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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时代，传统社交方式被颠覆，社交平台上的数字化社交取代了传统社交方式，引起了社会关系变革。马克思认为，人就其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这一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不断处于交往关系中，在交往关系中完成人的社会化进程。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社交方式不断更新，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社会关系建构。个体进入社交平台后首先是身份的转换。现实个体以虚拟身份存在于平台即用户，在虚拟世界里用户的主体能动性不断强化。这正迎合了平台夺取竞争优势的需求，用户积极活跃在社交平台，无偿为平台创造数据、生产内容。数字时代，平台之间的竞争就是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的竞争，获取数据至关重要，用户是数据的生产者，因此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数据，在各大平台中上演了用户“争夺战”。为获取数据与争夺用户，平台运用各种策略增强用户黏性、增加用户活跃时长。因此，用户愈发依赖网络与社交平台，并且在不断处于数字技术的支配下，实践方式被颠覆，在网络虚拟实践的影响下，主体性不断被重塑，人的真实主体性不断被消解。因此需要通过立足于社交平台的消费者用户，探究数字时代真实主体性的消解。
关键词：数字时代;用户;主体性;消解;社交平台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4-0027-04
一、社交平台主体：消费者用户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平台崛起并成为资本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例如，脸书已经成为默认的社交网络工作平台，无非是凭借其用户的数量庞大。”用户基数越大、用户活跃度越高，平台本身的价值会更大。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会驱使用户加入某一特定平台，将其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微信的“朋友圈”就是基于现实的“好友圈”扩展的。因此，拥有大基数用户的平台会占有越来越多的用户。
用户是数据的实际来源，平台是基于数据提取与网络效应的产生，在竞争中胜出的优势是对数据的占有。那么驱使平台进行提取数据的因素是什么呢？斯尔尼塞克认为，“如果收集和分析这些原材料是这些公司的主要资源，并赋予他们竞争优势，那么就有必要收集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正如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从数据生产的角度来看，活动就像是等待被发现的土地。无论谁先到达那里，拥有这些土地，就能够持有土地上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即财富。’”因此，数字平台会运用各种策略来争夺用户、增强用户黏性。平台是代码与商业之间的结合，各大平台依赖强大的“算法分发”的能力，调用算法对用户实现“个性化推送”。“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算法实际上是数据使用的问题式，它决定了数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信息。”在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交织的背景下，算法扮演着“编辑”的角色，通过算法设定好的程序来对用户实现“个性化”推送，所以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似乎这个平台很“懂”我，无形中在增加用户黏性。除此之外，追求情感共鸣与利益捆绑也是平台“绑架”用户来满足数据“胃口”的策略。追求情感上的共鸣驱使社交平台给出一个更自由的网络平台，用户的主体性比以往更加强大，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平台进行社交、分享情感。网易云音乐的“云村”用户通过分享故事产生强大的情感黏合剂。然而，利益层面的策略却能赋予持久的吸引力，寻求利益层面的休戚与共。例如，数字时代的推荐营销重新焕发活力，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基于消费体验进行分享，以图文或者视频的形式加入到营销活动中，得到的是物质精神双重获得感。
伴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设备成为人的新“器官”。“今天，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普及使得任何民用或商业终端乃至每个个体成为一个数据发送的基站。”每个人仿佛都被卷入到“数字时代”的漩涡中成为数字用户，用户作为数字平台上的主体参与其中，进行数字化社交、购物等等。伴随着平台功能的多层次开发，用户拥有更大的主体自由，不仅是单纯的参与者与数据贡献者，进一步发展成为平台内容生产者，发挥自身能动性。在平台“绑定”用户的过程中，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也在进一步扩展，平台无形中重塑着用户的主体性。
二、社交平台下的虚拟主体性
社会生产力进步促进数字时代技术的应用与更新，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新型“机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出现更是催生了新的交往形式，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建构方式，基于现实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平台里虚拟化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并在个人的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水平下社会关系相应发生变化。在实践活动中个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人作为主体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互联网科技逐步蔓延至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产生新型社会实践形式——网络虚拟实践由此产生。网络虚拟实践融合了网络与平台的技术力量，赋予主体更大的主体性与自由度。相较于现实实践活动，网络虚拟实践唤醒了主体更深层次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为平台生产内容与创造价值。新型人际交往实践将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延伸至虚拟世界。