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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陈辽先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广求资讯，殚精竭虑写了一篇大文章，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颇值得一读。21世纪的中国文学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也是文学圈内外很多人所关注的问题。本刊欢迎并期待有识之士为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登坛入室，各抒己见。
进入21世纪已有八年。抗日战争也只有八年时间，因此，可以对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文学作一次回顾。它有什么新趋势，有什么新问题，有何经验教训，每一个关心、爱好和投入文学创作的人，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由于我从事的本职工作是文学研究，所以对上述问题思考较多。现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所得，向读者们汇报。
（一）
文学作品是由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什么样的作家、作者也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如果说上世纪1977-1989年的作品主要是由二、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1989-1999年的作品主要是由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那么，新世纪八年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由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这有事实为证。中国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于2007年共选登118篇中短篇小说，以一篇一位作者计（如某作者的作品被选登两次，以两位作者计），共有118位作者。其出生年份分别如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1人；四十年代出生的14人；五十年代出生的31人；六十年代出生的37人；七十年代出生的19人；八十年代出生的1人；年龄情况不明（《小说月报》编辑未介绍其年龄，在《中国作家大辞典》中也未找到其年龄资料，但根据《小说月报》编辑介绍的情况，仍可约略推测出其出生年代）的15人。即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共87人占了118位作者的73.7+%；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14人，占了11.8+%；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1人仅占0.84%；而年龄情况不明的作家、作者15人占12.7%。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共87人，加上年龄情况不明的作家、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大致出生年代也是五、六、七十年代）15人，共102人，即占118人的86.4%。也就是说，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是由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的作家、作者也大致如此。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的作家、作者甚至更年轻化一些。一句话，当今文坛是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充当了主力军。这批作家、作者，绝大多数是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有的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的大学；有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至21世纪进的大学并毕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大多是中学生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要高了一个档次。但他们入学后，未能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教育，更多的是接受西方文论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影响(这和二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缺失有关)，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既有所长也有所短。这是文学创作队伍变化的新趋势。
其次，是网络文学在21世纪的勃兴。电脑被引进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用户只有几十万人；到九十年代，也只有一两千万人；但到2007年，我国电脑用户激增为1.2亿人。随着电脑的普及并结成互联网，网络文学也随之产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网络文学根本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文学界、出版界因其不成熟而对之蔑视、轻视。但到了21世纪，据《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月25日魏丹报道：《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出版及其创造的轰动效果，彻底改变了出版界对网络原创文学的态度。发行量超百万、连续22个月位居畅销书排行榜，被改编成电影、漫画甚至游戏，《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版后的辉煌，使出版界意识到：网上有黄金。于是开始接触，开始重视，很多出版社开始了网上淘金之旅。据不完全统计，2006、2007年两年中网络文学实体出版的种数超过100种，题材涵盖奇幻、武侠、历史、军事、都市、校园、言情、竞技等多种类型，代表作有《诛仙》、《搜神记》、《七界传说》，还有2007年网络点击率和图书销售率一路疯长的《鬼吹灯》。《鬼吹灯》的第一部、第二部先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到目前为止，这部系列小说已经出版到第五本，在大陆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均有销售，仅大陆的销售量就已近百万册。在第四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上，奇幻武侠小说《朱雀记》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奇幻武侠奖金奖及最佳创意奖。《朱雀记》获奖后，即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原创作品，其中热门的原创文学网站新浪，日浏览量约在数千万人次，而这是传统出版所远远无法完成的目标。如今，不再有人可以无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力量的存在，也不可能再以“文学”为借口将网络文学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网络文学与传统出版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彼此认同、合作共赢的局面。网络文学的勃兴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新趋势。
