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使人得以重温二十世纪两位著名哲学家的友谊。这段友谊是一则感伤的哲学故事，它寓言般地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思想是一种为世界立法的努力，那么要与同领域的另一立法者成为彼此信任且终生不渝的朋友，恐怕需要额外的运气。思想者的友谊并未得到更多的祝福，他们只是像普通人那样承受着不可逆转的命运：当友谊发生时，他们惊叹而欣喜；当友谊消逝时，他们悲伤而无能为力。
　　一九二零年四月，三十一岁的海德格尔与三十七岁的雅斯贝尔斯在胡塞尔的生日宴会上初次相见，后来两人数次畅谈，海德格尔还特地到海德堡拜访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为这次愉快的拜访寄了一张明信片给雅斯贝尔斯，这是他们通信的开始。信中写道：“我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都是出于同一根本状况，都在为哲学的复兴而工作。”这话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可谓挠到痒处，此时他正致力于构建“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来自“现象学之子”海德格尔的肯定，对他格外重要。然而，两位哲学家借现象学所达成的契合，从一开始就有些貌合神离。海德格尔为雅斯贝尔斯的成名作《世界观的心理学》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书评，此书评虽不无揄扬之辞，核心判断却是：这本书在哲学上是失败的。在海德格尔看来，雅斯贝尔斯仍然试图以概念和体系去把握生命，因而不可能真正把握生命。这一论断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并不公正（甚至胡塞尔也为雅斯贝尔斯抱不平），因为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解释”和“理解”的差别，前者标举自然科学式的客观，寻求所谓“外在因果性”；后者则打通体验与认识，强调理解者对理解对象的“移情”，以把握不断流逝的感受体验的结构，这正符合现象学作为描述意识现象的心理学的旨趣。但是海德格尔认为，雅斯贝尔斯并未真正理解反思，他仍然笃信纯粹直观，剥夺了生命最本真的历史性，“一种真正的自我沉思，只有当它在此存在之际，人们才能富有意义地把它开放出来”（《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所以海德格尔更愿意使用“解释”一词，既为解释，必然是一种先行占有（可以参考后来伽达默尔所谓“前理解结构”），“人们必须离开起初摆在眼前的实事而走向作为实事之基础的东西”，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实际性解释学的现象学道路”。海德格尔毫不客气地说，如果雅斯贝尔斯不把他的现象学方法推进到彻底追问的无限过程，而是宣称仅凭单纯的观察便足以使个体向他的自我沉思开放，那么他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收到书评后，雅斯贝尔斯致信海德格尔表示感谢，表面看来他被书评所表现出的热忱与深度所打动：“您的评论文章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深刻地挖掘了思想本质的评论。它确实触动了我的内心世界。”但这只是客套话，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说，自己甚至未必读完了它。从雅氏的《哲学自传》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跟其他所有人相比更是毫不留情地对这本书提出了质疑”，但是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质疑不在点上，他也没有兴趣与之争辩。这反过来也让海德格尔有些受伤（雅斯贝尔斯对此也不无歉疚），但是两人在通信中仍保持着友好。写论文时的海德格尔有一种近乎草率的直率，写信时的海德格尔则要圆滑得多。对自己的鲁莽之举，海德格尔进行了补救，他谦卑地将自己的初衷定性为引发思考的尝试，并重新肯定雅氏的著作提出了“正确且积极的问题趋势”，不仅如此，他还激情洋溢地提出，两人应该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自主的战斗集体”。海德格尔后来解释说：
　　我很孤独，和妻子以及孩子的共同生活是另一种解脱孤独的方式。但作为一个无论如何要致力于战斗的男人，别人给予的友谊才是解脱孤独的最佳方式。基于我的“孤独”，我提出了“战斗集体”这个词。
　　这个被多次强调的“战斗集体”一词打动了雅斯贝尔斯。他频频回信，信中筹办一本年刊，就叫《时代的哲学—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评论集》，只刊登他们两人的文章。这事当然不易（最终也没有做成），但是雅斯贝尔斯告诉海德格尔说：“现在仅仅是想象，就已经让我兴奋不已了。”不仅如此，他还盼望着海德格尔来海德堡任教，称之为“各种可能性中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这种对书面评论的冷淡和对评论者本人的热情，正体现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念。诚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由于“天生而来的内向和慢条斯理的性格”，雅斯贝尔斯并不是善于交往的人；相比之下，海德格尔更活跃，更富于吸引力，能够对周围的人施以魔咒般的影响。但是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交往本是理性的核心，甚至他自认为是怀着一种“相信交流的信仰”。汉娜·阿伦特评论说，雅斯贝尔斯“从来不是孤独的，他也不认为这种孤独有什么价值”，他所持的信念是，“居住在地球上的，并不是在孤独的对话中与自己交谈的‘人’，而是相互谈话和沟通的‘人们’”。