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初步证据这一概念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运用广泛,却因其内涵不清、规则不明导致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初步证据的适用存在极大的随意性.通过对初步证据的适用情况进行梳理,可将初步证据分为证明紧迫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程序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前提性事实的初步证据以及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四类.其中,前三类初步证据发源于本土司法实践,与大陆法系的疏明规则相类似,可产生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及转移具体举证责任的效果:而第四类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规范来源于英美法系,与我国司法实践已不相适应,应予修改完善.
【机 构】
：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4011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初步证据这一概念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运用广泛,却因其内涵不清、规则不明导致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初步证据的适用存在极大的随意性.通过对初步证据的适用情况进行梳理,可将初步证据分为证明紧迫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程序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前提性事实的初步证据以及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四类.其中,前三类初步证据发源于本土司法实践,与大陆法系的疏明规则相类似,可产生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及转移具体举证责任的效果:而第四类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规范来源于英美法系,与我国司法实践已不相适应,应予修改完善.
其他文献
沼泽是贯穿谢默斯·希尼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并被赋予个人、家族、民族和历史等不同层面的象征含义.作为家族世居之地的沼泽代表了个人和家族的记忆,是诗人的代际之地;作为考古场域的沼泽代表了对往昔知识的好奇与探究,是思古的回忆之地;上演杀戮仪式的沼泽象征了诗人的民族记忆,成为诗人的纪念之地;而当诗人反思自己赋予杀戮以民族政治价值,转而揭示暴力造成的伤口时,沼泽则变成了创伤之地.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赋予沼泽平实的生活感、森然的仪式感、厚重的历史感、精确的抒情性,使诗人能够借助这片风景探索自我和群体、诗歌和社
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社会化媒体泛在化和智能化新特征日趋明显,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社会化媒体在多个领域与传统业态深度融合,承担起新的角色与功能.智能时代的社会化媒体不仅拓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新路径,也重塑了电子商务的新格局.社会化媒体为多个行业赋能赋智的同时,信息和价值观的传递出现了诸多问题.从多维度探索社会化媒体的建设策略,对于构建良好的媒介生态和网络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文化素养是高校教师教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转化性学习是一种成人深度学习模式,帮助学习者从知识的单纯接受向意义建构转化.转化性学习理论对高校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以转化性学习理论为指导并以国外高校文化建设经验为借鉴,我国在高校教师文化素养培养中,应帮助教师转变学习观念,重视并不断丰富教师传统文化经验;尊重教师学习主体地位,积极创设文化体验情境,为批判性反思和理性对话的开展搭建平台;建立并完善实践机制,让教师文化素养在实践中得到提升.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擘画了一幅幅具有中国特色理想社会的宏图.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从“小康社会”建设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无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历史上,人们不乏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描绘,但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将宏图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践行理想,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把人民利益置于崇高的地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一方面兴建了众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基本控制了黄河水患泛滥问题,有效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旅游等多重功能,让黄河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等各种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了黄河中下游的安澜,让黄河真正造福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仅仅用了短短70多年时间,就保障了黄河安澜,根本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黄河水患问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治黄奇迹.这既是新中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听觉艺术逐渐转向视觉艺术,发展成为形象和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以语言为中心的形态得以改变.纯听觉艺术受到视觉艺术发展的影响,开始由纯听觉艺术转向视听艺术.新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要求,在转向视听艺术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必然要适应新的环境.在当下的新媒介的环境中,想要让传统民族音乐在视觉化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就必须重视视觉文化对传统音乐的影响.传统民族音乐必须适应并利用新媒介,在立足音乐的基础上,融合视觉文化,寻求新的发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较大冲突,引发后者的法院受理之争、生存之危,以及前者的规则适用之惑.从理论根源分析,其冲突主要源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内存缺陷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争议.从权力视角分析,其冲突映射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督权的逻辑演变:司法权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掌控监督权并涉嫌僭越行政权,行政权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挤压监督权并有效反击司法权,而监督权从张扬趋向式微.协调二者冲突,可以按“微调”“整合”“重构”三种进路推进,形成以“行政执法先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民事公益诉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 ,但实现创作目的 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 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
伴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实施,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案例指导行为如火如荼.制度形成及其影响力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形成背后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其中权力主体及其分布关系到制度内部的权利义务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而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则关系着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效能.从司法判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受到来自国家、地方与社会三方主体及其力量的影响,这些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推动着制度从略带松散型悄然走向严整规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