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应用本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维系手段，而如今用户主要进行虚拟人际交往并建立起社會关系，社交平台却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现实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交往首先要完成“身份转换”，以“用户”身份活跃在平台。平台是用户活动进行的基础，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实现不同用户之间的互动。数字时代社交平台不断触及用户的方方面面，个体愈发依赖“用户”这一身份活跃在社交平台，“放不下手机、戒不了网络”已成为数字时代我们的真实写照，虚拟人际交往在维系基于现实建立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逐步覆盖现实人际交往的空间。社交平台上的交往不局限于现实社会关系，超越单纯物理空间的限制，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可以将身处不同地区与时区的用户同时聚集在同一数字界面上、同一个电子化空间中。因此，用户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主体能动性力量不断强化。用户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对象化平台，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下社交平台用户可以生产内容并上传至平台与其他用户共享，激发出用户自主性与无限创造性。用户能动地作用于平台，为平台生产短视频、图文笔记等内容，实现从平台参与者到平台内容贡献者之间角色的转变。作为内容生产者与贡献者，用户在投入知识、技能及情感过程中主体能动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数字时代用户自由主动地参与数字平台中，给予用户满足感，主体性进一步彰显。 三、虚拟交往引发的真实主体性消解
数字时代，社交平台延伸用户交际空间、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然而，深入到问题内部重新审视平台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真实主体性却是在不断消解。回顾前文中关于用户与数据之间的分析，平台“绑定”用户根本上是源于攫取数据的需要。斯尔尼塞克指出，“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平台不断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汇集成海量数据，在海量数据中单个用户行为数据仅是海量数据中的细小存在，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因此对于数据的生产者即个体用户并不会得到重视，其个性化特征（年龄、性别等）隐藏不见。《微信用户行为分析报告》根据用户数据分析微信使用时长、使用频率等，个体的特征消失在统计中。数据生产者被忽视，消解了主体自身。
用户以“虚拟的身份”存在于社交平台上，并将其带入现实世界以至于仿真世界逐步侵蚀现实生活空间，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断被虚拟社交消解，模糊了现实主体的身份。伴随着社交平台影响程度加深，社交平台上的交往形式颠覆了传统社会交往形式，重塑着主体，现实世界中的主体不断转换成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在这种新的实践模式下，个体重新建构自身并沉溺于虚拟形象，虚拟形象变为个体新的保护色，摆脱现实不尽人意的自我，甚至以与现实相反的虚拟形象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用户消耗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受其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碎片化时间甚至大部分的社会生活时间都耗费在网络平台上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等等。因此，用户的思维方式被平台上各类信息及价值观裹挟着，造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理性判断力逐步缺失，虚拟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其他用户的观点不经意间就会影响自身的判断力，以至于真实主体性弱化并不断消解，虚拟主体性却建构起来。
人具有社会属性，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完成自身主体建构。不同社会形态下人的实践方式不同。数字时代网络虚拟实践的出现造就了数字化的交往方式。数字化社交是社会生产力及技术进步的产物，个人以“虚拟身份”在平台上社交进而完成社会关系的建构。因此，社交平台是工具，作为一种手段为社会关系建构服务。但有时对手段的沉溺却掩盖了真实的目的，失去了理性的判断。用户将社交平台与虚拟社交置于不可或缺的位置，投入诸多时间与精力，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甚至离开社交平台就失去了与人交往的能力、丧失了与世界的联系。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虚拟社交的重要位置，如用手机拜年、用微信送祝福等等。“随着智能设备APP的广泛应用，这个交往形式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让人越来越欲罢不能的数字化网络，参与其中的人，在存在中不可避免被其所中介，将自己变成一种数字化的产物，参与到交往行为中。”由于对智能手机与社交平台的过度依赖，当放下手机、远离网络，却发现已经失去了驾驭社会关系与自我的能力，感受到自己被孤立了。人作为主体本质的确认需要依赖数字平台，平台本为人所创造的却在驾驭人。那这真实主体性消解的背后是什么呢？
四、真实性主体消解现状的反思
伴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数字化交往成为社会关系建构的主要方式，社交平台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化社交重塑着人的主体性，以至真实主体性不断消解、虚拟主体性建构起来，而这却便利了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数字时代下人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的，一切行为都被数据记录着，社交平台收集数字化交往数据。所有人甚至是物都是用数据来表述，数据已经深深扎根进了整个社会，渗透到整个社会过程。在数字平台上，人如同物都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所有的人与物通过计算机算法被纳入到一个平台中，每个人与物体都成为抽象的数据符号，失去了存在的独特性，失去了感情与温度。真实主体性被消解，转换成一组组数据存在。
