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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处海隅，购书不易，印数不多的“冷门书”尤其难购。多谢《读书》编者惠我以《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一册，俾得破数日的岑寂。此书虽是新出的，却产生于数十年前，实际是一部旧书。由于种种原因，读此书时仿佛游子归故乡毫无陌生之感，而只勾起了一阵阵的回忆和联想，前人诗句“旧书读似客中归”说的大约就是这种情景。
《清华园日记》分(上)(下)两部分，前者作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后者作于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这两部分都残缺不全。浦先生原是学外文的，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来一辈子执教于大学中文系。他是吴宓先生的弟子，一九二六年吴先生把他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去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一九二八年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停办，翌年他转入大学本科中国文学系任教。一九三二年秋季我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是靠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学的，每年有一百几十万元的固定教育经费，不像北平别的大学那样年年“闹饥荒”，因此觊觎该校校长职位者大有人在，改建大学以前连续更换了十个校长，改为大学后，在短短的三年里，又更换了三个校长，这些人多数是官僚政客，只想揽权，无心办学，整个校园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底，梅贻琦当上了第十四任的清华校长。梅先生是学工程的，学术上并无多大的声誉，但为人还方正平易，对办学颇有眼光。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成了一句名言。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场所，学生学业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师资，而不是设备。清华因为经费足，校内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大楼原已不少，后来又增设工学院，大楼更多了。梅先生的特殊贡献是大力延聘名教授，除校内现有的以外，还用重币厚礼往别校请来兼任的。就文科来说，几乎所有课程都由教授主讲，助教只做辅助工作(如批改作业之类)。那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个别的系有时只招一二人，而系里的教授倒有六七位，不禁令人想起了孟郊的两句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为了培养“通才”，文科一年级不分系，当年我只选了系里陈福田教授的“大一英文”一门课，其余如“大一国文”(刘文典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教授主讲)、“西洋通史”(蒋廷黻教授主讲)、“逻辑”(金岳霖、张申府教授主讲，每人一学期)等都与本系无干。“中国哲学史”是和“中国文学史”对选的，我选了前者只因为冯友兰先生名气大，而教“中国文学史”的浦江清先生当时还只是专任讲师(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后来听别人说，浦先生学识不浅，讲课常有新意，不作泛泛之谈。现在读他的日记，知道他爱博览群书，从中外小说、诗歌、戏剧、历史直到甲骨文论著无所不窥，又长于探索，备课也认真。此外，他还多才多艺，下棋、度曲、打桥牌样样都是能手。我曾眼见他在工字厅宿舍廊下和俞平伯先生等一起吹奏昆曲，音韵悠扬，令人心醉。
清华文科有一种风气，教师只管讲课，一下讲台便自去作学术研究，不管学生的课外学习，学生也只是上堂听课记笔记(有的连笔记都不做)，回去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把笔记束之高阁，直到考试时才来抱佛脚，匆匆一阅好去应付。大部分教师并不要求学生背诵讲稿，分数的高低常是取决于有无独立见解。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总的说来，是由于学生的基础较高，一般有自学能力，无须教师耳提面命，教师也只对个别高才生另眼看待，容许他登门求教。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浦先生的日记里，他只跟教师往来，难得和学生接近。在这种“放任自流”的风气培育下，文科学生中居然出了不少人才，我所属的外文系，在短短的四年间，冒出了一批至今犹享盛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未离校门之前，已在埋头著述和创作了。个别同学如比我高一年级的盛澄华，据说全部时间都用在攻读法国文学，其余课程应付而已，他终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和文科相比，理工科(特别是后者)的情形恰恰相反，课堂教学抓得非常之紧，学生一天之内几无喘息的时间。我在一年级时和一位电机系的同学共处一室，他每日攻读到深夜，课外作业老做不完，天还没亮又起来伏案了。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现在联邦德国一家大学当教授。
