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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对字学的关注始于研读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后，而其字学思想定型于《三经新义》训释之时。他认为字学中隐含着道，故将字学的解释方式运用于经典训释，使其义理之学产生了穿凿附会的弊病。同一时代的理学家程颢认为王安石的道是佛教之道，这样的批评无疑道出了王安石后期学术发生改变的一个原因。但是王安石学术嬗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却是他对字学所寄予的过分期望，这种期望让字学承担了无法承担的功能，因而使得原本所追求的儒家之道逐渐被淡化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