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袁瑞良先生的《十赋黄山》、《十问黄河》、《南通游记》三书，看到作者用辞赋这种极具中国语言特色却又是一般作者难以问津的极端文体叙当代事、写身边景、抒时代情，颇感新奇。虽然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辞赋名篇，但由于辞赋写作近乎苛刻的要求，加上辞赋本身的一些弱点如过于华丽、太重铺陈甚至堆砌词藻、艰涩难懂等，经唐宋两代出现的反对僵化的骈体文、提倡刚健质朴新鲜活泼文风的“古文”运动的冲击，辞赋这一文体日见衰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更容不得辞赋重振雄风。到了当代，辞赋几乎只能作为一道历史文化风景存在于文学史中，乏人问津。如今，全球网络化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偌大的世界已成为小小的地球村，网络文化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迅猛发展，更以空前强大的力量冲击着常规意义上的文体写作。当此之际，袁瑞良运用早已为今人淡忘的辞赋手法写作，且佳篇连连，成绩可观，不能不令人拍案称赏，深长思之。
　　我读袁瑞良赋体作品的突出感觉是，此乃货真价实的赋，绝非冒牌货，也不是时下那种自称赋而其实不具备赋的基本要素的散文。关于赋，晋代陆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谈的是诗与赋的区别：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精妙，赋是用来描写客观事物的，要写得清明而通畅。陆机之后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给赋下过定义：“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意即赋是铺叙，铺叙词藻，创作文辞，抒写情志。两者意思相近，但刘勰强调赋在讲究以华丽词藻“体物”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要“写志”。在袁瑞良的赋体作品中，我们随时可看到他继承汉赋的传统，无论写黄山，还是写黄河，或者写南通，都视野开阔，气势宏伟，辞藻华丽，意切情真，读之铿锵悦耳，品之意境幽深。辞赋传统的铺写特色，被作者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写黄山松——
　　松志奇而品高，质洁而境远。不弃贫峰，不舍僻土。不与百花争艳，不向风雪折腰。春来甘做点缀，冬至笑傲寒流。诚百花之尊，万树魁首。
　　又如写黄河的流程——
　　九省之路，千里之程。如地之纬，若人之经。干流匆匆，自西向东。居高而下，择低而行。下高山，出苍原，潺潺而走。出玛多，向东南，淙淙而行。渡官仓，进四川，缓缓而流。
　　传统贵在师承，更贵在创新发展。在这方面，袁瑞良取得了突出成绩。表现于文本，他用的是赋体的种种修辞手法，但决不墨守成规，对仗也好，排比也好，甚至在韵律上，都努力以当代语言为基础和标准。如是，其作品既有古典诗词的韵味，又避免了艰深晦涩，达到易读易懂易于传播的目的。《七问黄河人》中有这样两句：
　　苏东坡临江把酒，望月遥想，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成豪放一派。
　　李清照倚窗独坐，对水沉思，怨霜染遍万棵绿树红花，独树婉约一家。
　　不仅对仗工稳，用词精当，对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形象塑造、作品风格的评价也十分准确传神。
　　我还注意到，作者在赋中极尽铺陈之能事的同时，更有意识地注重加强对客观景物和外在事物的形象化描写，这是充分考虑、十分尊重当今读者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的一个聪明做法，也不妨看作是袁瑞良赋体写作中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创新发展。此类例子很多，如《黄山松赋》中有关迎客陪客送客望客盼客五种形态各异的松的描写，以五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喻写五种不同松树，神态各异，活灵活现；《黄山石赋》中对于多种奇石的动物化摹拟，使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一个个获得了生命，顿时活跃喧哗于读者眼前，惟妙惟肖。
　　总之，袁瑞良的赋体写作熔情、景、理、志、趣五者于一炉，借情喻理，咏物抒怀，独辟蹊径，大气磅礴，与时代精神相通，与人民意愿吻合。说他的作品给百花齐放的文坛增添了些许春色，并非夸大之辞。袁瑞良的赋体写作早已引起社会各界愈来愈多的兴趣和重视，人们普遍的感觉首先是新奇，接着是阅读后的由衷赞赏，这都在情理之中。但若因此说袁瑞良先生的赋体作品“激活古老文体”，并进而想象赋体写作的前景如何如何，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也不大可能。我个人认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作品显示了一种古老文体也可以用来抒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可能，就像京剧也可演现代戏、昆剧经过改造也能吸引年轻一代那样，但如果指望京昆在当今信息时代能重振雄风并成为娱乐文化的主流，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赋体作为一种古老文体，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很难成为多数人掌握并运用的文体，它需要作者自身深厚扎实的古文基础、丰富的人文修养和生活阅历及不一般的顽强毅力，需要高远的志趣与追求，以及远离世俗低级趣味的人生观、文学观等等。这些，在社会风气日见浮躁和喧嚣的今天，都非一蹴可就。袁瑞良的可贵在于他做到或基本做到了，他和他的赋体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却难企及的文本，可望、可赏，但不易学。他让我们尊敬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创作实践的不可推广性也在这里。这是我读了袁瑞良赋体作品的第一点思考。
　　与第一点思考相关联，我的第二点思考是，除了作品本身，我们还应该向袁瑞良学习什么？有人说袁瑞良的赋体作品让职业文人有“热汗发背”之感。我的看法是，在袁瑞良的赋体作品面前，职业文人确实应该深思，能“热汗发背”最好，但不一定为自己写不出这样的赋体文学而自愧不如。学有专攻，术有所长，能不能写赋、是否擅长写赋并不是标准，倒是一切“玩文学”者，或是在治学上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人，都应学习袁瑞良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为自己的不足和懒惰而“热汗发背”。读《十问黄河》，我常常为作者所掌握的那么丰富翔实的关于黄河的史料以及地点、风物、文化遗迹方面的资料而折服。据一位曾经花两年功夫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都走过的同志认定，袁瑞良在作品中描写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都是可以找到依据的，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支撑。”可想而知，作者在很多方面确实下了硬功夫、苦工夫。于是联想到当前不少文艺工作者，包括一些名家在内，他们的所谓“下生活”，不过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这样的作家写出的游记文字，往往不耐烦做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然后依靠名气和技巧敷衍成文，与袁瑞良的写作态度相比，这些人倒真应该“热汗发背”！
　　作为南通市副市长的袁瑞良政务工作繁忙，能坚持业余写作已属不易，不但写，而且写的是不一般的赋体，写得十分精彩，这就更不易了。时下不少政府官员写作，要么是附庸风雅，借“文”掩饰自己的庸俗并进而博取儒雅的官名；要么请人捉刀代笔，却毫无愧色地署上自己大名；还有的干脆借“文”生财，“文”成了特殊的敛财渠道，成了隐蔽的受贿手段。正因看多了当今某些官场人物的种种“写作”丑行，面对袁瑞良，不能不由衷地高兴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