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师长，翻开记忆深层的残余，很像进行侦探工作，打开了封存几十年的档案夹，发现其中只有寥寥几页资料，而且笔迹已经模模糊糊，因岁月的磨蚀而褪了色。我不禁想象，自己若是伦敦的福尔摩斯或巴黎的马格磊探长，会不会拿到灯下仔细瞧瞧，从中探索出一些蛛丝马迹，或许还可以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踪影。记忆的深层像幽暗的海沟，游过一些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海洋生物，还有不时缠绕在足踝的海草，把你拖向冥漠的深渊，分不清真实与虚幻，分不清眼前浮现的影像，究竟是过去的魂灵，还是自己思念的纠缠。
　　十多年前，想写一篇纪念恩师英千里的文章，找了些资料，向当年同班同学发了电邮，立了个档案夹，文章却一直没写。最近翻出来整理，发现有些材料纠缠不清，令人怀疑，有些却记录了同学们深沉的怀念，可算是我们六十年代台大外文系的集体回忆。有位同学乔伊斯（Joyce）是外交官子女，读到“大二”就去了美国，却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或许是她只在台大读了一年书，记忆就特别深刻：
　　谁会忘记英千里这样的老师呢？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真是幸运，有他作为我们的老师与院长。是他把我们引向了西方文学世界的根源：希腊神话与《圣经》……我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私下谈论他的生平片段。我现在回想，他在日本侵华时期坐牢，受过多少折磨与痛苦，在台湾离乡背井，远离家人，是多么孤寂。我们父母那一辈，都遭到类似的痛苦命运，遥望家乡，到死都无法叶落归根。我听说英千里有个儿子是著名的演员……我来到美国以后，每次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他父亲孤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台湾，每年面对一百多个新生，给他们讲宙斯、维纳斯、赫丘利斯、亚当与夏娃、肯恩、亚伯拉罕……我们就在教室听得入神，听那些上古世界的故事及苦难，如真如幻。他从来没说过自己经历的苦难，我们是如此的幼稚，如此无知！你写文章纪念我们爱戴的英老师，一定要寄给大家分享，别忘了。
　　还有一位后来在纽约当了律师的同学说：
　　我们敬爱的英千里老师，给我们上西洋文学入门，让我从希腊神话中深刻认识到西方世界的爱恨情仇。还有他的翩翩风度，显示了我们身上缺乏的涵养，那是他西方學养与生活经验的积淀。有一位后来成为教育心理学教授的同学说：
　　提到英千里老师，当年我选修他的“希腊罗马神话”，在文学院大教室里，只见他摇头晃脑、双手比画，像说书的，娓娓道来，有滋有味，“话说××女神，当年如何如何……”我们在台下听得如醉如痴。没想到三十多年来我教心理学，许多典故都源自mythology，如：“Oedipus Complex”，“Electra Conflict”，“Narcissism”……每上到这儿，我就也说一遍这些古老神话故事，我的学生们似乎也听得如痴如“梦”！
　　一位在美国教比较文学的同学，大概总是关心中西文化比较，就说：
　　我记得“大一”修英千里老师的“西洋文学概论”，他强调：“中国人最重视伦理，而西洋人重视的是宗教。这从‘国骂’和‘洋骂’之差别可见一斑。中国人骂X你娘，X你祖宗八代，你一定会跟他拼命。外国人要是骂你Go to hell，中国人就不会感觉那么痛，甚至会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菩萨精神。反之，你若骂西洋人Go to hell，他可能会揍你。但你骂他X你祖宗八代，他会觉得不痛不痒，心想：‘那干我什么事？’幽默的人甚至可能会说Bemyguest！”
　　留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的高天恩后来告诉我：
　　记得那时英千里老师还是系主任，但系务都任由助教们处理。也记得后来参加了他的告别式，但忘了是在哪个教堂，印象最深的倒是王文兴及林耀福等年轻讲师个个西装笔挺。当时他们顶多三十来岁，如今都已年过七十，从台大退休了。……英千里之子是英若诚先生，曾在大陆翻译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并主演该剧，十几年前在台北国家剧院的贵宾席上看到他的身影，蓦然想起英千里老师的点点滴滴，我便趋前向他致意，谈到英师若干细节，若诚先生原本木然的脸渐渐浮现了感动的表情。可惜他也过世多年。点点滴滴，都是追忆，也都是满怀深情的感恩。

二

　　上台大外文系的时候，我还读过一整个学期的“英国浪漫诗”，授课的老师也是英千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说到英文领域的泰斗人物，一是台大的英千里，另一位则是台师大的梁实秋。当时坊间通行的英汉词典，也顺应学术名家的效应，一本是英千里主编，另一本是梁实秋主编，成了我们学习英文的主要工具书。那年我刚进台大，有一门外文系必修课是“西洋文学概论”，主要是讲希腊罗马文学，由英千里自己执教，大概是特别重视西方文化古典传统的基本知识，要让每一个同学都熟悉荷马史诗的世界，知道海伦之美可以倾国倾城；阿喀琉斯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致命的弱点；知道木马屠城的缘由，以及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年的历险故事。英老师讲起古希腊神话，着眼于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讲得眉飞色舞，十分动听。他讲课的方式比较特殊，虽是英语为主，却中英夹杂，一会儿英语，一会儿中文，英语是标准的“国王英语”（King’s English），中文则是标准的京片子。从学长那里知道，英老师一九一三年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随比利时神父雷鸣远到欧洲去求学，一九二四年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至少通晓五种外语，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腊。上课只用中英两种语言，是考虑到我们的程度，怕使用了有如天书的古希腊文，会吓到刚入学的新人。
