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曾出品过一个著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导演迈克尔·艾普泰德从1964年起以每隔7年为一个单位，用影像记录下14个英国孩子人生的“时间简史”。导演的初衷是想通过影片的观察来研究英国的等级制度——富人家的孩子是否仍是富人，穷人的孩子又会否命运多舛。结果，不会撒谎的岁月用镜头来证明，社会阶层确实是传承而非努力得来的。
　　这个结论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尔·卡明斯最近在学术期刊《人性》（《Human Natur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不谋而合。他们发现在英国，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姓氏就决定了其社会阶层—如果你的上祖出身名门望族，那么未来你成为社会精英或有钱人的可能性就相当大。请忘记“知识改变命运，奋斗造就未来”的励志名言吧，因为这可能是无用的。
　　克拉克教授常年致力于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阶层流动性，传统的计量研究方法是根据上下两代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进行跟踪研究，计算出两代之间的相关程度—所谓的代际相关性，若为1则说明完全没有社会阶层流动，上下两代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完全一样;代际相关性若为0则说明上一代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下一代没有一点影响。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说明社会阶层流动性越好。
　　但克拉克认为传统计量方法有局限性，于是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罕见姓氏为手段，跟踪过去28代特定社会阶层人群在跨越千年的时间里其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变化，以此计算出代际相关性。
　　英国的罕见姓氏和以连字符相连的双姓一般皆来自于贵族家庭，由于贵族家庭的孩子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有机会接受更好的精英教育，所以教授想到在顶尖名校的学生名册中寻找研究的线索。教授把1170年（诺曼人征服英国）到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历年拥有罕见姓氏的学生名册放在一起，这些罕见姓氏包括阿西尔（Atthill）、巴尔弗（Balfour）、布兰普敦（Bramston）、曼德维尔（Mandeville）、达西（Darcy）和卡宁厄姆（Conyngham）等。研究发现，尽管800多年来，英国经历了各种改变历史轨迹的事件，但这些家族的代际相关性却一直稳定地保持在0.8左右，英国上层和中下层社会之间在这百年以来并没有太大改变。
　　在西方，姓氏承载着丰富的人文信息，能够反映出一个家族的职业、地位、社会竞争力以及财富。英国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直到11世纪，一些贵族家庭才开始用封地或住宅名来称呼一家之长，如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庄园名字）、霍尔（Hall，礼堂）、肯特（Kent，英格兰东南部），后又传诸子孙，世代相袭，逐步扩散至平民，形成了姓氏。
　　一些与手工业相关的姓氏出现在12世纪左右，比如史密斯（Smith，铁匠）、贝克（Baker，面包师）、卡朋特（Carpenter，木匠）、米勒（Miller，磨坊主）等，这些姓氏局限在拥有一定技能、社会地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人群中。家境相对贫穷的家庭则根据个人特征，如布朗（Brown，棕色）、怀特海德（Whitehead，白头）或父名，如理查森（Richardson，Richard的儿子）作姓氏。
　　17世纪英国著名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也是当时的海军部部长，其家族在15世纪末晋升贵族阶层后，荣耀就一直伴随该姓氏。在过去500年中，拥有“佩皮斯”这个姓氏进入牛津或剑桥学习的学生比普通姓氏高出20倍。自13世纪以来，罕见姓氏出现在牛津大学的几率几乎是普通人群的8倍，到了15世纪，尽管对比值降低到了两倍，但富有家庭在土地、房屋、教育以及医疗方面的优势依然延续至今。
　　“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后，接受教育不再只是贵族家庭孩子的权利，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义务教育开始大面积普及，但进入名校学习的仍然多数是罕见姓氏家庭的子女。”尼尔·卡明斯说道。
　　此外，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成为政治精英。在律师、医生、公务员和大学学者中，这些贵族姓氏的相对比例也比平均数高很多。同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发现，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普通姓氏高出很多。换言之，那些当年跟着威廉二世到英国的诺曼人后裔，经过了27代，依旧是法界、政界、医界的常客。
　　除了大学名册忠实记录历代学生的姓氏以外，遗嘱是另一个能够找到详细、准确姓氏记录的地方。在英国，大约从14世纪开始，任何已故人的遗嘱首先要在郡法院登记并检验后才能生效，这些遗嘱材料包括已故人的年龄、子女及其他亲属、职业、各类财产、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等情况，这成为教授及其他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
　　1858年，英国第一次建立了现代的遗嘱认证登记制度。根据遗嘱中列明的财产，克拉克教授从最富有的5%的人中选出了105个罕见姓氏，如双姓布鲁德内尔-布鲁斯，然后从富有程度位列5%至15%的人中选出了76个罕见姓氏。作为对照，他们又从连续五年接受政府救济的穷人名单中选出237个姓氏，分别跟踪这三组人群在150年间的财富变化，发现虽然前两组富人的财富不断减少，穷人的财富逐渐增加，但代际相关性却很一致，都在0.7左右。有趣的是，在过去百年间，遗嘱登记的数据表明，上文提及的佩皮斯家族的人从祖上继承的资产平均比普通英国人高出5倍。显示了该姓氏在财富上的传承也跟教育相吻合。
　　“如此惊人的代际传承一定与家族文化、社会关系和基因息息相关。姓氏揭示出隐藏在社会地位与财富状况表象下的社会竞争力。”克拉克教授指出，“如果你拥有一个罕见的姓氏，那么你的人生就可谓站在一个‘事半功倍’的起点上，甚至你的姓氏已经决定了你的阶层。”
　　“以前在社会学界普遍认为，英国只需400年就可以实现阶层大轮换，但我们的研究却发现2012年的英国与前工业时代相比，社会阶层仍然相当稳固，只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大了而已。这些结论都清晰并有力地冲击以往‘富不过三五代’的思想。”尼尔·卡明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