第三，在创作方法上，开放的现实主义或称现代现实主义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的创作方法。它既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当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广泛吸收、运用一切现代创作方法的技巧、手法、形式和风格，而成为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也可称之为现代现实主义。不仅小说领域内是这样，在诗歌、散文、戏剧文学领域里也是这样。
总之，创作队伍以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为主力军；网络文学勃兴；创作方法上的开放现实主义居于主要地位，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新趋势。
（二）
中国进人21世纪后，文学出现了全面的繁荣。长篇小说以年产量1200计；中短篇小说以万计；散文、诗歌以十万计。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文学产品与工农业产品不同，不能以数量评估一个时期的文学，而要以质量权衡。从质量的角度要求作家作品，21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如下新问题。
首先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弱化。这可以和1977—1989年间的文学相比。那时，作家们以天下为己任，在拨乱反正中率先提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于是“伤痕文学”崛起。接着，作家们又反思林彪、“四人帮”的极左何以得逞?反思的结果是，早在“文革”前，从反胡风、反“右派”起，经1958年、1959年的反“右倾”、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文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左”的倾向愈来愈发展，终于导致“文革”的发生，极左的猖獗。此之谓“反思文学”。在反思中作家们又觉悟到，“文革”前十七年，只反资本主义而不反封建，是个人迷信、“一言堂”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对涉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作品统统一棍子打死，是“文革”期间反人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渊薮；于是，新的人的文学、新的反封建文学有较大发展。因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六月二十七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全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也有中国作家们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印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而在此之前，作家们已在反映工业生活、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提出了工农业必须改革的问题。在1977-1989年期间，作家们站在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的人们的前列，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自觉自动的。这也正是这一时期二、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功绩所在。1989-1999年，特别是从1992年开始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关系，二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因年龄关系而导致文学生产力下降，这十年间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已有所减弱。新世纪到来后，当令的是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缺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修养，又为市场经济潮流所裹挟，追名逐利，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国家事，管他娘”。因此，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提出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方向。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可是，进入2 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竟没有一部(篇)文学作品郑重、尖锐地提出我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对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作出自己的回答。即使在2007年，《小说月报》选登的118篇中短篇小说中竟没有一篇作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说明，当令的中国作家们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大大地弱化了，已经落在各业各界人士的后面。也有很少很少的作家写了反腐败的作品，但大多停留在揭露和展览种种腐败现象的表层上面，未能进一步深入发掘为什么我国二十多年反腐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而腐败愈演愈烈的根子在哪里，更未能触及政治体制中的痼疾，将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如此浅层化的反腐败，不过提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如今一些人民群众已经敢于自己起来说话，法律界、传播界也有部分人士为人民代言，因此，我们并不要求当今文学独自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大问题，至少也该听到作家的声音。连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大问题，文学作品都缺少反映，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云何哉!当然，也有绝少数作家写了“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环保问题、“黄”、赌、毒问题，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这些作家们的作为应予肯定。但就21世纪我国多数作家而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贫弱化，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新问题是文学作品趋向商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作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神产品。作为商品，自然要讲究经济效益；但作为精神产品，又要求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良好的作用。然而，进入2 1世纪后，我们很多作家却只知道文学作品是商品，而忘记了它还是精神产品，于是出现了文学作品商品化的倾向。诸如肢体写作、隐私写作、戏说历史写作、恶搞名著写作、盗墓作品写作、恐怖小说写作、性展览写作，照搬港台，模仿西方，等等，一些作家作者们写作时想的都是它们能否畅销，能否赚钱，而某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竟对这些有不良倾向的作品大加吹捧，因此，文学作品商品化趋向越来越严重，而许多作家对于文学作品还是精神产品这一性质却完全忘记或置之脑后了。幸好，我们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他们昂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创作了一系列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作品，如《集结号》、《金色弹道》、《事出有因》、《杨业功之歌》等，对文学作品商品化的趋向做了部分消解。我们认为，否定文学作品也是商品是不切实际的，但忘记文学作品还是精神产品却是错误的，把文学作品搞成完全商品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更是不允许的。
