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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列斐伏尔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前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到后期的空间生产思想，列斐伏尔始终将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紧密地挂钩，从而将马克思局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再生产理论推进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进而把再生产理论与空间生产紧密结合，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展性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读路径。
［关键词］列斐伏尔；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生产
［中图分类号］Ｂ5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26－03
随着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一个研究共识正日渐达成：即仅仅停留在某个人或流派思想变迁的点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复杂独特的理论对象时。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潮，其理论特质一方面源于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时代，即指作为他们最终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这一复杂机体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并受到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潮的交互影响。［1］在这方面，佩里•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表现为“形式的转移”与“主题的创新”。［2］然而，仅仅指认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或主题上的变迁不但远远不够，而且存在着曲解和误释的可能，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向现实开放的理论本性也将失去一次极好的彰显良机。事实上，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显现出来的“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这一理论表象，我们将看到，这种“转移”或“创新”实际上是在一种变化了的现实条件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与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这一点在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亨利•列斐伏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面向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变迁而努力揭示未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灵活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姿态。正如其弟子爱德华•苏贾所指出的那样，列斐伏尔所致力于思考的总问题是：在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何以幸存？［3］对此，列斐伏尔终其一生为我们提供了极富特性的探索：从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哲学解蔽，一路经过对“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微观解剖，直到他对社会空间生产的独特阐发。事实上，随着本文论述的展开，我们将不难发现，列斐伏尔理论探索前后各期一以贯之的一条潜在的线索正是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独特阐发。
一、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生产过剩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就其理论主题而言，列斐伏尔的理论探索前后很明显地存在着一次大转折，即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生产。仅从理论表面特征来看，这似乎意味着列斐伏尔的一次思想大转折。但是，“日常生活”、“都市”、“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对于列斐伏尔来说都是一些“近似问题”，它们共同的母体都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思想。［4］具体而言，即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幸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握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以下两个要点：其一，资本主义是否存在无法克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其二，资本主义如何克服这种危机并取得了增长？
很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任何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列斐伏尔也不例外。只是，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当中。
从表象来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掩盖了其固有的矛盾。但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外在因素（科学技术等）而取得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否定因素正逐渐滋生。“否定的因素不再以中断和危机的形式处于过程的‘外面’，而是在过程的内部。破坏成为生产中所固有的和内在的东西”，“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破坏在各个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这种破坏并不只是由公然宣称的暴力所造成”。因此，“（经济）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而且“这不单纯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逐渐瓦解的问题”。［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存亡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要求再生产出它自身，也就是说社会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存在的。一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现了危机，革命就会势不可当地爆发。由此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不单纯是指资本主义破坏性的一面突显并发挥作用”，“也不单纯是某种不明的‘死亡的本能’起作用，或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破产的问题”，“不是肆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那种传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核心的衰亡”。［6］因此，与马尔库塞把革命重心集中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的革命策略相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未来的革命必定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城市。
那么，为什么面临着如此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的资本主义老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列斐伏尔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展性与自我突破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顺利实现了全面扩展。他认为马克思当年过于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形态的研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继承了这种“实体主义”的思维而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重视不够。只有从再生产的视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性和自我突破性才能得以更准确地认识。正因如此，列斐伏尔转向了日常生活，探究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全面“殖民”的本质。
二、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以及消费异化的本质
从根本上来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其本质则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意识到了国家与意识形态对于保障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葛兰西通过对美国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思考，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必须从纯粹经济生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因为这是文化霸权得以建构的中心领域。在此基础上，福柯对疯癫、监狱等展开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分析表明，意识形态的操控在更多时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渗透完成的，而不再具有依赖国家强制来实现的政治性特征。阿尔都塞则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建构作用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个体被传询——召唤为‘自由的主体’”，“个体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想象——符号统治秩序”，个体把想象的状况当作真实的状况这一主体被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7］
