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东城区内务部街5号大院，院里有一架枝繁叶茂的大藤萝。我和我发小们灿烂的童年，就在那藤萝架下愉快地度过……
　　记忆中，那藤萝架足有五米来宽、八米多长，距地面高达三米左右，藤萝根间距两米的立桩，用的一水儿都是规格20×20（厘米）的黄花松方子木，连同架上的檩条，统统涂了防腐漆。
　　春寒料峭时，藤萝还光秃着，生性好动的我们闲暇便凑到一起，一个个或趴或跪，玩弹球、拍洋画。
　　柳枝吐绿了，紧邻藤萝架住的孙波叔叔便披袄挥锹，率先为大藤萝的根部翻土扩坑。我和孙家的鲁燕便双双拎着小水桶，一趟趟去公厕水管接水，浇灌藤萝;也时不时拿小铲子翻捡泥土中的蚯蚓，用小瓶子装了，拿回家喂鸡。
　　惊蛰之后，天气渐暖。小伙伴在藤萝架下玩耍，常见到“蛰伏”在台阶、墙缝中的土鳖、蜈蚣，甚至凶巴巴翘着独尾的蝎子。听长辈们说，这些虫子风干后均可作中药用，所以我们一旦“发现目标”，便会找来干树枝当筷子，把“猎物”一个个夹起，放到玻璃瓶里攒着，晾干。
　　伴着大院屋檐下一窝出巢紫燕的“叽叽喳喳”，高高的藤萝架上，随风摇曳的细嫩枝条，悄然开始发芽、吐绿。待我们都脱去臃肿的棉毛衣，再看当院的藤萝架，已然叶蔓婆娑，一串串粉紫色的花骨朵缀满枝头了。
　　初夏，我与大院的女生刘申、田春华每天放学后在藤萝架下支起小桌，闻着沁入心脾的花香，坐在小马扎上写作业。写完，刘申掏出一串皮筋，一头系在木桩上，一头由我抻着，她和田春华一边唱着“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一边翩翩然跳起了皮筋。
　　京城的夏日雷雨不断，而小院地势低洼，但凡遇到暴雨，藤萝架下便积水成湾。雨过天晴，不知打哪儿飞来成群的蜻蜓，“诱惑”我们光着脚丫，举着扫帚，满藤萝架下蹚水，追逐着它们。
　　金秋不期而至。藤萝结出的大皂角，个个半尺来长，宛如古代将士用的令箭。爱玩打仗游戏的我们，一边顺着藤杈攀上藤架，看哪个皂角大就揪下哪个。扯了大堆皂角，我们下地，每人抄一把，追追打打，不亦乐乎。
　　藤萝架的南侧，有一座用名贵太湖石堆成的2米多高的假山。秋高气爽的时候，假山上是满满的杂草和青苔。住在藤萝架西屋的梁新生、军生、民生，以及南屋的那莎、那雅幾个“淘气包”，经常攀爬假山藏猫猫。
　　在藤萝架东北角的房后，长着一棵遮天蔽日的枣树，树上结着一串一串的大枣，免不了勾着大院“馋猫”的魂儿。
　　据住在东房的何锐锐回忆，当年，他和姜文一起考上七十二中，常带王朔、英达到家里来玩。他们先从何家攀上房顶，再踩着老四合院的房脊，悄悄爬上枣树，大把采摘大口吃，仰面朝天躺在房顶，一边啃大枣一边晒太阳，那叫一个惬意……或许，正是这样美好的瞬间，促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灵感迸发？
　　秋风乍起，树叶凋零。再转眼，隆冬降临。
　　大雪落，院里家家户户出来扫雪，堆向藤萝架下。女孩子围拢一起堆雪人;男孩子手攥雪团激烈开战。积雪融化，藤萝架下形成巴掌大的一个小冰场。我最先找来竹板踩在脚下溜来溜去玩滑冰，又将硬木削成陀螺，把小钢珠儿镶在底下，用竹棍绑布条，使劲在冰上抽陀螺;我还用捡来的金属丝，捋直，再用老虎钳子窝成一个圆环，在藤萝架下推着玩，一圈又一圈……
　　我的大院里的童年，我的藤萝架下的童年，就这样，忒快活！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