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喧嚣的城里，对季节的感觉更加迟钝，加之每天都在为饭碗忙碌，生活越趋平淡。
　　家，走近那百里之外，送走我童年、青年，伴着母亲六十、七十、八十越来越旧的老院子、旧房子和弯枣树。
　　一阵寒流，几行雁阵，给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浓浓的秋意，回家的路自然也不例外：农家秋播的繁忙早已过去，棉田的颜色已变得暗紫，几垄懒割的玉米棵，叶子在秋风中飘摇，路边的杂草已全部失去水泽，白杨树上的叶子在一片一片地飘落……唯一的例外，是那片片刚播种不久的麦田，已经有了许多绿意，似乎在对季节进行着顽强抗争和挑衅——其实是无助的，冀东南这片操劳了多半年的土地行将冬眠，不过是早天晚天而已！
　　老家老屋，一院树、一群鸡和一只比读高中的女儿年龄还要大的老鹅是其典型的生态特征。每趟回家，离门口很远的时候老鹅那嘶哑的叫声就隔墙传来，然后是微抬着翅一晃一晃，领着耳聋眼花的老母亲走出门来……院落，在晚秋时节有几分萧条：那棵弯枣树，叶子已稀疏发黄，枝杈上长长地吊了两串母亲自种的红辣椒；西窗台前的石榴树，无精打采的叶间还挂着五六个红得发紫的石榴，是奶奶给孙女专门留下的，这次就要摘走；母亲用篱笆圈起的小菜园，葱葱郁郁的景象已经消失，茄棵、柿棵还在那儿勉强地长着；挂在篱笆上的扁豆秧，细细的蔓子已经裸露出来，间或有一两小扁豆顶着发蔫的紫花；半院子的西胡蔓，叶子已全部落尽，只有两个干黄的老瓜种还连在上边，院内的其他物种，在晚秋夕阳下都无一不疲态尽显。
　　老屋也进入它存续过程的“晚秋”：初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几间老屋，距今已有120多年，期间上世纪70年代虽然返修，但一应物料，包括梁檩铺材、砖瓦门窗，除少许补充，俱都没变，重建格局也一如往昔。这样的房子，目前农村已经少有，使用价值几乎尽失，剩下的也许只是“20世纪中叶之前平原农舍”这样的“建筑学意义”。可是，老屋的“晚秋”之于我，毕竟不是平常，是硕果累累之后的“晚秋”：在它悉心守候100多年的院落里，粗大了无数弯枣树、老槐树，肥壮了无数牛马羊，猪犬鸭；当年宽敞的大门洞下，迎来过一个又一个媳妇，出嫁过一个又一个女儿，屋内的土坯炕上，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子孙；特别是春节家谱两侧挂的那幅配联——“礼仪早树克勤克俭、书香传家唯耕唯读”，更是几代人守业治家、求索进取的凝华！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多以见凋花而落泪、望冷月而伤感，在他们那儿所听之秋，多是“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把自己种种失意定格于一个“秋”字，以至感染得多少后人一想起“秋”就仿佛听到季节的哭泣。然而也不尽然：唐刘禹锡曾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高吟，宋辛弃疾亦有“沙场秋点兵”的豪放——婉约也罢，豪放也罢，在文人雅士、达官显贵那儿，我想，“际遇”永远是制约他们观照周围世界的桎梏，这一点，他们也许远远不如目不识丁的老母亲！
　　母亲在我心目中，不像季节的变化，永远是那个样子：头发全白，一脸皱纹，耳朵依旧聋，脑袋不住摆，如果说一年四季有什么变化，主要是衣服的薄厚。这次我进家来，母亲正在斜阳下戴着老花镜，整叠她那套送老的衣裳——那套衣裳是母亲72岁那年做就的，当时她老人家还很健壮，我并不赞成她这样预备，但母亲执意要做，说“明年七十三闯头年，不预备好怎么行！”又12个年头过去了，母亲依然健壮。自从有了那套送老衣裳，在母亲的心里除我们这些儿孙外，又多了一份凝重和牵挂：每至春秋末季，老人家就要瞅个晴好天气把它从箱子那半截平端出来，小心翼翼地解开包，取走樟脑球，铺开边晒边一个一个地数线拘，晒好后再放上樟脑球，整整齐齐地叠好珍放原处。
　　在母亲那里，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样的秋：世上万物都像一出戏，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是季节就得春归夏至，秋去寒来，有春天的盎然，夏天的葱郁，秋天的收获，冬天的沉积；是人，就得有生有老，苦乐年华，有孩提的烂漫，成年的有为，老年的思考，终年的无悔！至于季节变了，晚秋带来寒意，更没必要大惊小叹，加件衣服足矣——如此看来，也许母亲才真正是超凡脱俗，直面人生、无悔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