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她依托日益充实的经济实力，逐渐融入世界经济格局。
　　全球经济一体化也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为了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人民大学举办了《未来之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论坛，邀请了十几位国内外经济学泰斗就中国目前最为关注的六大问题展开对话，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期热点问题，也是关系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这些经济学大师高瞻远瞩，学识渊博，他们精彩的演讲和智慧启人深思，本刊特将其中精髓观点进行综述。
　　 ——编者的话
　　
　　金融体系中的中国地位和作用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人称为“欧元之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
　　罗伯特·蒙代尔认为，不能够把物价的上涨和经济过热联系起来，因为中国的货币是钉住美元的，美元贬值导致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水平的上升，如果美元能够升值，中国通货膨胀也会随之下降。把物价上涨作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做出经济过热的判断就会犯错误。与其关注物价上涨，不如关注其他根本的问题，如电力问题、能源问题。
　　中国人民币区域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大，人民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在这样情况下,对人民币进行大幅度升值会带来严重问题。首先导致外国投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出现，同时国有企业将出现大面积亏损，失业率水平提升；延缓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对东南亚造成不稳定因素，最终影响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地位。蒙代尔教授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人民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中国就应该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
　　蒙代尔教授认为，浮动汇率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区发展是不均衡的，难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管理层和劳工层之间达成政策共识，但他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不希望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
　　未来，中国不应该仅把人民币变为亚洲地区超国家的货币。比起亚元，APEC货币的诞生显得更为可行。APEC成员国间可进行谈判，确定把自己的货币钉住美元，实现彼此间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进而形成APEC货币。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将成为APEC货币的支柱。未来有一天中国的人民币元会成为美元和欧元的继承者。另外，亚洲单一货币出现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亚洲地区国家在美元和欧元之间进行摇曳，将出现双输的局面，应该在亚洲区或者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一个货币区域。
　　蒙代尔教授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加灵活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全球记账的单位、全球统一的国际基准价位，各个货币区域统一在整个全球货币体系大圈范围之内”。
　　
　　转型经济中政府的作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转型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中帕德玛·德塞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开创者吴敬琏教授就此论题展开对话。
　　
　　遏制投资增长与银行系统治理
　　德赛教授认为，有两种政策方案可以缓解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一是提高利率贷款；二是让人民币升值。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如果提升利率，就会影响消费，从而影响公司资产状况、银行资产状况，促使银行系统的不稳定。将人民币升值，很多储户会将美元存款转变成人民币存款，给人民币带来不稳定。中国政府应采取有选择性的遏制投资增长措施，保持增长，继续治理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更好实现软着陆。
　　
　　政府本身需要自觉改革
　　吴敬琏教授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都有激化的趋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要做到帕累托有效─使有人得到更多而没有人失去，在一定时期能够做到，但是长期保持不太容易”。吴敬琏教授认为，我国改革20多年里，前10年大致上是做到了这一点，后10年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增加福利，甚至减少了福利，比如下岗职工，部分农民。在后10年里面，我国农村和城市的收入的相对差距比改革开始的时候还要大，现在的基尼系数水平大致在0.45到0.5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政府有责任协调各种矛盾，推进改革，并且政府也有这样的能力，政府在缓解、消解社会矛盾上应该起到它的作用。
　　吴敬琏教授认为，政府在转型过程中要发挥作用：第一，政府应该调动它的各种资源，增加改革的助力，克服改革的阻力；第二，政府应该为市场经济准备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发挥作用，要求两个条件：产品价格由市场按其稀缺程度决定；货币币值保持稳定，否则市场机制是没有办法起作用的。第三，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的各种基础性的设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法律框架,同时要有一个公正的中立的执法系统。第四，政府需要在整个转轨过程中保持社会公正，转轨是一个经济关系的大调整，政府一方面要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保证机会平等和起点的公正；另外一方面要对弱势群体基本的福利提供保证。
　　要履行这么重大的责任，政府必须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成有限政府；从一个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变成一个提供市场运作的外部环境的服务型的政府。由于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所以这个转变不是没有阻力的。吴敬琏教授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在财产关系界定过程中的起点公平”。