清华的校风有一点很可取，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那时没有毕业分配的制度，多数学生来自普通人家，毕业后的工作要靠自己去争取。因此，不论男女都将学业放在第一位，力求把自己培养成材。这样，撇开正经事不干而整天忙于谈情说爱的人就少了。每逢出现这样的人，大家都会以白眼相看。但是，学校毕竟不是修道院，真正纯洁的爱情仍然存在并受到尊重，只是这种事情难得发生于校内师生之间。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浦先生因为家累重又严于择配，迟迟未结婚，到了将近而立之年才在附近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找到了一位合意的女郎。对于这位女大学生，他的痴情真不亚于但丁之于Beatrice，《日记》中关于这方面不乏精采的描写。但事情终归失败，浦先生最后用以自慰的话是：“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我们的脑海中常能存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这口吻更象是有意模仿但丁的《新生》了。
由于《日记》残缺过甚(其中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一字不存)，表面看来，清华园象是世外桃源，不受外界干扰。其实，这一时期日寇的魔爪正在逐渐伸入整个华北，校内的学术气氛虽仍浓厚，而国破家亡的忧虑实际隐藏在人人心里，学生方面尤为明显。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军队从东北三省进占山海关，继而攻陷承德，占领热河全省，接着又强夺长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个平津地区失去了屏障，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在这情况下，学校照常上课，但人心浮动，课堂有时变成时事讲坛，教“逻辑”的张申府教授撇开他所心爱的数理逻辑不谈，而专与学生议论时局，教“大一国文”的刘文典教授也撇开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讲，而特选了一篇归庄的《万古愁曲》足足讲了一个月，把明朝遗老的满腔亡国哀愁有声有色地传播给我们。自然也有些教授坚持上课不讲“闲话”的原则，照常教书。浦先生于一九三三年休假出国学习一年，他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校内学生逐渐分成左、中、右三派，按照惯例开始时是中间大两头小，后来往左边靠的人多起来了。教师绝大多数属于中间派，他们认为救国固然重要，但书也不可不读，举世闻名的歌德不是在拿破仑兵临城下的时节仍坐在实验室里做他的科学实验吗？一九三五年六月臭名昭著的卖国条约“何梅协定”签订了，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到了“一二·九”进入高潮，学校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希望免除学终考试，学生向教授会请愿，有些教授大发雷霆，认为学生胁迫他们，可见多数教授当时仍处在中间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终于转变立场站到左边来，那是在抗战时期学校南迁以后的事了。浦先生的《清华园日记》(上)很少涉及国事，只有一处在谈陈寅恪先生时说：“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陈寅恪是他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他对国事的态度大约和陈先生是一致的。
《清华园日记》(下)篇幅不多，一共只五十二页，记面临解放的旧清华大学在六十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里发生的事。那时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的北平城如同瓮中之鳖，而僻处西郊的清华园也暂时成为三不管的地带。浦先生有一段恰如其分的描写：“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心的。”在这期间，大家所做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为生活而奔忙，千方百计解决吃喝问题，这无须多说；二是开始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这里专指中文系师生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师生之间有很大矛盾，即各派教师也都坚持己见，不肯放弃原来主张。浦先生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张“中外文系仍可存在，中文系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外文系为造就外国语言及专研外国文学的专才而设。”他是深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影响的，所谓“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就是说学生们不喜欢的训诂考据之学应该保留，因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有学术性的。他身后留下的惟一著作《浦江清文录》只收《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之类内容结实的十一篇论文，而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大量书评、书报介绍和外国文学家评述等一般文章则全部摈弃，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态度了。
《西行日记》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记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生活，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浦先生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因休假回上海家中，后来决定西归，而安南(今称越南)已被日军占领，由海上往昆明的途径断绝，只得改由陆路。据他自述：“三十一年五月……我自沪起程，由常州宜兴穿过封锁线，至屯溪。值浙赣战事，困于屯溪数月。暑后入闽，转赣、湘、粤、桂、黔入滇。三十一年冬到昆明”。说得更具体一点，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动身往常州，经宜兴越过警戒线到安徽的广德，道路传闻日军沿南昌南下，鹰潭已危，西进之路中断，遂在屯溪逗留七十九日，然后越岭经江西的婺源、德兴、铅山进入福建，经建阳、南平、永安、长汀又转入江西，经瑞金、赣州越梅岭进入广东的韶关，从此往广西的桂林、柳州、河池，转北赴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最后西行经普安、盘县进入云南的曲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昆明，全程共历一百七十七日。浦先生的自述中多了一个“湘”字，恐系误笔。
