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生死纠结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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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月历翻到新的一页,68岁的张焕枝心里盘算着该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见法官了。18年,法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如期到访;七旬老人蒙冬(化名),腿脚不便,只能月复一月致电法院。他们俩找的是同一个法官,说的是同一个案子。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时被记起的“聂树斌案”再次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他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督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彻查“聂树斌案”。
  “聂树斌案”就这样一悬18年。“被凶手”聂树斌已被执刑17年,聂家父母与被害人蒙桦(化名)父母都在等待案件重审之日。“要凶手”的王书金,被关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看守所7年,他“求罪不得”,迟迟未获判决。生与死在3个家庭之间空前纠结。

“究竟谁杀了我女儿?”


  74岁的蒙冬夫妇在女儿离世后就搬离了井陉矿区。头发花白,胳膊上的老年斑正爬上他的身体。从堆满申诉材料的橱柜里取出文案的手有些颤抖,讲述起申诉过程中被打的各种经历时,蒙冬却像个愤世的青年。
  他变成了一只刺猬。或者拒绝与人交流,或者想诉遍所有人。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父亲聂学生

  “18年,真假凶犯不能盖棺定论,18年间,由一案两犯案,引发出16起党政、公检法机关侵犯笔者的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至今未了。”蒙冬在手写了十多页纸的信中记述,信最后送达几位法学学者。
  蒙冬自己写材料,找律师,起诉不作为的有关部门,起诉不顾女儿尊严,在大众媒体上公布女儿姓名以及照片的媒体……18年来的诉状“高达3米”,装满了他家窗边的落地橱柜。
  “他内心里,觉得女儿被害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多年来唯有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请的前任律师获得了他的信任。他本是上门为张焕枝索要聂树斌判决书的,“第一次是被骂出门的,不记得去了几次了,其实我都不抱希望了,陪他聊聊天,后来他还是把判决书给了我。”
  除了埋头写申诉材料,蒙冬从不和外人多谈女儿被害前后的事情。每有电话或来访,他都拒绝。
  1994年8月5日是周五,那时的周末还只休息一天。蒙桦本应回到矿区的家中,但是她没回。28岁的蒙桦已经在石家庄市区成家,并育有一女。蒙冬以为女儿周末回自己家了,没在意。
  星期日,理应上班,蒙桦“旷工”了。女婿到矿区找到蒙冬,才知周末女儿没回自己家。一整天,心里隐隐担忧。天一黑,蒙冬实在是坐不住了,跟随女婿到蒙桦单位——石家庄液压件厂寻找,未果。
  凌晨1时许,工厂保卫科和蒙冬一同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蒙冬不甘心:“我能登报纸,来报案做什么?”又找到郊区分局,“副局长说:还是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说完就要我们回。”
  “派出所也找了,公安分局也找了,就是不立案,没法了,只得先回去。”一晚的折腾,毫无收获。第二天一早,工厂保卫科再次找到公安分局,还是不予立案。
  几日过去,仍未见女儿回家,蒙冬来到石家庄市委门口,预料中的不让进门,双方发生口角,“看门的打了我们,一下子闹开了。”市委保卫部给矿区公安局打电话,让将蒙冬接走。矿区公安局回复:不是我们的事,与我们无关。那天,一直折腾到天黑,依然没能找到蒙桦。
  8月10日上午一早,蒙冬和工厂的同事以及亲属分成三组在厂子附近继续找。直到晚7时左右,蒙冬在孔寨村附近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女儿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就在草堆里埋着,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我过去一看,果然是孩子的衣服。”
  衣服找到了,蒙冬怕被人破坏现场,坐在一边等着。“三组人都找回来了,发现我没回,就找到了我。”工厂保卫科于是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
  一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看了看衣服,把衣服拿走,说等明天下力量找。”
  一个不安的夜晚。翌日清晨,厂里来了六七个公安,所有男职工被组织起来,在那片玉米地附近,找到了尸体。
  蒙冬没被允许靠近女儿,“他们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蒙冬仍不服气:“为什么前三次不给我立案?”在找到女儿后的第二天,蒙冬又来到石家庄市市委门口,这次他得知市委书记已经下令限期破案。
  “整个破案的过程,公安到过我们家两次。第一次拿走了孩子的照片,后来又拿了两件衣服过来,让我们辨认是不是孩子的。我们说不是。”
