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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文学杂志创刊四十年了，时间过得真是太快，转眼到了不惑之年。
作为一个坚持文学理想，搜寻和培养文学苗子，助长他们成才的《滇池》来说，正是如日中天。像万溪冲百年的梨树那样，有着敦实的树干，撑着繁枝，铺满绽放枝头的梨花，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企盼着来日累累的硕果。
四十年，《滇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来，为春城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朵艳丽的红山茶。
四十年来，《滇池》迈着坚实的步伐，砥砺前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昆明市的巨变，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业取得的成果。《滇池》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放声讴歌，展现了昆明市文学艺术创作取得的成果。
四十年来，我抹不去与《滇池》的那段情结：记得 1968年退伍回来，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由于爱好，喜欢写点豆腐干大的东西，在报端偶尔登出。那时，昆明市有个刊物叫《工农兵演唱》的小册子，是内部发行的。由洛汀、陈戈华、黄传昆等编辑。
在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举办的创作学习班上，我与同年参军、同在 13军里当兵的张明和李敦伟邂逅，他俩都在站上工作。一次，我到站上给洛汀老师送稿时，得知市里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我们几个参加过创作班的文友奔走相告，今后有了自己的文学园地，真是万分高兴。当我们在胜利堂宣传站所在地得到第一期《滇池》创刊号时，闻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滇池》杂志，真是爱不释手。后来，敦伟调到《滇池》杂志社工作。我送给洛汀老师的小说《这儿鲜花盛开》，结果如何，不可而知。这期间，省里也准备恢复《边疆文艺》刊物，之前出了两期《工农兵文艺》试刊，我拜读了包钢的小说《背牛的人》后，写了篇《民族团结的赞歌》的评论被选登了。
后来，我由车间调到厂工会。一天，李敦伟来厂跟我说：《滇池》要扩大订户，能否帮忙宣传杂志一下，我爽快地答應了。在旁的几个同志也热心，说动就动。车间里的工人师傅听到《滇池》杂志感到很新鲜，名字很熟悉，弄不清是什么？我们就向他们解释，说《滇池》杂志是市里办的刊物，是以前都未曾有过的。有些老工人文化不高，我们就说，订本杂志让娃娃们增加知识，大有益处。可以帮助阅读和写作文的能力，还能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在共同努力下，《滇池》杂志的订阅数达四十多份。当我们把订单交到北京路邮局时，工作人员惊讶地问：你们咋个会有这么多读者？我们笑着说，全国只有一个滇池，住在昆明，滇池就在身边，门前的街子嘛。当每期《滇池》杂志送到厂工会时，我们当天就送到各车间订户的手中，看到他们在机床旁用棉纱把沾满油污的手擦干净才接过杂志。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一位老师傅说，快到时间了，娃娃都会问：咋个《滇池》还不来！我也订了一份《滇池》，阅读时，看到熟悉的，或是一起参加过创作学习班文友的作品在《滇池》上登出时，我都先
睹为快，如王晶写的小说《鬼屋》就是去市工会办事的书林街上买的，路上边走边看。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事后，他对我说，读书真有好处，对写作大有帮助。
一次，敦伟来厂有些匆忙地说：《滇池》这次增印了插页，多印了些，能否帮忙“解围”一下。我想：为《滇池》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跟他到编辑部取插页，碰见了主编王伟老师，他在宣传站时我就认识了。那时，编辑部设在东风路检阅台下面，条件差，很简陋。想不到《春城晚报》的编辑罗建琳也在这里，我有些惊讶，她怎么会到这里？她说，喜欢这里的工作，搞文学编辑更有意思。我看了看周围，这儿编辑不多，人人都在忙着手上的工作。