在列斐伏尔那里，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建构则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集中体现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分析。［8］在他看来，消费的过程都是将消费者建构为“主体”的过程，但这种“主体”意识只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的想象性表达。在日常消费中，当人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主体来选择对象，以体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个性”，因为消费者只能在特定的物品系列中加以选择。而这一极其日常的看似自由的消费过程的本质则在于：“面对系列性的价值结构，消费的过程是将个性化主体的‘意象’投射到消费品的身上，这是消费时代对消费者心理的更深层的支配与引导。这才是消费意识形态得以运行的重要方式。在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中，直接政治性的目的消隐了，意识形态呈现为日常生活认可的‘个性’表达，正是这种‘个性’表达保证了消费社会的合法性。”［9］
具体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尤其他的消费异化批判的思路中，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列斐伏尔指出，这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很显然，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而控制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于：通过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变为消费着的“伪主体”，借助电子传媒实现对社会的符码化统治，不仅确保资本利润的顺利增殖，而且以消费这种能够彰显社会的“母性”关怀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剥削，从而掩盖阶级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并消解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太平盛世和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在消费被控的现代官僚社会当中，人们正是通过消费的方式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这片“新大陆”的殖民，悄悄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三、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拓展
随着“六八风暴”的结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了终结。同期各种思潮的涌现，如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生态问题的提出、全球化问题的凸显等，欧洲的学术与思想也发生了显著而急剧的变化。理论的转变最终总是根源于现实条件的变迁。在此次的欧洲学术思想转型中，那些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旨趣的学者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新时期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更等。［10］处于这一转变中的列斐伏尔也不例外，这在其理论表面上体现为他转向了对城市与空间的研究。
伴随着其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的再生产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从来就不是局限于一个社会内部，或将一个社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生产与再生长出来，而是突破原来的生产条件的局限，重新生产出一个空间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企业周围的环境(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组织化……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绝不仅仅处于一定社会的内部，而不如说是处于一定的空间之中”，“资本主义已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决的话）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的各种矛盾。因此，自《资本论》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资本主义获得增长的方式：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11］“资本主义不仅仅占有了地球上的现有空间，而且它趋向生产自己的空间。”［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空间的生产已经由传统的空间中商品的生产过渡到把空间本身作为稀缺资源和可以转让的资源来生产的阶段，而且，资本主义不是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空间基础上进行空间的生产，而是不断扩展出新的空间，比如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枢纽的加工制造业已经被建筑业和休闲工业取代。
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全面扩张，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是无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实现的。并且，作为这种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力实现扩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完全占据所有现有空间的同时介入了新空间的生产。而通过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关系顺利实现了空间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也继续实现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生产不仅仅独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负责：它决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先在空间的延伸。相反，它是一般情况——在空间的完整体中的空间的实践——它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免于毁灭。”［13］而这些无疑是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都未能看到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在列斐伏尔的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不论是前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是后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并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的，正是把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紧密地挂钩，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达到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借此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取得发展的秘密正在于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张，亦即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通过把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直接地联系起来，列斐伏尔发现，“这种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14］
至此，将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无疑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5］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仅是“物”的再生产或“量”的扩大再生产，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16］但是，受其时代限制，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经济生产过程进行的。对于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马克思并未展开分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势不可当地步入消费时代，并呈现出许多马克思时代所未显现的特征。而这也无疑成为了种种认定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论调紧紧抓住不放的“小辫子”。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整个动态生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那个基于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说，在根本上，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限利润而生产的本质属性并无变更。相比之下，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表现出极力挣脱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视角的理论姿态，当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视角推进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时，不仅仅带来了理论形式与主题的变迁，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同时也在根本上带来了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个问题而言，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研究究竟该依旧坚持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视角还是社会生活相对于生产的更基始性视角？这本身又是一个更复杂且无法逃避的问题。而这恐怕也是列斐伏尔所致力于解决的难题，并在终其一生的探索历程中，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诸种变化，而且将马克思局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再生产理论推进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把再生产理论与空间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展性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读路径。
参考文献：
［1］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Ｍ］．南京?押南京大学出版社，2０03．绪论．
［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Ｍ］．高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0－61．