  一个月后,公安部门通知蒙冬说人已经抓住,“我们早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又一个月后,蒙冬觉得既然公安破了案,应该表示感谢。于是他到公安局问,是不是要请大伙吃个饭。“他们说不吃饭,要让我送锦旗。”于是就有了媒体报道的蒙冬往公安局送锦旗的一幕。
  日子流水一年,蒙冬过了第一个两老孤独相守的春节。初春,法院一审开庭。蒙冬当庭提出案子不这么简单,很多细节对不上,很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庭审一个多小时,一审判决书显示: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判决书并未提及其他证据,但聂树斌还是被判了死刑。
  这只是开始。蒙冬觉得案情真相依然未明,随即上诉;此时聂母张焕枝也上诉。蒙冬提出五点质疑: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根据孩子生前所习防身术,罪犯聂树斌正常状态难以制服孩子并予以伤害;孩子的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怀疑雇凶作案等。
  二审并未公开开庭。时值“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地方,该案的二审判决同时并为死刑复核,双方的上诉均被驳回。   蒙冬的上诉从1996年后便未停歇。诉讼内容大致包括:对女儿被害一案的质疑;13家媒体侵犯女儿隐私,公布女儿的姓名并任意展示女儿遗体;以及每次上诉过程中受到公检法机关的不公待遇。
  诉讼石沉大海,半点声息都听不见。
  蒙冬模糊记得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声响起,只问是否蒙桦父亲,不透露身份,“口气里是有什么事情”。蒙冬不愿多提女儿的事,匆匆挂断电话。
  第二天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致电蒙冬,先问“在哪住?姓啥?是不是有个孩子被害?”随后告知:“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
聂树斌(右)和姐姐聂树慧1993年时的合影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却又来得毫无准备。随后蒙桦的同事、媒体和亲戚电话不断,蒙冬都不想再接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打电话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又抓了个凶手。”蒙冬反问:“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忘了我还在告你们呢!”
  “事后又有自称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人上门来找我,问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还要求看判决书。”蒙冬拒绝,“那段时间人太多了,好人坏人根本分不清楚。”那年七八月间,蒙冬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很多人是来要判决书的,我一概回避。”
  2006年,声称“真凶”的王书金在邯郸受审,蒙冬带着要求重审女儿案子的申诉书也到了邯郸,法院的答复却是:你孩子的案未列入审判序列,不准再审。蒙冬将申诉书交给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官方没有再给过任何说法。”
  蒙冬在申诉书中要求:查清“一案两凶”的事实真相,搞清王书金和聂树斌究竟谁是真凶;追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以强权政治制造错案、对申诉控告人全家实施暴力、给申诉控告人全家造成政治、人身、经济和精神伤害的刑事、民事责任等。
  蒙冬除了写申诉材料,也写挂号信,信件寄往北京,“有的会给回执,有的不给。”此外,蒙冬每月给负责聂树斌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琪打电话,“一月打上一两次,要求给出答复”,电话那头像讯号台一样,18年的每个月都回复着同一句话:“我们按程序正一步一步进行中,具体详情不能透露。”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蒙冬和张焕枝似乎只能在大众媒体上“见面”。蒙冬认定:只要官方没有给出确切说法,我和聂家就是仇家。尽管蒙冬退一步想的时候,“在心里也觉得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现在,女儿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冤无头,债无主”,令蒙冬郁结于心的怨恨无处排遣。
  张焕枝一听说有人能见蒙冬,便要传话:“告诉他,我理解他,但我还是要问候他。”说这话的时候,黑夜笼罩着下聂庄。
  距石家庄市20公里,越过一片城市霓虹,鹿泉市下聂庄村湮没在暗夜里。通往下聂庄的水泥路被一堆泥土拦腰截断,车子在被压实的玉米地里艰难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肥料味。
  张焕枝的身影在10分钟后被她的手电照亮,在夜色中蹒跚而来。几间红砖房坐落在村头高处,家中牲畜已眠,唯独拴着的小狗对陌生人依然兴奋。它显然还未习惯聂家到访者的时常到来,隔段时间就有人来,张焕枝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
  聂树斌上一次出现在张焕枝的梦中是几个月前,“他蹲在一个黑屋子的角落里,正在挨打,又不敢吱声,把我气醒了。”从小患严重口吃的聂树斌,内向少言,说不出话时就躲到张焕枝身后:“他一定受不了被打,但是挨打又没法说话,审他跟审一个哑巴有什么区别?”
