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包括17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开创的近代历史哲学，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等人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萌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6]。旧唯物主义思想家尤其以黑格尔为代表，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认识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成果。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7]。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是世界精神的辩证运动，世界精神借助民族精神实现自己自由的终极目的，从世界精神到否认感性的人的活动认识，显示出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总的来说，一方面黑格尔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逐步整体化的趋势，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逐步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受理性支配，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表现。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概念的阐释体现的是概念演化的逻辑本性和辩证法本性，很明显他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历史哲学基础。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世界历史呈现的新的转变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大工业时代社会化分工，使人们的生产、社会和交往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所以，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出现，并不是理性和精神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在批判继承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涉的基本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要弄清楚它论述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梳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我们发现其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展开：
一是认为世界历史通过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类历史才真正进入总体“世界历史”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通过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尤其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时代，通过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才得以产生，这与工业革命之前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说之前的世界历史不是近现代以来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还认为它不是黑格尔认为的理性和“精神世界”的产物，这与他秉持的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历史的生成所起的作用，因为从总体“世界历史”而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到全球，将世界其他各个民族和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当中，人类历史才成为 “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批判了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出发，认为世界历史的产生是合乎理性的过程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世界历史诞生的解释力。
二是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与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总结为“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8]。这种观点认为不仅世界历史的发展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作为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相互关系都需要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繁芜复杂的，整体性和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点，而且整体性演变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各个构成部分演变发展，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也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各个构成部分之间也相互影响彼此的发展，并且这种多样性的发展特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性？遵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沿着何种道路向前发展呢？极少数哲学家否认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性的存在，比如波普尔认为“摈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构成历史预告基础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9]，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是可以重复和验证的，当一定历史条件具备时，必然会出现某种相同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的规律性是以人的实践劳动作为基础，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规律，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生成的，而不是预存或不可预料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是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关于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在马克思的早期，他主张“单线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须从整体上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必然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然后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社会的各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进入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10]。到了马克思晚年，由于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撰写《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认识到东方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发展道路上有其特殊性。一个最突出的理论问题就是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问题，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线论”观点。实质上无论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都要去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整体演变发展和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规律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因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等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社会历程，但前者对后者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规范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性质及其总的趋势或方向的规定性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规定上”[11]。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视野，站在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问题，赋予世界历史理论新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目标。
（一）新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世界历史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自由发展。早期的思想家对“市民社会”认识并未彻底，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12]。由于资产阶级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统治地位，但在黑格尔看来并非如此，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在历史上突破了近代之前对人的束缚，使个人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在追求个人的自私的特殊利益，由這种市民组成的“市民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与人的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共同体，它们的结合并不是为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或者满足有产者处于支配地位那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欲望，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对“物的依赖”。“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可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与黑格尔恰好相反，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着眼于“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只有“在彻底消灭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以及国家和旧式分工自行消亡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才会真正地协调、统一起来：人的存在才真正是直接的‘世界历史性存在’”[14]。因此马克思主张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摆脱了对“物的依赖”而回归人的本质，并使自由的人和自由的联合体相互依赖，实现共同自由发展。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来进行思考，认为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发展是短暂的，但资本主义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其价值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出前提条件，并不是西方推行的“历史终结”，更不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终结。“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存在的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15]。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只是世界历史整体性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根据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6]。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形式只能给人的彻底解放逐渐创造出前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和实现途径，世界历史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世界历史同时增进了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创造社会条件;世界历史造就了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培育了新生力量。只有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历史阶段，人类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回归人的本质属性，实现彻底解放，因此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第一次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认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对于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人类社会历史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在全球蔓延后，世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与全球贸易的普遍联系，促使全球化加速向前发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到了21世纪，少数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甚至少数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现象，比如“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尤其是美国退出各种世界组织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世界性难题。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世界性难题很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中加以解决。世界性诸多难题的出现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未能得到满足、缺乏互惠互利与合作共赢的思维而引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解决当前出现的世界性难题，并力推一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的全球化而提出来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新问题的历史时刻，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趋利避害而提出的一种思路和解决的途径，并期待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破解当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难题。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假如简单地从概念上理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共同体”，“共同体”一般来说是指“具有集体、团体、联盟以及结合、联合、联系等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有机的联合或统一”[18]，其最明显的共性就是有共同利益存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也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这些都与全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个人或者少数人对此无能为力，需要构建共同体来积极应对。