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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后，在英国竞选政治中，早已放弃了“有限政治”传统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适时调整，呈现出新特征：它失去了谨慎稳重的精神，更注重发挥自己的竞选功能。但是，这些调整没有解决保守党内自由市场与国家调控、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争论。“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新特征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遂成为“希思大转弯”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 竞选政治，“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希思大转弯”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97—04
希思政府(1970-1974)的经济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动，因其幅度颇大，被称为“希思大转弯”。它显露出英国共识政治的危机，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3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希思大转弯”的研究多是短时段的政策分析，评析难免有所局限，且见仁见智。少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人手，探其根源。以稳重谨慎为特征的英国保守主义和“希思大转弯”之间是否存在悖论?如果是，如何解释?当代英国政党政治对保守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哪些影响?拙文试图理清“一个民族”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在竞选政治中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希思大转弯”的内在联系。敬请赐教。
一、不关原则的竞选政治
二战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安抚工会、福利国家和对外政策上执行大体一致的政策，人称“共识政治”。在选民眼中，两党政策的差别越来越小。50年代初，英国75％的选民认为两党有明显不同。1964年时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9％，此后便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实质上，两党之间的共识仍然是一种精英共识。从1902年到1945年，英国人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至少生活了21年。它不仅为两党在二战后达成政治共识创造了可能性，还反映出“英国政治运作的精英主义性质”“同质的政治阶层存在其中”。共识政治并不要求所有选民达成一致意见。处于中间地带的选民最多，政党只要能争取他们的支持即可。所以，政党政策也从对立的两端走向相似的中间。实践中，共识政治要求两党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战后英国社会福利开支迅速增长。它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36％上升到1961年的42％；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18％上升到1975年的29％。即使没有福利国家建设，英国政府也要面临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二战后，英国已失去经济大国地位。美元汇率和中东油价的细微变动都会对英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很大影响。但出于执政的需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的倡导者自居。发展经济自然成为两党关注的主要问题。
于是，意识形态的淡化成为共识政治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是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工党则在50年代的大选中连败3次。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认为原因在于，党章中有关公有制的第四条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吓走了大量中间选民。盖茨克尔要求废除党章第四条。虽然他的要求当时没有实现，但足以反映出共识政治时期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势。保守党和工党最大的分歧不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于强调自己更有能力实践战后共识，更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福利。
对英国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和政党原则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因为政党由衷地相信它们，而是因为态度鲜明的、甚至带有煽动性的政治纲领更能吸引选民。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承诺给大众以可能立即获得的政治或物质利益。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利用战后住房紧缺问题，保证一旦执政，每年将建造30万套住房。这个数字明显多于工党所敢于承诺的，于是大批选民被吸引过去，使保守党在1951年赢得大选。
当代英国两党制下，以竞选为主的政治不涉及意识形态、政党原则，只把尽快上台执政、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执政地位作为目标。竞选政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普通选民现实利益需求的关注和满足。意识形态和政党原则的调整必须满足这种需要。笔者无意夸大意识形态的淡化，仍然承认用意识形态标准界定、区分政党的有效性；然而，在共识政治中，从政策出发寻找英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到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在集体化道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选民越来越难于判断‘保守党’三个字中所体现的政党身份是否还为保守党所拥有”。
因此，若把英国选民的投票行为解释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选择，容易让人误解政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党的主要功能不是提出某种思想，而是利用某种思想赢得政权。意识形态要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改变，即使是以维护传统自居的英国保守主义也不例外。它“守护”(conserve)的不是某种“主义”(ism)，而是在新环境中重新阐发旧“主义”为现实所用的“传统”(tradition)。二战后初期，保守党重提产生于19世纪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略加调整，暂时满足了竞选政治的需要。
二、不再保守的保守主义
