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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我国公民傅维贤在伊朗遭绑架，近10个月后方得获释。傅维贤被绑架时间之长，为此进行的外交交涉之复杂与艰难，在我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史上实属罕见。
中国的高级工程师突然失踪
1994年6月 4日上午，使馆经商参赞康宝贵向我报告：在伊朗东南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傅维贤失踪，厂方已于当日清晨报警，当地警方在厂区附近搜索未果。
伊朗东南部有丰富的铬矿资源。铬是生产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铁合金的原料。伊朗是世界铬矿石出口大国，但国内所需的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钢却完全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伊朗金属矿产部决定从我国进口一套设备生产不锈钢钢材。厂址就选在靠近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汇的铬矿区的小城镇法里亚布。在此之前，韩国大宇公司已修通了从那里直达波斯湾阿巴斯港的铁路，工厂产品可经铁路运输直接销往海外。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基建工程由伊方于1994年初完成，我国生产的设备运抵后，由中国有色金属矿产总公司聘请的中国工程技术小组开始安装调试设备。这个小组的组长就是时年55岁的上海申佳铁合金分厂厂长、高级工程师傅维贤。
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界地带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历来是盗匪出没的区域。俾路支省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的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阿富汗内战爆发后，这一地区成为从阿富汗境内罂粟产地向土耳其和欧洲输送毒品的通道，跨国武装走私贩毒集团把他们的基地都设在这个地区，这就是国际上有名的毒品“新月地带”。除了武装贩毒集团以外，活跃在这一带的还有走私、绑票和反政府武装集团。他们各自行动，需要时又相互配合与政府周旋，贩毒集团有人被政府军抓获，就出钱让绑票集团绑人以换取他们的囚犯。他们还在各地政府机构和厂矿企业中收买“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有时还充当政府和绑匪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20世纪90年代，伊朗政府曾数度在这一地区剿匪，但收效甚微。1993年，韩国大宇集团4名韩籍工人在这一地区遭绑架，伊朗政府出重金才将他们赎出。绑架外国人遂成为绑票集团的重要目标。傅维贤就是在此背景下失踪的。
开始营救漫漫长路
获悉傅维贤失踪的消息，我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绑架案。从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传来的消息也大致与我的想法吻合：傅于6月 3日夜23时左右在住所附近失踪，除了内衣裤和拖鞋，其他衣物都留在卧室内。同时失踪的还有该厂两名伊朗工人，其中一人是厂车司机，他驾驶的汽车被弃置在工厂附近的荒野。厂方判断，3人均已被绑架，但绑架目的不明。使馆党委立即开会，大家认为，傅维贤是中国公民，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营救傅维贤使馆责无旁贷，一定要全力以赴营救。使馆遂一面向国内报告，一面设法与伊官方取得联系。但是6月4日正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长老霍梅尼的忌日，全国放假两天，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军队、内政部门都联络不上。直至6月5日，我通过电话寻呼才找到在外地度假的伊朗外交部中国司司长穆谢扎德，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伊政府迅速查寻。当天下午，德黑兰警方即派人赶赴现场，随即出动治安部队在厂区附近搜寻，同时封锁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但傅维贤仍下落不明。当晚，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一条消息称：一名中国专家和两名伊朗人在霍尔木兹甘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歹徒劫持，伊警方正在搜寻。通过这条消息，伊朗官方实际上已经承认，这是一宗武装绑架案。第二天，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电台广播一条消息说，一名中国专家在伊朗南部被一个名叫“霍拉会”的反政府武装劫持，并造谣说被劫持者是“中国导弹部队的一名少校，现正帮助伊朗革命卫队研制生产蚕式导弹”。西方媒体立刻加以炒作，德黑兰外交使团也谣言四起。使馆一面忙于营救，一方面还要向外界澄清事实。
