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农场是否一定会淘汰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农业资本是否会引发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本文基于对广东省雷州半岛“对虾”养殖基地的田野调查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养殖基地，农业资本通过对对虾养殖产业链下游环节（收购、出口）的控制催生了水产品的商品化；而由于政策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工业饲料逐渐代替天然饲料，种类繁多的药品用于水质改良，不但使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同时又意味着产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农场是否一定会淘汰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农业资本是否会引发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本文基于对广东省雷州半岛“对虾”养殖基地的田野调查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养殖基地，农业资本通过对对虾养殖产业链下游环节（收购、出口）的控制催生了水产品的商品化；而由于政策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工业饲料逐渐代替天然饲料，种类繁多的药品用于水质改良，不但使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同时又意味着产业链上游农民生产资料的商品化，最终使资本的“形式隶属”逐渐转变为“实际隶属”。最后，通过土地流转和技术控制，劳动力甚至土地也未逃脱商品化的结果，在这个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中间阶层的农民失去了自主权，不仅被剥夺剩余价值（对农产品的控制），同时也丧失了工作技能（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直到最终变成无产的农场工人。虽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农场以其对水产品疾病的控制力和高额利润率的优势逐渐替代了家庭农场，但当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转变为无产的工人，资本家是否还能够提供合理收入以吸引劳动力成为农业雇工？当农民无产者的就业条件愈趋于恶化，就愈可能激起他们对资本的抵抗，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就有可能在这样的博弈中得以保存。
其他文献
“加州学派”在中国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其并非单纯地描绘经济现象的差异，而是用大历史的视角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深度探讨东西方经济发展差异背后的成因，并在方法论上挑战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西方中心论。彭慕兰通过对比16到19世纪中国和西方的经济环境，指出无论是人口、技术、市场经济，还是奢侈品的消费，中国都不逊于当时的西欧国家。这样的结论对于传统经济史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但彭慕兰却要“刨根问底”。他采用宏观的
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意义与问题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之一。因此，对于中国各界来说，如何解释这种崛起的内在逻辑，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自然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近年来出现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大量研究就是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故事的现有讲法。 由于揭示了超越作为主流思考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这类研究值得重视。但是
近年来，由劳资纠纷导致的社会问题愈发突出。2010年5月，广东南海的日企本田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其中标志性的案件。该事件历时19天，可谓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集体罢工。直到当年的6月，在政府、工会、企业和工人代表共同参与的几轮集体谈判之后，投资方本田承诺大幅增加一线工人工资，该事件才得到最终解决。在本田事件的示范效应下，各地工人的集体抗争持续涌现，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汹涌而至的抗争潮
美国的政治周期又进入了大选年，此次大选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个堪称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中，类似特朗普那样通常是不健康民主特产的反常政治家一路前进。对观察政治的人士来说，“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多年来美国诸多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集中爆发的表征。作为局外人的特朗普是以共和党人提名人的身份参选的;控制着当前共和党大权的，则是一群保守主义者。沿着战后保守主义的发展这一线索，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当前美国政治的若干
从习近平主政后的外交频率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内政和外交已经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纯靠内部的改革或简单的对外开放，都不足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采取的是“请进来”和“接轨”战略，只是相当有限地借助外资和技术引进，基本不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层接触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在领导层，相信只要经营好国家内部，就能保证自己的快速发展。从经验层面看，这一
缅甸的议会选举已经结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全国民主同盟——不出所料地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然而，公民社会（议会制下的多数党）控制国家并不是眼下缅甸的现实，更趋复杂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获胜的昂山派必须和仍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军队协商组建一个新政府。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一新政府的最终形态，但它很可能是一个“双头政治”，昂山派和军队将各自代表一个权力中心。 在看待近年来缅甸的转型
今日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则被中共视为走出困境、刺激经济重新起飞的“法宝”，其起始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传统观点认为，这场改革一方面不涉及较大利益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从对微观企业的放权让利起步，使微观企业创造新增资源，从而引发了当时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开放并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蓝图，“放权让利”也不足以说明微观企业投资突然扩张的资金来
“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是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然而随着现代化对家庭结构带来的改变，及国家生育政策对家庭养老机制带来的挑战，现今中国家庭的禀赋积累和结构功能较之传统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更多的子女会给家庭养老带来助益吗？本文以中国湖北省农村家庭为样本，研究了不同生育策略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对于大多数的传统农村家庭来说，多生育、重生男是一种在传统社会环境下回应资源约束的生存理性，
欧洲难民危机与巴黎恐袭事件需要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框架中予以理解。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与人权价值的捆绑演化，已经变成一个难以摆脱的历史迫令，人口老龄化不断拖垮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力，它只能通过吸引外部移民的方式来抵御生育意志的弱化，由此提供欧洲公民的福利可持续能力。这形成了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欧洲需要通过福利人权来吸引外来移民进而维持其福利体系，与此同时，它又需要设置门槛避免外来难民进一步拖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精英主义（elitism）主要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古典的理想精英主义，另一种是20世纪的现实精英主义。虽然这两种精英主义的具体诠释有所不同，但其形成与发展都和民主政治出现的问题密切相关。古典理想精英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柏拉图，雅典民主处死了苏格拉底，使他对民主政治持有强烈的怀疑批判态度，因而提出了反民主的“理想国”。20世纪的现实精英主义有许多代表人物，在目睹西方国家实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