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天,我从襄樊乘车回到阔别数年的十堰。途经白浪时,我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翘首远眺那山谷深处的车轿厂。在那里,有一位青年女工,让我今生都难以忘怀。
　　1971年,我供职于二汽设备修造厂(当年称红卫5721厂)。当年8月,我从车间被借调到厂行政科负责防暑降温工作。因制作清凉饮料急需一种叫橙皮酊的瓶装原料,我临时受命到武汉进行采购。那是我自1970年调到二汽(当时叫红卫厂)以来第一次独自公出到武汉。当我将采购到的八箱橙皮酊运到火车站时,我傻眼了!因为这批货物托运到十堰最少要拾天以上的時间。如果选择托运的方式必定会影响到防暑降温工作、影响全厂职工的身心健康。如果我自己随身携带,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想到这批物品对生产的紧急性和防暑工作的重要性,我选择了迎难而上——随身携带这批沉重易碎的货物到了丹江口。
　　次日清晨,我自己一个人提前将8箱物品一件件从二汽丹江口招待所搬到马路上,等待搭乘去码头的汽车。我面对眼前这一大堆货物心中暗想,要是能遇到“雷峰” 就好了!正想着,接送旅客的卡车就开过来了。等车的乘客瞬时乱作一团,背着大小包裹一拥而上扑向卡车。面对那个你争我抢的场面我真是毫无办法,只能在拥挤的人群中,举着一箱橙皮酊随波逐流,一步步地往车厢边靠。正当我精疲力尽时,突然,一阵轻松的感觉让我莫名其妙。原来,一个站在车厢内的女孩正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简直就是一双“天使之手”!接下来我搬一件,她接一件……在她的帮助下我顺利地登上了卡车,我暗暗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 。 上车后我真诚地向她道了声谢谢, 只见她边擦着汗水边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我的谢意。
　　在开往轮船码头的途中,我不禁又开始盘算,下车后我该怎么上船呢?我这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得寸进尺,再张口去求这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吧!当卡车在码头停下后,我发现下车的位置离登船处有百米之遥,而且上船的途中还要经过江岸的一段陡坡。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采取把一箱橙皮酊向前搬二三十米,再回来去搬运另一件,往前搬运时又担心后面的旅行包等物品丢失,边走边往回头看,那可真是一步一回头。就这样,我像蚂蚁搬家一样步履艰难地一点点向登船处靠近。正当我大汗淋漓精疲力竭时,忽然我眼前一亮,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正一声不响地帮我倒运货物……我不禁泪眼婆娑……
　　当我气喘吁吁地登上船,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背心时,旁边有人猛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他一边用手指着登船的跳板,一边大声责怪我说:“你这傻瓜,还不去帮帮人家……”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这时我才发现,搭着河岸与轮船的那块窄小的跳板上,有一个柔弱的身影一手拎着一个提包,正小心翼翼地向船上移动。啊!是她!我三步并做两步前去接应这位最后的登船者。此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她的两个大拇脚趾竞缠绕着纱布,行走时只能用脚跟着地,双脚呈八字型上跷步履蹒跚。那一刻,像是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我,让我在瞬间变得很小,好像只有仰视才能看到她!接她上船后,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她就被她的同事叫到了船的上层去了。为了保证货物安全,加上我那腼腆的个性,我没有勇气上楼去找她,哪怕只是简单地问一问她的单位和姓名等等……
　　傍晚,船到邓湾码头后,我留心观察她的去向,发现她登上了一辆标有5751字样的卡车(当年各分厂都是使用如此数字代号)。我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还没等我跑过去车已经开走了。我只好眼睁睁地望着汽车消失于崎岖的山路中。我伫立良久,感慨万千。
　　回厂后,我通过在车轿厂上班的小吴才知道那个女孩名叫于国荣(音),是该厂文艺宣传队队员,我们同船相遇的那天,是她在武汉学习 "样板戏" 结束后随宣传队返厂。得知这一信息后,我立即从红卫前往白浪。在车桥厂厂区最里面的齿轮车间的一台插齿机旁,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小于。当我询问她是否收到我给她单位写的感谢信时,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后轻声细语对我说:“不就是帮你搬几件东西吗?也不是什么大事,还值得你大老远来谢我!再说帮助别人也是我的乐趣,……”短短的几句话让我更加钦佩眼前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工。这是我和她萍水相逢后的第一次交谈,也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我听说她考上了某外国语学院,再后来又听说她的父母离开了二汽迁往北京…
　　光阴似水,岁月如梭,往事已越38载。但每当我回想起小于帮助我的这段往事,总会有种感动涌上心头。时至今日,我依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在那个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她给我带来的那丝清凉。并激励着我在感恩与奉献的路上一直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