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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宋军与辽军和西夏军大小60余战,败多胜少。苏洵在北宋朝廷屈膝求和,每年向契丹和西夏纳银数十万世两,绢数十万匹的背景下写了《六国论》。《六国论》认为六国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赂秦”,赂秦力亏,破亡之道。他借古讽今一针见血,警告苟且偷安的北宋统治者不要因为“赂敌”而重蹈历史覆辙。尖锐的观点在当时无疑像警钟,振聋发聩。
但是,《六国论》值得推崇为经典吗?我以为让它长久霸占着中学语文教材的重要位置,是万万不该的。其一,其论述没有实事求是,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让错误的史论误导当代学生是不妥的;其二,《六国论》并不像教参编写者所的“论证严密无懈可击”“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
《六国论》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六国破亡,赂秦是个弊病,但把它当成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里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六国灭亡的真实原因。
战国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403年,晋国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加上西方的秦,东北的燕,南面的楚,东面的齐,形成战国七雄格局,它们互相对抗并各自吞并四周小国,这一时期可视为战国初期。战国初期,魏国和楚国都相当强大。主要原因是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
公元前3 59年,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这是进入战国中期的标志。战国中期跨度将近百年。到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国郢都,占有大半楚地为止。此后。秦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为止可视为战国晚期。
事实上,秦与六国在战国中期末就已经分出高下了。秦国之所以愈来愈强,首先是因为商鞅长达二十来年的变法,最为深入,最为到位。明法令,奖耕战。设县令、编户籍,富民强军,国力大盛;其次,秦国在外交上利用了六国之间矛盾,讲“连衡”拆“合纵”的手段极为高明极为成功。而从六国来看,他们的政治手段显然不如秦国。在战国中期,六国中只有齐国和赵国实行改革。齐国任用驺忌为相,任用军事家孙膑改革军事;赵国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有了强大的骑兵。这两个国家国力和军力都因为改革有了较大提高。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明显没有秦国那样的深入全面;其次,六国的外交很成问题,“纵约”不稳固,他们之间的争斗完全被秦国所利用。比如说魏国攻赵,齐国便“围魏救赵”,削弱了魏,而秦趁此大举进攻魏国,逼迫魏国陆续献出河西之地。占据了黄河天险。齐楚本有合纵之约,但楚国政治腐败,外交失误,得罪了齐国。失去了外援,在秦国的连续进攻下屡屡丧军失地,很快衰弱下来。而齐燕之间长达35年的战争,大大消耗了两国实力。削弱了东方各国抗秦的力量。经过战国中期近一百年的奋斗,秦国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军事力量空前雄厚,拥有的疆土已经远远超过了山东六国所剩地盘的总和,此后秦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史学家认为,战国七雄,六国谁也无法统一天下,而只有秦国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六国破亡的原因很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因素多种多样各有不同。“赂秦”不过是“政治因素”中一个因素而已。
语文教参编写者说“我们分析《六国论》这篇文章,不是看它是否准确全而地评价了历史事实”,言下之意,编写者也承认《六国论》的史论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教参编写者却又坚称《六国论》“围绕中心论点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观点既有问题,论证可能严密吗?我不由想起《古今概谈》里的一个故事:南宋初年的右丞相叶衡被免职后回到故乡。不久生病了。他对来探病的宾客们说:我快死了,只是不知死了以后好不好。宾客中的一位书生说很好。叶衡听了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书生说,如果人死了以后不好,那么死去的人就会逃回来。实际上,死去的人都没有逃回来。故此,我知道死后一定很好。
这是怎么推理的呢?如果A,那么B;非B,所以非A。譬如,如果是天才,念书一定很轻松,我念得很吃力,所以我不是天才。如果有小车有别墅,就可以算是有钱人,我没有别墅只有脚踏车,我不能算是有钱人。书生的推理形式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书生的观点还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作为推论依据的大前提就不正确,天堂再好,与凡间没有通道;地狱可怕,也没有退往人间之路。人一旦死亡,魂去尸腐,岂能复生,死后再好,也是逃不回来的。
苏洵在《六国论》中的思维逻辑有似这个书生。我以为一篇论说文,论据真实而充分。论证合乎逻辑,才能推导出正确的观点;反之,观点错误,便可以断定,论据和论证两个要素上至少一个有问题。也就谈不上“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如果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论术技巧再好也只是诡辩而已,并不足称道。不怕没理,会“辩”就是理,那怎么能引导学生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呢?
