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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例外”坚持到底，这是法国文化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一篇文章的主题，刊发于2013年6月14日的《世界报》上。之所以在此时推出这样的文章，是因为6月17日开幕的G8峰会，欧盟和美国拟宣布开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倘若达成，这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无疑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对于此次谈判，法国坚定地将“文化例外”作为同意谈判的“红线”，为在欧盟内部达成一致，经奥雷莉·菲莉佩蒂倡议，15国文化部长联名致信欧盟，表明坚持将音像等文化产品从一切自由贸易谈判中排除的立场；在公开信之外，奥雷莉·菲莉佩蒂还专门撰文，对法国为什么力主“文化例外”的原则再做说明。
所谓“文化例外”，追求的其实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目标，是同一个文化政策的不同表述。翻读吉姆·麦圭根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尤其是读到“多样化修辞”一节，再来对照法国半个多世纪来的文化政策，发人深思，又不禁让人生出追根溯源之念。
一、新自由主义与“多样性修辞”
“我们生活在受经济理性宰制的时代”，这种经济理性在理论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强势推进，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地位，使之成为延续至今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一种当代霸权。新自由主义不仅盛行于全球，通行于各大领域，甚至连文化领域与文化政策也不例外，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形塑。不过，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任何强力带来的胜利和压迫，伴随着的往往还有反抗与抵制。因此，考察新自由主义对文化和文化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考察文化与文化政策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正是《重新反思文化政策》一书的主旨。
麦圭根对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是多方面的，他分析了文化政策的三种话语体系，包括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市民话语；也审视了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包括国家形象放大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政策；继而，他又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发展”“多样性”“旅游业”等当今世界的热词和政策惯用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修辞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对修辞学的探讨始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考察的是为了求得某种效果而构建话语的方式，从古代到18世纪，修辞始终是公认的批判分析形式”（伊格尔顿语）。如今，修辞不仅被用于文学分析，也被引入社会研究领域，而将它用于分析文化政策，似乎同样有着良好的适用性。
在“多样性修辞”一节，麦圭根重点谈论的文本有二，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的创新多样性》（1995年）；二是欧洲理事会对上一报告的后续报告《从边缘走向核心》（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上称，《我们的创新多样性》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不仅包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而且包括获取机会去选择一种充实、满意、有价值和被珍视的共同生活的方式，借以促进人类各种生存形式和整体生存形式的兴旺。”多样性原则的提出，将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都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呼吁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因此应当说，这两份报告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呼吁非常有限，毕竟只是倡议和呼吁，没有什么实际措施来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麦圭根作为一位英国学者，研究视域自然地聚焦于英国的文化政策，以及由英国扩展到欧洲，对于法国几乎没有提及。这本来不构成问题，也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但对于文化多样性这一由法国首倡的理念和原则，这样做不论是出于作者有意无意的忽略，都值得我们在阅读时拓宽视野，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多样性的意涵，以及“多样性修辞”。