但是对于平台而言，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可以提升自身价值，那数据从何而来呢？平台控制着“游戏规则”，正如平台斯尔尼塞克指出的，“平台的设计方式也使得它们对不同用户具有吸引力。虽然经常把自己作为空白的空间，供他人互动，但是平台却体现出一种策略。产品和服务开发的规则以及市场互动由平台所有者设定。”正是平台规则“赋予”了平台获取数据的权力。平台“服务协议”是进入平台的前提，为进入社交平台，用户会不假思索按下“同意”选项，而恰恰是用户不在意的细节规则却是平台获取数据的利器，以隐蔽的方式实现剥削。数字时代平台资本剥削范围更广。对于剥削问题，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产品（知识、信息等）的生产过程中，“剥削就是对公共地生产出来的那些价值进行部分或全部地私人占有”这样的剥削面向的是整个社会过程，却是不易察觉的，有很强的隐秘性。
因为平台的背后是资本，资本的本质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而实现资本增殖。拥有制定“服务协议”的权力，平台资本便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实现数据资源占有，生产数据的用户却无权支配，这就意味着数据与生产者的疏离。“围绕着数据的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对称，一方面，一部分人依靠对数据和算法的垄断获得更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分散的用户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了部分权利。”数字平台通过“服務协议”占有这些数据后挖掘其交换价值进行售卖，目标对象仍然是生产数据的用户群体。究其本质，平台始终遵循的是资本逻辑，用户不断卷入虚拟平台的漩涡，真实主体性不断消解，是为平台背后的资本做了“嫁衣裳”。因此，用户沉浸其中的自由只不过是平台资本控制下的虚假自由，与真实主体相距甚远。
平台资本逻辑遮蔽了真实主体。社交平台重塑着主体交往关系，交往边界不断被拓宽。社交平台赋予用户自由发挥、自我表达的空间，交往范围不断延伸，可以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建立联系。然而，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主体却陷入迷茫，回归现实却是愈发孤独，虚拟社交摧毁了主体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只是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不仅如此，数字化社交生活全面支配着现代人，模糊了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界限，一步步侵蚀着自由时间。一方面，网络用户的闲暇时间被纳入到平台资本数据积累中无偿为平台生产着数据资源。另一方面，社交平台成为了数字化“办公场所”，超越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例如微信聊天成为工作的一部分，用来维系客户、交流项目进度，不再拘泥于固定时间的上下班模式，资本可以随时实现对用户的剥削。无形中社交平台成为资本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数字时代人类深刻地感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认识世界的能力增强，人类对于种种进步欢欣鼓舞。技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本是服务于主体实践与交往的手段，然而伴随着主体对技术与社交平台依赖程度加深，对手段的追求压抑了真实的目的，甚至手段取代了目的，其背后反映出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湮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不断疏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疏离，与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休戚相关。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取决于技术支配主体。以算法为例，算法设定者的价值导向决定着算法作用性质。“算法是人类智慧的产品，算法设计者和实现者的设计意图、认知水平、价值观、精神状态等都会对算法产生影响，人类或者说算法设计者的需求和利益更是决定了算法结果的倾向性。”正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资本化运用，价值理性被弱化，人的真实主体性被消解。网络信息技术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技术越发展，我们愈发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能因噎废食。
结语
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被困在繁重体力劳动”的状况，解放了人的双手。伴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作为实践主体，改造客体的能力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得到丰富。进入到数字时代，主体性内涵更加丰富发展，数字化交往更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形式。但是，网络化社交也颠覆了人类的实践方式，网络虚拟实践应运而生，用户积极活跃在社交平台甚至沉溺其中，引起虚拟现实不断侵蚀真实现实，人的主体性被颠覆，真实主体性被消解。面对这样的困境，需要反思技术与网络下的主体自我。要理性对待社交平臺，在享受社交平台与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批判性思维。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交平台与数字技术是由人设计、服务于人的，不能沦为技术的奴隶。
参考文献：
[1]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M].Cambridge：Polity，2016：51，53，97，110.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150.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6.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7，51，56.
[6] 吴静.算法为王：大数据时代“看不见的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2）：7-12.
[7]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4）：37-44.
[8]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20-22.
[9] 吴静.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对“活劳动”范畴之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20，（10）.
