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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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尖阁列岛·钓鱼岛这一存在于日本与中国间的领土问题时,我想有必要先温习开拓20世纪历史的优秀先辈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智慧。
  1972年7月28日,在同当时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时,周恩来总理指出:“不必触及尖阁列岛问题。与邦交正常化相比,这不是问题。”最近,公布了竹入笔记中关于这一会谈记录更详细的内容,其中谈到:“不必触及尖阁列岛问题。到现在为止,竹入先生是不是也不关心呀?我也不关心。但是在那石油问题上,历史学者认为是问题。日本的井上清先生很热心。不要把那一问题看得那么重。”周恩来在这里特意举出当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的名字,是在使对方了解他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注意的。
  1978年10月下旬,为交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25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各国记者的时候,记者团中有人针对尖阁列岛问题提出质疑。邓小平回答:“尖阁列岛我们叫做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从中国人的智慧来看,现在只有考虑用这种办法处理。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还不够。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但下一代比我们有智慧。那时也许可以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历史的事实如何
  
  A. 中国文献中关于钓鱼岛的记载
  关于这些岛屿的领有权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是不是“无主地”的问题。
  明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地图和文献都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标注在中国的版图内。特别是明代为防备倭寇和海盗侵入,政府实施海禁,即禁止非官方贸易,发布了将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强制性地迁移到内陆的“迁界令”,对沿海的海防相当注意。确保沿海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在应当保卫的沿海岛屿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指出了。具体的例证如1562年明代胡宗宪、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卷一收录的《福建沿海山沙图》和卷二收录的《福建使往日本针路(梅花东外山至大琉球那霸)》。这两幅图收录在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的下册中,为图5和图6。与此相同的还有施永图编纂的《武备秘书》卷二中有《福建海防图》(1621—1628),在鞠德源的著作中收录为图10。
  琉球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作为冲绳县由明治政府管辖,而在此之前是独立国,分别得到明、清王朝的册封。在新的琉球中山王就任之际,都举行中国皇帝的册封仪式。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他的正统性,这是不可缺少的仪式。明、清王朝向琉球共派出过24回册封使,这些册封使都要将派遣的经过和琉球的现状写成《使琉球录》等报告向皇帝提出。册封使从当时与琉球间唯一窗口的福建省福州(最初为泉州)出发,前往琉球的那霸。当时的船是帆船,利用夏至前后的西南风在海上航行。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这些位于大陆架边缘的一个个岛屿是保证安全航海的重要的目标,所以在《使琉球录》中多次出现关于这些岛屿的记载。而在这些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都认识到:过了赤尾屿,就到了“古米山”(现在的久米岛),开始进入了琉球的境内。
  现存最早的报告是1534年作为册封使访问琉球的陈侃写的,有如下记载:
  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右[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寸退尺,失其故处。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驾船来问,夷通事与之语而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册封使陈侃的船同行的乘琉球船的琉球人认为,看到了古米山(久米岛)就是回到故乡了,所以特别高兴,而久米岛上有琉球的官员在等待着从中国来的使节。
  1606年作为册封使的夏子阳所写的《琉球录》中也说,看到久米岛后,琉球人认为到家了而特别高兴,久米岛上的头领出来迎接,奉献了几只海螺。
  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1719年)中在“姑米山”上注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另外还记载“福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很明显,这是将久米岛作为与琉球的分界。
  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756年)中描绘了一张《琉球国全图》,清楚地画了从琉球最南端的“由那姑呢”(与那国岛)到最北端的“奇界”(喜界岛)的各个岛(本岛及附属《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的三十六岛),西端是“姑米山”,而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这些不属于琉球的岛屿都没有被画进去。在介绍琉球地理的“舆地”部分,对“姑米山”的记载是:“由福州至国必针取此山为准”。
  记录了1756年全魁、周煌的航程的潘相的《琉球入学见闻录》中写道:“十二日见赤洋(可能是赤尾屿)。是夜过沟祭海。十三日,见姑米山。姑米人登山举火为号。舟中亦举火以应之。十四日,姑米头目率小舟数十,牵挽至山西,下木定。”这里记载了靠近久米岛时琉球方面出迎的情况。
  从这些事实看出,从明代到清代,中国的册封使前往琉球之际,很清楚以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作为航道上的目标,琉球的领域是从久米岛开始,越过存在于赤尾屿与久米岛之间的海沟,就开始进入琉球了。对此,中国方面和琉球方面都是很清楚的。
  