以色列散布的谣言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促使我们对这次绑架事件的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使馆当时分析有三种可能：
一、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勒索钱财。二、以傅维贤作筹码交换某个或某些在押的要犯。三、此举是反政府武装所为，其目的是阻吓有关国家不要与伊朗现政权合作。鉴于傅的身份，我们当时分
析，第二、三种可能性较大。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加速营救，使馆决定派康宝贵携有色金属总公司驻伊代表施仁赴现场，与厂方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不料伊方获悉后百般劝阻，在我方坚持下，伊方才勉强同意，康、施两人直到6月9日才得以成行。他们抵达法里亚布后发现，与傅维贤一起被绑架的两名伊朗人已经获释。厂方告知，据获释的伊朗人说，傅已被劫至厂区以北500公里的山区。对其他问题厂方和警方均守口如瓶，统一的口径是：傅被绑架无政治背景，只为勒索钱财。康宝贵要求与两名伊朗人质见面，但遭伊方拒绝。从伊方讳莫如深的态度里，我们隐约感到，厂方或伊政府已经与绑匪接上了头，并已开始就释放人质的条件讨价还价，放回来的两名伊朗人就是回来传话的。
营救机会稍纵即逝
一周以后，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6月 14日，霍尔木兹甘省长率领当地警察局长等一行25人到工厂慰问中国工程技术组并告，傅身体健康，受到礼貌的待遇，“问题已基本解决”，傅一周后即可获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数天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圣陵发生大爆炸，伊全国震惊。伊政府内有人认为，此时与绑匪讨价还价只能助长反政府武装的气焰，遂停止了与绑匪的谈判。傅维贤被绑架案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阶段。
此后，伊方对傅案开始实行拖的方针。我们的外交交涉变得十分艰难复杂。7月，我外交部亚非司主管处处长约见伊驻华使馆外交官。8月下旬，我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昌义又约见伊驻华大使。同时，我们在德黑兰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涉，要求伊政府采取措施，使傅维贤尽快安全获释。伊方反复回复我方的口径就是：绑匪完全在伊治安部队的控制之下，只要政府一声令下，绑匪在半小时之内即可被剿灭，但这样人质的安全就难保。有一次，伊朗一位副外长甚至私下向我试探：为解救人质，中方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仍是尽快、安全，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伊方的事。同时，我还提醒伊方，9月伊第一副总统哈比比将访华，应该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伊朗内政部长贝沙拉提是解决绑架案的关键人物，我和他早就认识，平时见他并不难，但傅案发生后，贝对我避而不见，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得以谋面。贝告诉我，人质被绑之初，伊政府确曾与绑匪谈判，但后来消息走漏，议会中有人指责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妥协，谈判不得不中止。现谈判已恢复，傅可望于8月 21日伊斯兰教什叶派哀月结束前获释。得此消息，我们都很兴奋，并预计，傅维贤有希望在哈比比访华前获释。
转眼已是9月，但我们期待的事并没有发生。哈比比带着悬而未决的傅案访华了。事后我们获悉，这次反复是由于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一、赎金14亿里亚尔（当时折合60万美元）。二、释放3名在押的毒贩。三、释放死囚、大毒枭沙赫巴赫什。接受上述条件，特别是接受第三条，伊朗政府在政治上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伊朗官方断然拒绝，傅案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秘传家书
就在使馆焦虑地为解救傅维贤而奔波交涉时，傅在绑匪手中受尽了折磨。11月中旬，傅的家属收到了他 10月从“伊朗南部山里”辗转通过国际邮路寄到上海的一封家信和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自从6月5日被绑架至今，一直被关押在山里，是他们（指绑匪）的苦力和佣人，被打骂，受折磨，现在身体已十分虚弱”，“目前我身体很不好，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走路不便，夜里睡露天，有时被冻醒，精神上身体上都很痛苦”。傅在信中表示，“我是个党员，55岁了，死并不可怕，但要有意义，我还能为党为国家做很多工作，还要对社会、家庭负责，一想到这些，想到伟大的祖国，我就不甘心就这样被折磨死在异国他乡的荒山上”，“我一定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相信中、伊政府会解决我的问题的”。傅在信中还开列了绑匪要求释放的4名囚犯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被关押的地点，这部分可能是绑匪逼迫他写的。