1950年3月，出于对本党住房政策的不满，爱德华·希思、伊恩·麦克劳德、伊诺克·鲍威尔等9名保守党后座议员决定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小组来全面阐述保守党的福利政策。同年10月，保守党政治中心(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Centre)出版了他们撰写的小册子——《一个民族：保守党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从此，这个由保守党后座议员组成的小组便被称作“一个民族”小组。他们倡言恢复迪斯累里式的保守主义，呼唤“一个民族”精神的回归。当时，英国已经确立了普选权制度，福利国家建设方兴未艾。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社会又发生了严重分裂，而是因为宣扬“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不仅不违背福利共识，而且能显示保守党与工党的区别。
希思是“一个民族”小组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麦克米伦的《中间道路》是“一个民族”小组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而且，只有混合经济才能维持政治自由。“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信念上，希思都是一个国家干预论者，认为政府有义务、有能力管理国家资源，以此来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思对“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理解与国家积极干预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在竞选政治中，“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呈现出了新特征。
首先，“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基本上放弃了“有限政治”的传统。简单讲，“有限政治”的传统是指：保守主义把维护英国宪政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平衡作为自己的义务；除了坚持“王在议会”、“议会至上”的原则外，它尤其注意防范政府权力的扩大，反对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事务中处处插手、横加干涉。但实际上，迪斯累里提出“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时就已经突破了这一传统。为了解决贫富分化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家长式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关 注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为了适应选举权范围扩大造成的政治影响，保守党不得不用更多的社会立法和保障措施来争取选民。二战后，保守党政府加强对经济的调控，采取了更多的福利措施，已毋庸赘言。“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放弃“有限政治”的传统，还与大众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索尔兹伯里勋爵(1830-1903)曾颇有预见性地分析道，大众政治的兴起和民众对福利的要求会对英国宪政平衡造成多个威胁，第一个威胁便是人民主权论的胜利将导致国王和上院在宪政的范围内服从下院，宪政将失去平衡。20世纪英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国王早已统而不治，上院也已衰落，下院权力不断膨胀而成为英国宪政真正的重心所在。但由于议会中政党组织的作用，实际权力落到了执政党和政府手中。为了从选民手中获得执政的“许可证”，保守主义只能适应这种变化，继续维护“有限政治”的传统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其次，为了迎合选民，“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丢掉了谨慎稳重的精神。伯克曾讲过，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但在以竞选为主的政党政治中，审慎的政治态度近似于反应迟钝。政党若不能迅速对选民的要求作出使他们满意的反应，极有可能在大选中失败。1945年大选工党的胜利和保守党的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保守党曾怀疑福利国家的可行性，担心战后英国的经济状况承担不了如此大庞大的支出。但大选失败的教训，使保守党不仅放弃了审慎的政治态度，而且迅速接受了工党的政策。为了赢得选民继续执政，即使选择的是一条不符合国情的道路，保守党也得走下去，甚至要比工党走得更远。
1951年大选时，工党向选民许诺每年建造20万套新房，而保守党许诺30万套。当时的房屋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保守党难以完成这个数字。其实，丘吉尔心里也没底，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丘吉尔邀请麦克米伦负责建造新房事务时，麦克米伦竟被吓了一跳。保守党之所以赢得1951年大选，原因在于它的承诺更接近选民的期望，但这也刺激了选民对两党提出更高的要求。保守党疲于奔命，哪里还顾得上政治中的“首要美德”?
再次，“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更注重发挥其竞选功能。在19世纪“一个民族”被迪斯累里提出来时，它就是一种竞选战略。此战略的主旨是覆盖保守党阶级政党的本质，把它的形象塑造成全民政党。保守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选举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保守党阶级基础的变动。二战后，福利国家从文本变成了现实，“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中的福利思想便退到次要位置，其重点转移到强调自己管理经济的能力。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竞选政治将选民判断政党执政能力的标准简化为：能否维持充分就业，能否提供更多福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好的。在保守党连续13年的执政中，它的表现基本上符合选民的判断标准，“全民政党”的形象也就能比较自然地和保守党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保守主义能在政治变迁中延续下来，原因在于它抓住了大众政治的关键——尽可能多的选票。
三、不易协调的双重目标
英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困境，希思对“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1964年大选的失败(而非其他因素)诱发了保守党的政策反思。1965年，希思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领袖。1965年10月，希思公布了政策反思的成果——《使英国正确前进》。这份文件成了1970年保守党大选宣言的基础。
《使英国正确前进》中有许多新政策，但格外强调五个方面：调整税制以鼓励积极主动地创造价值；为工业生产营造更具竞争性的社会环境，改革管理方法，引进新的农业支撑体系；界定工会的责任，取消对工人活动的限制性规定；有选择地提供社会服务以期更好地帮助贫困者；加入欧共体。显然，这份文件的主题放在了竞争和效率上。
希思的政策反思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福利制度。在一次演讲时，他说：“如果认为提倡更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福利事业采取严厉措施，那就大错特错了。”战后初期，保守党正是以“一个民族”为由宣布福利国家早就包含在了保守主义之中，进而接受了工党政府已经做出的福利安排。经济不景气时，如何使英国民众继续过有保障的生活?希思认为更有效率的工业和更富竞争力的经济能实现这一点。