Analysis on the Resolution of Real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 Consumer Users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
LI Wen-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has been subverted， and the digital social communication on the social platform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caused the change of social relations. Marx believes that human beings are essentially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is social attribute of human beings determines that human beings must be constantly in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social wa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social platform. After the individual enters the social platform， the first thing is the change of identity. The real individual exists in the platform as a virtual identity， that is， the user.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us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is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latform to seiz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Users are actively active in the social platform， creating data and production content for the platform free of charg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latforms is the competition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abil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obtain data. Users are the producers of data. Therefore， in order to obtain a continuous stream of data， there is a “battle for users” in the major platforms. In order to obtain data and compete for users， the platform uses various strategies to enhance user stickiness and increase the active time of users. Therefore， users ar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network and social platform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way of practice is subver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virtual practice， subjectivity is constantly reshaped， and human real subjectivity is constantly dispelled.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the resolution of real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era through consumers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
Key words： digital age; users; subjectivity; digestion; social platform
关键词：数字时代;用户;主体性;消解;社交平台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4-0027-04
一、社交平台主体：消费者用户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平台崛起并成为资本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例如，脸书已经成为默认的社交网络工作平台，无非是凭借其用户的数量庞大。”用户基数越大、用户活跃度越高，平台本身的价值会更大。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会驱使用户加入某一特定平台，将其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微信的“朋友圈”就是基于现实的“好友圈”扩展的。因此，拥有大基数用户的平台会占有越来越多的用户。
用户是数据的实际来源，平台是基于数据提取与网络效应的产生，在竞争中胜出的优势是对数据的占有。那么驱使平台进行提取数据的因素是什么呢？斯尔尼塞克认为，“如果收集和分析这些原材料是这些公司的主要资源，并赋予他们竞争优势，那么就有必要收集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正如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从数据生产的角度来看，活动就像是等待被发现的土地。无论谁先到达那里，拥有这些土地，就能够持有土地上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即财富。’”因此，数字平台会运用各种策略来争夺用户、增强用户黏性。平台是代码与商业之间的结合，各大平台依赖强大的“算法分发”的能力，调用算法对用户实现“个性化推送”。“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算法实际上是数据使用的问题式，它决定了数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信息。”在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交织的背景下，算法扮演着“编辑”的角色，通过算法设定好的程序来对用户实现“个性化”推送，所以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似乎这个平台很“懂”我，无形中在增加用户黏性。除此之外，追求情感共鸣与利益捆绑也是平台“绑架”用户来满足数据“胃口”的策略。追求情感上的共鸣驱使社交平台给出一个更自由的网络平台，用户的主体性比以往更加强大，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平台进行社交、分享情感。网易云音乐的“云村”用户通过分享故事产生强大的情感黏合剂。然而，利益层面的策略却能赋予持久的吸引力，寻求利益层面的休戚与共。例如，数字时代的推荐营销重新焕发活力，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基于消费体验进行分享，以图文或者视频的形式加入到营销活动中，得到的是物质精神双重获得感。
