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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60年代的中苏冲突不仅使世界共产党国家加以重视，许多自由国家也密切注意中苏冲突的发展，以方便做出因势利导的反应。中苏冲突不仅导致共产党世界在外交行动上的调整，也影响其他国家在各方面的政策的改变，甚至影响了国家之间经济贸易上的往来，大幅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形势。中日贸易随着中苏冲突的逐渐扩大在1960年代也有着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中苏冲突后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情况。本文主要以《纽约时报》中有关中苏冲突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的相关报道为中心，探讨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日之间的贸易变化情况，通过对中日贸易的改变的分析，探究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这对分析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反应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中苏冲突；中日贸易；美国
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的分裂，使中苏对和日本的贸易兴趣提高。两者既在经济上感觉有必要和日本增加往来，也意图扩大对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尤其中共在苏联撤走科技人员之后，格外在经济上与日本改善关系。中共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急需日本及西欧国家提供石油产品和机械设备。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复杂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剧烈起伏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中苏分裂的扩大，西方与日本商人开始寻求中国市场，但在衡量与中国贸易的风险时，《纽约时报》这样形容到“世界自由国家像一个兴致勃勃给陌生动物喂食的孩子---一半害怕他不愿意接受食物，一半害怕自己被咬伤。”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仍然没有影响到自由国家与中国贸易的强烈愿望。
1963年，西方与日本的商人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因为中苏的贸易在过去三年内降低了67%，同时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降低了50%。面对巨大的市场资源，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纳中国的态度。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对象国也迅速转向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很多线索显示中国正在着手与自由国家进行商业往来。例如1962年春天，中国派出他们第一批高层次的贸易团队去西方欧洲。他们表示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商业往来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美国却严格保持与中国贸易禁运。但这种冷淡的态度却被其他自由国家所拒绝。许多国家的官员私下用“极端”和“孩子气”这样的成语来形容美国对中国贸易禁运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对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还是有所期待的。
严重的中苏冲突在经济领域上的表现是苏联在1960年撤走所有的专家，自此中国不太可能再向苏联寻求进口，从而自然而然转向日本等其他国家。自1961年以来，中国通过提前清算对苏联的长期欠款，转向西方获取资本设备，尽可能减少从苏联的进口，将对苏联的依赖降到最低，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引起的混乱使中国不可能允许自己再依赖苏联。1964年约4.5亿美元，接近两国贸易关系的最低点。中苏冲突将会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强调实现自给自足以达到“自立”的目的。对于这样的目的，一个日本的官员曾说到，“红色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贸易国家”，他解释到，“中国的政策是建设国家的内部经济以保证中国能完全自给自足”。
但是这种“自立”的政策并没有限制中国从日本与西欧签订获取完整的工厂、机械与设备甚至技术人员的合同。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对于中国急需的技术支援，没有其他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并能替代苏联的国家，因为美国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分歧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使中国排除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可以替代苏联的国家，而中苏冲突也使中国不得不排除苏联。因此，当时的国际环境让中国感觉到日本是其需要的最不敌对的可以进行贸易的国家。这种想法的直接结果就是中日贸易的明显增长，这使日本成为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经济交往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1964年几乎翻了一倍，超過了3亿美元，仅次于原来的中苏贸易。中日贸易总值在1965年超过4亿美元，比1964年增长了40%多。1965年，日本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在1966年扩大到了第一位。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让人惊讶不已，1965年为52%、1966年为32%。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日贸易总量已经大致等于中国与西欧贸易的总和。
