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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的消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以抢得先机。确实，借助由张学良提供、刘鼎掌握的飞机与越野车，保安与西安之间的快速往来易如反掌。但令人费解的是，最早赶到西安的却是端纳，而最早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直至17日晚才到西安，此时距“日内即去”已经五天有余，比端纳整整晚了三天。查《周恩来年谱》，除13日开会之外，并无任何重要活动的记载。这种在关键时刻出现的反常现象，其中必有原因。
周恩来毛遂自荐赴西安
通常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一发生，张学良就立刻电报邀请周恩来赴西安解决难题。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并不支持这一多年来通行的“邀请”说。从12月12日的文寅电起至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为止，西安与保安之间来往的电报中，不仅没有一份张学良对周恩来的邀请电，而且恰恰相反，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向张学良提出赴西安的要求。
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发往保安的“文寅电”中，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在简单叙述了有关情况后，又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对保安方面的询问，而不是邀请。
毛泽东收到“文寅电”后，立刻复电，嘱咐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最后又特别提出：“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毛泽东显然对张学良不太放心，因此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西安，一个“拟”字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保安的单边想法和要求。这就是说，最初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应该是保安方面的毛遂自荐，而不是张学良的主动邀请。
如果按照当时保安与西安的关系，张学良立刻就会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因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在 12日24时颇有把握地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说“恩来日内即去”。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要求不表态
从“文寅电”的“速复”看，张学良在事变当天确实急于知道来自保安的“高见”，对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也不可能拒绝。但从13日起，张学良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3日，毛泽东、周恩来没有等到答复，就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弟，东、来叩。”对于张学良的沉默，保安方面深为不安，因为红军的电台已经得悉苏联的广播，估计张学良也已经初步了解了苏联方面的态度，因此一面说对国际方面“已有所布置”以示安抚，一面加紧催促张学良派飞机来接。电报中一连两个“拟”字，既强化了保安的要求，也反映了保安的焦虑。但张学良依然保持沉默。
张学良没有理会保安方面的催促，却在13日首先邀请了冯玉祥：“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同一天，当端纳致电张学良要求来西安时，张学良立刻复电发出了邀请：“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这或许就是端纳为什么在14日就到达西安的原因。
13日深夜，保安还不见西安回电，不得不再次发电张学良：“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弟，东、来，元亥。”在一连串的“如何，盼复”无果后，保安决定“先斩后奏”，去了再说。当然，电报依然用了征询张学良意见的“拟”字。
尽管保安方面已经在两天里接连三次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但张学良一直没有具体表态。
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
14日，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据《张学良年谱》与《张学良年谱》（修订本）两书记载，此电最后一句是：“红军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此份电报以保持距离的官方字眼“红军恩来”作为称呼，在张学良以往发给保安的电报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句电文也没有邀请之意，只是表达了同意周恩来前往西安的意思。换句话说，张学良同意周恩来赴西安的正式表态是在14日，这也就是周恩来为什么只能在15日一早出发的原因。但是，张学良14日的电报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约定飞机接入的具体时间，这就给周恩来添了不少麻烦。
15日，毛泽东接到张学良14日的电报，就立刻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照理，对这种电报应该回电确认，但张学良又是一声不吭。
16日到达肤施时，周恩来不仅没有见到理应等候的飞机，连肤施县城的大门也没有打开。周恩来见无人接应，更无飞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告急，一面准备于17日骑马上西安。
对于这一情况，当年任中共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在延安郊外迎接周恩来的王世泰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周的决策：“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们布置一下，让部队明天一早在飞机场上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并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尽量加速前进，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着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真是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骑马也必须赶到西安。 毛泽东要求刘鼎派卡车接周恩来