11月下旬，使馆接待了一名伊朗青年男子，他自称其兄（货车司机）于10个月前驾车从阿巴斯港至克尔曼途中被人绑架。他向我馆外交官出示了其兄辗转给父母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山上条件十分艰苦，难以忍受，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他危在旦夕。他说，与其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名中国人，他在信纸背面写了几句中文，要求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中国专家组尽快营救他。此信的落款是“9月”。
在此后的外交交涉中，伊方不再向我讳言他们在与绑匪谈判，而且明确告诉我，绑匪不断提高要价，政府实难满足，但政府仍倾向于非武力解决，以拖待变。同时试探我是否同意武力营救，企图将风险责任推给我方。我方的回答仍然是，傅维贤必须尽快、安全地获得自由，采取何种办法应由伊方决定。
终见光明
1995年的元旦和春节是难熬的。一想到傅维贤在羁押中所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想到他家人的焦虑和痛苦，我常常夜不能寐，但又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好消息终于来了：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决定于3月下旬波斯新年后访华，伊最高当局决定满足绑匪全部条件，了结傅案，作为韦拉亚提外长访华的见面礼。
3月 20日晚，正当伊朗人都沉浸在波斯新年除夕的欢乐之中时，我突然接到韦拉亚提秘书冷峻而又简短的电话：“傅先生已经获释，请你明天派人去克尔曼接人。”电话那一端的语言吝啬到多一个字都不讲的程度，以致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克尔曼省长，对方确认说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我馆去克市接人。次日一早，康宝贵就赶往克市，终于在克尔曼省政府见到了傅维贤，将他接回使馆。
3月 22日，我在使馆设宴招待傅维贤，庆祝他脱险，并代表使馆向他表示慰问。经过近10个月的羁押，傅维贤又黑又瘦，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一脸疲惫。席间，他向我诉说了被绑架的详细过程和10个月中的所见所闻：1994年上半年，伊东南部贩毒集团的一名毒枭被政府捕获，该集团与另一以绑票为主的集团经过数月策划，决定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中物色一名身份较高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扣为人质，以作交换。经内线侦察，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傅维贤身上。选择的行动时间为6月3日深夜，因为次日是霍梅尼的忌日，厂方警戒必定放松。6月3日晚23时许，几名身穿治安部队制服的伊朗人持枪突然闯入他的卧室，将其架出楼外，并强行推入早已停在门外的一辆客货两用车内，蒙上了他的眼睛。进入山区后，绑匪摘除了他头上的黑布。那时天色已明，傅看见几座山头上均有匪徒站岗。上山后，他每日风餐露宿，近10个月里，他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他竟在这近10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他喝的是山沟里的水，吃的是匪徒们自己用柴禾烤的饼。夜间就在山上找一块平地当床，石头当枕睡觉。傅说，据他观察，绑匪们都是职业贩毒者，有的人干此营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年长者有60多岁，年幼者仅八九岁。他们配备有卡宾枪、高射机枪、肩扛式火箭筒等轻重武器，卡车、吉普车、客货两用车和摩托车等运输工具。据他所知，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傅说， 3月 15日左右，他被绑匪送到俾路支省首府扎黑丹附近某地，将他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3天，房间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期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作翻译，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并拍摄录像，还为他作了健康检查。3月19日，他被送往俾路支和克尔曼两省交界的JIROFT市，次日又被送往克尔曼市附近的 KAHN00J市，21日被送往克市并移交给中国大使馆。
考虑到伊朗政府为傅维贤安全获释，私下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旦泄露到传媒，伊政府会大丢面子，同时也考虑到傅目睹绑匪的许多内情，傅若向外透露，绑匪也会找他麻烦，直接威胁傅的安全，使馆决定傅获释不发消息，在他离伊和回国时不搞欢送欢迎，不事张扬。数日后，傅搭乘飞机悄然回国。这就是傅维贤被绑架案在社会上鲜为人知的原因。