［3］［10］［14］爱德华•Ｗ．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Ｍ］．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8－139．134－135．139．
［4］［5］［6］［11］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1978，ｐｐ．7－8．ｐ．110．ｐ．117．
［7］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0．361－367．
［8］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七、八章．
［9］仰海峰．消费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拓展［Ｊ］．河北学刊，2005，(3)．130．
［12］［13］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Ｏｘｆｏｒｄ（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199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0－451．
［16］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Ｍ］．南京?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5－395．
责任编辑姚黎君
［关键词］列斐伏尔；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生产
［中图分类号］Ｂ5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26－03
随着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一个研究共识正日渐达成：即仅仅停留在某个人或流派思想变迁的点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复杂独特的理论对象时。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潮，其理论特质一方面源于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时代，即指作为他们最终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这一复杂机体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并受到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潮的交互影响。［1］在这方面，佩里•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表现为“形式的转移”与“主题的创新”。［2］然而，仅仅指认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或主题上的变迁不但远远不够，而且存在着曲解和误释的可能，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向现实开放的理论本性也将失去一次极好的彰显良机。事实上，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显现出来的“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这一理论表象，我们将看到，这种“转移”或“创新”实际上是在一种变化了的现实条件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与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这一点在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亨利•列斐伏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面向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变迁而努力揭示未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灵活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姿态。正如其弟子爱德华•苏贾所指出的那样，列斐伏尔所致力于思考的总问题是：在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何以幸存？［3］对此，列斐伏尔终其一生为我们提供了极富特性的探索：从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哲学解蔽，一路经过对“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微观解剖，直到他对社会空间生产的独特阐发。事实上，随着本文论述的展开，我们将不难发现，列斐伏尔理论探索前后各期一以贯之的一条潜在的线索正是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独特阐发。
一、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生产过剩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就其理论主题而言，列斐伏尔的理论探索前后很明显地存在着一次大转折，即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生产。仅从理论表面特征来看，这似乎意味着列斐伏尔的一次思想大转折。但是，“日常生活”、“都市”、“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对于列斐伏尔来说都是一些“近似问题”，它们共同的母体都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思想。［4］具体而言，即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幸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握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以下两个要点：其一，资本主义是否存在无法克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其二，资本主义如何克服这种危机并取得了增长？
很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任何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列斐伏尔也不例外。只是，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当中。
从表象来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掩盖了其固有的矛盾。但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外在因素（科学技术等）而取得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否定因素正逐渐滋生。“否定的因素不再以中断和危机的形式处于过程的‘外面’，而是在过程的内部。破坏成为生产中所固有的和内在的东西”，“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破坏在各个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这种破坏并不只是由公然宣称的暴力所造成”。因此，“（经济）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而且“这不单纯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逐渐瓦解的问题”。［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存亡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要求再生产出它自身，也就是说社会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存在的。一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现了危机，革命就会势不可当地爆发。由此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不单纯是指资本主义破坏性的一面突显并发挥作用”，“也不单纯是某种不明的‘死亡的本能’起作用，或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破产的问题”，“不是肆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那种传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核心的衰亡”。［6］因此，与马尔库塞把革命重心集中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的革命策略相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未来的革命必定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城市。
那么，为什么面临着如此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的资本主义老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列斐伏尔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展性与自我突破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顺利实现了全面扩展。他认为马克思当年过于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形态的研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继承了这种“实体主义”的思维而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重视不够。只有从再生产的视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性和自我突破性才能得以更准确地认识。正因如此，列斐伏尔转向了日常生活，探究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全面“殖民”的本质。
二、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以及消费异化的本质
从根本上来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其本质则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意识到了国家与意识形态对于保障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葛兰西通过对美国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思考，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必须从纯粹经济生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因为这是文化霸权得以建构的中心领域。在此基础上，福柯对疯癫、监狱等展开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分析表明，意识形态的操控在更多时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渗透完成的，而不再具有依赖国家强制来实现的政治性特征。阿尔都塞则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建构作用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个体被传询——召唤为‘自由的主体’”，“个体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想象——符号统治秩序”，个体把想象的状况当作真实的状况这一主体被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7］