这一百多天的行程，经受千辛万苦，纯粹是中世纪式的旅行，坐的常是轿子、手推车、小船、破旧的木炭车，有时还要步行，住的常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舍，路上还要跟疟疾和胃病作不断的斗争，并且时时受到囊空粮绝的威胁。但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在艰苦困顿之中仍然不忘及时行乐，路上遇着名胜古迹总要尽情游览赏玩，如常州的天宁寺、柏垫的大石桥、隆阜的戴氏(东原)宗祠、德兴的妙玄观、河口的山石(一路见山，褐色，无树木，有壁立千仞者，有圆而伏者，有崖壁多皱纹似大篆剥落者，有埃及金字塔及狮身人首像风味。倘加雕琢佛龛，可成奇观)、建阳的考亭书院、长汀的苍玉洞等。这令人想起了杜甫的《北征》，在哀时伤乱高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之后，忽然插入一段赏心悦目的写景文字：“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矛盾而却自然。知识分子的另一癖好是看书，《日记》中记旅途阻塞百无聊赖之际，仍要想方设法借书消遣，高者如《乐律全书》，低者如《荡寇志》均可用以解瘾。经过长汀时，对撤退到那里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富特感兴趣，大有馋涎欲滴，恨不一口吞下的意思。
读《西行日记》会使人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第五章。这最精采的一章也是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旅途中的遭遇和见闻的。他们(四男一女)从上海动身往设立在湖南省蓝田县的师范学院，沿途经过浙江的宁波、溪口、金华，江西的鹰潭、南城、宁都、吉安、界化陇，湖南的邵阳等地，除上海到宁波一段坐的是外国轮船外，其余路程也是靠土产的木板船、人力车、破烂的汽车和轿子去完成的，途中住的也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社。从表面看，这两篇旅行记都有代表性，都把许多人在那个时期共同经历过而未曾记录下来的生活笔之于纸，以垂久远，但两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西行日记》是纪实之作，而《围城》第五章则主要是虚构，只能归入小说一类。历史和小说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妄加轩轾。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浦江清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1.75元)
《清华园日记》分(上)(下)两部分，前者作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后者作于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这两部分都残缺不全。浦先生原是学外文的，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来一辈子执教于大学中文系。他是吴宓先生的弟子，一九二六年吴先生把他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去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一九二八年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停办，翌年他转入大学本科中国文学系任教。一九三二年秋季我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是靠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学的，每年有一百几十万元的固定教育经费，不像北平别的大学那样年年“闹饥荒”，因此觊觎该校校长职位者大有人在，改建大学以前连续更换了十个校长，改为大学后，在短短的三年里，又更换了三个校长，这些人多数是官僚政客，只想揽权，无心办学，整个校园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底，梅贻琦当上了第十四任的清华校长。梅先生是学工程的，学术上并无多大的声誉，但为人还方正平易，对办学颇有眼光。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成了一句名言。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场所，学生学业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师资，而不是设备。清华因为经费足，校内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大楼原已不少，后来又增设工学院，大楼更多了。梅先生的特殊贡献是大力延聘名教授，除校内现有的以外，还用重币厚礼往别校请来兼任的。就文科来说，几乎所有课程都由教授主讲，助教只做辅助工作(如批改作业之类)。那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个别的系有时只招一二人，而系里的教授倒有六七位，不禁令人想起了孟郊的两句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为了培养“通才”，文科一年级不分系，当年我只选了系里陈福田教授的“大一英文”一门课，其余如“大一国文”(刘文典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教授主讲)、“西洋通史”(蒋廷黻教授主讲)、“逻辑”(金岳霖、张申府教授主讲，每人一学期)等都与本系无干。“中国哲学史”是和“中国文学史”对选的，我选了前者只因为冯友兰先生名气大，而教“中国文学史”的浦江清先生当时还只是专任讲师(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后来听别人说，浦先生学识不浅，讲课常有新意，不作泛泛之谈。现在读他的日记，知道他爱博览群书，从中外小说、诗歌、戏剧、历史直到甲骨文论著无所不窥，又长于探索，备课也认真。此外，他还多才多艺，下棋、度曲、打桥牌样样都是能手。我曾眼见他在工字厅宿舍廊下和俞平伯先生等一起吹奏昆曲，音韵悠扬，令人心醉。