傅维贤最终获释，我们都很高兴，但也为未能使他早一点脱离绑匪的羁押而深感歉疚。当然，绑架案拖延如此之久，有许多因素是我们无法左右的，如绑匪的要价很高，伊官方要作出妥协，就可能损害政府的国内和国际声誉，内部的争论和制约使伊官方举棋不定；另外马什哈德大爆炸等不测事件，也干扰了伊政府与绑匪的谈判。
中国的高级工程师突然失踪
1994年6月 4日上午，使馆经商参赞康宝贵向我报告：在伊朗东南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傅维贤失踪，厂方已于当日清晨报警，当地警方在厂区附近搜索未果。
伊朗东南部有丰富的铬矿资源。铬是生产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铁合金的原料。伊朗是世界铬矿石出口大国，但国内所需的不锈钢和许多特种钢却完全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伊朗金属矿产部决定从我国进口一套设备生产不锈钢钢材。厂址就选在靠近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汇的铬矿区的小城镇法里亚布。在此之前，韩国大宇公司已修通了从那里直达波斯湾阿巴斯港的铁路，工厂产品可经铁路运输直接销往海外。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基建工程由伊方于1994年初完成，我国生产的设备运抵后，由中国有色金属矿产总公司聘请的中国工程技术小组开始安装调试设备。这个小组的组长就是时年55岁的上海申佳铁合金分厂厂长、高级工程师傅维贤。
伊朗东南部俾路支、霍尔木兹甘和克尔曼三省交界地带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历来是盗匪出没的区域。俾路支省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的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阿富汗内战爆发后，这一地区成为从阿富汗境内罂粟产地向土耳其和欧洲输送毒品的通道，跨国武装走私贩毒集团把他们的基地都设在这个地区，这就是国际上有名的毒品“新月地带”。除了武装贩毒集团以外，活跃在这一带的还有走私、绑票和反政府武装集团。他们各自行动，需要时又相互配合与政府周旋，贩毒集团有人被政府军抓获，就出钱让绑票集团绑人以换取他们的囚犯。他们还在各地政府机构和厂矿企业中收买“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有时还充当政府和绑匪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20世纪90年代，伊朗政府曾数度在这一地区剿匪，但收效甚微。1993年，韩国大宇集团4名韩籍工人在这一地区遭绑架，伊朗政府出重金才将他们赎出。绑架外国人遂成为绑票集团的重要目标。傅维贤就是在此背景下失踪的。
开始营救漫漫长路
获悉傅维贤失踪的消息，我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绑架案。从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传来的消息也大致与我的想法吻合：傅于6月 3日夜23时左右在住所附近失踪，除了内衣裤和拖鞋，其他衣物都留在卧室内。同时失踪的还有该厂两名伊朗工人，其中一人是厂车司机，他驾驶的汽车被弃置在工厂附近的荒野。厂方判断，3人均已被绑架，但绑架目的不明。使馆党委立即开会，大家认为，傅维贤是中国公民，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营救傅维贤使馆责无旁贷，一定要全力以赴营救。使馆遂一面向国内报告，一面设法与伊官方取得联系。但是6月4日正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长老霍梅尼的忌日，全国放假两天，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军队、内政部门都联络不上。直至6月5日，我通过电话寻呼才找到在外地度假的伊朗外交部中国司司长穆谢扎德，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伊政府迅速查寻。当天下午，德黑兰警方即派人赶赴现场，随即出动治安部队在厂区附近搜寻，同时封锁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但傅维贤仍下落不明。当晚，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一条消息称：一名中国专家和两名伊朗人在霍尔木兹甘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歹徒劫持，伊警方正在搜寻。通过这条消息，伊朗官方实际上已经承认，这是一宗武装绑架案。第二天，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电台广播一条消息说，一名中国专家在伊朗南部被一个名叫“霍拉会”的反政府武装劫持，并造谣说被劫持者是“中国导弹部队的一名少校，现正帮助伊朗革命卫队研制生产蚕式导弹”。西方媒体立刻加以炒作，德黑兰外交使团也谣言四起。使馆一面忙于营救，一方面还要向外界澄清事实。