因此，希思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不同于鲍威尔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鲍威尔也是“一个民族”小组的创立者，曾任希思影子内阁的卫生大臣，但他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希思理解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相去甚远。希思虽然也强调自由，但他并不像鲍威尔那样，要求回到完全的自由放任。鲍威尔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新的财富已经成为我们最迫切的要求。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相信，‘摆’必须回复到更有竞争性的体系……自由竞争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办法”。简言之，在希思那里，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竞争只是维持“一个民族”的手段；而在鲍威尔那里，恢复完全的自由和竞争本身就是目的。
耐人寻味的是，希思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只是出于“一个民族”竞选策略的考虑。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在希思眼里，它们只是让人们过上富足生活的手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是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当时，每100人中认为降低生活费用是最紧迫问题的人数，1964年已达61人，1970年又上升到67人。因此，保守党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并不能直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
保守党处于政策选择的两难之中。福利国家的维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经济运转的效率为代价的。如果继续加大国家控制的力度，只会使国家的负担更为沉重，保守党在政治上也将难以发挥真正区别于工党的作用。但是，如果削减国家的福利开支，这又是大部分英国选民不答应的。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收缩国家干预范围，保守党内部一直存在争论。以伊诺克·鲍威尔、基思·约瑟夫为代表的右翼要求回到“自由放任”，而以莫德林为代表的左翼要求坚持国家干预。在这个问题上，希思没有鲜明的观点，“同僚也认为他没有明确的政治哲学”。为了维护保守党的团结、显示与工党的区别和争取选民，希思一方面避免卷入他们的争论，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又同时体现两派的不同要求。
于是，“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将竞争和关爱并举。竞争是手段，关爱是目的。不强调市场竞争，经济难以摆脱困境，保守党就无力向民众提供更多福利；不强调关爱，则意味着放弃“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对普通选民的争取。然而，要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干预市场竞争，既提高效率又维护公平，谈何容易!
客观上讲，希思的政策反思触及到了英国福利经济陷入困境的症结：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无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这个矛盾，“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只好将竞争和关爱并举。在希思那里，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竞争只是维持“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手段，只是为了满足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争取选民的需要。国家和市场只是手段；当一种手段不再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时，政府应该及时采用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手段。“一个民族”保守主义遂成为“希思大转弯”的思想根源。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竞选政治，“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希思大转弯”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97—04
希思政府(1970-1974)的经济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动，因其幅度颇大，被称为“希思大转弯”。它显露出英国共识政治的危机，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3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希思大转弯”的研究多是短时段的政策分析，评析难免有所局限，且见仁见智。少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人手，探其根源。以稳重谨慎为特征的英国保守主义和“希思大转弯”之间是否存在悖论?如果是，如何解释?当代英国政党政治对保守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哪些影响?拙文试图理清“一个民族”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在竞选政治中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希思大转弯”的内在联系。敬请赐教。
一、不关原则的竞选政治
二战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安抚工会、福利国家和对外政策上执行大体一致的政策，人称“共识政治”。在选民眼中，两党政策的差别越来越小。50年代初，英国75％的选民认为两党有明显不同。1964年时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9％，此后便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实质上，两党之间的共识仍然是一种精英共识。从1902年到1945年，英国人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至少生活了21年。它不仅为两党在二战后达成政治共识创造了可能性，还反映出“英国政治运作的精英主义性质”“同质的政治阶层存在其中”。共识政治并不要求所有选民达成一致意见。处于中间地带的选民最多，政党只要能争取他们的支持即可。所以，政党政策也从对立的两端走向相似的中间。实践中，共识政治要求两党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战后英国社会福利开支迅速增长。它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36％上升到1961年的42％；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18％上升到1975年的29％。即使没有福利国家建设，英国政府也要面临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二战后，英国已失去经济大国地位。美元汇率和中东油价的细微变动都会对英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很大影响。但出于执政的需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的倡导者自居。发展经济自然成为两党关注的主要问题。
于是，意识形态的淡化成为共识政治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是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工党则在50年代的大选中连败3次。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认为原因在于，党章中有关公有制的第四条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吓走了大量中间选民。盖茨克尔要求废除党章第四条。虽然他的要求当时没有实现，但足以反映出共识政治时期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势。保守党和工党最大的分歧不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于强调自己更有能力实践战后共识，更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福利。