清华文科有一种风气，教师只管讲课，一下讲台便自去作学术研究，不管学生的课外学习，学生也只是上堂听课记笔记(有的连笔记都不做)，回去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把笔记束之高阁，直到考试时才来抱佛脚，匆匆一阅好去应付。大部分教师并不要求学生背诵讲稿，分数的高低常是取决于有无独立见解。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总的说来，是由于学生的基础较高，一般有自学能力，无须教师耳提面命，教师也只对个别高才生另眼看待，容许他登门求教。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浦先生的日记里，他只跟教师往来，难得和学生接近。在这种“放任自流”的风气培育下，文科学生中居然出了不少人才，我所属的外文系，在短短的四年间，冒出了一批至今犹享盛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未离校门之前，已在埋头著述和创作了。个别同学如比我高一年级的盛澄华，据说全部时间都用在攻读法国文学，其余课程应付而已，他终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和文科相比，理工科(特别是后者)的情形恰恰相反，课堂教学抓得非常之紧，学生一天之内几无喘息的时间。我在一年级时和一位电机系的同学共处一室，他每日攻读到深夜，课外作业老做不完，天还没亮又起来伏案了。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现在联邦德国一家大学当教授。
清华的校风有一点很可取，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那时没有毕业分配的制度，多数学生来自普通人家，毕业后的工作要靠自己去争取。因此，不论男女都将学业放在第一位，力求把自己培养成材。这样，撇开正经事不干而整天忙于谈情说爱的人就少了。每逢出现这样的人，大家都会以白眼相看。但是，学校毕竟不是修道院，真正纯洁的爱情仍然存在并受到尊重，只是这种事情难得发生于校内师生之间。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浦先生因为家累重又严于择配，迟迟未结婚，到了将近而立之年才在附近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找到了一位合意的女郎。对于这位女大学生，他的痴情真不亚于但丁之于Beatrice，《日记》中关于这方面不乏精采的描写。但事情终归失败，浦先生最后用以自慰的话是：“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我们的脑海中常能存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这口吻更象是有意模仿但丁的《新生》了。
由于《日记》残缺过甚(其中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一字不存)，表面看来，清华园象是世外桃源，不受外界干扰。其实，这一时期日寇的魔爪正在逐渐伸入整个华北，校内的学术气氛虽仍浓厚，而国破家亡的忧虑实际隐藏在人人心里，学生方面尤为明显。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军队从东北三省进占山海关，继而攻陷承德，占领热河全省，接着又强夺长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个平津地区失去了屏障，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在这情况下，学校照常上课，但人心浮动，课堂有时变成时事讲坛，教“逻辑”的张申府教授撇开他所心爱的数理逻辑不谈，而专与学生议论时局，教“大一国文”的刘文典教授也撇开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讲，而特选了一篇归庄的《万古愁曲》足足讲了一个月，把明朝遗老的满腔亡国哀愁有声有色地传播给我们。自然也有些教授坚持上课不讲“闲话”的原则，照常教书。浦先生于一九三三年休假出国学习一年，他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校内学生逐渐分成左、中、右三派，按照惯例开始时是中间大两头小，后来往左边靠的人多起来了。教师绝大多数属于中间派，他们认为救国固然重要，但书也不可不读，举世闻名的歌德不是在拿破仑兵临城下的时节仍坐在实验室里做他的科学实验吗？一九三五年六月臭名昭著的卖国条约“何梅协定”签订了，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到了“一二·九”进入高潮，学校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希望免除学终考试，学生向教授会请愿，有些教授大发雷霆，认为学生胁迫他们，可见多数教授当时仍处在中间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终于转变立场站到左边来，那是在抗战时期学校南迁以后的事了。浦先生的《清华园日记》(上)很少涉及国事，只有一处在谈陈寅恪先生时说：“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陈寅恪是他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他对国事的态度大约和陈先生是一致的。
