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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
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入党”意味着这样一件事：你将担起沉重的责任，你将身陷危险的境地，你将抛家别子，你将饥寒交迫，你将被追捕、被折磨、被强大的敌人夺去尚且年轻的生命。
然而，那么一大批性格不同、气质迥异的优秀分子，为着同一个信仰，聚集到同一面旗帜下；而这信仰，也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指引着他们为一个崭新的中国，为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牺牲。
文艺青年： 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早晨，瞿秋白走出囚室，用毕酒菜，缓缓向刑场走去。一路上，这个清瘦、文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的“死刑犯”用俄语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前行。到达刑场后，他找了块草地坐下，微笑着对刽子手点点头，说：“此地甚好。”
四个月前，未能跟随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瞿秋白在突围中被国民党俘获。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得知，他们抓住的这个人就是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
自知已无可能获救的瞿秋白不求活命，只求给自己纸笔，好抓紧“最后的时间”，写下一些压在心底的话。这就是他著名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说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平凡的文人”。1917年，这个18岁的书生初次来到北京，原先是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因为付不起学费，只好考入了外交部办的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于是，这个原本一心只想“专修文学”的青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见到了列宁，成了向国人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成了马列主义的研究者和宣传者。怀着对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那个美丽新世界的向往，怀着热情和真诚，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勤奋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有时候也会因为“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员纷纷被抓、被杀，全国一片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这个“连老鼠都不敢杀”的书生，临危受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带领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抗争的道路。
在这篇过分苛刻地剖析自己的《多余的话》里，瞿秋白坦承“政治领袖”并不是他擅长和热爱的事，他甚至幻想过“去当一个教员”，业余时间“读读自己所爱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事实上，瞿秋白本是那么一个才华耀世的文艺青年，连鲁迅也把他引为自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人生知己，甚至连前来劝降的国民党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许诺，只要投降，他就可以得到“优厚待遇”，可以“隐姓埋名”去做他热爱的文艺研究和文学翻译工作。
然而这些劝降者想错了。瞿秋白的信仰从未动摇，“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们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用子弹射杀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打倒眼前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
枪声响起，烈士慨然就义。“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愤怒诗人： 方志敏
1922年夏天，23岁的方志敏因贫困而弃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想在这里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然而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一个贫寒的青年想要立足却是“难于登天”。烦闷之中，几个穷朋友邀他到“法国公园”去散散心。他们走到公园门口，却看到一块刺眼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园”。方志敏站在这牌子前，热血直冲脑门，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在上海的马路上，在“国中之国”的租界里，他看到洋人的手杖在人力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看到喝得烂醉的外国士兵沿街寻衅滋事……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也是在上海，他看到了改变这一切的希望。经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委派，转回家乡去从事革命工作。
在离开上海的江轮上，方志敏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市，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装得重压压的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
36岁那年，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已突围的他因决意回去“救战士”，不幸被俘。
方志敏牺牲后，被他感化的一名狱卒将他30多万字的手稿偷偷地带了出来，那是方志敏在狱中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纸笔写就的。其中就有那壮丽的爱国诗篇《可爱的中国》，里面的每个字都浸透着方志敏炽热的信仰——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相爱的人： 周文雍、陈铁军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活动由公开被迫转入地下。周文雍，当时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他受命潜入广州，准备组织武装起义，而女共产党员陈铁军则被派来担任他的助手。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假扮起了夫妻。
对于出身富裕人家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很快吸引了她。这一年的11月，周文雍在街头游行时被逮捕，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地下党趁监狱当局把他送入医院之机，设法将他营救了出来。回到“家”中，因为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周文雍深受感动。
本就是爱情之花盛放的年纪，何况朝夕相处，何况有着共同的事业和信仰。他俩渐生情愫，却顾不上说一句情、道一声爱。在“家庭”内，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