对英国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和政党原则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因为政党由衷地相信它们，而是因为态度鲜明的、甚至带有煽动性的政治纲领更能吸引选民。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承诺给大众以可能立即获得的政治或物质利益。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利用战后住房紧缺问题，保证一旦执政，每年将建造30万套住房。这个数字明显多于工党所敢于承诺的，于是大批选民被吸引过去，使保守党在1951年赢得大选。
当代英国两党制下，以竞选为主的政治不涉及意识形态、政党原则，只把尽快上台执政、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执政地位作为目标。竞选政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普通选民现实利益需求的关注和满足。意识形态和政党原则的调整必须满足这种需要。笔者无意夸大意识形态的淡化，仍然承认用意识形态标准界定、区分政党的有效性；然而，在共识政治中，从政策出发寻找英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到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在集体化道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选民越来越难于判断‘保守党’三个字中所体现的政党身份是否还为保守党所拥有”。
因此，若把英国选民的投票行为解释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选择，容易让人误解政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党的主要功能不是提出某种思想，而是利用某种思想赢得政权。意识形态要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改变，即使是以维护传统自居的英国保守主义也不例外。它“守护”(conserve)的不是某种“主义”(ism)，而是在新环境中重新阐发旧“主义”为现实所用的“传统”(tradition)。二战后初期，保守党重提产生于19世纪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略加调整，暂时满足了竞选政治的需要。
二、不再保守的保守主义
1950年3月，出于对本党住房政策的不满，爱德华·希思、伊恩·麦克劳德、伊诺克·鲍威尔等9名保守党后座议员决定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小组来全面阐述保守党的福利政策。同年10月，保守党政治中心(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Centre)出版了他们撰写的小册子——《一个民族：保守党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从此，这个由保守党后座议员组成的小组便被称作“一个民族”小组。他们倡言恢复迪斯累里式的保守主义，呼唤“一个民族”精神的回归。当时，英国已经确立了普选权制度，福利国家建设方兴未艾。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社会又发生了严重分裂，而是因为宣扬“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不仅不违背福利共识，而且能显示保守党与工党的区别。
希思是“一个民族”小组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麦克米伦的《中间道路》是“一个民族”小组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而且，只有混合经济才能维持政治自由。“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信念上，希思都是一个国家干预论者，认为政府有义务、有能力管理国家资源，以此来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思对“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理解与国家积极干预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在竞选政治中，“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呈现出了新特征。
首先，“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基本上放弃了“有限政治”的传统。简单讲，“有限政治”的传统是指：保守主义把维护英国宪政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平衡作为自己的义务；除了坚持“王在议会”、“议会至上”的原则外，它尤其注意防范政府权力的扩大，反对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事务中处处插手、横加干涉。但实际上，迪斯累里提出“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时就已经突破了这一传统。为了解决贫富分化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家长式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关 注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为了适应选举权范围扩大造成的政治影响，保守党不得不用更多的社会立法和保障措施来争取选民。二战后，保守党政府加强对经济的调控，采取了更多的福利措施，已毋庸赘言。“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放弃“有限政治”的传统，还与大众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索尔兹伯里勋爵(1830-1903)曾颇有预见性地分析道，大众政治的兴起和民众对福利的要求会对英国宪政平衡造成多个威胁，第一个威胁便是人民主权论的胜利将导致国王和上院在宪政的范围内服从下院，宪政将失去平衡。20世纪英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国王早已统而不治，上院也已衰落，下院权力不断膨胀而成为英国宪政真正的重心所在。但由于议会中政党组织的作用，实际权力落到了执政党和政府手中。为了从选民手中获得执政的“许可证”，保守主义只能适应这种变化，继续维护“有限政治”的传统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其次，为了迎合选民，“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丢掉了谨慎稳重的精神。伯克曾讲过，审慎在所有事务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但在以竞选为主的政党政治中，审慎的政治态度近似于反应迟钝。政党若不能迅速对选民的要求作出使他们满意的反应，极有可能在大选中失败。1945年大选工党的胜利和保守党的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保守党曾怀疑福利国家的可行性，担心战后英国的经济状况承担不了如此大庞大的支出。但大选失败的教训，使保守党不仅放弃了审慎的政治态度，而且迅速接受了工党的政策。为了赢得选民继续执政，即使选择的是一条不符合国情的道路，保守党也得走下去，甚至要比工党走得更远。
1951年大选时，工党向选民许诺每年建造20万套新房，而保守党许诺30万套。当时的房屋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保守党难以完成这个数字。其实，丘吉尔心里也没底，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丘吉尔邀请麦克米伦负责建造新房事务时，麦克米伦竟被吓了一跳。保守党之所以赢得1951年大选，原因在于它的承诺更接近选民的期望，但这也刺激了选民对两党提出更高的要求。保守党疲于奔命，哪里还顾得上政治中的“首要美德”?