　　英老师的希腊罗马文学是入门课，讲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给我们填补西方孩童熟知的知识典故。我从小喜欢阅读荷马史诗故事，觉得这门课稀松平常，没花什么功夫，只觉得英老师声音好听，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像在上一门吟诵课。那么，怎么会在“大一”那年，又去旁听了一门英老师为高年级学长开的“英国浪漫诗”呢？说起来，就有故事了。
　　刚进大学，有高年级的学长来帮忙辅导，怕我们人生地不熟，万一触犯校规，或是选课出了问题，耽误了学习。辅导我的是位学姐N，身材高挑，性格开朗，虽然容貌并不特别出众，但充满了青春活力，在学校也是个风头人物。她对我非常好，从选课到日常生活，参加什么社团，如何应付系里的功课，照顾得体贴周到，就像我的大姐姐一样。有一天，她问我可不可以代她去上一门课，把上课笔记抄给她，让她有时间去陪男朋友。帮师姐上高年级的课，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便说可以啊，是什么课？结果就是，听了一学期英老师的“英国浪漫诗”。 　　英老师教浪漫诗，完全用传统教学法，就是上课念诗，好像古代私塾先生吟诵古诗那样，一首一首念下来。好在他还夹杂着中文的讲解，分析英诗格律与诗歌用词的特殊性，偶尔还说说英国文人的掌故与轶事，增加不少趣味。他用的课本是一本厚厚的Major English RomanticPoets，主要是五位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好像也有布莱克与彭斯，因为我记得他讲过这两位诗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湖滨诗人通过诗歌写作，回归大自然的体会，有点像中国道家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纯净。好像大半个学期都在读华兹华斯，诵读“Tintern Abbey”“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不说，还介绍了华兹华斯自传体的长诗《序曲》（The Prelude）。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英老师上课从来不讲基督教与英诗的关系，即使讲到诗句中有上帝感召的段落，也只是一言半语带过，从来不加以发挥。英老师不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吗？他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吗？为什么讲华兹华斯，从来不提基督教心灵升华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呢？
　　英老师上课讲诗，最好听的是吟诵柯勒律治的《古舟子歌》与《忽必烈汗》，好像古代巫师或喇嘛诵经那样，让人感到是天外传来的籁声，可以体会到浪漫诗悦耳的韵味。他特别告诉我们，“The Rime of AncientMariner”中的ancient一词，不是“古代”的意思，而是古英文的“老”（old），所以不该译成“古舟子歌”，应该是“老船夫之歌”。
　　上完一学期课，把笔记交给师姐，从此再也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浪漫的经历是否完满，是否有了浪漫的结果，倒是让我因缘际会，好好认识了英国浪漫诗。

三

　　英老师身体羸弱，讲课却很认真，中气虽然稍显不足，声音倒是挺大的，而且其上流社会的伦敦腔，咬字清晰，十分动听。老师上课的时候，乘坐一辆私家三轮车而来，穿一身笔挺而稍微老旧的西装，打着领带，有点没落贵族的派头，对我们这些大学青年倒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在课堂上讲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娓娓道来，就像老人家给孙辈讲传说故事一样。讲浪漫诗，念得抑扬顿挫，让我们从他吟诵的音感中，多少体会了英诗的韵律美感。他讲课的时候有个极为特殊的动作，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就是他讲书讲了一段之后，或许是因为口唇干涩，会伸出舌头，从左边嘴角舔到右边嘴角，一堂课会重复舔舐几遍。我坐在下面听课，有时会走神，就觉得老师这个动作十分可爱，有点童趣，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吐舌头那张照片。