广州起义失败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分别潜往香港。20天后，两人再度扮作夫妻同回广州，负责联络失散的同志。然而在风声鹤唳的广州，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双双被捕。
在严刑拷打无效的情况下，广东军阀决定将两人处死。临刑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说，只要求和陈铁军一起照张相。拍完照后，两人即被押往刑场。在刑场上，陈铁军温柔地为周文雍整理好衣领，而周文雍微笑着，轻轻地提起她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在刽子手的子弹射出枪膛之前，陈铁军大声地向围观的群众宣布：“现在，我们要举行婚礼了，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这一天，是1928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母亲： 赵一曼
1935年，伪满洲国哈尔滨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 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枪白马女匪首”，其实是一位容貌清丽的瘦弱女子，本名叫李坤泰。
1928年冬天，在当时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坤泰，因为疾病和身孕，告别丈夫，独自被调回国。在湖北宜昌，她生下儿子“宁儿”。之后，她去上海寻找党组织，身无分文，又要躲避警察的搜捕，只能背着宁儿一路讨饭，历尽了千辛万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李坤泰主动要求去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得到了批准。她把尚在牙牙学语的宁儿托付给丈夫的哥哥，临行前，她抱着宁儿专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母子合影。
1956年，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陈掖贤得知，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来就是自己的母亲李坤泰。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母亲是怎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的。
1935年11月，那位“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诗书”的奇女子赵一曼，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日本军警为了从她口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对她用尽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甚至包括当时最新式的电刑刑具。然而赵一曼除了在电刑过程中实在无法忍受喊叫了出来之外，其他时候吭都没吭过一声。多年以后，残酷刑讯过赵一曼的战犯大野泰治泪流满面地跪地忏悔：“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赴刑场。路上，她突然向敌人要纸和笔，她要给自己幼小的儿子留下最后的遗言：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时隔20年之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宁儿”（陈掖贤）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失声痛哭，几乎哭晕过去。后来，他找来蓝墨水和钢针，在自己的左手臂上重重地刺下了三个字，“赵一曼”。
潜伏者： 钱壮飞
1931年4月25日晚上，设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一连收到了六封来自武汉的加急绝密电报，六封电报上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
徐恩曾是调查科的负责人，这一天是周末，他照例又去上海花天酒地了，留下他最信任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值班。看着这六封电报，钱壮飞感觉，必有大事发生。于是他不顾“亲译”的指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一拆开，利用之前从徐恩曾身上“骗”到手的密码本，开始翻译。
果然有大事：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太重要了！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以及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主要领导人都隐蔽在上海，而顾顺章掌握着与之有关的所有情况。这意味着，顾顺章提供的情报能够帮助国民党迅速地将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
钱壮飞细读电报，发现顾顺章暂时还没有“招供”，因为他提出，要到南京来面见“蒋公”后再和盘托出。此时，押送顾顺章的江轮刚刚从武汉起锚，大约30个小时到达南京。
钱壮飞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1928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的招考广告，他通过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特务头子徐恩曾很赏识钱壮飞，要招调他为自己的“心腹”。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钱壮飞潜伏进了国民党情报系统，和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在成为国民党方面所器重的“红人”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必须尽快通知党中央。但如果钱壮飞马上离开，无异于自我暴露。于是，他安排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通风报信。第三天（星期一）一早，钱壮飞像往常一样，亲自开车去火车站接徐恩曾回来上班，不动声色地把已经恢复原状的六封电报交给徐，并向他告假后，从容离开敌营，全身而退。
当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开始大搜捕时，共产党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座座“空城”。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多次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后来，钱壮飞牺牲在长征途中。而也有一些“红色卧底”，如18岁就打入“军统”的张露萍、1949年赴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朱谌之等，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敌人杀害。在这条隐蔽战线上，时时处处都有危险，那些潜伏战士们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量和智慧，更需要强大的意志来顶住重重压力。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又如何支撑得住？
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显现/如同自由将我们迷惘的心灵唤醒/为拥有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为放逐的救赎的被遗弃的人显现/为寂寞的寻者和伟大的勇士显现/照亮他们前方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如梦的迷雾随着诗篇消逝在远山/人们高举着手臂期盼着残心如血/为弱小的孤儿破碎的母亲闪耀/为挣扎着来自底层的灵魂闪耀/为救赎着艰难爬行的行者闪耀/为他们照亮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摘自汪峰《信仰在空中飘扬》
