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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一些党员干部无法绕开权力利益亲情的纠缠。吴波,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财政部长,下出了一盘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
如今,他离世已有10载,然而这种品格犹如高山,离得越远,越觉得伟岸。
房子:一生坚定做无产者,不留私产给后代。2000年10月9日,在秘书和亲属的见证下,94岁高龄的吴波立下遗嘱:“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2003年,老人又将第二份内容一致的遗嘱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熟悉吴波的亲人和同事眼里,吴波的举动,既非官员作秀亦非人老糊涂。因为,他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票子:“公”钱精打细算,“私”钱不为私用。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更反对浪费,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吴波曾经的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5万元。除去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用公车,回乡拒绝公差待遇。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1982年,应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的邀请,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看。其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接送。回京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
“帽子”:职务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1980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74岁的吴波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儿子:路要靠自己走,靠父母不能长久。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他不让儿子沾自己这个大官的“光”。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当年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国资局成立,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工作,坚决拦住了。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輩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
(资料支持:新华社)
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一些党员干部无法绕开权力利益亲情的纠缠。吴波,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财政部长,下出了一盘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
如今,他离世已有10载,然而这种品格犹如高山,离得越远,越觉得伟岸。
房子:一生坚定做无产者,不留私产给后代。2000年10月9日,在秘书和亲属的见证下,94岁高龄的吴波立下遗嘱:“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2003年,老人又将第二份内容一致的遗嘱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熟悉吴波的亲人和同事眼里,吴波的举动,既非官员作秀亦非人老糊涂。因为,他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票子:“公”钱精打细算,“私”钱不为私用。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更反对浪费,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吴波曾经的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5万元。除去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用公车,回乡拒绝公差待遇。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1982年,应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的邀请,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看。其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接送。回京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
“帽子”:职务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1980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74岁的吴波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儿子:路要靠自己走,靠父母不能长久。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他不让儿子沾自己这个大官的“光”。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当年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国资局成立,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工作,坚决拦住了。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輩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
(资料支持: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