文化多样性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全球化就不意味着众生平等、机会均等，而是裹藏着多重的压迫性在其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来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声称，在“电子科技革命”的效应之下，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即将诞生，从发生在美国社会的诸多征兆可见一斑。他认为，美国生活模式对全人类而言是迟早的事，美国之所以占有新世界文明灯塔的位置，多亏它所具备的“文化吸引力”，包括他们的模式、电视节目、资讯，甚至他们的企业管理方式等。可以说，早在半个世纪前，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一种“全球化修辞”，这也成为今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先声。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正是美国以外世界的担心：美国化就代表着全球化的方向吗？就必然成为全球唯一的“文化标准”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压迫不仅让落后国家无法承受，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堪忍受，是法国最先对美国文化产品说不，并引来了其他众多国家的应和。
二、从“法国例外”到“文化例外”
法国对美国的文化产品说不，始于二战之后，理由是“法国例外”。二战结束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接手被战争摧毁的欧洲经济，借机向六大欧洲工业国倾销此前库存的影片，原来失衡的电影市场加速恶化。按照1946年法、美两国签署的影片进口配额贸易协议，每季度仅留出四周时间用于放映法国片，结果，法国银幕上放映的国产片由50%跌至31%。在此情形下，法国导演、演员、片商等电影从业者纷纷抗议，“法国总工会”代表电影从业者呼吁政府与美国重签协议。在法国人强硬的姿态与据理力争下，美国勉强做出让步，同意每季度放映法国片的预留时间增至五周，协议还限定了美国电影收益汇回美国的方式，保证留下部分资金投资法国境内的电影事业。
“法国例外”彰显了法国的强硬，自然与电影业者的紧急动员、联合抵制有关，同时也在法国对文化政策的坚持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因失去文化光荣影响力而气急败坏的国家”，毕竟，几个世纪前英语只不过是一种乡巴佬的语言，英国宫廷里的上流社会争相说的是法语，作为高尚的法国文化代表之一的法国电影如今何以沦落至此？法国人的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尽管受到美国的抵制，法国对自身电影市场的捍卫，成效已然显著：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国产片仍可以坐稳国内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意大利则是44%，英国只有20%，德国仅为19%。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除了日本、印度及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是美国电影一统天下，而美国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席媒体强国。 “法国例外”的策略对于保护法国的电影业功勋卓著，但此说终究难以服人，大多数国家恐怕也难以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转而提出“文化例外”原则，强调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对人类社会发展还有着独特作用，主张政府介入文化管理事务，以保障广大民众持续拥有和分享丰富多样文化生活的权利。从“法国例外”到“文化例外”，这是法国在文化政策上的一大跨越，也是法国对整个世界的贡献。至此，法国在文化政策领域创造了一种重要的“修辞”——在今日的文明世界里，谁敢于启齿，抗拒这种进步的价值呢？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就文化政策召开世界文化大会前夕，时任法国文化部长贾克·朗呼吁各国发动一场真正的圣战，去抵御“经济及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法国没有指出要针对什么人针对哪一国，但其意图不言自明。这次会议的总报告，对文化的价值给出了新的表述：“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做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强调每一种文化各有其价值，赋予了“文化例外”原则以最大的合理性。
在谈判桌上正式提出文化例外条款要到1993年，欧盟与美国就关贸总协定进行磋商之时。欧盟提出，当面对自由贸易协定时，文化领域得以享有特殊待遇。按照欧盟的主张，不仅欧盟及欧盟各国可以给予电影业资金上的支持，保护欧洲片和各国国产片在电视上播出的份额，而且强制电台在播放音乐时必须有配额，以及规范电视广告等。当年年底，写入文化例外条款的这一协议终于获批。
到了1999年，联合国成员国改用“文化多样性”取代“文化例外”，理由是“文化多样性”正面而且少了防御色彩。 2001年10月，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一致同意通过“文化多元性整体声明”，声明第一条就将文化多元性列入“人类共同遗产”，将其视为跟“人类生物序列中的生物多元性”一样不可或缺。至此，文化多样性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可以说是获得了当今世界的普遍认可，法国人的倡导之功实不可没。
从“文化例外”发展为“文化多样性”，这一原本缘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提出的文化政策，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但也失去了抗争的锋芒。正如麦圭根在“多样性修辞”一节中指出，诸如《我们的创新多样性》《从边缘走向核心》等报告都“倾向于某种程度的含糊其词”，既没有明确批判对象是谁，也没有指出问题之所在，只是“选择积极、理想的调子提倡文化发展”。这种表述的优点显而易见，看上去完美无瑕，也没人能够站出来表示反对，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其实质内容。
三、微妙的“进步的修辞”