在列斐伏尔那里，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建构则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集中体现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分析。［8］在他看来，消费的过程都是将消费者建构为“主体”的过程，但这种“主体”意识只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的想象性表达。在日常消费中，当人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主体来选择对象，以体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个性”，因为消费者只能在特定的物品系列中加以选择。而这一极其日常的看似自由的消费过程的本质则在于：“面对系列性的价值结构，消费的过程是将个性化主体的‘意象’投射到消费品的身上，这是消费时代对消费者心理的更深层的支配与引导。这才是消费意识形态得以运行的重要方式。在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中，直接政治性的目的消隐了，意识形态呈现为日常生活认可的‘个性’表达，正是这种‘个性’表达保证了消费社会的合法性。”［9］
具体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尤其他的消费异化批判的思路中，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列斐伏尔指出，这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很显然，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而控制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于：通过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变为消费着的“伪主体”，借助电子传媒实现对社会的符码化统治，不仅确保资本利润的顺利增殖，而且以消费这种能够彰显社会的“母性”关怀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剥削，从而掩盖阶级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并消解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太平盛世和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在消费被控的现代官僚社会当中，人们正是通过消费的方式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这片“新大陆”的殖民，悄悄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三、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拓展
随着“六八风暴”的结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了终结。同期各种思潮的涌现，如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生态问题的提出、全球化问题的凸显等，欧洲的学术与思想也发生了显著而急剧的变化。理论的转变最终总是根源于现实条件的变迁。在此次的欧洲学术思想转型中，那些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旨趣的学者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新时期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更等。［10］处于这一转变中的列斐伏尔也不例外，这在其理论表面上体现为他转向了对城市与空间的研究。
伴随着其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的再生产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从来就不是局限于一个社会内部，或将一个社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生产与再生长出来，而是突破原来的生产条件的局限，重新生产出一个空间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企业周围的环境(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组织化……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绝不仅仅处于一定社会的内部，而不如说是处于一定的空间之中”，“资本主义已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决的话）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的各种矛盾。因此，自《资本论》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资本主义获得增长的方式：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11］“资本主义不仅仅占有了地球上的现有空间，而且它趋向生产自己的空间。”［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空间的生产已经由传统的空间中商品的生产过渡到把空间本身作为稀缺资源和可以转让的资源来生产的阶段，而且，资本主义不是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空间基础上进行空间的生产，而是不断扩展出新的空间，比如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枢纽的加工制造业已经被建筑业和休闲工业取代。
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全面扩张，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是无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实现的。并且，作为这种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力实现扩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完全占据所有现有空间的同时介入了新空间的生产。而通过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关系顺利实现了空间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也继续实现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生产不仅仅独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负责：它决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先在空间的延伸。相反，它是一般情况——在空间的完整体中的空间的实践——它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免于毁灭。”［13］而这些无疑是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都未能看到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在列斐伏尔的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不论是前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是后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并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的，正是把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紧密地挂钩，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达到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借此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取得发展的秘密正在于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张，亦即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通过把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直接地联系起来，列斐伏尔发现，“这种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14］
至此，将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无疑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5］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仅是“物”的再生产或“量”的扩大再生产，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16］但是，受其时代限制，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经济生产过程进行的。对于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马克思并未展开分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势不可当地步入消费时代，并呈现出许多马克思时代所未显现的特征。而这也无疑成为了种种认定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论调紧紧抓住不放的“小辫子”。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整个动态生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那个基于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说，在根本上，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限利润而生产的本质属性并无变更。相比之下，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表现出极力挣脱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视角的理论姿态，当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视角推进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时，不仅仅带来了理论形式与主题的变迁，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同时也在根本上带来了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个问题而言，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研究究竟该依旧坚持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视角还是社会生活相对于生产的更基始性视角？这本身又是一个更复杂且无法逃避的问题。而这恐怕也是列斐伏尔所致力于解决的难题，并在终其一生的探索历程中，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诸种变化，而且将马克思局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再生产理论推进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把再生产理论与空间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展性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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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