伴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设备成为人的新“器官”。“今天，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普及使得任何民用或商业终端乃至每个个体成为一个数据发送的基站。”每个人仿佛都被卷入到“数字时代”的漩涡中成为数字用户，用户作为数字平台上的主体参与其中，进行数字化社交、购物等等。伴随着平台功能的多层次开发，用户拥有更大的主体自由，不仅是单纯的参与者与数据贡献者，进一步发展成为平台内容生产者，发挥自身能动性。在平台“绑定”用户的过程中，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也在进一步扩展，平台无形中重塑着用户的主体性。
二、社交平台下的虚拟主体性
社会生产力进步促进数字时代技术的应用与更新，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新型“机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出现更是催生了新的交往形式，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建构方式，基于现实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平台里虚拟化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并在个人的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水平下社会关系相应发生变化。在实践活动中个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人作为主体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互联网科技逐步蔓延至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产生新型社会实践形式——网络虚拟实践由此产生。网络虚拟实践融合了网络与平台的技术力量，赋予主体更大的主体性与自由度。相较于现实实践活动，网络虚拟实践唤醒了主体更深层次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为平台生产内容与创造价值。新型人际交往实践将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延伸至虚拟世界。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应用本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维系手段，而如今用户主要进行虚拟人际交往并建立起社會关系，社交平台却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现实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交往首先要完成“身份转换”，以“用户”身份活跃在平台。平台是用户活动进行的基础，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实现不同用户之间的互动。数字时代社交平台不断触及用户的方方面面，个体愈发依赖“用户”这一身份活跃在社交平台，“放不下手机、戒不了网络”已成为数字时代我们的真实写照，虚拟人际交往在维系基于现实建立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逐步覆盖现实人际交往的空间。社交平台上的交往不局限于现实社会关系，超越单纯物理空间的限制，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可以将身处不同地区与时区的用户同时聚集在同一数字界面上、同一个电子化空间中。因此，用户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主体能动性力量不断强化。用户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对象化平台，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下社交平台用户可以生产内容并上传至平台与其他用户共享，激发出用户自主性与无限创造性。用户能动地作用于平台，为平台生产短视频、图文笔记等内容，实现从平台参与者到平台内容贡献者之间角色的转变。作为内容生产者与贡献者，用户在投入知识、技能及情感过程中主体能动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数字时代用户自由主动地参与数字平台中，给予用户满足感，主体性进一步彰显。 三、虚拟交往引发的真实主体性消解
数字时代，社交平台延伸用户交际空间、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然而，深入到问题内部重新审视平台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真实主体性却是在不断消解。回顾前文中关于用户与数据之间的分析，平台“绑定”用户根本上是源于攫取数据的需要。斯尔尼塞克指出，“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平台不断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汇集成海量数据，在海量数据中单个用户行为数据仅是海量数据中的细小存在，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因此对于数据的生产者即个体用户并不会得到重视，其个性化特征（年龄、性别等）隐藏不见。《微信用户行为分析报告》根据用户数据分析微信使用时长、使用频率等，个体的特征消失在统计中。数据生产者被忽视，消解了主体自身。
用户以“虚拟的身份”存在于社交平台上，并将其带入现实世界以至于仿真世界逐步侵蚀现实生活空间，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断被虚拟社交消解，模糊了现实主体的身份。伴随着社交平台影响程度加深，社交平台上的交往形式颠覆了传统社会交往形式，重塑着主体，现实世界中的主体不断转换成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在这种新的实践模式下，个体重新建构自身并沉溺于虚拟形象，虚拟形象变为个体新的保护色，摆脱现实不尽人意的自我，甚至以与现实相反的虚拟形象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用户消耗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受其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碎片化时间甚至大部分的社会生活时间都耗费在网络平台上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等等。因此，用户的思维方式被平台上各类信息及价值观裹挟着，造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理性判断力逐步缺失，虚拟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其他用户的观点不经意间就会影响自身的判断力，以至于真实主体性弱化并不断消解，虚拟主体性却建构起来。