  聂家院子宽敞,“若孩子还在,生活应该不错。”三五只鸡鸭,两亩地种些小麦玉米,每天白菜萝卜,一碗粥加几个馒头,当过兵的老伴聂学生从联碱厂退休后每月有一千三四的退休金,冬天还会加些烤火费,“儿子是我的支柱,我是满足的。”
  但现在“生活像没有了太阳”,整个院子沉浸在深深的夜里。聂学生从聂树斌被执刑后就偏瘫了,多次试图自杀而未遂。张焕枝看起来却永远充满精神,总是铿锵有力地陈述着儿子被冤死的种种。这位小学文化的北方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案件思路清晰:“我要好好活着,一直等到重审。”
  张焕枝让聂学生在隔壁屋看电视,把门轻轻掩上,坐下来开始她祥林嫂式的诉说,桌边堆着一袋药。“心脏不好,救心丸随身带着。骨骼也不好。”汤臣倍健的钙片放在一边。没说几句话,房门咧开一条不大的缝隙,聂学生的身影紧贴其上。张焕枝发现后起身又掩上门。重复数次。
  1994年9月某日,20岁的聂树斌没有回家。第二天警察到来时,张焕枝正在家中忙活,再过一阵就是女儿聂树会出嫁的喜日。警察带来了一张拍有几件女式衣物的照片让她辨认,然后称聂树斌在外犯案被逮捕了。张焕枝满心狐疑,却没能从警察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数日后警方两次登门,搜查了聂树斌的房间,家人仍不知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聂学生在工厂看到了儿子的逮捕证,“强奸杀人”的字眼令他无法接受。
  张焕枝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审后,在一个小屋内,聂树斌背对着门正在哭,张焕枝哭唤儿子,双方泪眼相对不足两分钟,就被强行拉开。张焕枝在随后的日子里到事发的玉米地查看,找玉米地的承包户,找治安主任……“我不信儿子能做这种事情,我只能自己去查,自己去问。”
  及至1995年9月28日,聂学生到看守所给儿子送衣物,“看守所说已经执行死刑了。”张焕枝于是到中院询问:“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说送火葬场了。那骨灰呢?法官竟然觉得很奇怪,反问:怎么还要骨灰?我告诉他,你儿子死了你不要骨灰的吗?他才勉强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殡仪馆把骨灰要了回来。”
  村里的人们大部分不相信聂树斌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张焕枝总是逃避不了背后的指指点点。“慢慢就习惯了,后来大家也不提了。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要讨回清白,”虽然也有人觉得张焕枝不过是螳臂挡车。   失子之痛随着聂树斌的下葬慢慢沉入时间长河里。显然上苍没放过这位外表刚强的北方妇女,总是不断让她看到一点微茫的希望,却从未抵达。2005年来了两拨记者,只询问是否有这个事,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渐渐地,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
  张焕枝没法坐等结果,继续张罗着找律师,申诉。发现人已经没了,却连判决书都没有。张焕枝决定自己去找蒙冬要,蒙冬的态度至今仍如7年前一样坚决:“只要案子没有定,我不可能和你坐在一张板凳上谈。”于是就有了律师李树亭反复叩开蒙冬家的门,拿到判决书已是2007年了。
  从2005年至今,张焕枝数了数去北京上访的次数,十多次,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他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了,于是张焕枝每个月就要来回两次这段先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两小时车的路程。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就这样,张焕枝和蒙冬一样等了7年。

坐穿牢底


  同样被等了7年的还有王书金,只是他在看守所里等待已知的死刑判决。
  “事实就是事实,我根本也不想抵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检察机关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律师会见笔录和最初的公安笔录中反复强调。
  这位奸杀4人,强奸两人的凶犯,起初并不是这么坦然。王书金在孔寨村附近的塑料厂做工有半年,其向律师称蒙桦便是他在这半年间所杀。
  事发时比蒙桦小10岁的王书金,是河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人,他向律师朱爱民陈述:“我从小只读了两年书,在农村,这两年等于没读一样。我们家只有我大哥和我二姐把书念完了,剩下我们几个都是文盲。我那时候小,对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家里父母也不管我。结婚后,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与媳妇合不来。我的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抓住机会,我就干。”