17日凌晨1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电均奉悉。”“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篠子”这个“篠”（“篠”的繁体字，通“筱”）是电报中表示17日的代码，“子”是代表时间23时至1时。这份电报反映了张学良当时极其复杂的心情，他在电报中没有使用“红军恩来”一词，而是又恢复了以往“恩来兄”的称呼。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在电报中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毛泽东是否派出飞机，以及飞机降落肤施的具体时间。缺乏这一关键内容，“恩来兄”就无法到西安。如果真的骑马上西安，恐怕没有十天半月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有没有飞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周恩来赴西安的问题。
先后得知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的告急电报与张学良的“乞告”电报，却依然不见飞机具体消息的毛泽东，立刻回电张学良：
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
以及：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
如何，盼复。
弟赵东十七日
毛泽东当然懂得张学良“乞告”的含义与分量，因此不敢再指望他的飞机，就一面安慰张以争取时间，一面于17日凌晨5时急电刘鼎：刘鼎转李毅兄：
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
弟泽东
17日5时
肤施守军根本没有接到来自西安的命令，因此拒不配合。毛泽东不得不向刘鼎告急，毕竟从甘泉到西安乘车只需一天半的时间，比骑马的速度快得多。但刘鼎没有回电。
17日清晨，周恩来一行按照预定计划策马蓝家坪向西翻山，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肤施城，到达杜甫川时已近中午。他们正准备继续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恩来一把勒住马的缰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肤施。’果不出所料，真是张学良派出的飞机，已降落在肤施东郊的机场上了。周恩来一行沿肤甘公路策马急行，很快返回到肤施城郊。”当天傍晚，周恩来终于乘上飞机，抵达西安。
张学良既然决定派出飞机却又不通知毛泽东，这种奇特的做法一再出现，决不是他的疏忽，很可能反映了他当时非常复杂的心态：我派出了飞机，能不能接到周恩来就要看天意了。也许，此时的张学良又赌了一把，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何在电报中始终不明确飞机降落的具体时间。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赶上飞机，实在是因为碰巧听到飞机的声音。由此看来，周差点与飞机失之交臂，能够到达西安似乎是因为“巧合”，否则历史完全可能重写。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会不会发生如此离奇的“巧合”，笔者将另文深入探讨。
张学良态度微妙变化的原因
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尽管目前还看不到可以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的具体史料，也难以猜测这种关系究竟密切到怎样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双方的关系显然已经不止“每日都有电来往”。但史实表明，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致周恩来几乎无法顺利到达西安。
这种现象是十分反常的。由于苏联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预期那样的支持，反而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公开的谴责，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事变可能产生的后果。众所周知，失去了苏联支持这一不可缺少的基础，“三位一体”就成了空中楼阁。如果张学良事先就了解苏联的态度，他的“文寅电”也许就不会那么自信和乐观了。
张学良为何突然消极对待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究其原因，也许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卦，共产党不得已的退避和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都是张学良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其打击、苦闷、冤屈，甚至一种被欺骗的感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种“被欺骗的感受”，历史当事人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作了更直白的回忆：“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对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学良的这种感受显然源自12月13日苏联报刊开始对事变的抨击。换句话说，张学良的突然“变脸”，其实是根本没有料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竟然突然“变脸”，或者更准确地说，张学良在准备事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正确认识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脸”。
顺便指出，几乎所有涉及12月15日周恩来从保安骑马出发赴肤施的著述或文章，都描述当时的天气是“大雪纷飞”。但当年的日记表明，周恩来一行出发的那天并无雨雪。据当时红军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选》记载，1936年10月3日起至12月31日止的90余天里，期间仅10月7日、8日、13日、24日、12月15日、16日、17日等7天为阴天，其余的日子全部都是晴天，不仅没有下雨，更没有下雪。童小鹏的《军中日记》也称，那天根本没有大雪，周恩来一行“在寒风中浩浩荡荡地离开保安城”。因此，用天气恶劣来作为周恩来赴西安行程迟缓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说，保安与西安之间那种极其机密的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交通模式的突然失灵，才使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周恩来赴西安之路倍加艰难。