仔细推敲《六国论》后,你会发现其论据不可靠,论证也成问题。
苏洵是这样推论的:六国的灭亡的原因,“非兵不利,战不善”,而是因为“割地赂秦,“赂秦力亏破亡之道”。作者由果溯因,反面否定是为了正面肯定,意在使观点更鲜明,作者的这种表述方式无可非议,但要说这种“排除法”论证严密,是很有力的一种推论,则谈不上。因为,如果把它看作是选言推理,它作为大前提的选言肢尚未穷尽。基于这种大前提的推论就会不可靠。正如警察搞侦破,如果嫌疑犯的圈子划得太小了,排除了所有的嫌犯后,你仍抓不到真凶。其次,作者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本身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真正有说服力的,应该统计一下,六国与秦国争雄的战国年代,总共打了多少仗,胜败比率如何,重大战役的情形如何。从韩国魏国楚三国去贿赂秦国这个史实来看,韩国魏国楚三国当是吃败仗的时候多,他们不可能拿着国家土地去“扶贫”,被迫以土地换和平,恰恰证明了他们仗打得不好,怎么能说“非战不善”呢?三国之中,有精兵强将的就算赵国了,赵“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但秦赵之间最著名的战役则是长平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秦先用反间计,使赵国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代替有经验的老将廉颇作主将。秦的大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一仗就让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元气大伤。秦与六国谁更善战,全而地看,无疑是秦国。说入国力亏不假,但六国的国力为什么“亏”呢,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的使用和顺应时代发展的政治措施比不上秦国。一个国家没有招揽和用好人才,没有推行好的政治体制、政治措施和外交手段,那么“国际”环境不好,社会秩序不稳,人心没有凝聚,经济就会落后,国力就会衰减;国力不强,士气不足,也就无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打败仗也就在情理之中。分明是力亏而赂秦,赂秦而力更亏,岂可简一社地说成“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齐燕赵三国没有贿赂秦国而亡,本可以反证六国“赂秦而亡”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苏洵老先生为了自圆其说拉出了这样一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话有几分道理,但十分生硬。离“论证严密”相去甚远。因为六国被灭亡的顺序是韩赵魏楚燕齐,赵未赂秦而先亡,楚赂秦而后亡,能说是“不赂者以赂者丧”吗?再打个比方说,甲乙两兄弟,甲因聚赌而被抓,乙因拦阻公安抓甲也被抓,岂能用同一个罪名逮捕他们呢?可以说。到了战国中后期,六国即使都不去“赂秦”,同样免不了覆亡的命运,因为私欲和短视决定了他们无法回天而只可能任由国力日渐衰弱。
苏洵写《六国论》,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六国论》在那个时代受到肯定,一点也不奇怪。但在今天,让这样一篇观点偏颇,论据不实,漏洞百出的文章当作经典长期霸占着中语文教材的位置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六国论》值得推崇为经典吗?我以为让它长久霸占着中学语文教材的重要位置,是万万不该的。其一,其论述没有实事求是,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让错误的史论误导当代学生是不妥的;其二,《六国论》并不像教参编写者所的“论证严密无懈可击”“堪称古代论说文的典范”。
《六国论》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六国破亡,赂秦是个弊病,但把它当成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里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六国灭亡的真实原因。
战国可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403年,晋国分成韩、赵、魏三个国家,加上西方的秦,东北的燕,南面的楚,东面的齐,形成战国七雄格局,它们互相对抗并各自吞并四周小国,这一时期可视为战国初期。战国初期,魏国和楚国都相当强大。主要原因是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
公元前3 59年,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这是进入战国中期的标志。战国中期跨度将近百年。到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国郢都,占有大半楚地为止。此后。秦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为止可视为战国晚期。
事实上,秦与六国在战国中期末就已经分出高下了。秦国之所以愈来愈强,首先是因为商鞅长达二十来年的变法,最为深入,最为到位。明法令,奖耕战。设县令、编户籍,富民强军,国力大盛;其次,秦国在外交上利用了六国之间矛盾,讲“连衡”拆“合纵”的手段极为高明极为成功。而从六国来看,他们的政治手段显然不如秦国。在战国中期,六国中只有齐国和赵国实行改革。齐国任用驺忌为相,任用军事家孙膑改革军事;赵国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有了强大的骑兵。这两个国家国力和军力都因为改革有了较大提高。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明显没有秦国那样的深入全面;其次,六国的外交很成问题,“纵约”不稳固,他们之间的争斗完全被秦国所利用。比如说魏国攻赵,齐国便“围魏救赵”,削弱了魏,而秦趁此大举进攻魏国,逼迫魏国陆续献出河西之地。占据了黄河天险。齐楚本有合纵之约,但楚国政治腐败,外交失误,得罪了齐国。失去了外援,在秦国的连续进攻下屡屡丧军失地,很快衰弱下来。而齐燕之间长达35年的战争,大大消耗了两国实力。削弱了东方各国抗秦的力量。经过战国中期近一百年的奋斗,秦国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军事力量空前雄厚,拥有的疆土已经远远超过了山东六国所剩地盘的总和,此后秦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史学家认为,战国七雄,六国谁也无法统一天下,而只有秦国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六国破亡的原因很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因素多种多样各有不同。“赂秦”不过是“政治因素”中一个因素而已。
