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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鲜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更极少接受采访。即便如此，她的名字仍然是媒体的宠儿，她每部作品的面世，总能吸引到密集的关注与目光。
2012年年底，一条消息快速传播开来：王安忆的最新小说《众声喧哗》将于2013年1月8日推出，当当、卓越等网站已开始预售。8日当天，《众声喧哗》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正式亮相，淡蓝的底色上，一张黑白的图片占去大部分空间，旁边只用很小的字号标注着书名、作者与出版社，简单，却让人忍不住细细翻看，一如王安忆作品多年来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也是在这一天，王安忆如约守在电话前，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展开了一番对话。
作品如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
《众声喧哗》并不厚，不过10万字，由同名中篇小说及6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其中，《众声喧哗》于2012年6月首发于文学期刊《收获》。
小说的情节一点也不复杂——妻子去世后，欧伯为了排遣晚年生活的寂寞，开了一家纽扣店；英俊高大，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与欧伯相处密切，成为彼此精神上的依靠；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自称是满清贵族后裔，走进了两人的生活，最终却又离开他们。3位主人公在上海的繁华都市中过着卑微而琐碎的生活。在关于新书的介绍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写的是市井小民，延续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
新书以《众声喧哗》命名，让人不禁想起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王安忆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名的确来源于此，但她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就像写《长恨歌》时，‘长恨歌’虽然因为白居易的千古名作成为约定俗成的3个字，但我也通过我的小说赋予了它们新意义。”
“写小说的人，尤其是我这样的现实派，可能不太喜欢特别传奇性的东西，倒是对生活的表象，尤其是那种日常性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王安忆笔下流淌出的，总是对生活最简单、最细致的描摹，却不断地给人惊喜。就好像她自己的人生，简单到“用几百字就能概括完”，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每一部作品的养料。
1954年，王安忆生于南京。她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是著名作家，曾写出《百合花》等新中国经典小说；父亲王啸平是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艺研究工作。
王安忆出生后不久，母亲从南京军区转业，带着两个女儿迁往上海。在这座城市，王安忆接受了最初的教育。“母亲和她的同事、作家朋友谈创作，我会在旁边听一点……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雨，不愿意让孩子再去涉足是非不断的文学领域。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上了文学，开始写儿歌、日记，经常参加写作比赛。姐姐借了不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读着那些书。”
1969年，15岁的王安忆初中毕业，次年就到淮北宿县农村插队。日子很乏味，她开始给母亲写信。茹志鹃曾说：“在（她的）信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她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摸到她的脉搏的跳动。她不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环境，也使我认识了她的一个个小伙伴，她的生活、劳作、思想感情……”正是在这些信里，王安忆展现了她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
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同时，她开始发表散文，写小说，并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李章。6年后，她调回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平原上》。不久，又发表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
渐渐地，王安忆发表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接一部，题材和风格从不雷同，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她的好友、作家陆星儿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看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只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就写出《小鲍庄》；在劳改农场采访3天，写了《米妮》。‘王安忆还有什么可以写的？’不少人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三恋》、《叔叔的故事》……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王安忆自己对此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而真正写出作品要看你理性的准备有多少。”
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
从写《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习惯了每天坐下来写作。直到现在，她的写作还是靠着最原始的纸和笔，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1万字，写好后再自己敲入电脑。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艺术理想，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经历”。您的艺术理想是什么？
王安忆：好看的故事，这是不能忽略的。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那些人们不喜欢看的东西，很难读的东西。人年轻的时候都会走这条路，非要把人难倒了才觉得自己厉害。但现在，我就希望我的东西是很普通的人都能看懂的。
环球人物杂志：我看您的书，也发现您喜欢用的字、句、语言，都是特别常用的，上过初中的人就能读。
王安忆：对。小时候常听老师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就念给老婆婆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对了。好的故事，就是连村夫都能听懂的，像民间故事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也会在故事成形后拿出来先与身边的亲朋分享？
王安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写作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不可能和別人进行太多的交流。所以你要有这个自信，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一个故事，如果你自己写的时候都没有兴趣，恐怕别人也没兴趣读下去。你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俗易懂，您眼中的好故事还要具备哪些条件？
王安忆：它要具备美好的境界，得是高尚的、合乎人道的。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升华”这个词听起来很俗，但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并不强求自己具有社会责任感，是指这种责任感不体现在对某个具体事情的发言上吗？