当雅斯贝尔斯说交往时，他指的是面对面地交谈，“一次好的交谈是最实际和最深入的方式”。与用论文的方式作书面辩论不同，交谈者之间结成一种类似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即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共在”被带入真实的境遇。雅斯贝尔斯厌恶哲学教授式的论战，他相信“反驳只有在面对面的口头辩论上才有意义”，而所谓口头辩论，不能只是重复自己的意见，而要听听别人怎样去进行哲思活动。他致信海德格尔说，能否从独白中走出，对于当代哲学思考来讲是一个关乎生命的大问题。所以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战斗集体”怀有真诚的期待，这不是由两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强强联手组成新的学派，而是让他们以其“无限的沟通”重建哲学的地基。雅斯贝尔斯的信念是，“对精神最有意义的交往是发生在两个友人之间和幸福的婚姻中”，如果这两个友人是哲学家而且他们有着幸福婚姻般的默契，那么哲学的未来便大可期待。
　　然而，海德格尔绝对是“孤独哲学”的代表。这并非因为他本人的生活状态有多么孤寂（由“黑森林边的小木屋”引发的想象深入人心），而是他赋予孤独本身以哲学价值。他的诗作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路与横渡/门与言说/觅求只赖独行/苦行而不停步/追问与迷误/系于你孤独之途”。就雅斯贝尔斯对独白的质疑，海德格尔回应说：“如果独白能以其自身的形式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我几乎认为，独白还不是其本来的状态，它们还没有强大到这一程度。”也就是说，独白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是独白尚未如其所是而在。海德格尔赋予孤独以本体性地位，他认为孤独处在交流和非交流的抉择之外，所以他下了一道“禁令”：“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对海德格尔而言，交流以及由交流而产生的友谊，与其说是对孤独的超越，不如说是对孤独的确认和褒奖，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无论如何要致力于战斗的男人，别人给予的友谊才是解脱孤独的最佳方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下面这类奇妙的表述： 　　我感谢您的问候，对此我非常高兴；因为孤独几乎是完美的。
　　我书桌上的“雅斯贝尔斯”文件夹愈来愈“厚”了。
　　除此之外是孤独。
　　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成就了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是以一个孤独映照另一个孤独。雅斯贝尔斯当然也有标为“海德格尔”的文件夹，他为海德格尔所写的文字，比海德格尔为他所写的要多得多。雅斯贝尔斯所信赖的是三类写作，评注、自传和书信，这些是能够从公共性的语言下沉到个体不可归化的现实的。雅斯贝尔斯所相信的是，“只有通过毫无保留的澄明尝试而进行的相互间的切磋”，进入双方的根底，使交流“在事物以及在与事物相关联的个人的东西之中可以看得见，”双方才算是迈出真正重要的一步。雅斯贝尔斯甚至想尝试将有关哲学的来往书信并排放在私人信件的旁边，不加修订地发表，以便让哲学与个人生活彼此制约，相互发明。战后雅斯贝尔斯急切地想要恢复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他将这种强烈的冲动视为一种“善良意志”，认为它“来自难以忘怀的遥远的过去所要求的责任意识”。在雅斯贝尔斯对自身境遇的思考中一直有海德格尔，也就是说，他会时时去思考海德格尔这样的人何以出现，后者那令人生畏的哲学力量从何而来，此种力量又因何会被引入歧途。那个“战斗的集体”无法结成，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后者来说只是一种遗憾，对前者则带来长久的创痛。二十年后，雅斯贝尔斯仍然在向海德格尔、更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两人所理解的哲学是什么，我们希望借助于哲学达到什么，我们要向谁求助，哲学又是如何与自我的生命相连的，我估计所有这一切从根源上来讲在我们两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尽管如此，在我们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能够相遇，也许正是它使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不然的话，从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不仅仅是老人对失去的友谊的悲悼，更是一个哲学家对沟通这一主题的痴迷：一定曾有沟通的基础存在，过去的一切才成为可能。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现实，雅斯贝尔斯相信，只有清楚地认识到现实并且立足于现实，才能获得交流的手段。海德格尔来信为过去的行为辩护，说自己当年并非因为雅斯贝尔斯有个犹太妻子而与之划清界限，而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感到很羞愧，所以宁愿回避见面，雅斯贝尔斯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严肃而真诚地说，“我们曾生活在一种精神状态之下，并且现在还在其中，对这一状态来讲，‘羞愧’是一个恰当的词”。他要的不是道歉，而是海德格尔能真正面对现实，思入现实。