法国在捍卫自身的利益时，仍坚持使用“文化例外”的用词。欧盟和美国去年开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至今仍在进行中，去年15国文化部长曾联名写信给欧盟，要求将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从一切自由贸易谈判中排除。15国文化部长之所以需要在奥雷莉·菲莉佩蒂的带领下，写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信中指出，文化多样性显示各个文化的价值，文化繁荣有赖于多样文化的发展，而要发展多样的文化，最大的危险来自市场逻辑：“而市场逻辑与此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娱乐使文化产品千篇一律、简单平庸。正如我们在互联网上所见，网络巨头无视各国法律，占据网络垄断地位，将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危险。”
但是，美国一贯的辩解词在欧盟内部也有市场：“对文化产物唯一的禁令只应取决于其在市场上的失败或成功。且让自由选择权归大众吧。”面对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声音，欧盟可以统一谈判口径，却很难统一认识。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正印证了文化多样性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两种理念相互交织、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
单单从法国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诸多自相矛盾的举动。法国贬低“强硬资本主义”，但是也推出了诸多政策去除管制，实行更广泛的私有化，扩大了金融和股票市场，开放国际贸易，鼓励创业。它大张旗鼓地反对好莱坞影片，但是又补贴本国公司拍摄翻版的好莱坞电影。法国尤其强调在互联网领域“应有权决定完善其调控措施的方式方法”，同时又鼓励新媒体领域涌现出“法国冠军”，去与欧洲及全球市场上的最大媒体集团相竞争……最值得玩味的却是，尽管做了这么多，法国政府并不肯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文化例外原则，他们只是用文化政策来反制美国电影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涌入。
法国学者阿芒·马拉特在《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一书中指出，法国政府以上种种做法是因为，一旦将文化例外原则合法化，政府势必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中，其实不独法国，这也是世界各国文化产业政策上的微妙之处：当自身是弱者时，则擎起文化例外的大旗做保护；当自身是强者时，则祭出市场规律的口号去要求公平的待遇，要把裁决权交给市场。这样一来，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只是一种需要时才会搬出来的“修辞”，与自身利益相抵触时自然三缄其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正是“修辞”的微妙之处吧。
套用犹太裔学者赫绪曼的书名“反动的修辞”，姑且把“文化多样性”称为“进步的修辞”。正如赫绪曼所言，他写作《反动的修辞》一书并非全在批评反动的思想，而是在于指出反动和进步两个立场的人都犯了“惰性和硬性”的思想毛病。反思法国从提出“文化例外”政策，到倡导“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义正词严的背后，不是有着思想“惰性和硬性”的诸多印迹吗？
作者单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所谓“文化例外”，追求的其实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目标，是同一个文化政策的不同表述。翻读吉姆·麦圭根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尤其是读到“多样化修辞”一节，再来对照法国半个多世纪来的文化政策，发人深思，又不禁让人生出追根溯源之念。
一、新自由主义与“多样性修辞”
“我们生活在受经济理性宰制的时代”，这种经济理性在理论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强势推进，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地位，使之成为延续至今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一种当代霸权。新自由主义不仅盛行于全球，通行于各大领域，甚至连文化领域与文化政策也不例外，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形塑。不过，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任何强力带来的胜利和压迫，伴随着的往往还有反抗与抵制。因此，考察新自由主义对文化和文化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考察文化与文化政策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正是《重新反思文化政策》一书的主旨。
麦圭根对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是多方面的，他分析了文化政策的三种话语体系，包括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市民话语；也审视了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包括国家形象放大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政策；继而，他又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发展”“多样性”“旅游业”等当今世界的热词和政策惯用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修辞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对修辞学的探讨始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考察的是为了求得某种效果而构建话语的方式，从古代到18世纪，修辞始终是公认的批判分析形式”（伊格尔顿语）。如今，修辞不仅被用于文学分析，也被引入社会研究领域，而将它用于分析文化政策，似乎同样有着良好的适用性。