而日本对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也相当有兴趣。《纽约时报》1963年8月25的报纸上刊登了名为“与中国的贸易引起各国兴趣”的文章称，日本在1962年秋间曾派遣两个准官方的高层贸易代表专赴北平。一个是自民党的代表团，另一个则是工商界的领袖。中共和日本的经贸会谈曾在1958年破裂，后来双方在1962年9月首度恢复大规模的经贸会谈。日本和中共的贸易额在1962年快速回升。1962年以前，日本和中共一年的贸易额，通常不超过1956年只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双方在1960年的贸易额，甚至还下降至微不足道的程度。直到1962年，双方的贸易额才接近一亿美元，但是仍不足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原因可从1962年12月的中日贸易条约中窥见一斑，该条约规定两国的贸易应该在3至5年内平衡。而日本官方声明“目前的发展情况很有可能使中国在扩大自身贸易中更有利。这位外交官补充道“大量增长与中国贸易对我们没有前途可言”。他指出，中国对自给自足的追求比本身硬通货的短缺“更多”。他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与红色中国贸易充满危险性。”尽管如此，中日的贸易有增无减。
日本对于中日贸易的增长的担心来自于，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尽管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是普遍认识到在防卫与经济方面，日本与美国及西方的纽带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担心与中国的贸易的增长会使与美国的纽带受到威胁，这种担忧阻止他们谋求与中国政权建立太过紧密政治联系，而仅仅在经济贸易中有些许改善。对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一个日本政府的官员曾评论说“我们基本的哲学是将政治从经济上分开”，这位官员补充到“日本试图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也是这样做的”。但却只字未提对于和中共的政治交往，尽管如此，经济的频繁往来在无形中仍对政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更有意义的是，日本声称在1963年售价20，000，000美元的化工厂给中国，同时日本也公开，日本已经将长期贷款利率从4.5%增加到了6%。对于日本的外交官大平正芳（Masagoshi Ohira）在他最近访问中国期间，许多报道指出政府行政机关对于日本太容易将贷款给予中国表示不满。一些观察员坚信，利率的增长是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导致的直接结果。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情况被视为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从历史角度上说，日本依赖于中国大陆大部分原材料，并且一直致力于为日本谋求出口商品而开拓更多的市场。中共政权一直试图通过含糊的提出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来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加以利用，当然，这些提议均与政治条件挂钩。这也是中共为推动日本在中苏冲突中中立化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在北平与日本私人商业团体签订的一系列非官方的贸易协定中，都通过向日本提供它必须大量进口的煤炭和铁矿石之类的商品，以消弱日本对中共贸易的控制。而美国利息平衡税鼓励中国与日本进行更多贸易，尽管日本官方人员说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在日本出口计划放缓的迹象可能意味着日本将尽力卖更多的纺织品、化学药品、金属制品及资本货物给大陆。
美国当时虽未鼓励日本与中共增进贸易，但也在日本及中共均未声称将改变双方政治关系的情形下，并未出面加以阻挠。当时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虽然曾在1962年9月26日在一项演说中谈及和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危险，但只是温和的提到共产党国家可能会把贸易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同年10月17日在日本“外国记者联谊会”演说时，亦只曾略微表示共产党国家通常把贸易作为政治工具。鲁斯克国务卿同年十月初在华府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也未表示美国有意介入。总之，日本当时并不赞同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美国也未极力阻挠日本和中共增进经贸关系，毕竟也算是日本和中共在1960年代经济贸易改善的一部分主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从规模较小的外贸中获得了可观的政治成果，它越来越多地给许多亚洲国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与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是有利可图的。
事实也证明，经济引诱对于政治有着莫大的帮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除了日本，还有很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交。例如法国当时在中苏分裂的形势下决定和中共大幅度改善关系。虽然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声明“西方国家在中苏之间应严守中立”，但由于中共加强对法国的外交及经贸攻势，戴高乐遂原则上决定不理睬美国的反对，而将迳自和中共建交。
戴高乐在1963年10月，曾派遣法国外长德穆维拉（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晋见甘西迪总统，强调鼓励中共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戴高乐认为，孤立中共会对苏俄有利而主张同意中共加入联合国，甚至和中共建交，也表明“如果美国踌躇不已，法国并非不可能独自行动”。法国戴高乐政府和中共接触亲密，主要是自从苏俄在1960年開始撤除科技援助后，变设法在共产党集团之外寻求替代市场和资源。更具体地说，中共拉拢法国，并不是一项孤立层面上的发展现象，而是中共当时较积极的整体经济外交的一部分。中共当时的经济外交除涉及日本外还涉及到英国、西德、丹麦、瑞典及荷兰。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命运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年都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会增加。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及其他自由国家的贸易或多或少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而美国的态度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从经济往来到政治建交的转变而变的越加缓和，谁也不敢否定美国与中国在1970年代的关系好转，与1960年的这些经济交往毫无关联，经济与政治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1960年代的中苏冲突为中日贸易的发展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参考文献
[1]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本）[M].东方出版中心，2009.