但是，他渐渐发现海德格尔的来信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忏悔，相反他反复读到这类貌似悲怆实则自鸣得意的句子：“苦难的洪水愈涨愈高；人类仍然愈来愈肤浅……我还想获得更多的隐藏在坚稳中的智慧”；“在这一丧失故乡之中并非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当中隐藏着基督降临节的到来”。这些话让雅斯贝尔斯感到惊恐和愤怒，因为“这是一系列众多幻想中的一个纯粹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愚弄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久”。他质问海德格尔：“您是否想作为从秘密的讯息中展示出超感性东西的预言家，作为一个被引诱而离开现实的哲学家而登场？还是由于各类虚构而错过了可能性事物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并非要在道德上裁判海德格尔，但是当海德格尔轻描淡写地处理现实、打发历史时，两人也就失去了交流的根基。
　　雅斯贝尔斯最终克制住了自己的热情，他不想与海德格尔简单地恢复关系，因为一种“以前存在于我们中间的东西已经阻止了传统意义上的表面化”。此时写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两人间沟壑已深，强作亲密的通信只会让人痛苦。对此，海德格尔并非无动于衷。他利用给雅斯贝尔斯七十寿诞写贺信的机会，戏剧性地构想了一种终极的和解：“是否在思考道路的所有差异之中还存在着一位邻居，这指的是那一近处，在那里所有在本质上无法辨认者以及永远无法认识者并列存在，它们来自同一事物，同一使命，孤独无助。”这所谓“近处”指的就是死亡，这一孤独者共同的结局，它包含着比生命活动终止更为深刻的“无”。但是这一诗意而悲怆的召唤并未打动他的收信人，后者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够以对那超越之境的祈祷代替生者之交流，某一崇高气氛所带来的整体的宁静，有可能使人们错过人际关系的具体事物中可能的一切。雅斯贝尔斯拒绝路德所曾揭示的恐怖的、恶魔似的德意志宿命：“我们可以共同祈祷，却不能共同交谈。”他相信，“只有在我们自身和他者的此在之中，仅仅通过完全具体的事物、当下的事物、明确的事物之路，才能够成为可触及的事物”。此处我们隐约窥见现象学家们共同服膺的信条“回到事物本身”，但是海德格尔的做法是回到对事物的先行占有，以开启此在的解释学，雅斯贝尔斯则寄望于通过与他者的共在真正进入无可回避的情境。然而，当年迈的雅斯贝尔斯再一次回顾与海德格尔一生的哲学交往，他终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向海德格尔言说那一“简单之物”，而他同样也没有从对方那里听到类似的东西，他说这或许是因为，他和海德格尔都不是马克思·韦伯那样真正伟大的哲学家。
　　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韦伯岂能作为哲学家的标尺？他自身就是这一标尺。十年后，海德格尔仍然以自己标志性的言说方式给雅斯贝尔斯献上八十大寿的贺辞：
　　您的思想为您的思考建立了停留之地，这是您能够到达的地方，并且可以在那里驻足，对此您今天可以尽情地去感激吧！
　　他生活在寂静之中，并为它而生存。
　　他守护着那不可摧毁的事物。
　　他每个小时都在遥远的眼前为达到原初之物而营造着。
　　倔强的雅斯贝尔斯再一次谢绝了这一礼赞，他回信说觉得有些别扭—太过隆重了。但是，隆重不是问题所在，误解才是。雅斯贝尔斯不无苦涩地说：“您认为这一地点是由我的思想所造就的，您是这样体会到的。对我来讲，您所说的是属于您的，而不是属于我的，是您而不是我，在那里做事并寻求。”那么，“您给我写的句子中的几乎每一句”也会“让我产生怀疑”，不需要别的理由，只因为“您不是我”。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死循环。但是雅斯贝尔斯相信，曾经是有所谓“我们的地点”存在的。他旧话重提，说如果他们二人真的曾在那一共同的地点活动过并且“言说过出自且归于这一地点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仍有可能“进入战斗的以及可能一致的层面”，“这从哲学上来讲还是完全值得的”。他再一次设想如果当年海德格尔顺利来到海德堡事情会有何种不同，但是这样的设想没有意义，一切的可能都已成为过去。
　　或许今天的我们不必如此悲观。这仍然是一段伟大的友谊，虽然它并不完美。不妨说，海德格尔用自负、虚伪与讳莫如深的作风保护了哲学家的孤独，他对哲学比对世人要真诚、虔敬得多；雅斯贝尔斯则用沉默与固执彰显了交流的真谛，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比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朋友更富有“教育意义”了。还可以进一步说，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是对的—哲学家必须交往，因为“对精神最有意义的交往是发生在两个友人之间和幸福的婚姻中”；但是，哲学家的战斗团体最终无法结成，因为“孤独几乎是完美的”。此种纠结将我们带向这段世纪友谊的终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雅斯贝尔斯庄重的告别，这几乎是整部书简的最后一段话：
　　我从遥远的过去向您问候，不会忘记什么，没有什么被忘掉的。我一直忐忑不安，通过详细且客观的讨论，不顾及所有亲眼所见的东西，这是可能—只要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可以这样客观地命名哲学思考—重新找到人类的地点的。根据我们一九二三年的书信，这一地点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共同的短暂时刻，最近我又重读了这些信件，记起了往事。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德]瓦尔特·比默尔等编，李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