2012年年底，一条消息快速传播开来：王安忆的最新小说《众声喧哗》将于2013年1月8日推出，当当、卓越等网站已开始预售。8日当天，《众声喧哗》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正式亮相，淡蓝的底色上，一张黑白的图片占去大部分空间，旁边只用很小的字号标注着书名、作者与出版社，简单，却让人忍不住细细翻看，一如王安忆作品多年来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也是在这一天，王安忆如约守在电话前，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展开了一番对话。
作品如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
《众声喧哗》并不厚，不过10万字，由同名中篇小说及6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其中，《众声喧哗》于2012年6月首发于文学期刊《收获》。
小说的情节一点也不复杂——妻子去世后，欧伯为了排遣晚年生活的寂寞，开了一家纽扣店；英俊高大，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与欧伯相处密切，成为彼此精神上的依靠；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自称是满清贵族后裔，走进了两人的生活，最终却又离开他们。3位主人公在上海的繁华都市中过着卑微而琐碎的生活。在关于新书的介绍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写的是市井小民，延续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
新书以《众声喧哗》命名，让人不禁想起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王安忆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名的确来源于此，但她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就像写《长恨歌》时，‘长恨歌’虽然因为白居易的千古名作成为约定俗成的3个字，但我也通过我的小说赋予了它们新意义。”
“写小说的人，尤其是我这样的现实派，可能不太喜欢特别传奇性的东西，倒是对生活的表象，尤其是那种日常性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王安忆笔下流淌出的，总是对生活最简单、最细致的描摹，却不断地给人惊喜。就好像她自己的人生，简单到“用几百字就能概括完”，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每一部作品的养料。
1954年，王安忆生于南京。她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是著名作家，曾写出《百合花》等新中国经典小说；父亲王啸平是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艺研究工作。
王安忆出生后不久，母亲从南京军区转业，带着两个女儿迁往上海。在这座城市，王安忆接受了最初的教育。“母亲和她的同事、作家朋友谈创作，我会在旁边听一点……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雨，不愿意让孩子再去涉足是非不断的文学领域。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上了文学，开始写儿歌、日记，经常参加写作比赛。姐姐借了不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读着那些书。”
1969年，15岁的王安忆初中毕业，次年就到淮北宿县农村插队。日子很乏味，她开始给母亲写信。茹志鹃曾说：“在（她的）信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她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摸到她的脉搏的跳动。她不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环境，也使我认识了她的一个个小伙伴，她的生活、劳作、思想感情……”正是在这些信里，王安忆展现了她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
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同时，她开始发表散文，写小说，并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李章。6年后，她调回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平原上》。不久，又发表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
渐渐地，王安忆发表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接一部，题材和风格从不雷同，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她的好友、作家陆星儿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看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只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就写出《小鲍庄》；在劳改农场采访3天，写了《米妮》。‘王安忆还有什么可以写的？’不少人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三恋》、《叔叔的故事》……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王安忆自己对此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而真正写出作品要看你理性的准备有多少。”
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
从写《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习惯了每天坐下来写作。直到现在，她的写作还是靠着最原始的纸和笔，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1万字，写好后再自己敲入电脑。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艺术理想，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经历”。您的艺术理想是什么？
王安忆：好看的故事，这是不能忽略的。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那些人们不喜欢看的东西，很难读的东西。人年轻的时候都会走这条路，非要把人难倒了才觉得自己厉害。但现在，我就希望我的东西是很普通的人都能看懂的。
环球人物杂志：我看您的书，也发现您喜欢用的字、句、语言，都是特别常用的，上过初中的人就能读。
王安忆：对。小时候常听老师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就念给老婆婆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对了。好的故事，就是连村夫都能听懂的，像民间故事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也会在故事成形后拿出来先与身边的亲朋分享？
王安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写作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不可能和別人进行太多的交流。所以你要有这个自信，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一个故事，如果你自己写的时候都没有兴趣，恐怕别人也没兴趣读下去。你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俗易懂，您眼中的好故事还要具备哪些条件？
王安忆：它要具备美好的境界，得是高尚的、合乎人道的。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升华”这个词听起来很俗，但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并不强求自己具有社会责任感，是指这种责任感不体现在对某个具体事情的发言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