　　
　　就业、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教授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非均衡经济理论及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构想的代表人物厉以宁教授展开精彩对话。
　　
　　中国应注意解决投资决策低效率
　　菲尔普斯认为，在过去20年来，中国非常正确地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从而增长了中国的就业和生产力水平。美国工人是美国的新技术和商标的惟一受益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较高。这些技术和商标是美国公司拥有的，这些美国公司对于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使中国的工人也能够分享这些优势，导致美国的工人工资有所下降，而中国工人工资有所上涨。未来欧美公司向中国转让竞争优势的存量已经不多了，中国要追赶美国和欧洲高水平的技术水平，需要获得非常复杂的管理才能，以及研发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还要进一步获得专有技术。为此，中国应该进一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过去10年甚至20年间欧洲处于长期的经济衰退期，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内美国经济也处于小规模的衰退中。美国和欧洲的低利率水平使中国比较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推动了对中国就业发展。中国人民币汇率是盯住美元的，如果格林斯潘降低利率水平，中国也要调整利率水平，与美国的利率水平相适应。目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份额不大，实际的利率水平不能够过于低于世界的利率水平，所以，急剧增长的资本存量不能通过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来消化。
　　目前来看，中国过量的资本存量似乎只是个过渡性的问题──迅速增长的生产活动很快把过量的资本存量用于建设工厂或者购买设备。经济活动过热，或者由于过渡投资带来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用两三年时间就会消化掉。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解决不良投资──本来不应该进行的投资或者没有按照原来预定的方式加以实现，这种在投资决策方面的低效率才是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它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
　　
　　紧缩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认为物价上涨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国际因素的影响。世界原材料、石油涨价，海洋运输涨价，这不是中国自己决定的，我国依赖进口很多，紧缩没有什么用处，应该加大对技术勘探部门的投资，加快中国的能源开发，加大中国的替代性的原材料生产；二是农产品减产，由于大量占用耕地和上年的自然灾害造成。耕地面积减少要采取严格的土地审批，加大农业的增产保产措施，加大对农业的贷款，而不是紧缩；三是瓶颈部门的约束造成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电力、交通运输紧张。这种情况下应加大解决瓶颈部门；四是局部地区局部行业投资过热。关键是取消地方保护主义，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减少能源、原材料的消耗率，要加大技术创新。中国这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就是缺乏熟练技工，再好的创新，再好的设计没有熟练技工把它变成现实。要对工人进行培训，有利于增加一个就业机会，也有利于技术创新。
　　厉以宁教授主张我国经济增长要转变增长模式，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能不能找到一条既可以减少通货膨胀率，又可能增加就业率的模式呢？有很多模式可以做，比如说必须加大对能够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设备的制造，减低原材料的消耗和能源的消耗，同时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加大服务消费，可以不引起通货膨胀。他举了一个例子，安徽南部有两个村子──西递村和宏村，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宋朝建筑，一个是明朝遗存。县长说当地老百姓意见很大，为什么？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村子保留原状不能动了，农民想装空调不行，想买摩托车也不行，有空调有摩托车哪像宋朝的村子？农民说你们过现代生活，让我们过宋朝生活，这怎么办？其实有办法，可以把两个村子承包给旅游公司，在山后盖一个现代化村舍，村民可以搬进去，可以干想干的事，原来村子里房子的产权是村民的，村民每月收房租就可以了。村子搬空招一批人来，训练上岗，宋朝村子换上宋朝的服装来提高旅游收入，就业就增长了，也不会增加通货膨胀。
　　


　　教育、信息技术革命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
　　
　　米切尔·斯宾思致力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研究，其理论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模型”打下基础。
　　斯宾思与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女士展开对话。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面临的挑战
　　米切尔·斯宾思认为，中国经济以每年8%─9%的增长率，持续20年，意味着人均收入每10年增长一倍，每20年时间会增长四倍，这样快速的增长会带来很多宏观经济层面的挑战和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面临挑战。其次，还有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动的管理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居民工资增长也会很快，这个国家不同行业在全球经济竞争当中能力、整个国家经济的结构、经济活动运行的方式都会有一系列的变化。据斯宾思教授的一个同事的研究，在所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中，英国年平均增长率1%，美国和欧洲2%，韩国达到5%以上，中国现在达到9%。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产业调整，一些人觉得没有保障，会非常担心，有焦虑感。要应对这个挑战有两种途径：一方面降低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速度，这将牵扯到降低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涉及社会保障体系及通过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提高工人在社会就业中的灵活性。