  王书金的哥哥曾向媒体表示:“我只希望他赶快消失。”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家人都不与其说话,“视其为路人”。王书金所害的人中有与其同村的,其所作所为让家人觉得蒙羞。对于他是否聂案“真凶”,他哥哥几乎毫不怀疑。
  在石家庄犯案之后,王书金改名王永红到了河南,认识了17岁的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的马金秀。当时参与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马金秀在19岁时便生下一子,“但是由于年幼,与王书金又生活无着,最后把孩子送了人,换回了4000元现金。”
  在河南的日子,王书金表现得异常警觉,“一看到河北牌照的车子,就往玉米地钻。”在马金秀的记忆里,在河南的五六年间,每晚王书金都是和衣而睡,“好像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被抓之前的王书金在河南一处名为齐楼砖厂的地方做工,“只要看到戴大檐帽的,不管是警察还是保安,他都想躲起来。”
  在律师和警方的问讯笔录中,王书金表示一直有投案自首的想法,但是后来马金秀又生下一男一女,“想等孩子大一点,再投案。”
  2005年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任职的李建明在其回忆中述及:砖厂的做饭师傅见王总是心神不宁,出门这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向派出所反映。这一年春节,李建明和几个民警以查身份证为由来到王书金住处。王开始想跑,但是没跑掉。
  因为没有身份证,王书金被带到派出所。讯问从1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直持续到4时50分,王书金一直保持缄默,警方正准备将他放回去时,他突然说要见领导。
  王书金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其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名妇女。此时王书金并不知聂树斌已经因此被执行死刑。
  这是在杀死另外3个女性之前的事。“当时我在石家庄西郊给人安装暖气,住的地方归鹿泉市管,当时是夏天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当时天可热。”
  王书金在厂东边“不知谁家种的地里摘西红柿吃,以前我摘西红柿时总见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上下班从这里过,时间可准时。这天我又见这个女的骑自行车从南面往北走。当时这女的穿的是蓝带花连衣裙,年龄看起来有三十多。当时我穿的是黑色大裤头。我站的地方离村比较远。我见那女的骑车过来,就躲在玉米地里等着,当那女的骑车过来时,我从玉米地里跳出来……当时鹿泉市公安局去找我调查过,没查出来,后来也没再有人去问我”。
  警方询问王书金是否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相同描述,王称:“从来没有看过。我看电视只好看戏,报纸杂志我不识字,看不下来。”在与律师朱爱民的会见中,王书金表示希望能通过对几起案子的主动坦白,获得从宽可能。
  王书金供认当晚,河南索河路派出所给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度因对方交不起电话费打不通电话。凌晨4点,电话接通。副局长郑成月派人去荥阳将王书金押至广平。
  2005年,建设文明河南的活动正热乎,索河路派出所准备凭此案在活动中获取重大立功。没想到,案件在河北受卡。在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再度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件,郑成月顿时傻了,但还是带着他指认了现场。
  郑成月向邯郸市公安局汇报后,在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的督办下,王书金再度指认现场。此后不久,聂树斌案的案卷被封卷,除了聂树斌最初的律师张景和见过之外,律师和相关家属再无人见。
  马金秀是从电视中知道每天睡在身边的王书金是身负多命的杀人犯。在王书金被抓后的第16天,马金秀即改嫁他人。王书金庭审时,她并未到场,但是她还是在朱爱民的委托书上签了名。
  对于王书金供述的6起案件,邯郸市检察院只认定了4起。王书金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2007年7月30日二审开庭,庭上王书金及其律师朱爱民都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此后4年,王书金被超期羁押在广平县看守所至今。
  张焕枝没法不恨王书金:“如果他不做那事,我儿子就不会冤死。”但是对于王书金的坚持认罪,张焕枝也由衷佩服:“即使他是杀人恶魔,起码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行,对此负责,为什么办了错案的人却始终不敢承担他们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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