我提着一摞插页回到厂里，立即和同事朱文辉趁下班时，到晓东街南屏电影院前吆喝起来：“美女像，美女像，快来啰……”来往人群见我们两个大男人在卖美女像感到好奇，上前一看，不是港澳明星照，问我们这美女是谁？只得顺口打哇哇：“滇池美人。”到电影散场时，插页一售而空。事后方知这美女是云南人，是电影厂《傲蕾一兰》剧组来昆选演员，可惜未能让导演选中。当年文学杂志拿美女作插页的极少，《滇池》杂志可谓时尚，也让我俩时尚了一场。
后来敦伟被借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他每期都给我寄《人民文学》推荐佳作，让我扩大视野。这除了战友情，还有一份文学情，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他。
为了春城更加美丽，我调到煤气公司工作。那时为让春城人民改变每天用蜂窝煤，生活在烟熏火燎中，用上煤气，改善环境，空气更加新鲜。公司人员全力以赴，让晚了一个世纪的昆明，用上了优质能源，节省了能源。
当时我才想起订阅《滇池》杂志的事情，跑了好几个邮局，都说杂志早已自己发行了。在你忙他忙我也忙的情况下，与滇池失去了联系。后来搬到人民东路后，才发现竟与《滇池》杂志编辑部近在咫尺，真是喜出望外，办完订阅手续，立马得到了杂志。看着熟悉的封面，眼睛停留在滇字上，当年为这一划还争论过呢。有天门房通知我去拿印刷品，一看是邮寄来的《滇池》，我忙送回，并告之以后自己来拿，免得浪费邮资，现在办刊物不容易，能省就省点。后来，编辑部搬到呈贡新区政府大楼去了，那时地铁在建，往返一次乘公交车半天时间就花费掉了。幸好时间不长《滇池》又回到了文艺路，两头办公，方便了作者和读者。
后来，我把五万多字的习作手抄稿《路》送到编辑部，王坤红老师不因文字冗长字难认，认真看了，还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意见，帮我改了错别字，让我深受感动。在六十年代，习作者对退稿信是司空见惯了的，那时多是印刷的，也有热诚的编辑和名家亲笔写的，寥寥几个字也让人热血沸腾。
《滇池》编辑部对读者的稿件如此认真负责，精神可佳，令人振奋。编辑部还把《谈话录》《昆明诗歌》《昆明小说》《滇池获奖作品读本》，张庆国老师的《如鬼》，包倬老师的作品杂志赠与我。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爱。从阅读中我深知，要多读、多写。从 2007年开始。我先后参加过几本战友纪念册的文字工作，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这都是和《滇池》杂志编辑老师们的关心和鼓励分不开的。
退休多年后的一次偶遇，见到昔日在厂的张师傅，寒暄中得知他儿子成年后，也没找工作，而是在网络上写东西，追求儿时梦想。用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美妙的字语，还累有成果。在物欲化日夜膨胀的今天，我对这个年轻人肃然起敬。
每当我来到滇池畔，凉爽的风吹拂着脸庞，耳边响起浪花倾诉的细语，我在沉思：仿佛看到了郑和远航的帆影，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看到睡美人正在苏醒……如今鬂发幡然，仍对文学童心不泯，平时读读想想写写，把要说的话写在稿纸上，日积月累写出了习作《茶花鸡》。俗话说，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何况《滇池》杂志是文学爱好者的园地。于是，我将它送给编辑部，聊表心意。
四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滇池》杂志换了一茬又一茬的编辑人员，不忘初心，倾注心力，忘我劳动，培养出了一批文学新人。我认识的文友褚嘉骅的第一篇小说《眼镜》就是在《滇池》杂志发表的。从此，他笔耕不辍，投入到纪录片编导工作中，二十多年来，拍摄了 20多部优秀纪录片，如《毛泽东》《使命》《新西藏》以及文献片《中国道路》等，本人曾被评为“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四个一批人才奖”。拿他的话说：这辈子与纪录片结缘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滇池》杂志，任重道远。在新时代春风的沐浴下，《滇池》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新人，创作出为新时代、为梦想，抒写出与时代同行的作品来。
