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讲述了这部书编写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本绝对终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珍贵记录材料，本文即摘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1990年4月20日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叙述比较简单。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笔者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以下是胡乔木自述：
　　昨天，沙健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送来提纲。写出提纲来，不等于把书写好。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由六个同志集体讨论，搞了两天。我看完以后，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都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是人为的高潮。1955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注：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这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
　　批判邓子恢，就很难说是集体决定的。这样的事情，以前还有。比如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有任何调查、讨论，就定他是反革命。毛主席写按语，把胡风所说三年后文艺界的状况可以改变，说成胡风是在讲三年后蒋介石会反攻大陆。还有潘汉年的问题也没有讨论，说是内奸。合作化本来决定要放慢，一下变成要加快。这么大的变化，是影响几万万人的大事。
　　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扯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扯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本来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他那么信任的“副统帅”，立在党章上的，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一个转机，而说林彪是极右。事实上说林彪“左”也好，右也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一个阴谋家。
　　毛主席不是后来才发现“四人帮”也是阴谋家，所以才提出“三要三不要”（注：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党的历史，就是要写明这个东西。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在外交问题上，包括是否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上，他还是明白的。
　　（金冲及/文，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