由于不少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弱化，文学作品商品化，作家不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也就不把作家记在心上，于是作家作品出现了边缘化。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新问题。过去，把作家说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敬爱作家惟恐不及。新时期到来后，由于作家们最早提出“伤痕”问题、“反思”问题、新的反封建问题、新的“人的文学”问题，人民群众把作家视为他们的代言人。即使在1989—1999年的十年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有所减弱，但他们还有良知，还认识到作家不能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害的事，所以人民对作家们还是尊重的。进入新世纪后，许多作家自己糟蹋自己，他们的作品毁损了自己的形象，最根本的是他们忘记了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就不把作家记在心里。试问：如今有几个作家能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那样铭刻在人民心上?有几个作家能像新时期头一个十年中的那些知名作家被人民叨念?文学作品平均销售量急剧下降，说明许多作家作品已经“边缘化”，人民群众不再理睬他们了。如果说有什么文学危机的话，那就是最大的文学危机。
21世纪文学领域内所出现的这三大新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文学界深长思之的。
（三）
21世纪中国文学出现的新趋势，总的说来是好事。对新问题则必须严肃正视并予以逐步解决。区区管见，谨陈刍议如下：
一是要加强对作家们特别是对六、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再教育。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要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那些跑场子，“红包”座谈会、研讨会，卖版面宣传作品那一套，要少搞最好不搞。鲁、郭、茅、巴、老、曹是跑场子、开“红包”座谈会、研讨会，卖版面宣传作品搞出来的吗?那时，我们的党还是在野党，党是靠党的思想影响、党员与作家们交朋友，来对作家们进行思想教育的。瞿秋白与鲁迅结为忘年交，鲁迅赠对联给瞿秋白，说明党对作家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靠政治运动对作家进行思想教育，实践证明，效果适得其反。我们要发扬21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党对作家做思想工作的经验，做好六、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再教育工作。
二是出版、传媒部门要做好导向工作。如今有些传媒和出版部门不是根据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来进行宣传和出书，而是看某个作品在国外得了什么奖，什么作品有可能畅销，便大肆宣传或加快出书，完全把作品的灵魂——思想性弃置一边。最明显的事例是，因为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得了个奖，便在全国范围内公映《色，戒》，把小说和电影《色，戒》捧上了天。在《色，戒》狂的氛围里，全国一千多家报纸和杂志几乎全都吹捧《色，戒》，只有《文艺报》辟出专版批评了《色，戒》，《文学报》发了一篇批评《色，戒》的文章，《大众文学》和《华文文学》两家杂志发了批评《色，戒》的论文，《大众文学》还加了“编者按”。不过，他们只占全国报刊的千分之四。张爱玲是一个民族大节有亏的作家，小说《色，戒》是一部美化汉奸、歪曲爱国者形象的作品，电影《色，戒》更以30分钟的时间赤裸裸地表现性交(以致在美国定为NCl7级影片，17岁以下的青少年禁止观看)，渲染王佳芝在性虐待、性狂交中爱上了汉奸易先生，最后放跑了汉奸易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的2007年，新中国竟出现了《色，戒》狂，这是媒体导向工作中的最大失误。这一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社会主义新中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绝不能被外国的评奖和市场可能畅销牵着鼻子走，而不问该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
三是在高等文科院校要对学生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学习。中外的文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论才真正反映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比之西方文论要高明得多，符合实际得多：西方文论也可以讲，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也可以吸收，但不能喧宾夺主，讲授西方文论超过了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论。自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发展，我们应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文论讲授得更加生动、活泼，符合当今文艺发展的实际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今后的作家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根主心骨，他们就会自觉加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自觉抵制某些错误文艺思想的侵蚀。
四是对新生的网络文学要积极扶待，正确引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崔美明提出：“并非所有的网络原创作品都符合我们的出版标准，我们主要以精品取胜，不仅要考虑出版后作品的发行量，更重要的是不失出版社和编辑的水准。网络文学与传统出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一部分有高要求的网络写手希望与我们这样严肃类的出版社合作，这是对他们写作水平的肯定。”(《传统出版业与网络文学亲密接触》，《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月25日)假如全国各出版社、全国和各省、市作协对网络文学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国的网络文学将会得到健康地发展。
最后，作家们应该尊重作家这一称号，给自己约法三章：不写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作品；不浮躁，宁愿“十年磨一剑”，也不把不成熟的作品拿给读者；不“向钱看”，把创作精品、力作放在首位，尽可能做到作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以上五点，假如能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成为作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们，传媒和出版部门的共识，并付诸实际行动，那么，今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