  B. 琉球方面资料所记载的琉球范围
  作为记载历代琉球国王治世的历史书,蔡铎1701年编纂,由其子蔡温1724年改订的《中山世谱》中明确记载了琉球的范围。据其记载,琉球本岛由三府五州十五郡(应为二十五郡)组成,所谓三府是中头的中山府五州十郡,岛尾的山南府十五郡,国头的山北府九郡,另外有三十六岛。即“明以来,中华人所称琉球三山六六岛者也”。
  
  C. 日本方面资料所记载的琉球范围
  1768年,林子平在其《三国通览图说》(这里的三国指虾夷地、朝鲜、琉球)中收录了一张《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其中把琉球与日本、中国,以及台湾分别着色表示。在图中绘有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与福建、浙江是同一种颜色。
  德川幕府在统一全国后,于正保年间(1644—1647)命令各藩以六寸为一里的比例尺绘制各地地图以制作全国地图。作为萨摩藩的岛津私家文书保存下来的萨摩国地图和琉球国地图保管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史料集发刊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2001年12月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公开展览了这一地图的原尺寸临摹品。琉球国地图由奄美诸岛、冲绳本岛、先岛诸岛三张组成,都是边长3米到6米的巨大的手绘图。这幅地图上连位于先岛诸岛的宫古岛北边的珊瑚礁都清晰地画了出来,因此不能不感叹当时测量的精度。1609年岛津藩进攻琉球以来,琉球国开始从属于中国与日本两国,琉球国与清国的境界不能不清晰。这一绘图描写的无疑是当时琉球及附属的36岛。
  属于琉球的岛屿是36个,而其中不包括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这是当时琉球、中国和日本共同的认识。从地理的角度看也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都位于大陆架的边缘,周围是200米以下的浅海。而再前往久米岛开始的琉球各岛,则必须通过一条深达1000—2000米的海沟,而且有黑潮,小船是很难渡过去的。而琉球本岛与先岛诸岛间分布了许多岛,由浅海相连,琉球的人们可以乘小船自由往来,所以能够形成36岛之间的网络。当时西班牙的贸易商曾记载说:沿先岛诸岛前进的话,要“每天夜间可以到陆地睡觉”。尽管有这么安全的航线,为什么册封使必须要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久米岛这一路线前往那霸呢?因为不是民间贸易,而是代表国家的使节,当然要求他们走正式的路线。而不会是别的原因。这说明当时的领海意识是明确的,所谓的“无主地论”是不成立的。
  