《清华园日记》(下)篇幅不多，一共只五十二页，记面临解放的旧清华大学在六十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里发生的事。那时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的北平城如同瓮中之鳖，而僻处西郊的清华园也暂时成为三不管的地带。浦先生有一段恰如其分的描写：“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心的。”在这期间，大家所做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为生活而奔忙，千方百计解决吃喝问题，这无须多说；二是开始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这里专指中文系师生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师生之间有很大矛盾，即各派教师也都坚持己见，不肯放弃原来主张。浦先生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张“中外文系仍可存在，中文系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外文系为造就外国语言及专研外国文学的专才而设。”他是深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影响的，所谓“渐渐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就是说学生们不喜欢的训诂考据之学应该保留，因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有学术性的。他身后留下的惟一著作《浦江清文录》只收《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之类内容结实的十一篇论文，而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大量书评、书报介绍和外国文学家评述等一般文章则全部摈弃，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态度了。
《西行日记》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记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生活，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浦先生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因休假回上海家中，后来决定西归，而安南(今称越南)已被日军占领，由海上往昆明的途径断绝，只得改由陆路。据他自述：“三十一年五月……我自沪起程，由常州宜兴穿过封锁线，至屯溪。值浙赣战事，困于屯溪数月。暑后入闽，转赣、湘、粤、桂、黔入滇。三十一年冬到昆明”。说得更具体一点，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动身往常州，经宜兴越过警戒线到安徽的广德，道路传闻日军沿南昌南下，鹰潭已危，西进之路中断，遂在屯溪逗留七十九日，然后越岭经江西的婺源、德兴、铅山进入福建，经建阳、南平、永安、长汀又转入江西，经瑞金、赣州越梅岭进入广东的韶关，从此往广西的桂林、柳州、河池，转北赴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最后西行经普安、盘县进入云南的曲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昆明，全程共历一百七十七日。浦先生的自述中多了一个“湘”字，恐系误笔。
这一百多天的行程，经受千辛万苦，纯粹是中世纪式的旅行，坐的常是轿子、手推车、小船、破旧的木炭车，有时还要步行，住的常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舍，路上还要跟疟疾和胃病作不断的斗争，并且时时受到囊空粮绝的威胁。但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在艰苦困顿之中仍然不忘及时行乐，路上遇着名胜古迹总要尽情游览赏玩，如常州的天宁寺、柏垫的大石桥、隆阜的戴氏(东原)宗祠、德兴的妙玄观、河口的山石(一路见山，褐色，无树木，有壁立千仞者，有圆而伏者，有崖壁多皱纹似大篆剥落者，有埃及金字塔及狮身人首像风味。倘加雕琢佛龛，可成奇观)、建阳的考亭书院、长汀的苍玉洞等。这令人想起了杜甫的《北征》，在哀时伤乱高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之后，忽然插入一段赏心悦目的写景文字：“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矛盾而却自然。知识分子的另一癖好是看书，《日记》中记旅途阻塞百无聊赖之际，仍要想方设法借书消遣，高者如《乐律全书》，低者如《荡寇志》均可用以解瘾。经过长汀时，对撤退到那里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富特感兴趣，大有馋涎欲滴，恨不一口吞下的意思。
读《西行日记》会使人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第五章。这最精采的一章也是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旅途中的遭遇和见闻的。他们(四男一女)从上海动身往设立在湖南省蓝田县的师范学院，沿途经过浙江的宁波、溪口、金华，江西的鹰潭、南城、宁都、吉安、界化陇，湖南的邵阳等地，除上海到宁波一段坐的是外国轮船外，其余路程也是靠土产的木板船、人力车、破烂的汽车和轿子去完成的，途中住的也是荒村野店和污浊不堪的旅社。从表面看，这两篇旅行记都有代表性，都把许多人在那个时期共同经历过而未曾记录下来的生活笔之于纸，以垂久远，但两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西行日记》是纪实之作，而《围城》第五章则主要是虚构，只能归入小说一类。历史和小说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妄加轩轾。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浦江清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