人具有社会属性，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完成自身主体建构。不同社会形态下人的实践方式不同。数字时代网络虚拟实践的出现造就了数字化的交往方式。数字化社交是社会生产力及技术进步的产物，个人以“虚拟身份”在平台上社交进而完成社会关系的建构。因此，社交平台是工具，作为一种手段为社会关系建构服务。但有时对手段的沉溺却掩盖了真实的目的，失去了理性的判断。用户将社交平台与虚拟社交置于不可或缺的位置，投入诸多时间与精力，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甚至离开社交平台就失去了与人交往的能力、丧失了与世界的联系。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虚拟社交的重要位置，如用手机拜年、用微信送祝福等等。“随着智能设备APP的广泛应用，这个交往形式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让人越来越欲罢不能的数字化网络，参与其中的人，在存在中不可避免被其所中介，将自己变成一种数字化的产物，参与到交往行为中。”由于对智能手机与社交平台的过度依赖，当放下手机、远离网络，却发现已经失去了驾驭社会关系与自我的能力，感受到自己被孤立了。人作为主体本质的确认需要依赖数字平台，平台本为人所创造的却在驾驭人。那这真实主体性消解的背后是什么呢？
四、真实性主体消解现状的反思
伴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数字化交往成为社会关系建构的主要方式，社交平台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化社交重塑着人的主体性，以至真实主体性不断消解、虚拟主体性建构起来，而这却便利了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数字时代下人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的，一切行为都被数据记录着，社交平台收集数字化交往数据。所有人甚至是物都是用数据来表述，数据已经深深扎根进了整个社会，渗透到整个社会过程。在数字平台上，人如同物都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所有的人与物通过计算机算法被纳入到一个平台中，每个人与物体都成为抽象的数据符号，失去了存在的独特性，失去了感情与温度。真实主体性被消解，转换成一组组数据存在。
但是对于平台而言，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可以提升自身价值，那数据从何而来呢？平台控制着“游戏规则”，正如平台斯尔尼塞克指出的，“平台的设计方式也使得它们对不同用户具有吸引力。虽然经常把自己作为空白的空间，供他人互动，但是平台却体现出一种策略。产品和服务开发的规则以及市场互动由平台所有者设定。”正是平台规则“赋予”了平台获取数据的权力。平台“服务协议”是进入平台的前提，为进入社交平台，用户会不假思索按下“同意”选项，而恰恰是用户不在意的细节规则却是平台获取数据的利器，以隐蔽的方式实现剥削。数字时代平台资本剥削范围更广。对于剥削问题，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产品（知识、信息等）的生产过程中，“剥削就是对公共地生产出来的那些价值进行部分或全部地私人占有”这样的剥削面向的是整个社会过程，却是不易察觉的，有很强的隐秘性。
因为平台的背后是资本，资本的本质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而实现资本增殖。拥有制定“服务协议”的权力，平台资本便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实现数据资源占有，生产数据的用户却无权支配，这就意味着数据与生产者的疏离。“围绕着数据的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对称，一方面，一部分人依靠对数据和算法的垄断获得更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分散的用户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了部分权利。”数字平台通过“服務协议”占有这些数据后挖掘其交换价值进行售卖，目标对象仍然是生产数据的用户群体。究其本质，平台始终遵循的是资本逻辑，用户不断卷入虚拟平台的漩涡，真实主体性不断消解，是为平台背后的资本做了“嫁衣裳”。因此，用户沉浸其中的自由只不过是平台资本控制下的虚假自由，与真实主体相距甚远。
平台资本逻辑遮蔽了真实主体。社交平台重塑着主体交往关系，交往边界不断被拓宽。社交平台赋予用户自由发挥、自我表达的空间，交往范围不断延伸，可以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建立联系。然而，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主体却陷入迷茫，回归现实却是愈发孤独，虚拟社交摧毁了主体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只是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不仅如此，数字化社交生活全面支配着现代人，模糊了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界限，一步步侵蚀着自由时间。一方面，网络用户的闲暇时间被纳入到平台资本数据积累中无偿为平台生产着数据资源。另一方面，社交平台成为了数字化“办公场所”，超越地域与时间的限制，例如微信聊天成为工作的一部分，用来维系客户、交流项目进度，不再拘泥于固定时间的上下班模式，资本可以随时实现对用户的剥削。无形中社交平台成为资本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数字时代人类深刻地感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认识世界的能力增强，人类对于种种进步欢欣鼓舞。技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本是服务于主体实践与交往的手段，然而伴随着主体对技术与社交平台依赖程度加深，对手段的追求压抑了真实的目的，甚至手段取代了目的，其背后反映出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湮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不断疏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疏离，与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休戚相关。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取决于技术支配主体。以算法为例，算法设定者的价值导向决定着算法作用性质。“算法是人类智慧的产品，算法设计者和实现者的设计意图、认知水平、价值观、精神状态等都会对算法产生影响，人类或者说算法设计者的需求和利益更是决定了算法结果的倾向性。”正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资本化运用，价值理性被弱化，人的真实主体性被消解。网络信息技术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技术越发展，我们愈发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能因噎废食。