　　学长告诉我们，英老师是满族，家里信天主教，父亲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是创社社长兼总编辑。英老师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返国协助父亲创立了辅仁大学，终身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是很伟大的教育家。我们还听说，英老师在抗战期间利用辅仁大学从事地下工作，两次被日寇逮捕，坐了三年苦牢，屡遭严刑拷打，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放出来，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落下了严重的胃溃疡，以致晚年病魔缠身。我上大学的前一年他才辞去了辅仁大学副校长一职，“大二”的时候辞去了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职务，却坚持教课，我就是在他晚年刚辞去辅仁大学的工作，还担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时候，上了他的两门课，也算是忝居门下了。
　　老师身体不好，背躯佝偻着，行动起来有点颤颤巍巍的，总有助教在一旁服侍。看他上课虽然谈笑风生，却总是舔舐着嘴角，似乎在掩饰身体的不适，我们都静静听课，不忍心问他问题，怕拖长了上课的时间，徒增他已经难以支撑的劳累。每次看到他瘦弱的身躯慢慢离开讲堂，好像有一道岁月的魅影拖在身后，我就感到历史的无情，让这样一位文化教育的圣徒，远离故乡北平的妻儿，孤孤单单地生活在台大教员宿舍，也就从来不敢私下请益，不忍去打搅老人家清净的生活。后来在波士顿认识师姐韩拱辰，知道她是英老师的义女，从小给老师带来许多欢乐，打破了老年病魔缠身的孤寂，才稍感释然。
　　韩师姐告诉我一些英老师遭日寇逮捕的狱中经历，更让我感到老师的人格崇高，并且通达世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后来她写成怀念文章，仔细记载英老师告诉她第一次被捕坐牢的三项心得：第一，发现同志受害，都是遭到变节同志的出卖，就坚信做人是最重要的，“人格”第一，至于“学问”“才干”都是次要的。第二，伪警大多数良心未泯，多为环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给日本人当差。第三，从事地下工作，万一被捕，需先准备一套无害于同志的话，表示“坦白承认”，千万不可先闭口不说，受刑之后再供认，即使你全说了实话，审问者还是不信。然而，有了坐牢的心得，并不能免除他一九四二年三月再次被捕。日本人对他不再客气，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华北地下工作的情况。英老师说：“我在十分痛苦时，一心想着国家民族重于一切，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这样只要咬紧牙关，忍受五分钟，便会痛极而晕厥，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们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视死如归，受痛而昏晕，他们终究从我一无所得。”
　　英老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志节高操，很有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就像文天祥临刑前在衣带里写的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更觉得这与他信仰天主教有关，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上帝点化的真理结合起来，才有如此强大的道德力量。他再次被捕，辅仁大学师生二十六人被送入集中营，有学生后来追忆：“在审讯过程中，日军对他们棒打、脚踢、皮鞭抽、灌凉水、灌辣椒水、双臂吊起来打、用火筷烧、上夹板、电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惨不忍睹。张怀教授和英老师多次因受刑晕死过去。”
　　有学生在英老师晚年的时候，要为他写传，他都一口谢绝，总是说，他一无所成，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韩师姐一九六五年在美读书时，也曾有过这个想法，英老师回信却说：“I suggest that you’d better forget it，or at least postpone it to some future date，I feel very proud and touched byyour good opinion of me；but I am sob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re has beennothing in my life remarkable or striking enough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a‘general reader’。”（我建议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或者将来再说吧。对于你的好意，我既骄傲又感动，但是，我头脑还很清楚，知道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非凡出众或轰轰烈烈的事迹，可以让一般读者感兴趣。）我就想，英老师的涵养已经超凡入圣了，如此的温良恭俭让，如此的谦卑和逊，绝对可以媲美天主教的圣徒。假如英老师的一生，还没有“非凡出众”（remarkkable）与“轰轰烈烈”（strikillg）的事迹，不值得我们著书立传，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出书写传的？
　　我想，我是十分怀念英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