再次，“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更注重发挥其竞选功能。在19世纪“一个民族”被迪斯累里提出来时，它就是一种竞选战略。此战略的主旨是覆盖保守党阶级政党的本质，把它的形象塑造成全民政党。保守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选举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保守党阶级基础的变动。二战后，福利国家从文本变成了现实，“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中的福利思想便退到次要位置，其重点转移到强调自己管理经济的能力。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竞选政治将选民判断政党执政能力的标准简化为：能否维持充分就业，能否提供更多福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好的。在保守党连续13年的执政中，它的表现基本上符合选民的判断标准，“全民政党”的形象也就能比较自然地和保守党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保守主义能在政治变迁中延续下来，原因在于它抓住了大众政治的关键——尽可能多的选票。
三、不易协调的双重目标
英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困境，希思对“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1964年大选的失败(而非其他因素)诱发了保守党的政策反思。1965年，希思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领袖。1965年10月，希思公布了政策反思的成果——《使英国正确前进》。这份文件成了1970年保守党大选宣言的基础。
《使英国正确前进》中有许多新政策，但格外强调五个方面：调整税制以鼓励积极主动地创造价值；为工业生产营造更具竞争性的社会环境，改革管理方法，引进新的农业支撑体系；界定工会的责任，取消对工人活动的限制性规定；有选择地提供社会服务以期更好地帮助贫困者；加入欧共体。显然，这份文件的主题放在了竞争和效率上。
希思的政策反思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福利制度。在一次演讲时，他说：“如果认为提倡更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福利事业采取严厉措施，那就大错特错了。”战后初期，保守党正是以“一个民族”为由宣布福利国家早就包含在了保守主义之中，进而接受了工党政府已经做出的福利安排。经济不景气时，如何使英国民众继续过有保障的生活?希思认为更有效率的工业和更富竞争力的经济能实现这一点。
因此，希思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不同于鲍威尔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鲍威尔也是“一个民族”小组的创立者，曾任希思影子内阁的卫生大臣，但他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希思理解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相去甚远。希思虽然也强调自由，但他并不像鲍威尔那样，要求回到完全的自由放任。鲍威尔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创造新的财富已经成为我们最迫切的要求。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相信，‘摆’必须回复到更有竞争性的体系……自由竞争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办法”。简言之，在希思那里，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竞争只是维持“一个民族”的手段；而在鲍威尔那里，恢复完全的自由和竞争本身就是目的。
耐人寻味的是，希思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只是出于“一个民族”竞选策略的考虑。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在希思眼里，它们只是让人们过上富足生活的手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是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当时，每100人中认为降低生活费用是最紧迫问题的人数，1964年已达61人，1970年又上升到67人。因此，保守党对竞争和效率的强调并不能直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
保守党处于政策选择的两难之中。福利国家的维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经济运转的效率为代价的。如果继续加大国家控制的力度，只会使国家的负担更为沉重，保守党在政治上也将难以发挥真正区别于工党的作用。但是，如果削减国家的福利开支，这又是大部分英国选民不答应的。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收缩国家干预范围，保守党内部一直存在争论。以伊诺克·鲍威尔、基思·约瑟夫为代表的右翼要求回到“自由放任”，而以莫德林为代表的左翼要求坚持国家干预。在这个问题上，希思没有鲜明的观点，“同僚也认为他没有明确的政治哲学”。为了维护保守党的团结、显示与工党的区别和争取选民，希思一方面避免卷入他们的争论，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又同时体现两派的不同要求。
于是，“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将竞争和关爱并举。竞争是手段，关爱是目的。不强调市场竞争，经济难以摆脱困境，保守党就无力向民众提供更多福利；不强调关爱，则意味着放弃“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对普通选民的争取。然而，要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干预市场竞争，既提高效率又维护公平，谈何容易!
客观上讲，希思的政策反思触及到了英国福利经济陷入困境的症结：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无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这个矛盾，“一个民族”保守主义只好将竞争和关爱并举。在希思那里，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竞争只是维持“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手段，只是为了满足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争取选民的需要。国家和市场只是手段；当一种手段不再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时，政府应该及时采用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手段。“一个民族”保守主义遂成为“希思大转弯”的思想根源。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