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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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北宋,李白集写卷的文本形貌处于未清未全、流质易变的不稳定状态.当宋人编次缮定李白集的时候,许多唐卷古本中的题下小字自注已然羼乱为大字诗题.通过对李白集内部文本义例之比类归纳,辅以唐集文本通例之互证,可发现李白集"时"字通常作为题下追述性小字注的文本标识、讳名例皆入题注、解题类及文本体式类文字均入题注等特点,凡此种种,皆可参酌唐人诗题的制题规律抽绎文本通例.宋人在整理李白集时,曾对主题相关的诗题进行了"合题"化处理,这实际上对李白诗的精确编年造成很大干扰.李白诗题、题注中存留了一些反映唐宋卷轴古本编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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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北宋,李白集写卷的文本形貌处于未清未全、流质易变的不稳定状态.当宋人编次缮定李白集的时候,许多唐卷古本中的题下小字自注已然羼乱为大字诗题.通过对李白集内部文本义例之比类归纳,辅以唐集文本通例之互证,可发现李白集“时”字通常作为题下追述性小字注的文本标识、讳名例皆入题注、解题类及文本体式类文字均入题注等特点,凡此种种,皆可参酌唐人诗题的制题规律抽绎文本通例.宋人在整理李白集时,曾对主题相关的诗题进行了“合题”化处理,这实际上对李白诗的精确编年造成很大干扰.李白诗题、题注中存留了一些反映唐宋卷轴古本编次特征的信息,可以结合中古文集义例对卷轴时代之李白集诗题、题注原貌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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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初的新兴画科,小景画因其独特的意趣格法而深受文人喜爱,绘画中的小景是小景诗的形成基础,二者互融互有.小景诗是由画学术语而来的山水诗创作范式,其两大构成是:题小景画诗和提炼如小景画般的风景成诗.小景一体内蕴着山水画由唐入宋的新变,在它影响下的小景诗是对唐宋艺术趣味转型的生动体现,表现出诗画相通的文人趣味和独特的宋型审美.小景诗由宋人开创而历代不衰,是诗、画、景的美学融合,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六朝的才女书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东晋以来史家对女性之"才"的观念的改变.刘宋之前的才女书写标准主要继承的还是刘向在《列女传》中细化之后的女德规范,齐梁之后方出现仅凭才学或文学创作才能而被书写的情况.因此,不能仅凭蔡琰、谢道韫等人的传记,就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书写标准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全然发生了转变.文学之"才"的标准被认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南朝皇权重振和次等士族上升而带来的知识下移.
《钱注杜诗》是古典诗歌诠释史上的典范之作,钱氏“以注为著”“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对清代杜诗诠释学影响深远.钱注杜诗的诠释学成就以版本校勘为基础,是书以“最为近古”的吴若本为底本,兼裒诸家所藏,是正讹舛,是入清以来第一本全面梳理杜诗异文的著作,具开拓之功.钱注杜诗的异文校勘,对清代杜诗版本的影响有三:钱注确立的异文处理原则,被后来注杜诸家所采用;钱注删却的宋元旧本异文,在其后的杜诗选本、注本中几乎不可见;钱注所勘定的正字,成为清代杜诗版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通行用字.以异文为中心,以钱注为起点,对清代六种主要
南宋时刘球所见并摹入《隶韵》中的《燕然山铭》拓本并非拓自地处今蒙古国杭爱山的摩崖刻石,而是与刘球同时的何耆仲据《文选》李善注本中的《燕然山铭》翻刻的.至清道光八年(1828),钱泳又据何刻本重刻,收入《学古斋四体书刻》之中.清光绪初年,又有所谓张曜驻军伊犁时所拓之本,实为据钱泳本重新伪刻者.
2021年7月17—18日,"第九届中国词学研究会年会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六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在致辞中梳理了2018年以来词学研究取得的新成就,认为古代文学学者要注意新技术、新工具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拓展视野、转换思维、改进方法.
教育背景与科名经历是宋人立身从事的起点,也是宋代碑志常涉及的话题.北宋末至南宋前期对徽宗朝三舍法以及新学的评价,是不能逾越的一段.北宋末处于新学笼罩下,此时期的碑志常常褒赞舍法能够一刬科举之弊.而南宋前期批判新学与舍法的碑志作者,多属湖湘学、闽学、婺学学派,均系洛学所分,对新学极为贬斥,但其中亦有分野.即便是反新学,南宋士人在评价舍法时往往有不同指向.将国家覆灭根源追溯至新学以至舍法下的士风,是南宋前期的常见态度.但也有另一种看法,即认为舍法是前朝官学繁荣的表现,往往能网罗英俊之士.在文体的规约之下,在知
2021年7月31日—8月4日,由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筹)承办,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协办的"2021年明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十三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收到参会论文一百五十三篇,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百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参会.
中国诗学研究至少要区分"学诗"与"诗学"这两种论述体系,"诗学"理论的追求是创新,而"学诗"则讲求实用.对元代诗法著作的评价须突破已有偏见,从诗歌教习的维度认识元代诗法在诗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其意义由"学诗"层面上的价值而获得,在以"切用"为原点的"学诗"坐标上展开,于经典的诗学内容中寻索"学诗"的学理脉络,探求普泛意义上"好诗"的程式,确立学诗的范式.学诗者通过对范式的掌握,参与诗学的传播、传承,又在范式的张力中推动古典诗学的发展,而"学诗"与"诗学"这两个维度的交叉与融汇,更直观地表现在学诗谱系与诗史脉
清末改创学制,一度在中小学堂设立"读古诗歌"课程,却并不将其纳入文学科目,而是附于修身科,以"有益风化"为宗旨.学制附载《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提倡吟咏而限制创作,在对接西洋乐教的同时,更直接受到宋明以来理学诗教观念的影响.由此产生若干种诗歌教科书:或严格遵照学章,取法于理学背景下以伦常纲纪为指归的诗选,体裁限于谣谚、乐府、古体诗;或延续晚近童蒙诗课惯例,仍从五七言律绝入门,借鉴评选家的"说诗"口气,呈现近世诗教"开益性灵"的另一侧面.分别对这两种倾向的诗歌教科书进行溯源和阐释,揭示新学制下诗歌教育的多元
孙逊教授的学术生涯,肇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红学是他一生的学术底色.之后,他又先后驰骋于古典小说艺术理论、小说与宗教、小说与城市、东亚汉文小说研究诸领域,在文本阐释、理论探索、文化考察和文献整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是新时期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代表性红学家之一,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古代小说研究名家,也是国内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其学术人生多有启迪后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