结语
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被困在繁重体力劳动”的状况，解放了人的双手。伴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作为实践主体，改造客体的能力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得到丰富。进入到数字时代，主体性内涵更加丰富发展，数字化交往更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形式。但是，网络化社交也颠覆了人类的实践方式，网络虚拟实践应运而生，用户积极活跃在社交平台甚至沉溺其中，引起虚拟现实不断侵蚀真实现实，人的主体性被颠覆，真实主体性被消解。面对这样的困境，需要反思技术与网络下的主体自我。要理性对待社交平臺，在享受社交平台与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批判性思维。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交平台与数字技术是由人设计、服务于人的，不能沦为技术的奴隶。
参考文献：
[1]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M].Cambridge：Polity，2016：51，53，97，110.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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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olution of Real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 Consumer Users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
LI Wen-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has been subverted， and the digital social communication on the social platform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caused the change of social relations. Marx believes that human beings are essentially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is social attribute of human beings determines that human beings must be constantly in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social wa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social platform. After the individual enters the social platform， the first thing is the change of identity. The real individual exists in the platform as a virtual identity， that is， the user.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us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is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latform to seiz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Users are actively active in the social platform， creating data and production content for the platform free of charg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latforms is the competition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abil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obtain data. Users are the producers of data. Therefore， in order to obtain a continuous stream of data， there is a “battle for users” in the major platforms. In order to obtain data and compete for users， the platform uses various strategies to enhance user stickiness and increase the active time of users. Therefore， users ar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network and social platform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way of practice is subver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virtual practice， subjectivity is constantly reshaped， and human real subjectivity is constantly dispelled.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the resolution of real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era through consumers based on social platform.
Key words： digital age; users; subjectivity; digestion; social pla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