[2]Research Report，Denney，“Japan’s China Policy in October 1962：Steering Between Blocs”.
[3]Recognition of Peking[N].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63.
[4]Trade With China Draws Interests [N]. New York Times，Aug.25，1963.
作者单位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32
【关键词】中苏冲突；中日贸易；美国
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的分裂，使中苏对和日本的贸易兴趣提高。两者既在经济上感觉有必要和日本增加往来，也意图扩大对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尤其中共在苏联撤走科技人员之后，格外在经济上与日本改善关系。中共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急需日本及西欧国家提供石油产品和机械设备。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复杂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剧烈起伏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中苏分裂的扩大，西方与日本商人开始寻求中国市场，但在衡量与中国贸易的风险时，《纽约时报》这样形容到“世界自由国家像一个兴致勃勃给陌生动物喂食的孩子---一半害怕他不愿意接受食物，一半害怕自己被咬伤。”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仍然没有影响到自由国家与中国贸易的强烈愿望。
1963年，西方与日本的商人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因为中苏的贸易在过去三年内降低了67%，同时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降低了50%。面对巨大的市场资源，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纳中国的态度。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对象国也迅速转向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很多线索显示中国正在着手与自由国家进行商业往来。例如1962年春天，中国派出他们第一批高层次的贸易团队去西方欧洲。他们表示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商业往来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美国却严格保持与中国贸易禁运。但这种冷淡的态度却被其他自由国家所拒绝。许多国家的官员私下用“极端”和“孩子气”这样的成语来形容美国对中国贸易禁运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对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还是有所期待的。
严重的中苏冲突在经济领域上的表现是苏联在1960年撤走所有的专家，自此中国不太可能再向苏联寻求进口，从而自然而然转向日本等其他国家。自1961年以来，中国通过提前清算对苏联的长期欠款，转向西方获取资本设备，尽可能减少从苏联的进口，将对苏联的依赖降到最低，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引起的混乱使中国不可能允许自己再依赖苏联。1964年约4.5亿美元，接近两国贸易关系的最低点。中苏冲突将会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强调实现自给自足以达到“自立”的目的。对于这样的目的，一个日本的官员曾说到，“红色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贸易国家”，他解释到，“中国的政策是建设国家的内部经济以保证中国能完全自给自足”。
但是这种“自立”的政策并没有限制中国从日本与西欧签订获取完整的工厂、机械与设备甚至技术人员的合同。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对于中国急需的技术支援，没有其他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并能替代苏联的国家，因为美国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分歧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使中国排除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可以替代苏联的国家，而中苏冲突也使中国不得不排除苏联。因此，当时的国际环境让中国感觉到日本是其需要的最不敌对的可以进行贸易的国家。这种想法的直接结果就是中日贸易的明显增长，这使日本成为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经济交往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1964年几乎翻了一倍，超過了3亿美元，仅次于原来的中苏贸易。中日贸易总值在1965年超过4亿美元，比1964年增长了40%多。1965年，日本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在1966年扩大到了第一位。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让人惊讶不已，1965年为52%、1966年为32%。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日贸易总量已经大致等于中国与西欧贸易的总和。
而日本对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也相当有兴趣。《纽约时报》1963年8月25的报纸上刊登了名为“与中国的贸易引起各国兴趣”的文章称，日本在1962年秋间曾派遣两个准官方的高层贸易代表专赴北平。一个是自民党的代表团，另一个则是工商界的领袖。中共和日本的经贸会谈曾在1958年破裂，后来双方在1962年9月首度恢复大规模的经贸会谈。日本和中共的贸易额在1962年快速回升。1962年以前，日本和中共一年的贸易额，通常不超过1956年只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双方在1960年的贸易额，甚至还下降至微不足道的程度。直到1962年，双方的贸易额才接近一亿美元，但是仍不足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原因可从1962年12月的中日贸易条约中窥见一斑，该条约规定两国的贸易应该在3至5年内平衡。而日本官方声明“目前的发展情况很有可能使中国在扩大自身贸易中更有利。这位外交官补充道“大量增长与中国贸易对我们没有前途可言”。他指出，中国对自给自足的追求比本身硬通货的短缺“更多”。他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与红色中国贸易充满危险性。”尽管如此，中日的贸易有增无减。