以上的电报史料，也许可以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发生后5天才抵达西安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表明事变后的局势是多么复杂和险恶，更可以表明周恩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沉重和艰难。
（摘自《纵横》2012.10期）B②
周恩来毛遂自荐赴西安
通常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一发生，张学良就立刻电报邀请周恩来赴西安解决难题。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并不支持这一多年来通行的“邀请”说。从12月12日的文寅电起至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为止，西安与保安之间来往的电报中，不仅没有一份张学良对周恩来的邀请电，而且恰恰相反，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向张学良提出赴西安的要求。
事变当天，张学良在发往保安的“文寅电”中，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在简单叙述了有关情况后，又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对保安方面的询问，而不是邀请。
毛泽东收到“文寅电”后，立刻复电，嘱咐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最后又特别提出：“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毛泽东显然对张学良不太放心，因此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西安，一个“拟”字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保安的单边想法和要求。这就是说，最初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应该是保安方面的毛遂自荐，而不是张学良的主动邀请。
如果按照当时保安与西安的关系，张学良立刻就会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因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在 12日24时颇有把握地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说“恩来日内即去”。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要求不表态
从“文寅电”的“速复”看，张学良在事变当天确实急于知道来自保安的“高见”，对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也不可能拒绝。但从13日起，张学良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3日，毛泽东、周恩来没有等到答复，就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弟，东、来叩。”对于张学良的沉默，保安方面深为不安，因为红军的电台已经得悉苏联的广播，估计张学良也已经初步了解了苏联方面的态度，因此一面说对国际方面“已有所布置”以示安抚，一面加紧催促张学良派飞机来接。电报中一连两个“拟”字，既强化了保安的要求，也反映了保安的焦虑。但张学良依然保持沉默。
张学良没有理会保安方面的催促，却在13日首先邀请了冯玉祥：“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同一天，当端纳致电张学良要求来西安时，张学良立刻复电发出了邀请：“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这或许就是端纳为什么在14日就到达西安的原因。
13日深夜，保安还不见西安回电，不得不再次发电张学良：“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弟，东、来，元亥。”在一连串的“如何，盼复”无果后，保安决定“先斩后奏”，去了再说。当然，电报依然用了征询张学良意见的“拟”字。
尽管保安方面已经在两天里接连三次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但张学良一直没有具体表态。
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
14日，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据《张学良年谱》与《张学良年谱》（修订本）两书记载，此电最后一句是：“红军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此份电报以保持距离的官方字眼“红军恩来”作为称呼，在张学良以往发给保安的电报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句电文也没有邀请之意，只是表达了同意周恩来前往西安的意思。换句话说，张学良同意周恩来赴西安的正式表态是在14日，这也就是周恩来为什么只能在15日一早出发的原因。但是，张学良14日的电报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约定飞机接入的具体时间，这就给周恩来添了不少麻烦。
15日，毛泽东接到张学良14日的电报，就立刻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照理，对这种电报应该回电确认，但张学良又是一声不吭。
16日到达肤施时，周恩来不仅没有见到理应等候的飞机，连肤施县城的大门也没有打开。周恩来见无人接应，更无飞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告急，一面准备于17日骑马上西安。
对于这一情况，当年任中共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在延安郊外迎接周恩来的王世泰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周的决策：“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们布置一下，让部队明天一早在飞机场上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并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尽量加速前进，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着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真是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骑马也必须赶到西安。 毛泽东要求刘鼎派卡车接周恩来
