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威难测”来形容蒋经国先生的用人牌理，可谓一针见血。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蒋经国先生开始接掌政治权力以来，他所采取的用人哲学，常有出人意料的安排，令人难以捉摸。蒋介石在发布重要人事命令之前，往往经过与党内元老磋商，观察各方反应之后，再行公布。然而，蒋经国对于敏感政治职位的安排，一向是在极其隐秘的作业下进行;一旦发表，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益增主其事者的权威性。
　　
　　没有牌理，就是牌理
　　
　　蒋经国的用人方式，令人有难以预测之感，所以有人幽默地说:“没有牌理，就是经国先生的牌理。”这句话倒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蒋经国在用人方面的布局，在玄妙中隐然露出规则性的安排，所以也不能说是没有牌理，而应视为高深的政治权术的运用。
　　早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蒋经国先生政治势力尚处于相对劣势时，他就已经开始培养其政治基础，所谓“政战系统”、“救国团系统”、“辅导会系统”都可视为他培植人才的场所。
　　
　　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
　　
　　从过去的事实显示，蒋经国非常照顾部属，从早年赣南的同胞、上海“打老虎”的战友、“三青团”干部，一直到台湾各单位的同事，他都会拔擢其中有才德之士，甚至对他们的家属，都予以关怀，显示他是性情中的人物。
　　蒋经国对于用人，的确有他特别的“模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的学人指出：蒋经国用人是以“不可预测性”去因应“不可控制”的情势。换言之，他不喜欢别人猜测他的政治安排，而以诡秘的人事调整，造成“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的情势，自然使领导者成为部属所仰望终身之所系，也可防止部属个人“组党结派”。
　　事实上，这“不可预测性”只不过是针对特定的个人而言，并不是针对整个政治权力的结构组合。若是就后者来观察，蒋经国的用人，其实还是有相当可靠的轨迹可循。一言以蔽之，他还是以政治权力的基本原理，主控政治情势。以下就这些基本原理，略举几点说明蒋经国的用人哲学。
　　
　　“权力平衡”的原则
　　
　　蒋经国用人哲学中，最重要的是“权力平衡”原则。这是任何熟悉政治艺术的领袖所善用的法则，即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次级权力团体互相牵制，而领导者站在权力天平之外，只要稍施权力的砝码，即可产生旋转乾坤的效果。
　　蒋经国的制衡艺术最早表现在救国团系统与政战系统的对立，这分别由他的两位爱将李焕、王升所领导的功能团体，是蒋经国继承蒋介石遗业的权力基础，但他并不特别倚重哪一个团体，甚至鼓励他们平等竞争。这一方面有利于政治团体的活力，另一方面领导者在轻重缓急之间，持决定性的“砝码”，使部属不敢放纵权力。
　　蒋经国对于权力的收放之间，始终采取果决明快的决策。犹忆当年李焕一人兼党政三大要职: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组工会主委、救国团主任;然而，在“中坜事件”之后，能完全解除李焕职务。近者，1983年春，王升的“刘少康办公室”权倾一时，影响所及，党政军权都受到节制，岂知在王升访美之后，权力地位瞬间瓦解，朝野震动。
　　
　　欣赏“无欲”的人才
　　
　　其次，蒋经国对政治人才，有其独到的看法，他非常欣赏“无欲”的人才，所谓“无欲”就是没有权力欲，而“没有权力欲”最好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不汲汲营营争逐权力;一是不搞自己的“班底”。违反这两个原则，迟早会丧失权力。以政坛“常青树”黄少谷为例，他对权力看得很淡，也从不推荐什么人去担任哪个职务，所以蒋经国特别倚重他。再举甄拔“副总统”的人选为例，蒋经国在台籍精英中考虑再三，拔擢了没有派系、又不善揽权的李登辉。相对的谢东闵、林洋港都有自己的“班底”，结果是全军覆没。孙运璇、俞国华无“班底”，都是在意料之外，甄拔为阁揆。
　　中国古代即有“功高震主”的名箴，在蒋经国的用人哲学中，也是对名实兼具的实权人物，不长期重用。任何人物在政坛中一旦“养成气候”，往往就是他采取“削藩”的时候。李焕如此，王升如此，1984年马纪壮的突然调职，又何尝不是如此！
　　
　　花费心血定额分配
　　
　　有人说蒋经国用人不太“制度化”，事实上，他相当尊重已制度化的军方系统、情治系统等，其人事之升降调动，都循常规运作。例如“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等都有任期，且循序升降，调查局长阮成章调职，由副局长翁文维升任，都有一定轨迹，并不特别。
　　唯对于法律或规范并不制度化的系统，蒋经国用人倒是很难预测。特别这预测若是针对个人，则很难判断得准确。但蒋经国用人的观念，是每一个相关的团体，都可分配到定额，而且有相当稳定的模式。从这角度来说，又有他的政治逻辑，又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测性”。
　　以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国民党中央常会组成的结构而言，无论是老中青的年龄安排、台籍安排、党政军、民意系统的安排等等，都有稳定的配置。例如:技术官僚仍是主流，台籍精英数量持续稳定增加，民意机关各有代表，军事精英合理安排等等，在证明蒋经国是花了心血去安排，而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不重视特定的个人
