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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现代语言学高级研讨班在青岛举行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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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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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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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1884—1957),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作总量一千余万字,学界常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先生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然而,在近现代史学史的流派研究中,吕先生却很难归入哪家哪派;流派的划分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多少说明,先生治学绝不是只有一个面相、一种元素.
期刊
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著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
从新描写主义的视角分析《诗·秦风·无衣》,就是要以"解剖麻雀"之法对该诗篇所涉及的句法语义等诸多问题做细颗粒度的微观刻画、描写与分析.通过对该诗篇的研究,发现与现代汉语相比,上古汉语更有资格称得上是一种动词型语言.一些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感会确凿无疑被理解为名词或介词或副词的词,在《诗经》所代表的上古汉语中其实是动词.除此之外,上古汉语还是一个以并联(Conjoin)法为重要造句手段的语言,一些按照现代汉语语感会理解为连动或主从结构(包括动结式)的结构,在上古汉语中很可能是动词并联结构.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主要范式之一.它不仅需要在清理和批判现代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行动理论与动机理论,更需要树立美德的概念标准,回答"何种品质堪称美德".作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赫斯特豪斯对此设定了相互联系的三个命题:(1)美德有利于其拥有者;(2)美德使其拥有者成为好的人;(3)上述两种特征彼此关联.赫斯特豪斯通过将命题(1)界定为大概率的建议,将命题(2)内置于伦理自然主义的视野,将命题(3)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理论,不仅回应了既有挑战,而且为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标准理论
吕思勉先生曾在20世纪20—40年代多次发表中国婚姻史研究的论著,且前后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在吕思勉的史学架构中,中国婚姻史研究被置于相当特殊的位置,而婚姻史研究又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吕先生的治史方法.作为近代史学范式转变时期的重要案例,通过考察吕思勉先生撰写、修改中国婚姻史的具体情况,便能揭示出对同一专题的"时时改写",不仅反映了史家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发展和修正,更体现着近代学者以新思想、新观念来"再造已往"的复杂历史书写实践.
流行病的爆发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常常会引发地方和全球连锁反应.重温1994年印度苏拉特的鼠疫案例,可以了解全球、印度政府和地方邦政府在公共卫生和政治权威各个交叉层面上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自表达的特定的政治关切、社会焦虑和当务之急.疫情期间全球和地方层面出现了相互重叠的多层叙事,说明公共卫生及其政治学存在多个同心圆,我们必须分析它们之间的交集,厘清不同的观念和反应,以应对、解决与疫情命名、公共卫生和政治影响相关的复杂挑战.苏拉特疫情为WHO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使其能够采取更具干预性的战略,为建立全球性的疾病监
作为一种痛苦之情,道德焦虑产生于人不能应对的特殊境遇之中,是人对道德的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道德的直观体验和当下反应.基于不确定性对象的区分,道德焦虑内涵规范性焦虑(生存焦虑)、信念性焦虑(存在焦虑)两种不同的层次.从不确定性的终极指向来说,道德焦虑是以道德方式对人的自由或自我受限的伦理处境的一种揭示.反溯人之关系性存在的事实及价值性存在的应当,在群己物我的关系连结中重思人的境况、重塑人的形象,是伦理为道德焦虑开出的疗愈之方.
朝圣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已有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成果颇丰.在已有的朝圣研究中,有两类研究进路得到较多的采纳,一是考察朝圣制度的生成,注重政治经济过程对朝圣体系的建构作用;二是关注朝圣带来的各类社会性后果,倾向于功能性地看待朝圣.以上海佘山天主教朝圣为例来尝试探讨一种以体验为中心的朝圣研究进路,可以在政治经济学和功能视角之外以一种"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朝圣行为.这一视角聚焦在凝结了全部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人"身上,具体落实在朝圣者的体验上.通过朝圣者体验的角度,期待能够更深入地呈现朝圣本身的样貌,由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