　　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中国长久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大的开放度，加强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经济体的合作发展，还需要加强教育方面、语言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在任何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对教育的投资都是最大的，中国也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才能使中国在未来的20年实现增长。
　　“通过教育方面的投资，让大家有能力理解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更好得适应这些变化”，斯宾思教授认为，自从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以来都非常成功，没有理由不能在未来解决这些挑战。
　　
　　对中国教育最大的挑战
　　韦钰院士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在21世纪有四大支柱：要学会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学会做事学会生存，通过教育要获得一份职业，实现个人的社会生存和发展。因此，教育构成21世纪四大支柱之一。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已成共识。现在，许多国际会议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这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概念。韦钰女士强调，全球化为一些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遇，也使世界发展和安全变得更加脆弱和难以驾驭，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完成发展基础教育的任务，这是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基础，没有基础教育，谈不上文明、健康、环境保护、民主等等。中国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下一个任务是职业教育和培训，解决实现工业化的需要，这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国，有3亿多学生。教育要保证中国有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很多文章在对比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中，认为我国基本社会条件和工人的基本素质比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环境。最近建设部对于农民工进行学历的调查，统计数据是平均受教育是8年，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基础教育还没有完成，或者平均只有四五年的水平。
　　韦钰提出：教育是投资，教育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对未来的投资。对教育的投入是对未来较长时期的投资，教育主要是公共事业性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商业性的。“不明确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很难的”。其次，“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再次，最好的教育不是所有人实施一样的教育，要使能力强的人发挥能力，“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不同需要的人是最不公平的教育”。
　　韦钰强调，中国教育应该和就业市场协调，要重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灵活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当前高校热要降温。我国小学、中学、大学阶段人均教育经费结构的分布为100、 200、1600，培养一名大学生比培养一个小学生多16倍，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形成人力资本，高等教育要提高效益，避免大材小用的浪费。
　　对中国教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韦钰认为，一个是要投资，教育占GDP的比例最近10年不到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而资金来源中的私人投资是世界水平的44%，增加公共的投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培养一批真正的顶尖人才，对基础研究要集中投入。日本的一个脑科学研究所有477个人，每年研究经费1亿美元。所长介绍说，该所跟政府定20年合同，20年里国家不向研究所要成果。科研资金投入后一个很长时间是黑洞时期，政府要等待，要投资，等20年以后才会拿到知识产权。反过来看我国的投资是教授每年要奔波、跑课题、交论文,没有办法安心搞科研。国家要营造环境和把握正确导向，重视人力资本的研究，把教育和人力资本规划结合起来。
　　
　　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人、美国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黄达就此论题展开对话。
　　
　　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是美国造成的
　　麦金农教授指出，中国维持8.28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非常有效，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项目是不可兑换的，没有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供外资进行外汇对冲。另外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非常迅速，工业生产、工资增长与整体的价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是10%左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经常性项目处于盈余状态，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为赤字，从多边贸易角度上看，中国并没有出现贸易不平衡。美国希望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货币升值，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一定有效。举个简单例子，1971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从360对1升值到80对1，但日本对美国经常性项目盈余一点没有减少。美国赤字的根本问题是美国储蓄不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这个问题。