  明治政府的公文所反映的日本领有的过程
  
  1871年8月29日,日本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本来与岛津藩有领属关系的琉球王国因此直接由明治政府领属了。但是这时琉球国同清朝的原来的关系也被承认,所以保持了两属关系。
  1871年11月,发生了琉球的渔民漂流到台湾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明治政府以此为口实,在1874年2至12月出兵台湾,向清朝索取了50万两的抚恤银而告成功。
  1875年,明治政府断绝了琉球王与清朝的朝贡、册封关系,将琉球王迁到东京居住,到1879年4月则废除了琉球藩,改为明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冲绳县。当然,清朝方面并未接受日本对琉球的合并,琉球内部也有抵抗的势力。
  1880年,日本与清朝之间围绕日清修好条规的追加条款问题进行联络,发生了日本与清朝之间分割琉球的“分岛、改约”问题。日本方面提出宫古·八重山群岛归清朝,冲绳群岛以北归日本的方案,而清朝没有接受。到1880年末,交涉破裂。于是,日本与清朝之间关于琉球的所属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遗留下来。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的虚弱,因此列强像鬣狗扑向猎物一样地不断向中国进攻。1884年6月法国在越南向清朝军队开战,7月法国舰队进攻福州,10月进攻台湾的基隆,被刘铭传击退。法国军队在1885年7月从澎湖岛撤退,中法战争终于结束。
  清朝同法国打仗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得到日本支援的金玉均等开化派的甲申政变和福建的福州的不稳定局面。在福州的琉球馆有反对日本统治琉球的琉球人,他们能向清朝政府传达日本在冲绳(琉球)的动向。1885年9月6日的《申报》以“台岛警事”为题报道说:“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本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未悉是何意见,姑录之,以俟后闻。”这是在呼吁警惕日本在台湾东北边海岛的动向。
  日本内务省当时确实给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发了一份内部命令:“调查冲绳县与清国福州间散在之无人岛”,其目的是要在上面建立国标。对此,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在1885年9月22日提出了“久米赤岛外二岛调查报告”,其中称:“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各情形与《中山传信录》之记载相符,当无可怀疑。清国向中山王册封之际,使船均详细掌握,分别给予名称,以其作为前往琉球之航海目标。故此次与大东岛相同,如踏查后直接建立国标,恐有问题。”这里,对内务省的意向表示了担心。
  外务卿(井上馨)的意见反映在以下文件中:
  1. 明治十八年(1885年)冲绳县久《米赤岛、久场岛、鱼钓岛国标建设之件》
  近来,清国报纸传言我国政府欲占领清国所属台湾地方之岛屿,呼吁清政府之注意。故在此之际,对此等小岛我拟采取暂时不轻动,避免不必要纷争之措施为宜。
  就是说,对于日本的企图,清朝已经有所警惕。而内务卿(山县有朋)对此则有下述结论:
  2. 《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无人之岛屿建设国标之件》
  秘第128号内,秘密呈报关于无人之岛建设国标之事。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无人之岛屿调查,已如另纸呈报。然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与外务卿商议致冲绳县令。
  这里提出时机“似非合宜”,但是如果刘铭传不能击退法军,清国对台湾统治的薄弱点暴露出来的话,日本在1885年左右建设国标是十分可能的。
  后来在1890年1月13日、1893年11月2日,冲绳县知事又提出将钓鱼岛划入自己管辖范围的要求,都被明治政府搁置起来。但是,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到日本即将胜利的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作出了认可建立国标的决定。
  井上清的论文《钓鱼诸岛的历史与领有权》中介绍了明治27年(1894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野村靖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秘密文书,这就是秘别第133号文书。
  3. 《秘别第133号》
  关于久场岛、鱼钓岛上建立航标之情况,冲绳县知事之呈报已如别纸甲号所述。明治18年与贵省曾有商议后致冲绳知事之指令,已如别纸乙号所述。而今与当年之情形已经不同,故已另行文向阁议提出申请,谨与贵省商议。
   内务大臣子爵野村靖
  外务大臣子爵陆奥宗光殿
  现在我们从上述URL那里看到的不是这一文书,而是另外向内阁会议提出被接受的1895年1月12日的文书,内容是:
  4. 《关于在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上建立航标之事》
  秘别第133号关于航标建设之件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故该县知事拟对该处实施管理,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同县管辖之下设立国标。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可,故应允其建设航标。
  呈请阁议。
  于是,1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建设航标。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井上清先生以历史学家的锐利目光进行了分析:
  1885年左右,由于害怕清朝的抗议,外务省(对在钓鱼诸岛建设航标)提出了异议,因此山县内务大臣的领有钓鱼诸岛的阴谋没有得逞。1890年对于冲绳县的申请,政府也没有给予回答。1893年冲绳县再度申请也被政府束之高阁。但为什么后来内阁会议居然通过了建设航标的决议呢?其实,答案就在内务省给外务省的协议文中,因为里面谈到“如今与当年(明治18年外务省反对时候)之情形已经不同”。
  ……
  1890年也好,1893年也好,政府都还没有开始对清朝的战争。而1894年古贺提出愿意开拓钓鱼岛的时候,不是在甲午战争前,就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对清朝取得全面的胜利。而到了这一年的12月初,日本已经肯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政府的讲和条件的一项,日本决定向中国索取台湾。这是与夺取钓鱼岛相关联的“事情”,所以同以前的情况有决定性的不同了。……而在清朝方面,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早在10月初就主张收拾败局早些讲和了。到11月初,作为抗战派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主张早些讲和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11月末开始到12月初,大陆开始了冬季的严寒,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在大本营中发生了分歧。一种意见主张乘胜追击直抵北京,另一种意见主张冬季暂时收兵巩固新占领的地区,等待春天再度进攻。
  这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虽然是文官,但是根据天皇的命令列席由陆海军人构成的大本营会议。12月4日,他批判了上述关于冬季作战的论争,向大本营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意见。其要点是:
  进攻北京的主张确实痛快,但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可实行。而留在刚刚占领的新地方什么也不做,是消耗士气的愚蠢策略。现在日本应当做的是:必须以少量的部队控制占领地,以其他的主力部队,由海军给予协助,进攻扼守渤海湾的威海卫,全面消灭北洋舰队,以保证将来向天津、北京进攻的道路,另一方面出兵占领台湾。即使占领台湾,英国等外国也决不能干涉。最近我国国内的舆论也高呼讲和之际一定要中国割让台湾。为此,预先进行军事占领是最好的。
  大本营听从了伊藤博文的意见。进攻威海卫的战斗从1895年1月下旬开始,2月13日,以日本陆海军的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期间,开始占领台湾的作战准备,1895年3月中旬,联合舰队绕过台湾的南端进入澎湖列岛,攻占了那里的各炮台。接着以此为根据地进行进攻台湾的准备。这时日清谈判正在进行,由于已经确保清朝割让台湾了,联合舰队于4月1日向佐世保返航。
  对于天皇政府来说,这时是夺取钓鱼诸岛的极好的机会,政府和大本营的决定是根据首相伊藤博文的战略,在决定占领台湾方针的同时做出的。1885年的时候,政府害怕在钓鱼诸岛上公开树立国标会引起清朝的疑惑乃至纷争,而现在日本在钓鱼诸岛上树立航标,清朝无力表示抗议。即使抗议也不过是形式上的事。政府已经决定进行占领台湾的作战,讲和之际肯定是要清朝把台湾割让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明治政府认为对于台湾和冲绳县之间钓鱼岛那样的小的无人岛屿都无需实行军事占领,只要宣布归冲绳县管辖,建立一个航标就可以了。
  日本政府《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的基本见解》是这样说的:“1885年以来,政府通过冲绳县地方当局对尖阁列岛以各种方式进行再三调查,确认那里不仅是无人之岛,而且没有任何清国的管辖痕迹。在对此予以慎重确认的基础上,1895年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立航标,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
  但是,从上面介绍的事实来看,日本政府的这种主张很明显是不成立的。
  