作为一个坚持文学理想，搜寻和培养文学苗子，助长他们成才的《滇池》来说，正是如日中天。像万溪冲百年的梨树那样，有着敦实的树干，撑着繁枝，铺满绽放枝头的梨花，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企盼着来日累累的硕果。
四十年，《滇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来，为春城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朵艳丽的红山茶。
四十年来，《滇池》迈着坚实的步伐，砥砺前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昆明市的巨变，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业取得的成果。《滇池》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放声讴歌，展现了昆明市文学艺术创作取得的成果。
四十年来，我抹不去与《滇池》的那段情结：记得 1968年退伍回来，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由于爱好，喜欢写点豆腐干大的东西，在报端偶尔登出。那时，昆明市有个刊物叫《工农兵演唱》的小册子，是内部发行的。由洛汀、陈戈华、黄传昆等编辑。
在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举办的创作学习班上，我与同年参军、同在 13军里当兵的张明和李敦伟邂逅，他俩都在站上工作。一次，我到站上给洛汀老师送稿时，得知市里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我们几个参加过创作班的文友奔走相告，今后有了自己的文学园地，真是万分高兴。当我们在胜利堂宣传站所在地得到第一期《滇池》创刊号时，闻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滇池》杂志，真是爱不释手。后来，敦伟调到《滇池》杂志社工作。我送给洛汀老师的小说《这儿鲜花盛开》，结果如何，不可而知。这期间，省里也准备恢复《边疆文艺》刊物，之前出了两期《工农兵文艺》试刊，我拜读了包钢的小说《背牛的人》后，写了篇《民族团结的赞歌》的评论被选登了。
后来，我由车间调到厂工会。一天，李敦伟来厂跟我说：《滇池》要扩大订户，能否帮忙宣传杂志一下，我爽快地答應了。在旁的几个同志也热心，说动就动。车间里的工人师傅听到《滇池》杂志感到很新鲜，名字很熟悉，弄不清是什么？我们就向他们解释，说《滇池》杂志是市里办的刊物，是以前都未曾有过的。有些老工人文化不高，我们就说，订本杂志让娃娃们增加知识，大有益处。可以帮助阅读和写作文的能力，还能培养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在共同努力下，《滇池》杂志的订阅数达四十多份。当我们把订单交到北京路邮局时，工作人员惊讶地问：你们咋个会有这么多读者？我们笑着说，全国只有一个滇池，住在昆明，滇池就在身边，门前的街子嘛。当每期《滇池》杂志送到厂工会时，我们当天就送到各车间订户的手中，看到他们在机床旁用棉纱把沾满油污的手擦干净才接过杂志。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一位老师傅说，快到时间了，娃娃都会问：咋个《滇池》还不来！我也订了一份《滇池》，阅读时，看到熟悉的，或是一起参加过创作学习班文友的作品在《滇池》上登出时，我都先
睹为快，如王晶写的小说《鬼屋》就是去市工会办事的书林街上买的，路上边走边看。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事后，他对我说，读书真有好处，对写作大有帮助。
一次，敦伟来厂有些匆忙地说：《滇池》这次增印了插页，多印了些，能否帮忙“解围”一下。我想：为《滇池》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跟他到编辑部取插页，碰见了主编王伟老师，他在宣传站时我就认识了。那时，编辑部设在东风路检阅台下面，条件差，很简陋。想不到《春城晚报》的编辑罗建琳也在这里，我有些惊讶，她怎么会到这里？她说，喜欢这里的工作，搞文学编辑更有意思。我看了看周围，这儿编辑不多，人人都在忙着手上的工作。
