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农产品丰收季节，特别是蔬菜、水果，卖难问题总会出现。年前，在郑州“萝卜哥”因萝卜滞销而免费送人之后，继而又传出河南十万亩胡萝卜滞销的消息。在其他一些地方，从海南农户把香蕉用来喂猪，到内蒙古土豆遭遇卖难，再到江苏大白菜两分钱一斤仍卖不动，等等。频繁发生的“丰收灾”折射出小规模农户无法与大企业、大市场有效衔接，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困境；折射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经营方式明显滞后的问题。
　　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点聚焦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即解决组织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的问题。专家指出，组织化生产的关键，就是解决农户与市场的对接。
　　事实上，近期中央层面的会议密集释放出有关“农业经营体制”的政策信号。十八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农村发展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规律。
　　1978年，中国农村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源头，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同时，将土地和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这场改革不仅奠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更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篇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国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最大局限在于使整块土地零散化。这种制度安排最大弊端是限制了规模化、产业化。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家庭经营不仅适合分散经营，也同样适合规模经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要因地制宜，有利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保护农民利益、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放在第一位。
　　针对近年来资本下乡并且大规模租种农民土地存在的问题，中央政策精神的基调是不鼓励甚至限制企业租地。以避免土地出现过多的非粮化和非农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当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20％，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但规模化生产和小农并存的格局将较长时间存在。土地集中必须和农民的就业、转移以及城镇化相协调，企业应该带动农户发展而不是代替农民生产，应该把种养环节留给农民。农户应该组织起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选择深圳作为视察的首站，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着眼于中国农业体制改革——而这正是当初改革开放的起点。种种迹象显示，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持续推动改革的深化。这对于进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无疑是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