进入21世纪已有八年。抗日战争也只有八年时间，因此，可以对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文学作一次回顾。它有什么新趋势，有什么新问题，有何经验教训，每一个关心、爱好和投入文学创作的人，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由于我从事的本职工作是文学研究，所以对上述问题思考较多。现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所得，向读者们汇报。
（一）
文学作品是由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什么样的作家、作者也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如果说上世纪1977-1989年的作品主要是由二、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1989-1999年的作品主要是由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那么，新世纪八年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由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而成的。这有事实为证。中国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于2007年共选登118篇中短篇小说，以一篇一位作者计（如某作者的作品被选登两次，以两位作者计），共有118位作者。其出生年份分别如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1人；四十年代出生的14人；五十年代出生的31人；六十年代出生的37人；七十年代出生的19人；八十年代出生的1人；年龄情况不明（《小说月报》编辑未介绍其年龄，在《中国作家大辞典》中也未找到其年龄资料，但根据《小说月报》编辑介绍的情况，仍可约略推测出其出生年代）的15人。即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共87人占了118位作者的73.7+%；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14人，占了11.8+%；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1人仅占0.84%；而年龄情况不明的作家、作者15人占12.7%。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共87人，加上年龄情况不明的作家、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大致出生年代也是五、六、七十年代）15人，共102人，即占118人的86.4%。也就是说，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是由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们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的作家、作者也大致如此。散文、诗歌、戏剧文学的作家、作者甚至更年轻化一些。一句话，当今文坛是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充当了主力军。这批作家、作者，绝大多数是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有的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的大学；有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至21世纪进的大学并毕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大多是中学生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要高了一个档次。但他们入学后，未能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教育，更多的是接受西方文论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影响(这和二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缺失有关)，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既有所长也有所短。这是文学创作队伍变化的新趋势。
其次，是网络文学在21世纪的勃兴。电脑被引进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用户只有几十万人；到九十年代，也只有一两千万人；但到2007年，我国电脑用户激增为1.2亿人。随着电脑的普及并结成互联网，网络文学也随之产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网络文学根本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文学界、出版界因其不成熟而对之蔑视、轻视。但到了21世纪，据《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月25日魏丹报道：《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出版及其创造的轰动效果，彻底改变了出版界对网络原创文学的态度。发行量超百万、连续22个月位居畅销书排行榜，被改编成电影、漫画甚至游戏，《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版后的辉煌，使出版界意识到：网上有黄金。于是开始接触，开始重视，很多出版社开始了网上淘金之旅。据不完全统计，2006、2007年两年中网络文学实体出版的种数超过100种，题材涵盖奇幻、武侠、历史、军事、都市、校园、言情、竞技等多种类型，代表作有《诛仙》、《搜神记》、《七界传说》，还有2007年网络点击率和图书销售率一路疯长的《鬼吹灯》。《鬼吹灯》的第一部、第二部先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到目前为止，这部系列小说已经出版到第五本，在大陆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均有销售，仅大陆的销售量就已近百万册。在第四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上，奇幻武侠小说《朱雀记》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奇幻武侠奖金奖及最佳创意奖。《朱雀记》获奖后，即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原创作品，其中热门的原创文学网站新浪，日浏览量约在数千万人次，而这是传统出版所远远无法完成的目标。如今，不再有人可以无视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力量的存在，也不可能再以“文学”为借口将网络文学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网络文学与传统出版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彼此认同、合作共赢的局面。网络文学的勃兴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新趋势。
第三，在创作方法上，开放的现实主义或称现代现实主义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的创作方法。它既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当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广泛吸收、运用一切现代创作方法的技巧、手法、形式和风格，而成为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也可称之为现代现实主义。不仅小说领域内是这样，在诗歌、散文、戏剧文学领域里也是这样。