我提着一摞插页回到厂里，立即和同事朱文辉趁下班时，到晓东街南屏电影院前吆喝起来：“美女像，美女像，快来啰……”来往人群见我们两个大男人在卖美女像感到好奇，上前一看，不是港澳明星照，问我们这美女是谁？只得顺口打哇哇：“滇池美人。”到电影散场时，插页一售而空。事后方知这美女是云南人，是电影厂《傲蕾一兰》剧组来昆选演员，可惜未能让导演选中。当年文学杂志拿美女作插页的极少，《滇池》杂志可谓时尚，也让我俩时尚了一场。
后来敦伟被借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他每期都给我寄《人民文学》推荐佳作，让我扩大视野。这除了战友情，还有一份文学情，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他。
为了春城更加美丽，我调到煤气公司工作。那时为让春城人民改变每天用蜂窝煤，生活在烟熏火燎中，用上煤气，改善环境，空气更加新鲜。公司人员全力以赴，让晚了一个世纪的昆明，用上了优质能源，节省了能源。
当时我才想起订阅《滇池》杂志的事情，跑了好几个邮局，都说杂志早已自己发行了。在你忙他忙我也忙的情况下，与滇池失去了联系。后来搬到人民东路后，才发现竟与《滇池》杂志编辑部近在咫尺，真是喜出望外，办完订阅手续，立马得到了杂志。看着熟悉的封面，眼睛停留在滇字上，当年为这一划还争论过呢。有天门房通知我去拿印刷品，一看是邮寄来的《滇池》，我忙送回，并告之以后自己来拿，免得浪费邮资，现在办刊物不容易，能省就省点。后来，编辑部搬到呈贡新区政府大楼去了，那时地铁在建，往返一次乘公交车半天时间就花费掉了。幸好时间不长《滇池》又回到了文艺路，两头办公，方便了作者和读者。
后来，我把五万多字的习作手抄稿《路》送到编辑部，王坤红老师不因文字冗长字难认，认真看了，还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意见，帮我改了错别字，让我深受感动。在六十年代，习作者对退稿信是司空见惯了的，那时多是印刷的，也有热诚的编辑和名家亲笔写的，寥寥几个字也让人热血沸腾。
《滇池》编辑部对读者的稿件如此认真负责，精神可佳，令人振奋。编辑部还把《谈话录》《昆明诗歌》《昆明小说》《滇池获奖作品读本》，张庆国老师的《如鬼》，包倬老师的作品杂志赠与我。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爱。从阅读中我深知，要多读、多写。从 2007年开始。我先后参加过几本战友纪念册的文字工作，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这都是和《滇池》杂志编辑老师们的关心和鼓励分不开的。
退休多年后的一次偶遇，见到昔日在厂的张师傅，寒暄中得知他儿子成年后，也没找工作，而是在网络上写东西，追求儿时梦想。用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美妙的字语，还累有成果。在物欲化日夜膨胀的今天，我对这个年轻人肃然起敬。
每当我来到滇池畔，凉爽的风吹拂着脸庞，耳边响起浪花倾诉的细语，我在沉思：仿佛看到了郑和远航的帆影，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看到睡美人正在苏醒……如今鬂发幡然，仍对文学童心不泯，平时读读想想写写，把要说的话写在稿纸上，日积月累写出了习作《茶花鸡》。俗话说，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何况《滇池》杂志是文学爱好者的园地。于是，我将它送给编辑部，聊表心意。
四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滇池》杂志换了一茬又一茬的编辑人员，不忘初心，倾注心力，忘我劳动，培养出了一批文学新人。我认识的文友褚嘉骅的第一篇小说《眼镜》就是在《滇池》杂志发表的。从此，他笔耕不辍，投入到纪录片编导工作中，二十多年来，拍摄了 20多部优秀纪录片，如《毛泽东》《使命》《新西藏》以及文献片《中国道路》等，本人曾被评为“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四个一批人才奖”。拿他的话说：这辈子与纪录片结缘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滇池》杂志，任重道远。在新时代春风的沐浴下，《滇池》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新人，创作出为新时代、为梦想，抒写出与时代同行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