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入党”意味着这样一件事：你将担起沉重的责任，你将身陷危险的境地，你将抛家别子，你将饥寒交迫，你将被追捕、被折磨、被强大的敌人夺去尚且年轻的生命。
然而，那么一大批性格不同、气质迥异的优秀分子，为着同一个信仰，聚集到同一面旗帜下；而这信仰，也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指引着他们为一个崭新的中国，为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牺牲。
文艺青年： 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早晨，瞿秋白走出囚室，用毕酒菜，缓缓向刑场走去。一路上，这个清瘦、文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的“死刑犯”用俄语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前行。到达刑场后，他找了块草地坐下，微笑着对刽子手点点头，说：“此地甚好。”
四个月前，未能跟随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瞿秋白在突围中被国民党俘获。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得知，他们抓住的这个人就是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
自知已无可能获救的瞿秋白不求活命，只求给自己纸笔，好抓紧“最后的时间”，写下一些压在心底的话。这就是他著名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说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平凡的文人”。1917年，这个18岁的书生初次来到北京，原先是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因为付不起学费，只好考入了外交部办的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于是，这个原本一心只想“专修文学”的青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见到了列宁，成了向国人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成了马列主义的研究者和宣传者。怀着对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那个美丽新世界的向往，怀着热情和真诚，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勤奋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有时候也会因为“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员纷纷被抓、被杀，全国一片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这个“连老鼠都不敢杀”的书生，临危受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带领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抗争的道路。
在这篇过分苛刻地剖析自己的《多余的话》里，瞿秋白坦承“政治领袖”并不是他擅长和热爱的事，他甚至幻想过“去当一个教员”，业余时间“读读自己所爱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事实上，瞿秋白本是那么一个才华耀世的文艺青年，连鲁迅也把他引为自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人生知己，甚至连前来劝降的国民党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许诺，只要投降，他就可以得到“优厚待遇”，可以“隐姓埋名”去做他热爱的文艺研究和文学翻译工作。
然而这些劝降者想错了。瞿秋白的信仰从未动摇，“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们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用子弹射杀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打倒眼前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
枪声响起，烈士慨然就义。“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愤怒诗人： 方志敏
1922年夏天，23岁的方志敏因贫困而弃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想在这里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然而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一个贫寒的青年想要立足却是“难于登天”。烦闷之中，几个穷朋友邀他到“法国公园”去散散心。他们走到公园门口，却看到一块刺眼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园”。方志敏站在这牌子前，热血直冲脑门，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在上海的马路上，在“国中之国”的租界里，他看到洋人的手杖在人力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看到喝得烂醉的外国士兵沿街寻衅滋事……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也是在上海，他看到了改变这一切的希望。经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委派，转回家乡去从事革命工作。
在离开上海的江轮上，方志敏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市，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装得重压压的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
36岁那年，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已突围的他因决意回去“救战士”，不幸被俘。
方志敏牺牲后，被他感化的一名狱卒将他30多万字的手稿偷偷地带了出来，那是方志敏在狱中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纸笔写就的。其中就有那壮丽的爱国诗篇《可爱的中国》，里面的每个字都浸透着方志敏炽热的信仰——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相爱的人： 周文雍、陈铁军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活动由公开被迫转入地下。周文雍，当时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他受命潜入广州，准备组织武装起义，而女共产党员陈铁军则被派来担任他的助手。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假扮起了夫妻。
对于出身富裕人家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很快吸引了她。这一年的11月，周文雍在街头游行时被逮捕，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地下党趁监狱当局把他送入医院之机，设法将他营救了出来。回到“家”中，因为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周文雍深受感动。
本就是爱情之花盛放的年纪，何况朝夕相处，何况有着共同的事业和信仰。他俩渐生情愫，却顾不上说一句情、道一声爱。在“家庭”内，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
广州起义失败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分别潜往香港。20天后，两人再度扮作夫妻同回广州，负责联络失散的同志。然而在风声鹤唳的广州，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双双被捕。