  被编入日本领土之后
  
  日本政府作出在“久场岛、鱼钓岛”建立航标的决定,目的不仅仅是占领这些岛屿,而是其占领台湾和澎湖岛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在下关条约上达到占领台湾和澎湖岛这一目的后,居然完全忘记了在久场岛和鱼钓岛上建立航标的事。所以石垣市为表示地籍而建立标柱,其实是在内阁会议的决定通过74年后的1969年5月10日。琉球政府对这些岛屿发布的领有宣言是在1970年9月10日。因为那时突然发现这一地域有出产石油的可能性,因此才主张对那一区域拥有领有权。
  对这一点的反应,中国政府也有些相同。因为台湾的回归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开始对那些无人岛屿没有表示关心。
  同一时期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政府成员在自相矛盾的答辩中,也说日本方面并不关心这些无人岛。如1954年2月15日在参议院水产委员会会议上,政府方面的说明员(立川宗保)在回答询问时说:“关于名为‘海路易’的演习场,我也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在渔钓岛(正确的应为鱼钓岛)吧。”
  1954年3月26日参议院大藏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也有下列内容:
  ○成濑幡治是么,是鱼钓岛吧。是里印岛吗?是在日本的领海里,但是那里是什么样?
  ○政府成员(伊关佑二郎)那是不是成了行政协定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是冲绳以南的地方吧。我对那里一点也不清楚。
  那些地方当时在美国的统治下,所以尽管是本国的领土也只能作这样含糊的答复。
  在黄尾屿、赤尾屿建立了美军的射击场,1971年12月15日,在参议院会议上,外务大臣福田纠夫还对此表示感谢:“有人质问,允许美国军队在尖阁列岛上建立射击场了吗?这个问题嘛,A表已经提供了美国军队射击场的情况。这正说明尖阁列岛是我国的领土,作为完全的领土施政权,这次归还日本了。所以有美国军队的射击场正是我国领土的证据。”
  如前所述,日本也好,中国(包括台湾当局)也好,是在了解到这些岛屿的周边海底有可能出产石油的情报后,开始强调自己的领有权。而在这之前,两国间没有围绕领有权发生争论。
  两国的地图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情况。无论是中国(包括台湾当局)的地图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明确地标在中国的领土内,还是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地理教科书中用尖阁列岛的名称表示这些岛屿,都是1972年领土问题发生以后的事。
  