以色列散布的谣言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促使我们对这次绑架事件的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使馆当时分析有三种可能：
一、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勒索钱财。二、以傅维贤作筹码交换某个或某些在押的要犯。三、此举是反政府武装所为，其目的是阻吓有关国家不要与伊朗现政权合作。鉴于傅的身份，我们当时分
析，第二、三种可能性较大。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加速营救，使馆决定派康宝贵携有色金属总公司驻伊代表施仁赴现场，与厂方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不料伊方获悉后百般劝阻，在我方坚持下，伊方才勉强同意，康、施两人直到6月9日才得以成行。他们抵达法里亚布后发现，与傅维贤一起被绑架的两名伊朗人已经获释。厂方告知，据获释的伊朗人说，傅已被劫至厂区以北500公里的山区。对其他问题厂方和警方均守口如瓶，统一的口径是：傅被绑架无政治背景，只为勒索钱财。康宝贵要求与两名伊朗人质见面，但遭伊方拒绝。从伊方讳莫如深的态度里，我们隐约感到，厂方或伊政府已经与绑匪接上了头，并已开始就释放人质的条件讨价还价，放回来的两名伊朗人就是回来传话的。
营救机会稍纵即逝
一周以后，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6月 14日，霍尔木兹甘省长率领当地警察局长等一行25人到工厂慰问中国工程技术组并告，傅身体健康，受到礼貌的待遇，“问题已基本解决”，傅一周后即可获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数天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圣陵发生大爆炸，伊全国震惊。伊政府内有人认为，此时与绑匪讨价还价只能助长反政府武装的气焰，遂停止了与绑匪的谈判。傅维贤被绑架案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阶段。
此后，伊方对傅案开始实行拖的方针。我们的外交交涉变得十分艰难复杂。7月，我外交部亚非司主管处处长约见伊驻华使馆外交官。8月下旬，我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昌义又约见伊驻华大使。同时，我们在德黑兰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涉，要求伊政府采取措施，使傅维贤尽快安全获释。伊方反复回复我方的口径就是：绑匪完全在伊治安部队的控制之下，只要政府一声令下，绑匪在半小时之内即可被剿灭，但这样人质的安全就难保。有一次，伊朗一位副外长甚至私下向我试探：为解救人质，中方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仍是尽快、安全，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伊方的事。同时，我还提醒伊方，9月伊第一副总统哈比比将访华，应该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伊朗内政部长贝沙拉提是解决绑架案的关键人物，我和他早就认识，平时见他并不难，但傅案发生后，贝对我避而不见，一直拖到7月下旬才得以谋面。贝告诉我，人质被绑之初，伊政府确曾与绑匪谈判，但后来消息走漏，议会中有人指责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妥协，谈判不得不中止。现谈判已恢复，傅可望于8月 21日伊斯兰教什叶派哀月结束前获释。得此消息，我们都很兴奋，并预计，傅维贤有希望在哈比比访华前获释。
转眼已是9月，但我们期待的事并没有发生。哈比比带着悬而未决的傅案访华了。事后我们获悉，这次反复是由于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一、赎金14亿里亚尔（当时折合60万美元）。二、释放3名在押的毒贩。三、释放死囚、大毒枭沙赫巴赫什。接受上述条件，特别是接受第三条，伊朗政府在政治上要冒很大风险，因此伊朗官方断然拒绝，傅案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秘传家书
就在使馆焦虑地为解救傅维贤而奔波交涉时，傅在绑匪手中受尽了折磨。11月中旬，傅的家属收到了他 10月从“伊朗南部山里”辗转通过国际邮路寄到上海的一封家信和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自从6月5日被绑架至今，一直被关押在山里，是他们（指绑匪）的苦力和佣人，被打骂，受折磨，现在身体已十分虚弱”，“目前我身体很不好，风湿性关节炎很严重，走路不便，夜里睡露天，有时被冻醒，精神上身体上都很痛苦”。傅在信中表示，“我是个党员，55岁了，死并不可怕，但要有意义，我还能为党为国家做很多工作，还要对社会、家庭负责，一想到这些，想到伟大的祖国，我就不甘心就这样被折磨死在异国他乡的荒山上”，“我一定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相信中、伊政府会解决我的问题的”。傅在信中还开列了绑匪要求释放的4名囚犯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被关押的地点，这部分可能是绑匪逼迫他写的。