　　麦金农教授建议，中国可以维持8.28中心汇率不变，在这个中心汇率周围保持一个1%到2%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浮动，不会改变贸易平衡状况，但增加波动区间可以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加入到现在的结汇市场之中来。现在这个固定汇率没有波动区间，没有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任何可盈利的机会，所有结汇任务都落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
　　


　　麦金农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现象是华盛顿的政策造成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短期的银行借贷利率维持在1%很低的水平上很长时间了，这种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价格增长过快，2003年和2004年达到30%，促成了中国现在的经济过热。实际上美国应该上调利率，这是美国利益之所在。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黄达教授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的根本原因在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周转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内外都出现货币贬值的压力，刚刚进入新世纪，突然之间又转为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外交压力。人民币保持稳定合理均衡对中国有利，对国际也有利。“针对一定的具体时段，对于汇率做具体的处置，是中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力”。黄达教授认为，随着人均GNP的提高，从长远看人民币的升值是必然的。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高，如何释放这个压力，就需要把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统一起来。
　　黄达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保持现在的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货币的俱乐部，同时要承担国际责任，要考虑我们政策对周边国家和整个全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在完全融入国际货币体系进程中，人民币与其他的通货关系特别是比价关系，会经常处于摩擦矛盾局部对抗之中。人民币有可能应对前进中的障碍，通过不断缓解摩擦，克服摩擦，应对压力转化压力，人民币必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际的经济合作，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做出贡献。
　　
　　经济增长与国家财政安全
　　
　　日本一桥大学校长、日本政府税收委员会主席石弘光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王传伦教授展开对话。
　　
　　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之后经济出现滞胀，然后进入衰退，日本称之为经济的低迷期。这种状况持续10年。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财政刺激的措施，希望股市能够摆脱熊市，政府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1990年8月，官方贴现率从最高6％降低到0.1％，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水平，利率保持在零利率水平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增加投资，一方面减税。财政扩张政策使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升高到4％，曾经达到8％的水平，但是日本经济仍是一点好转的迹象也没有。
　　日本经济为什么没有好转呢？石弘光先生认为，主要在资产价值大量缩水和资本损失大量增加。因为土地价格下降之后，土地作为抵押品价值下降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 2001年日本整个不良资产总额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达到最高值8.4％，从那之后就逐渐在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的后果是导致银行没有正面借贷的行为，投资环境和投资活动都受影响，金融问题导致了日本面临超过10年的经济低迷。
　　除了财政扩张政策,是否还有其他工具可以使用以促进经济增长呢？实际上在日本的经济泡沫刚刚破灭的时候，日本有两种政策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政府直接注资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第二种是财政上的刺激措施。日本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是第二种措施，显然这是错误的。石弘光先生认为应采取第一类措施，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系统进行重组，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财政刺激实现日本的经济复苏。
　　2001年日本新任首相小泉上任后，从财政刺激转向以改革来刺激日本的经济，他认为企业界应该采取自己的措施促进经济复苏，不应该由政府采取措施。200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正在繁荣发展，带动日本经济出口所带来的复苏；二是要重新对私营部门重组解决过分借贷等问题；三是日本投资需求趋强，这也是经济好转的信号。
　　他认为，如果说日本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经历可以给中国提供什么借鉴的话，比如不良资产问题，中国可以通过直接的金融工具加以解决，通过资本的注入而不是通过财政方面的政策加以解决。他提醒，凯恩斯财政政策有其内在缺陷，可能导致后来债务的累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人应该关注更长远的政策目标，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财政的环境，实现预算平衡，而不是短期财政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预算超出规模之后，想通过财政政策来恢复平衡是很难的。
　　
　　隐性债务与政府角色
　　王传伦教授认为，我们国家政府的债务分直接的债务和间接的债务，政府有明显的或者叫做显性的债务，也有隐性的不明显的债务。这种政府债务在中国可以叫做承诺，也可以叫做欠账，叫做承担的义务或必须承担的义务。国有的经济组织可能在得到政府的情况下发债，形成自己的债务，虽然在法律上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担保，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政府是起了到期清偿的责任。这是一种间接的政府的债务。另外，我们的财政支出必须按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定的比例，按照一定的增长率来支付教育、科技及社会等等各方面的支出，经济增长必须每年达到一定的增长，这些可以形成政府每年的义务。