总之，创作队伍以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者为主力军；网络文学勃兴；创作方法上的开放现实主义居于主要地位，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新趋势。
（二）
中国进人21世纪后，文学出现了全面的繁荣。长篇小说以年产量1200计；中短篇小说以万计；散文、诗歌以十万计。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文学产品与工农业产品不同，不能以数量评估一个时期的文学，而要以质量权衡。从质量的角度要求作家作品，21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如下新问题。
首先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弱化。这可以和1977—1989年间的文学相比。那时，作家们以天下为己任，在拨乱反正中率先提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于是“伤痕文学”崛起。接着，作家们又反思林彪、“四人帮”的极左何以得逞?反思的结果是，早在“文革”前，从反胡风、反“右派”起，经1958年、1959年的反“右倾”、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文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左”的倾向愈来愈发展，终于导致“文革”的发生，极左的猖獗。此之谓“反思文学”。在反思中作家们又觉悟到，“文革”前十七年，只反资本主义而不反封建，是个人迷信、“一言堂”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对涉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作品统统一棍子打死，是“文革”期间反人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渊薮；于是，新的人的文学、新的反封建文学有较大发展。因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六月二十七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全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也有中国作家们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印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而在此之前，作家们已在反映工业生活、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提出了工农业必须改革的问题。在1977-1989年期间，作家们站在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的人们的前列，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自觉自动的。这也正是这一时期二、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功绩所在。1989-1999年，特别是从1992年开始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关系，二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因年龄关系而导致文学生产力下降，这十年间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已有所减弱。新世纪到来后，当令的是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缺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修养，又为市场经济潮流所裹挟，追名逐利，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国家事，管他娘”。因此，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提出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方向。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可是，进入2 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竟没有一部(篇)文学作品郑重、尖锐地提出我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对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作出自己的回答。即使在2007年，《小说月报》选登的118篇中短篇小说中竟没有一篇作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说明，当令的中国作家们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大大地弱化了，已经落在各业各界人士的后面。也有很少很少的作家写了反腐败的作品，但大多停留在揭露和展览种种腐败现象的表层上面，未能进一步深入发掘为什么我国二十多年反腐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而腐败愈演愈烈的根子在哪里，更未能触及政治体制中的痼疾，将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如此浅层化的反腐败，不过提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如今一些人民群众已经敢于自己起来说话，法律界、传播界也有部分人士为人民代言，因此，我们并不要求当今文学独自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大问题，至少也该听到作家的声音。连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大问题，文学作品都缺少反映，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云何哉!当然，也有绝少数作家写了“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环保问题、“黄”、赌、毒问题，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这些作家们的作为应予肯定。但就21世纪我国多数作家而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贫弱化，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新问题是文学作品趋向商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作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神产品。作为商品，自然要讲究经济效益；但作为精神产品，又要求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良好的作用。然而，进入2 1世纪后，我们很多作家却只知道文学作品是商品，而忘记了它还是精神产品，于是出现了文学作品商品化的倾向。诸如肢体写作、隐私写作、戏说历史写作、恶搞名著写作、盗墓作品写作、恐怖小说写作、性展览写作，照搬港台，模仿西方，等等，一些作家作者们写作时想的都是它们能否畅销，能否赚钱，而某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竟对这些有不良倾向的作品大加吹捧，因此，文学作品商品化趋向越来越严重，而许多作家对于文学作品还是精神产品这一性质却完全忘记或置之脑后了。幸好，我们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他们昂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创作了一系列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作品，如《集结号》、《金色弹道》、《事出有因》、《杨业功之歌》等，对文学作品商品化的趋向做了部分消解。我们认为，否定文学作品也是商品是不切实际的，但忘记文学作品还是精神产品却是错误的，把文学作品搞成完全商品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更是不允许的。