11月下旬，使馆接待了一名伊朗青年男子，他自称其兄（货车司机）于10个月前驾车从阿巴斯港至克尔曼途中被人绑架。他向我馆外交官出示了其兄辗转给父母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山上条件十分艰苦，难以忍受，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他危在旦夕。他说，与其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一名中国人，他在信纸背面写了几句中文，要求法里亚布铁合金厂的中国专家组尽快营救他。此信的落款是“9月”。
在此后的外交交涉中，伊方不再向我讳言他们在与绑匪谈判，而且明确告诉我，绑匪不断提高要价，政府实难满足，但政府仍倾向于非武力解决，以拖待变。同时试探我是否同意武力营救，企图将风险责任推给我方。我方的回答仍然是，傅维贤必须尽快、安全地获得自由，采取何种办法应由伊方决定。
终见光明
1995年的元旦和春节是难熬的。一想到傅维贤在羁押中所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想到他家人的焦虑和痛苦，我常常夜不能寐，但又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好消息终于来了：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决定于3月下旬波斯新年后访华，伊最高当局决定满足绑匪全部条件，了结傅案，作为韦拉亚提外长访华的见面礼。
3月 20日晚，正当伊朗人都沉浸在波斯新年除夕的欢乐之中时，我突然接到韦拉亚提秘书冷峻而又简短的电话：“傅先生已经获释，请你明天派人去克尔曼接人。”电话那一端的语言吝啬到多一个字都不讲的程度，以致我怀疑自己听错了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克尔曼省长，对方确认说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我馆去克市接人。次日一早，康宝贵就赶往克市，终于在克尔曼省政府见到了傅维贤，将他接回使馆。
3月 22日，我在使馆设宴招待傅维贤，庆祝他脱险，并代表使馆向他表示慰问。经过近10个月的羁押，傅维贤又黑又瘦，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一脸疲惫。席间，他向我诉说了被绑架的详细过程和10个月中的所见所闻：1994年上半年，伊东南部贩毒集团的一名毒枭被政府捕获，该集团与另一以绑票为主的集团经过数月策划，决定在法里亚布铁合金厂中物色一名身份较高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扣为人质，以作交换。经内线侦察，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傅维贤身上。选择的行动时间为6月3日深夜，因为次日是霍梅尼的忌日，厂方警戒必定放松。6月3日晚23时许，几名身穿治安部队制服的伊朗人持枪突然闯入他的卧室，将其架出楼外，并强行推入早已停在门外的一辆客货两用车内，蒙上了他的眼睛。进入山区后，绑匪摘除了他头上的黑布。那时天色已明，傅看见几座山头上均有匪徒站岗。上山后，他每日风餐露宿，近10个月里，他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他竟在这近10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他喝的是山沟里的水，吃的是匪徒们自己用柴禾烤的饼。夜间就在山上找一块平地当床，石头当枕睡觉。傅说，据他观察，绑匪们都是职业贩毒者，有的人干此营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年长者有60多岁，年幼者仅八九岁。他们配备有卡宾枪、高射机枪、肩扛式火箭筒等轻重武器，卡车、吉普车、客货两用车和摩托车等运输工具。据他所知，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傅说， 3月 15日左右，他被绑匪送到俾路支省首府扎黑丹附近某地，将他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3天，房间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期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作翻译，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并拍摄录像，还为他作了健康检查。3月19日，他被送往俾路支和克尔曼两省交界的JIROFT市，次日又被送往克尔曼市附近的 KAHN00J市，21日被送往克市并移交给中国大使馆。
考虑到伊朗政府为傅维贤安全获释，私下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旦泄露到传媒，伊政府会大丢面子，同时也考虑到傅目睹绑匪的许多内情，傅若向外透露，绑匪也会找他麻烦，直接威胁傅的安全，使馆决定傅获释不发消息，在他离伊和回国时不搞欢送欢迎，不事张扬。数日后，傅搭乘飞机悄然回国。这就是傅维贤被绑架案在社会上鲜为人知的原因。
傅维贤最终获释，我们都很高兴，但也为未能使他早一点脱离绑匪的羁押而深感歉疚。当然，绑架案拖延如此之久，有许多因素是我们无法左右的，如绑匪的要价很高，伊官方要作出妥协，就可能损害政府的国内和国际声誉，内部的争论和制约使伊官方举棋不定；另外马什哈德大爆炸等不测事件，也干扰了伊政府与绑匪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