　　我国政府的直接的内外的债务和其他国家相比，债务的收入比例、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的比例，总的说起来还不是很高。可是如果把隐性债务的界定，一层一层扩大的话，这个比例就会大得多，因此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综合指数体系，也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指标，综合指标类似像给银行一个有效资本比例这样一个指标体系，以有利于我们政府和立法机关衡量和判断。
　　王教授不主张单纯减少财政支出解决国家政府的债务问题使我们的赤字能够缩小，或是再增加课税的比例。他认为，应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各部分的效益，只要我们的产出是增加了，各个层次不同的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不会逐年提高，由此逐步把债务和收入的比例保持在一个可行的，可以承担的水平上，而且可以适当逐步降低。
　　政府在国民经济的活动中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王教授建议可以换一个视角，他把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比作一条大船，大船有船长，这个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大船，世界上没有一条船用不着船长，也不是所有船员的任务由船长发命令执行，船长必须亲自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航线变化，突然遭遇暴风雨等。一个政府要治理好经济，它像是一个船长，所要关心的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当船的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解决碰到的问题时，船长可以退到后面，不用亲自来做这件事了。
　　


　　船长做的工作中既要制定大的政策，又要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政策有必要做一些调整，什么时候调整，调整需要什么样的力度，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调整的效果。200多年前，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老子在《道德经》中讲过，“圣人无为而民自化”，王教授认为这里面包含了放任自由的思想。但老子不是说政府不做事，而是不要做错的事，让事物按照他自己内在的规律能够发展，能够得到福利。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文学家经常说的话，王教授在演讲中强调，“经济发展很顺利的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有一个相似之点，政府在经济中间扮演了它应该扮演的角色，如果不是这么做，这个家庭可能会碰到一些不幸”。
　　
　　21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机遇与责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顾问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的对话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在WTO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先生在演讲中称，中国经济已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主要以吸收外资的模式来提高增长。
　　中国在WTO内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面临的问题和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贸易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直接导致在世界贸易中产生摩擦被美国认为是世界贸易中不公平的竞争者。有的人持有这种论调：中国增长太快，把其他国家市场的份额抢走了，世界经济体如何适应中国这个巨人的快速的增长是一个问题。巴格沃蒂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中国扩大出口的同时，它的进口也增长了，中国进口增长同时为其他的出口国提供了新的市场，这种失去的市场和重新获得新的市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仅仅就某一个具体行业在某一具体时间段分析，或许会得出错误的观念”。
　　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已经充满了美国市场，普通人怀有这样一种恐惧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就是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常见现象。
　　
　　国际贸易谈判需要寻求双赢
　　龙永图认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新的成员，在国际贸易的谈判当中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角色。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改变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力量的均衡，这一点是历史性的。龙永图提到，中国的谈判者过去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挡住开放市场的一切要求就是爱国者，在重大开放市场上做出让步就是卖国。“不是，我们在开放市场中做出很多让步实际上是中国的进步”。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就不会有中国汽车市场今天的发展。当初德国大众的生产线连续十几年在中国生产过时汽车车型，而且还长期占领中国市场，这对中国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已成为全球大汽车企业激烈竞争的一个场所，结果是消费者得益，中国的汽车产业也得益。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对目前进行的国际贸易的谈判有很多重要的启示”。龙永图主张发达国家不要把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作为贸易谈判的惟一目的，必须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通过贸易谈判打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现这是没有购买力的市场，这个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呢？”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是一个全球能够实现共赢的手段。
　　龙永图强调，国际贸易中真正得益的不是出口国，而是进口国。作为真正的贸易大国必须重视进口，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设备。中国有自己的巨大市场，不仅看到自己的利益，也看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正在通过进口创造新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