二是“人类命运”，当今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都存在着差异，但由于同一个地球上的许多挑战对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是一样的，即人类命运所面临的问题，这就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个人、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具有全人类视野的全局观，提出了整个人类其实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19]。比如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暴发，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也遭受沉重打擊，新冠疫情作为典型传染性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人类当前和未来的共同命运。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个客观需求，但必须有目的、有步骤地去推动才能逐步达到。从思维方式来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绝对不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是以合作代替博弈、以共赢取代零和，追求的是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价值取向上来理解，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人、本民族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强调把个人的利益与命运同社会的利益与命运，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与命运同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命运的有机结合，人类命运需要的是休戚与共，共同发展，携手同行，这在价值指向和建构的理念上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关于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在实现路径上就是要坚持“五位一体”。在政治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平等相待，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建立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最终建立持久和平的新世界;在安全上要认识到传统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的危害，比如恐怖主义、毒品蔓延、传染病危害等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只有建立这样的共同认识基础，共建共享的普遍安全格局才能得以实现;在经济上要求合作共赢，消除贸易壁垒，发达国家要力所能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促使各国开放创新，在互惠互利相互包容的基础上促使全球经济共同繁荣;在文化上，要认识到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各民族文化具有的特色，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加强文化的交融互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进行文化交流;在生态上，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构建各类伙伴关系，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在具体措施上，习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1]。“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得到沿途国家的积极响应，并打造了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了发展新动力，这为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涉的基本问题和内蕴的价值指向，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做出新的历史诠释。“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伟大构想都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中提出的，也将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22]。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和最新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从价值指向上追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当前首要解决的仍是生存问题，因为当前全球贫富差距仍在加大，世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并没有随着全球财富的增加而减少，非洲难民仍在死亡线上无力挣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次在安全方面，因公共卫生危机、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毒品泛滥等问题的存在，人类的自身生命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再次在人类自身发展上，贸易壁垒因部分国家推行的本国利益优先政策迟迟不能破除，“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兴起，也阻碍了全球化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困境。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往往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在文化上则表现出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优越感”，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世界历史中的人类或人类社会并未真正摆脱他人束缚的异己力量的控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就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价值选择，就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23]。故必然要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满足少部分特殊利益的价值理念区别开来，需要从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去关注“人类社会”本身的需要，要求“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24]来对待当下现实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需要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符合“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价值理念进行扬弃，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从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并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对此，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全球化浪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立场。在构建方式上需要遵循与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商共治共享，在涉及人类命运前途上需要实现各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科学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及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发展演变。就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言，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化，整体性发展越来越凸显。由于技术的进步，全球化在不断走向深入，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全球化浪潮中享受到被资产阶级称之为“普遍利益”的利益，当今世界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占据优势地位，随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少数资产阶级却享有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利益”，“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25]。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在不断增殖，在资本力量的支配下，落后的东方民族和亚非拉地区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及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发展演变来分析，我们要正确看待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当前少数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现象，比如“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等，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不能像之前那样完全去实现自身“特殊利益”了，体现了某些国家利益优先、利益第一的实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本身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未明显受益，并一直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质疑和反思。但从整体看，逆全球化只是短暂现象。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问题的关键是属于谁主导的全球化，其主导的全球化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改变過去由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局面;此外还要认识到作为世界整体性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的演变发展同样会对世界的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需要“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逐渐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 ‘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26]，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适应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向前发展的潮流，要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整体性演变发展和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东方大国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部分的积极作用。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探索东方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主要针对俄国、中国和印度等落后国家，说明“历史并不是严格规定的发展序列;偶然的、必然的、主体自身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都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27]。总体而言，马克思在晚年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社会发展道路是单线论和多线论的辩证统一。但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他认为德意志是世界精神的近代体现者，因此“欧洲中心论”的出现是黑格尔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黑格尔如出一辙，他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8]，类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等与“历史终结论”一样无不打上黑格尔的思想烙印。可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里的特定的中心是不存在的，比如“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到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29]。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中论述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社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和“多线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并根据东方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对中国而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成功发展模式，向世界呈现美好的发展图景，并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第一，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以此來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问题，面对新冠疫情，2020年3月，习近平就德国疫情致德国总理默克尔慰问电指出：“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德方继续分享信息和经验，加强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健康福祉”[30]。第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共同体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很多国际主义精神元素以及人类前途休戚相关、各国命运荣辱与共的详细论说和系统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31]。必然要认识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强权世界、霸权世界还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世界，国际公平正义是否得到伸张，取决于解决世界性问题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互惠互利、文化上交流互鉴、生态上维护共同家园，另一方面，发挥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比如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上，中国率先取得阻击疫情的胜利，并为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抗击疫情的医疗设备、医疗人才、医疗技术和医疗资金，分享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等，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全球传染病安全治理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观集中体现。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世界不但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一条现实途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能够而且应该为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安全治理、生态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等存在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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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