17日凌晨1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电均奉悉。”“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篠子”这个“篠”（“篠”的繁体字，通“筱”）是电报中表示17日的代码，“子”是代表时间23时至1时。这份电报反映了张学良当时极其复杂的心情，他在电报中没有使用“红军恩来”一词，而是又恢复了以往“恩来兄”的称呼。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在电报中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毛泽东是否派出飞机，以及飞机降落肤施的具体时间。缺乏这一关键内容，“恩来兄”就无法到西安。如果真的骑马上西安，恐怕没有十天半月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有没有飞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周恩来赴西安的问题。
先后得知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的告急电报与张学良的“乞告”电报，却依然不见飞机具体消息的毛泽东，立刻回电张学良：
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
以及：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
如何，盼复。
弟赵东十七日
毛泽东当然懂得张学良“乞告”的含义与分量，因此不敢再指望他的飞机，就一面安慰张以争取时间，一面于17日凌晨5时急电刘鼎：刘鼎转李毅兄：
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
弟泽东
17日5时
肤施守军根本没有接到来自西安的命令，因此拒不配合。毛泽东不得不向刘鼎告急，毕竟从甘泉到西安乘车只需一天半的时间，比骑马的速度快得多。但刘鼎没有回电。
17日清晨，周恩来一行按照预定计划策马蓝家坪向西翻山，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肤施城，到达杜甫川时已近中午。他们正准备继续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恩来一把勒住马的缰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肤施。’果不出所料，真是张学良派出的飞机，已降落在肤施东郊的机场上了。周恩来一行沿肤甘公路策马急行，很快返回到肤施城郊。”当天傍晚，周恩来终于乘上飞机，抵达西安。
张学良既然决定派出飞机却又不通知毛泽东，这种奇特的做法一再出现，决不是他的疏忽，很可能反映了他当时非常复杂的心态：我派出了飞机，能不能接到周恩来就要看天意了。也许，此时的张学良又赌了一把，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何在电报中始终不明确飞机降落的具体时间。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赶上飞机，实在是因为碰巧听到飞机的声音。由此看来，周差点与飞机失之交臂，能够到达西安似乎是因为“巧合”，否则历史完全可能重写。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会不会发生如此离奇的“巧合”，笔者将另文深入探讨。
张学良态度微妙变化的原因
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尽管目前还看不到可以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的具体史料，也难以猜测这种关系究竟密切到怎样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双方的关系显然已经不止“每日都有电来往”。但史实表明，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致周恩来几乎无法顺利到达西安。
这种现象是十分反常的。由于苏联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预期那样的支持，反而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公开的谴责，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事变可能产生的后果。众所周知，失去了苏联支持这一不可缺少的基础，“三位一体”就成了空中楼阁。如果张学良事先就了解苏联的态度，他的“文寅电”也许就不会那么自信和乐观了。
张学良为何突然消极对待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究其原因，也许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卦，共产党不得已的退避和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都是张学良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其打击、苦闷、冤屈，甚至一种被欺骗的感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种“被欺骗的感受”，历史当事人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作了更直白的回忆：“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对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学良的这种感受显然源自12月13日苏联报刊开始对事变的抨击。换句话说，张学良的突然“变脸”，其实是根本没有料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竟然突然“变脸”，或者更准确地说，张学良在准备事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正确认识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脸”。
顺便指出，几乎所有涉及12月15日周恩来从保安骑马出发赴肤施的著述或文章，都描述当时的天气是“大雪纷飞”。但当年的日记表明，周恩来一行出发的那天并无雨雪。据当时红军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选》记载，1936年10月3日起至12月31日止的90余天里，期间仅10月7日、8日、13日、24日、12月15日、16日、17日等7天为阴天，其余的日子全部都是晴天，不仅没有下雨，更没有下雪。童小鹏的《军中日记》也称，那天根本没有大雪，周恩来一行“在寒风中浩浩荡荡地离开保安城”。因此，用天气恶劣来作为周恩来赴西安行程迟缓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说，保安与西安之间那种极其机密的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交通模式的突然失灵，才使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周恩来赴西安之路倍加艰难。
以上的电报史料，也许可以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发生后5天才抵达西安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表明事变后的局势是多么复杂和险恶，更可以表明周恩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沉重和艰难。
（摘自《纵横》2012.10期）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