　　
　　所以说，蒋经国并不是用人没有章法，而是不重视特定的个人。在他的观念中，任何团体中都有才后之土，没有什么“不可或缺”的精英，若是有人恃宠而骄，或是恃权自傲，下场都不太好。
　　很多人都认为蒋经国在用人方面，很忌讳舆论的猜测，往往先行曝光的人选，就“见光死”。的确，从领导权威而言，越是神秘，越能显示权威的魅力，但这“见光死”的观点并不必然，因为1984年组阁正在酝酿之际，联合报就已先行公布名单，结果大致是相符，倒是来自高层人士的透露，蒋经国在安排名单时，相当善变。政坛皆知“朝秦暮楚”，当年他决定文工会主任人选时，早晨还是秦孝仪，晚上就变成楚崧秋;还有在孙内阁小幅改组时，中午时的消息是连战被安排为台北市长，到了晚上却变成交通部长。
　　关于重大人事调整，外界都以为蒋经国先生事先一定召见过当事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但这也是没有通则可寻。一个真实的事例:有一次任命政大某教授担任内政部次长，当事人根本事先没有什么消息，甚至来自高层的暗示都没有，在公布的前一天晚上，还和几位教授在“摸八圈”到天亮，回到家里抱枕大睡；因为他是单身汉，电话又切了，待正式发表时，连自己都不知道，弄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运用权威贯彻意志
　　
　　由于蒋经国有他自己的牌理，所以在用人方面，他虽会征询一些大佬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主见，若是心意已定，往往会运用权威去贯彻。例如1984年的“副总统”人选，在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党内高层人士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是幸运者，当蒋经国以李登辉为候选人的看法，征询一二大佬，但他们都表示保留态度，建议主席再斟酌，蒋经国不置可否。待第二天下午，提名“副总统”人选时，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在与会人士屏息静待他的决定时，蒋经国以十分权威而稳重的语调说:“我提名李登辉同志，你们认为如何？”全场在愕然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于是问题解决了。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牌理，所以许多汲汲营营于仕途的人，经常会面临“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有人比喻说，这好像已经买好车票，眼看着一班班满载乘客的车过站不停，非常沮丧，又不甘心，仍痴痴地等。放眼台湾政坛学界中，此等人士多如过江之鲫，又可怜又好笑。
　　
　　“赵孟能贵之，亦能贱之”
　　
　　“赵孟能贵之，亦能贱之”用于蒋经国时代，最能贴切地说明他的用人政策;一切的权力来源，事实上是他所主控的。无论你的出身是学富五车的博士，或是能力超群的技术官僚，抑或群众拥护的民选精英，一旦进入高层权力核心，立刻发现只不过是蒋经国所布的棋盘中的棋子，他要你扮演将士相或是车马炮，完全是在他深谋远虑的布局下，进行兵棋操演。从整体观之，这是团队合作，但对于那些有个性的精英，那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叹！一个人在官场上得宠时，“六宫粉黛无颜色”，失意时，“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然而，“权力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完全摆脱呢？有人说做了高官，就好像吃了鸦片，会上瘾的。因为走到哪，都有人奉迎作揖，前呼后拥，久而久之，就“忘了你是谁”。一旦失去权力，才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它，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圣经》）。
　　
　　不向逆境低头
　　
　　权力的变幻莫测，优点是令任何持有权力的人不至于有非分之想，谁也不敢专权揽权，然而，其弊在于官场充满五日京兆的心态，若任何职务都不一定能长久，则长远计划的施政考虑就变成不重要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油然而生，自非国家之福。
　　由于蒋经国的个性是不向逆境低头，有坚强的意志，所以任何外界的批评及压力，不仅不会改变他的立场，反而使他更为坚定。所以，敌对者全力抨击的官员，不但不会失职，反而更巩固他的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蒋经国不重视舆论的反应，而是他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立刻改变立场。待风头过去后，他仍会把这风评不佳的官员摒除。相反地，对于“誉满天下”的官员，蒋经国也不会立刻予以重任，而会多方考验，试其能力，再予以提拔。
　　
　　厌恶虚伪痛恨贪污
　　
　　有人以为蒋经国既然不喜欢揽权之士，若表现低姿态是否有希望被重用呢？那也不然。蒋经国喜用“讲真话”的才俊，他厌恶官场上的虚伪，反而喜欢坦率真诚的人。例如:魏景蒙在生前，一直是蒋经国的挚友，原因无他，坦诚无心机而已。卜少夫在《蒋经国浮雕》中，对蒋经国先生颇有微词，反而被甄选为侨选立法委员。
　　蒋经国先生用人，固然考虑才德兼俱，但在道德方面，他并不斤斤计较部属的私德，只要不贪赃枉法，至于“寡人有疾”，他倒很开明。政坛要人中，不少有“红粉知己”，似乎对他们的仕途并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