在严刑拷打无效的情况下，广东军阀决定将两人处死。临刑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说，只要求和陈铁军一起照张相。拍完照后，两人即被押往刑场。在刑场上，陈铁军温柔地为周文雍整理好衣领，而周文雍微笑着，轻轻地提起她围巾的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在刽子手的子弹射出枪膛之前，陈铁军大声地向围观的群众宣布：“现在，我们要举行婚礼了，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这一天，是1928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母亲： 赵一曼
1935年，伪满洲国哈尔滨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 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枪白马女匪首”，其实是一位容貌清丽的瘦弱女子，本名叫李坤泰。
1928年冬天，在当时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坤泰，因为疾病和身孕，告别丈夫，独自被调回国。在湖北宜昌，她生下儿子“宁儿”。之后，她去上海寻找党组织，身无分文，又要躲避警察的搜捕，只能背着宁儿一路讨饭，历尽了千辛万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李坤泰主动要求去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得到了批准。她把尚在牙牙学语的宁儿托付给丈夫的哥哥，临行前，她抱着宁儿专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母子合影。
1956年，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陈掖贤得知，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来就是自己的母亲李坤泰。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母亲是怎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的。
1935年11月，那位“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诗书”的奇女子赵一曼，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日本军警为了从她口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对她用尽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甚至包括当时最新式的电刑刑具。然而赵一曼除了在电刑过程中实在无法忍受喊叫了出来之外，其他时候吭都没吭过一声。多年以后，残酷刑讯过赵一曼的战犯大野泰治泪流满面地跪地忏悔：“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赴刑场。路上，她突然向敌人要纸和笔，她要给自己幼小的儿子留下最后的遗言：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时隔20年之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宁儿”（陈掖贤）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失声痛哭，几乎哭晕过去。后来，他找来蓝墨水和钢针，在自己的左手臂上重重地刺下了三个字，“赵一曼”。
潜伏者： 钱壮飞
1931年4月25日晚上，设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一连收到了六封来自武汉的加急绝密电报，六封电报上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
徐恩曾是调查科的负责人，这一天是周末，他照例又去上海花天酒地了，留下他最信任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值班。看着这六封电报，钱壮飞感觉，必有大事发生。于是他不顾“亲译”的指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一拆开，利用之前从徐恩曾身上“骗”到手的密码本，开始翻译。
果然有大事：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太重要了！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以及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主要领导人都隐蔽在上海，而顾顺章掌握着与之有关的所有情况。这意味着，顾顺章提供的情报能够帮助国民党迅速地将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
钱壮飞细读电报，发现顾顺章暂时还没有“招供”，因为他提出，要到南京来面见“蒋公”后再和盘托出。此时，押送顾顺章的江轮刚刚从武汉起锚，大约30个小时到达南京。
钱壮飞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1928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的招考广告，他通过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特务头子徐恩曾很赏识钱壮飞，要招调他为自己的“心腹”。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钱壮飞潜伏进了国民党情报系统，和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在成为国民党方面所器重的“红人”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必须尽快通知党中央。但如果钱壮飞马上离开，无异于自我暴露。于是，他安排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通风报信。第三天（星期一）一早，钱壮飞像往常一样，亲自开车去火车站接徐恩曾回来上班，不动声色地把已经恢复原状的六封电报交给徐，并向他告假后，从容离开敌营，全身而退。
当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开始大搜捕时，共产党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座座“空城”。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多次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后来，钱壮飞牺牲在长征途中。而也有一些“红色卧底”，如18岁就打入“军统”的张露萍、1949年赴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朱谌之等，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敌人杀害。在这条隐蔽战线上，时时处处都有危险，那些潜伏战士们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量和智慧，更需要强大的意志来顶住重重压力。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又如何支撑得住？
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显现/如同自由将我们迷惘的心灵唤醒/为拥有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为放逐的救赎的被遗弃的人显现/为寂寞的寻者和伟大的勇士显现/照亮他们前方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如梦的迷雾随着诗篇消逝在远山/人们高举着手臂期盼着残心如血/为弱小的孤儿破碎的母亲闪耀/为挣扎着来自底层的灵魂闪耀/为救赎着艰难爬行的行者闪耀/为他们照亮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摘自汪峰《信仰在空中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