在“多样性修辞”一节，麦圭根重点谈论的文本有二，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的创新多样性》（1995年）；二是欧洲理事会对上一报告的后续报告《从边缘走向核心》（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上称，《我们的创新多样性》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不仅包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而且包括获取机会去选择一种充实、满意、有价值和被珍视的共同生活的方式，借以促进人类各种生存形式和整体生存形式的兴旺。”多样性原则的提出，将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都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呼吁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因此应当说，这两份报告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呼吁非常有限，毕竟只是倡议和呼吁，没有什么实际措施来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麦圭根作为一位英国学者，研究视域自然地聚焦于英国的文化政策，以及由英国扩展到欧洲，对于法国几乎没有提及。这本来不构成问题，也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但对于文化多样性这一由法国首倡的理念和原则，这样做不论是出于作者有意无意的忽略，都值得我们在阅读时拓宽视野，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多样性的意涵，以及“多样性修辞”。
文化多样性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全球化就不意味着众生平等、机会均等，而是裹藏着多重的压迫性在其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来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声称，在“电子科技革命”的效应之下，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即将诞生，从发生在美国社会的诸多征兆可见一斑。他认为，美国生活模式对全人类而言是迟早的事，美国之所以占有新世界文明灯塔的位置，多亏它所具备的“文化吸引力”，包括他们的模式、电视节目、资讯，甚至他们的企业管理方式等。可以说，早在半个世纪前，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一种“全球化修辞”，这也成为今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先声。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正是美国以外世界的担心：美国化就代表着全球化的方向吗？就必然成为全球唯一的“文化标准”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压迫不仅让落后国家无法承受，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堪忍受，是法国最先对美国文化产品说不，并引来了其他众多国家的应和。
二、从“法国例外”到“文化例外”
法国对美国的文化产品说不，始于二战之后，理由是“法国例外”。二战结束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接手被战争摧毁的欧洲经济，借机向六大欧洲工业国倾销此前库存的影片，原来失衡的电影市场加速恶化。按照1946年法、美两国签署的影片进口配额贸易协议，每季度仅留出四周时间用于放映法国片，结果，法国银幕上放映的国产片由50%跌至31%。在此情形下，法国导演、演员、片商等电影从业者纷纷抗议，“法国总工会”代表电影从业者呼吁政府与美国重签协议。在法国人强硬的姿态与据理力争下，美国勉强做出让步，同意每季度放映法国片的预留时间增至五周，协议还限定了美国电影收益汇回美国的方式，保证留下部分资金投资法国境内的电影事业。
“法国例外”彰显了法国的强硬，自然与电影业者的紧急动员、联合抵制有关，同时也在法国对文化政策的坚持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因失去文化光荣影响力而气急败坏的国家”，毕竟，几个世纪前英语只不过是一种乡巴佬的语言，英国宫廷里的上流社会争相说的是法语，作为高尚的法国文化代表之一的法国电影如今何以沦落至此？法国人的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尽管受到美国的抵制，法国对自身电影市场的捍卫，成效已然显著：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国产片仍可以坐稳国内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意大利则是44%，英国只有20%，德国仅为19%。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除了日本、印度及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是美国电影一统天下，而美国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席媒体强国。 “法国例外”的策略对于保护法国的电影业功勋卓著，但此说终究难以服人，大多数国家恐怕也难以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转而提出“文化例外”原则，强调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对人类社会发展还有着独特作用，主张政府介入文化管理事务，以保障广大民众持续拥有和分享丰富多样文化生活的权利。从“法国例外”到“文化例外”，这是法国在文化政策上的一大跨越，也是法国对整个世界的贡献。至此，法国在文化政策领域创造了一种重要的“修辞”——在今日的文明世界里，谁敢于启齿，抗拒这种进步的价值呢？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就文化政策召开世界文化大会前夕，时任法国文化部长贾克·朗呼吁各国发动一场真正的圣战，去抵御“经济及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法国没有指出要针对什么人针对哪一国，但其意图不言自明。这次会议的总报告，对文化的价值给出了新的表述：“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做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强调每一种文化各有其价值，赋予了“文化例外”原则以最大的合理性。