语文教参编写者说“我们分析《六国论》这篇文章,不是看它是否准确全而地评价了历史事实”,言下之意,编写者也承认《六国论》的史论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教参编写者却又坚称《六国论》“围绕中心论点论证,既深入又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观点既有问题,论证可能严密吗?我不由想起《古今概谈》里的一个故事:南宋初年的右丞相叶衡被免职后回到故乡。不久生病了。他对来探病的宾客们说:我快死了,只是不知死了以后好不好。宾客中的一位书生说很好。叶衡听了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书生说,如果人死了以后不好,那么死去的人就会逃回来。实际上,死去的人都没有逃回来。故此,我知道死后一定很好。
这是怎么推理的呢?如果A,那么B;非B,所以非A。譬如,如果是天才,念书一定很轻松,我念得很吃力,所以我不是天才。如果有小车有别墅,就可以算是有钱人,我没有别墅只有脚踏车,我不能算是有钱人。书生的推理形式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书生的观点还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作为推论依据的大前提就不正确,天堂再好,与凡间没有通道;地狱可怕,也没有退往人间之路。人一旦死亡,魂去尸腐,岂能复生,死后再好,也是逃不回来的。
苏洵在《六国论》中的思维逻辑有似这个书生。我以为一篇论说文,论据真实而充分。论证合乎逻辑,才能推导出正确的观点;反之,观点错误,便可以断定,论据和论证两个要素上至少一个有问题。也就谈不上“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如果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论术技巧再好也只是诡辩而已,并不足称道。不怕没理,会“辩”就是理,那怎么能引导学生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呢?
仔细推敲《六国论》后,你会发现其论据不可靠,论证也成问题。
苏洵是这样推论的:六国的灭亡的原因,“非兵不利,战不善”,而是因为“割地赂秦,“赂秦力亏破亡之道”。作者由果溯因,反面否定是为了正面肯定,意在使观点更鲜明,作者的这种表述方式无可非议,但要说这种“排除法”论证严密,是很有力的一种推论,则谈不上。因为,如果把它看作是选言推理,它作为大前提的选言肢尚未穷尽。基于这种大前提的推论就会不可靠。正如警察搞侦破,如果嫌疑犯的圈子划得太小了,排除了所有的嫌犯后,你仍抓不到真凶。其次,作者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本身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真正有说服力的,应该统计一下,六国与秦国争雄的战国年代,总共打了多少仗,胜败比率如何,重大战役的情形如何。从韩国魏国楚三国去贿赂秦国这个史实来看,韩国魏国楚三国当是吃败仗的时候多,他们不可能拿着国家土地去“扶贫”,被迫以土地换和平,恰恰证明了他们仗打得不好,怎么能说“非战不善”呢?三国之中,有精兵强将的就算赵国了,赵“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但秦赵之间最著名的战役则是长平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秦先用反间计,使赵国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代替有经验的老将廉颇作主将。秦的大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一仗就让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元气大伤。秦与六国谁更善战,全而地看,无疑是秦国。说入国力亏不假,但六国的国力为什么“亏”呢,根本原因在于人才的使用和顺应时代发展的政治措施比不上秦国。一个国家没有招揽和用好人才,没有推行好的政治体制、政治措施和外交手段,那么“国际”环境不好,社会秩序不稳,人心没有凝聚,经济就会落后,国力就会衰减;国力不强,士气不足,也就无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打败仗也就在情理之中。分明是力亏而赂秦,赂秦而力更亏,岂可简一社地说成“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齐燕赵三国没有贿赂秦国而亡,本可以反证六国“赂秦而亡”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苏洵老先生为了自圆其说拉出了这样一个分论点:“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话有几分道理,但十分生硬。离“论证严密”相去甚远。因为六国被灭亡的顺序是韩赵魏楚燕齐,赵未赂秦而先亡,楚赂秦而后亡,能说是“不赂者以赂者丧”吗?再打个比方说,甲乙两兄弟,甲因聚赌而被抓,乙因拦阻公安抓甲也被抓,岂能用同一个罪名逮捕他们呢?可以说。到了战国中后期,六国即使都不去“赂秦”,同样免不了覆亡的命运,因为私欲和短视决定了他们无法回天而只可能任由国力日渐衰弱。
苏洵写《六国论》,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六国论》在那个时代受到肯定,一点也不奇怪。但在今天,让这样一篇观点偏颇,论据不实,漏洞百出的文章当作经典长期霸占着中语文教材的位置是不太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