  领土问题成为激发狭隘民族主义的口实
  
  目前,日本国会的议事录已经在因特网上公开,所以我们坐在家中就可以读到那些内容。
  在日本国会审议中,尖阁列岛(诸岛)、鱼钓岛这些概念出现最多的时候是在1978年(91次),这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及领海法有关系。
  仅次于这一年的是1971年(54次)、1972年(42次),都是与冲绳的收回及日中邦交正常化有关的领有权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半期,从1996年到2001年,每年都有10次以上(6年间每年平均26次),而以1997年(52次)为最多。
  在国会审议的内容中,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关的问题在增加。如1997年3月25日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会议上,原统合幕僚会议议长佐久间一说:
  接着说中国,我认为其国家政策近年逐渐鲜明起来,即以增强国力为其国家目标,用日本过去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强兵。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力的发展就是他的国家目标。
  另外,1992年,中国军队的任务在历来的主权防卫的基础上加上了海洋权益的防卫。同一年,制定了领海法,众所周知把我国的尖阁列岛包括在那一领域中。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肯定是以向海洋挺进为目标了。
  国际社会无论怎样劝告中国,她的军事力量的近代化和向海洋挺进的动向也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是中国国家的目标,而且也有为确保其能源的背景。
  那么,说到中国的军事力量,有种种的议论。例如美国,因为其自己的军事力量很强大,所以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的评价并不那么高。但是,同样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周围的各国看来,就是非常强大的了。我们应注意到这些认识上的差距。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在利用尖阁列岛问题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
  在本文已经写就的2004年2月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专栏撰稿人船桥洋一以《阿米蒂奇原则的诞生》为题撰写的社论。船桥洋一一直关注中日间的领土问题,自1996年以来,在《朝日新闻》的《见解》栏中6次发表意见。第6次的见解是从以下的话题引起的:
  美国副国务卿里查德·阿米蒂奇2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说,由于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以当日本施政下的领域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视为对其自身的攻击。其实这就是条约第5条共同防卫的内容,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东亚专家提醒我说:阿米蒂奇在这里使用的不是“日本”或“日本的领土”的概念,而是使用了“日本施政下的领域”(admini strative territories)这一概念,其发言的含意是指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
  他还补充说:这是对“过去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的修正”。
  所谓“过去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指在中日间就尖阁诸岛领有的问题上,美国一直持“中立”姿态,克林顿政府的方针是在尖阁诸岛问题上不承担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的防卫义务。阿米蒂奇则修正了这一态度,明确地称“日本施政下”的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的话,美国负有防卫的义务。这可以说是“阿米蒂奇原则”由此诞生了。
  船桥在最后说:
  在解决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不应用拙劣的方法刺激中国。
  但忍让也是有节制的。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明确地从国家利益与安全保障的角度思考应当守什么,让什么的问题,思考将来如何同中国共同描绘对海洋共存的构想。日本要以行动告诉中国忍让的底线,总对中国讲“以心换心”或动以“侧隐之情”只能适得其反。中国正在考验日本意志的强硬度。
  首先,应当公布包括中国深入尖阁诸岛的领海,在海洋调查方面的违反的事例,希望中国政府采取善意的回应与处理。
  然后,如果这一局面继续下去的话,只能对在尖阁诸岛试图非法登陆的外国船只实施捕获的方针。把这一点通报中国政府。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事实,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岛屿本来是属于中国的,并不是属于琉球的岛屿。日本在1895年占有了这些地方,是借甲午战争胜利之际进行的趁火打劫,决不是堂堂正正的领有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捏造的,必须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客观科学的分析态度。
  在领土问题上国家间见解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倾听对方的意见,保持用冷静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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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琳,字枚荪(1892—1963),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等,解放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    五四运动健将    周炳琳于191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岩县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后改称经济系)。
我叫姜来,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万源东里,现为北京大学生态学系博士研究生。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家的旁边有一个“科技馆”,里面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那时候,“好玩”就是科技馆给我的全部印象。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参加了青少年科技馆的生物兴趣小组,这一参加就是十年。十年里,我从懵懂幼童长成了有志青年,也逐渐懂得了“科技”不是好玩那么简单。在老师们的辅
赏花固然是幸福的,但等待花开也是一种幸福。每一个花瓣的微微打开都会令人心动不已。目睹花开时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比起直接饱览花朵盛开的绚丽更加令人感动。教育亦是如此,欣赏全面优秀的学子固然令人快乐,但静候一个生命的成长,悉心呵护一颗进取的心,更能让一个教育者享受惊喜,品尝幸福。这份美好需要教师懂得等待,懂得宽容……  故事就从本学期开学讲起吧,主人公是我与一个男孩。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  通常,
目前,砌体结构的房屋出现各种型式的裂缝,非常常见.其裂缝程度轻重不一,差别很大.随着住宅商品化的发展,房屋裂缝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砌体结构裂缝轻则影响房屋正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