由于不少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弱化，文学作品商品化，作家不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也就不把作家记在心上，于是作家作品出现了边缘化。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新问题。过去，把作家说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敬爱作家惟恐不及。新时期到来后，由于作家们最早提出“伤痕”问题、“反思”问题、新的反封建问题、新的“人的文学”问题，人民群众把作家视为他们的代言人。即使在1989—1999年的十年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有所减弱，但他们还有良知，还认识到作家不能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害的事，所以人民对作家们还是尊重的。进入新世纪后，许多作家自己糟蹋自己，他们的作品毁损了自己的形象，最根本的是他们忘记了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就不把作家记在心里。试问：如今有几个作家能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那样铭刻在人民心上?有几个作家能像新时期头一个十年中的那些知名作家被人民叨念?文学作品平均销售量急剧下降，说明许多作家作品已经“边缘化”，人民群众不再理睬他们了。如果说有什么文学危机的话，那就是最大的文学危机。
21世纪文学领域内所出现的这三大新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文学界深长思之的。
（三）
21世纪中国文学出现的新趋势，总的说来是好事。对新问题则必须严肃正视并予以逐步解决。区区管见，谨陈刍议如下：
一是要加强对作家们特别是对六、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再教育。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要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那些跑场子，“红包”座谈会、研讨会，卖版面宣传作品那一套，要少搞最好不搞。鲁、郭、茅、巴、老、曹是跑场子、开“红包”座谈会、研讨会，卖版面宣传作品搞出来的吗?那时，我们的党还是在野党，党是靠党的思想影响、党员与作家们交朋友，来对作家们进行思想教育的。瞿秋白与鲁迅结为忘年交，鲁迅赠对联给瞿秋白，说明党对作家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靠政治运动对作家进行思想教育，实践证明，效果适得其反。我们要发扬21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党对作家做思想工作的经验，做好六、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再教育工作。
二是出版、传媒部门要做好导向工作。如今有些传媒和出版部门不是根据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来进行宣传和出书，而是看某个作品在国外得了什么奖，什么作品有可能畅销，便大肆宣传或加快出书，完全把作品的灵魂——思想性弃置一边。最明显的事例是，因为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得了个奖，便在全国范围内公映《色，戒》，把小说和电影《色，戒》捧上了天。在《色，戒》狂的氛围里，全国一千多家报纸和杂志几乎全都吹捧《色，戒》，只有《文艺报》辟出专版批评了《色，戒》，《文学报》发了一篇批评《色，戒》的文章，《大众文学》和《华文文学》两家杂志发了批评《色，戒》的论文，《大众文学》还加了“编者按”。不过，他们只占全国报刊的千分之四。张爱玲是一个民族大节有亏的作家，小说《色，戒》是一部美化汉奸、歪曲爱国者形象的作品，电影《色，戒》更以30分钟的时间赤裸裸地表现性交(以致在美国定为NCl7级影片，17岁以下的青少年禁止观看)，渲染王佳芝在性虐待、性狂交中爱上了汉奸易先生，最后放跑了汉奸易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的2007年，新中国竟出现了《色，戒》狂，这是媒体导向工作中的最大失误。这一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社会主义新中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绝不能被外国的评奖和市场可能畅销牵着鼻子走，而不问该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
三是在高等文科院校要对学生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学习。中外的文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论才真正反映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比之西方文论要高明得多，符合实际得多：西方文论也可以讲，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也可以吸收，但不能喧宾夺主，讲授西方文论超过了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论。自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发展，我们应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文论讲授得更加生动、活泼，符合当今文艺发展的实际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今后的作家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根主心骨，他们就会自觉加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自觉抵制某些错误文艺思想的侵蚀。
四是对新生的网络文学要积极扶待，正确引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崔美明提出：“并非所有的网络原创作品都符合我们的出版标准，我们主要以精品取胜，不仅要考虑出版后作品的发行量，更重要的是不失出版社和编辑的水准。网络文学与传统出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一部分有高要求的网络写手希望与我们这样严肃类的出版社合作，这是对他们写作水平的肯定。”(《传统出版业与网络文学亲密接触》，《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月25日)假如全国各出版社、全国和各省、市作协对网络文学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国的网络文学将会得到健康地发展。
最后，作家们应该尊重作家这一称号，给自己约法三章：不写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作品；不浮躁，宁愿“十年磨一剑”，也不把不成熟的作品拿给读者；不“向钱看”，把创作精品、力作放在首位，尽可能做到作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以上五点，假如能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成为作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们，传媒和出版部门的共识，并付诸实际行动，那么，今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