日本对于中日贸易的增长的担心来自于，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尽管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是普遍认识到在防卫与经济方面，日本与美国及西方的纽带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担心与中国的贸易的增长会使与美国的纽带受到威胁，这种担忧阻止他们谋求与中国政权建立太过紧密政治联系，而仅仅在经济贸易中有些许改善。对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一个日本政府的官员曾评论说“我们基本的哲学是将政治从经济上分开”，这位官员补充到“日本试图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也是这样做的”。但却只字未提对于和中共的政治交往，尽管如此，经济的频繁往来在无形中仍对政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更有意义的是，日本声称在1963年售价20，000，000美元的化工厂给中国，同时日本也公开，日本已经将长期贷款利率从4.5%增加到了6%。对于日本的外交官大平正芳（Masagoshi Ohira）在他最近访问中国期间，许多报道指出政府行政机关对于日本太容易将贷款给予中国表示不满。一些观察员坚信，利率的增长是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导致的直接结果。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情况被视为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从历史角度上说，日本依赖于中国大陆大部分原材料，并且一直致力于为日本谋求出口商品而开拓更多的市场。中共政权一直试图通过含糊的提出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来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加以利用，当然，这些提议均与政治条件挂钩。这也是中共为推动日本在中苏冲突中中立化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在北平与日本私人商业团体签订的一系列非官方的贸易协定中，都通过向日本提供它必须大量进口的煤炭和铁矿石之类的商品，以消弱日本对中共贸易的控制。而美国利息平衡税鼓励中国与日本进行更多贸易，尽管日本官方人员说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在日本出口计划放缓的迹象可能意味着日本将尽力卖更多的纺织品、化学药品、金属制品及资本货物给大陆。
美国当时虽未鼓励日本与中共增进贸易，但也在日本及中共均未声称将改变双方政治关系的情形下，并未出面加以阻挠。当时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虽然曾在1962年9月26日在一项演说中谈及和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危险，但只是温和的提到共产党国家可能会把贸易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同年10月17日在日本“外国记者联谊会”演说时，亦只曾略微表示共产党国家通常把贸易作为政治工具。鲁斯克国务卿同年十月初在华府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也未表示美国有意介入。总之，日本当时并不赞同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美国也未极力阻挠日本和中共增进经贸关系，毕竟也算是日本和中共在1960年代经济贸易改善的一部分主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从规模较小的外贸中获得了可观的政治成果，它越来越多地给许多亚洲国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与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是有利可图的。
事实也证明，经济引诱对于政治有着莫大的帮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除了日本，还有很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交。例如法国当时在中苏分裂的形势下决定和中共大幅度改善关系。虽然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声明“西方国家在中苏之间应严守中立”，但由于中共加强对法国的外交及经贸攻势，戴高乐遂原则上决定不理睬美国的反对，而将迳自和中共建交。
戴高乐在1963年10月，曾派遣法国外长德穆维拉（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晋见甘西迪总统，强调鼓励中共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戴高乐认为，孤立中共会对苏俄有利而主张同意中共加入联合国，甚至和中共建交，也表明“如果美国踌躇不已，法国并非不可能独自行动”。法国戴高乐政府和中共接触亲密，主要是自从苏俄在1960年開始撤除科技援助后，变设法在共产党集团之外寻求替代市场和资源。更具体地说，中共拉拢法国，并不是一项孤立层面上的发展现象，而是中共当时较积极的整体经济外交的一部分。中共当时的经济外交除涉及日本外还涉及到英国、西德、丹麦、瑞典及荷兰。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命运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年都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会增加。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及其他自由国家的贸易或多或少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而美国的态度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从经济往来到政治建交的转变而变的越加缓和，谁也不敢否定美国与中国在1970年代的关系好转，与1960年的这些经济交往毫无关联，经济与政治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1960年代的中苏冲突为中日贸易的发展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参考文献
[1]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本）[M].东方出版中心，2009.
[2]Research Report，Denney，“Japan’s China Policy in October 1962：Steering Between Blocs”.
[3]Recognition of Peking[N].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63.
[4]Trade With China Draws Interests [N]. New York Times，Aug.25，1963.
作者单位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