在谈判桌上正式提出文化例外条款要到1993年，欧盟与美国就关贸总协定进行磋商之时。欧盟提出，当面对自由贸易协定时，文化领域得以享有特殊待遇。按照欧盟的主张，不仅欧盟及欧盟各国可以给予电影业资金上的支持，保护欧洲片和各国国产片在电视上播出的份额，而且强制电台在播放音乐时必须有配额，以及规范电视广告等。当年年底，写入文化例外条款的这一协议终于获批。
到了1999年，联合国成员国改用“文化多样性”取代“文化例外”，理由是“文化多样性”正面而且少了防御色彩。 2001年10月，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一致同意通过“文化多元性整体声明”，声明第一条就将文化多元性列入“人类共同遗产”，将其视为跟“人类生物序列中的生物多元性”一样不可或缺。至此，文化多样性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可以说是获得了当今世界的普遍认可，法国人的倡导之功实不可没。
从“文化例外”发展为“文化多样性”，这一原本缘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提出的文化政策，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但也失去了抗争的锋芒。正如麦圭根在“多样性修辞”一节中指出，诸如《我们的创新多样性》《从边缘走向核心》等报告都“倾向于某种程度的含糊其词”，既没有明确批判对象是谁，也没有指出问题之所在，只是“选择积极、理想的调子提倡文化发展”。这种表述的优点显而易见，看上去完美无瑕，也没人能够站出来表示反对，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其实质内容。
三、微妙的“进步的修辞”
法国在捍卫自身的利益时，仍坚持使用“文化例外”的用词。欧盟和美国去年开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至今仍在进行中，去年15国文化部长曾联名写信给欧盟，要求将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从一切自由贸易谈判中排除。15国文化部长之所以需要在奥雷莉·菲莉佩蒂的带领下，写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信中指出，文化多样性显示各个文化的价值，文化繁荣有赖于多样文化的发展，而要发展多样的文化，最大的危险来自市场逻辑：“而市场逻辑与此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娱乐使文化产品千篇一律、简单平庸。正如我们在互联网上所见，网络巨头无视各国法律，占据网络垄断地位，将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危险。”
但是，美国一贯的辩解词在欧盟内部也有市场：“对文化产物唯一的禁令只应取决于其在市场上的失败或成功。且让自由选择权归大众吧。”面对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声音，欧盟可以统一谈判口径，却很难统一认识。欧盟内部的分歧，其实正印证了文化多样性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两种理念相互交织、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
单单从法国身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诸多自相矛盾的举动。法国贬低“强硬资本主义”，但是也推出了诸多政策去除管制，实行更广泛的私有化，扩大了金融和股票市场，开放国际贸易，鼓励创业。它大张旗鼓地反对好莱坞影片，但是又补贴本国公司拍摄翻版的好莱坞电影。法国尤其强调在互联网领域“应有权决定完善其调控措施的方式方法”，同时又鼓励新媒体领域涌现出“法国冠军”，去与欧洲及全球市场上的最大媒体集团相竞争……最值得玩味的却是，尽管做了这么多，法国政府并不肯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文化例外原则，他们只是用文化政策来反制美国电影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涌入。
法国学者阿芒·马拉特在《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一书中指出，法国政府以上种种做法是因为，一旦将文化例外原则合法化，政府势必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中，其实不独法国，这也是世界各国文化产业政策上的微妙之处：当自身是弱者时，则擎起文化例外的大旗做保护；当自身是强者时，则祭出市场规律的口号去要求公平的待遇，要把裁决权交给市场。这样一来，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只是一种需要时才会搬出来的“修辞”，与自身利益相抵触时自然三缄其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正是“修辞”的微妙之处吧。
套用犹太裔学者赫绪曼的书名“反动的修辞”，姑且把“文化多样性”称为“进步的修辞”。正如赫绪曼所言，他写作《反动的修辞》一书并非全在批评反动的思想，而是在于指出反动和进步两个立场的人都犯了“惰性和硬性”的思想毛病。反思法国从提出“文化例外”政策，到倡导“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义正词严的背后，不是有着思想“惰性和硬性”的诸多印迹吗？
作者单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