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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证，常氏家族八世常威，凭经商致富跻身于清代晋商前列，并垄断中国在俄蒙和整个欧洲的茶叶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他是一位在常氏经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于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赴张家口行商。雍正六年(1728)，常威携长子常万圮、三子常万达，已在张家口创立“大德玉”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从大德玉中又抽出资金，新立一个字号“大德常”，并将“大德常”与“大德玉”分别交给常万圮、常万达经营。常家逐步形成了互为援引的两个商业集团。
常万圮注重在国内稳扎稳打，经营以布匹、百货为主。他与子孙相继创办了十多个以“德”字为标志的字号，号称“十大德”，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遍及大江南北的商业网络。
常万达则迁居中俄边境恰克图，在我国对外贸易的“陆上码头”大显身手，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开辟全程7000余里的茶叶运输线路，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陆路的运输工具是骆驼，故又称为“驼路”。再后，常氏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乃至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延长到13000多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
儒商“学而优则贾”
常家商业兴旺发达，家族绵延200余年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家道小康之后，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注重以儒学孝义树立品德。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家业大兴后，更加不遗余力地兴学育人，家办私塾多达17座。
重文轻商观念由来已久，但常家并未在习惯势力重压下，或弃商从儒，或“学而优则仕”，或如徽商那样，一些人经商，一些人做官，既能为官光宗耀祖，又可官商相互援引，形成亦官亦商的格局。常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地施行了“学而优则贾”方略，将一个个学有所成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商界，确保经商者为优秀群体。
车辋常氏世代坚守“学而优则贾”的传家信条，在中国商业史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不仅冲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瓶颈，而且实现了儒商相长。常家坚持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实践，实现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合一。
常家首先恪守儒家节俭诚信为本。“待己唯俭，待人唯诚”的儒教信条，被常家视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九世常万达开辟万里茶路的宏大家业后，自己仍“满而不溢，视有若无”，“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到了十三世“立”字辈，常家子弟也没有把生意交给掌柜(经理)，而变为坐享其成的东家。从现存的常氏行状、寿序、墓志铭可以看出，常氏男丁的青壮年时期都是在各个商号度过的。
常家坚持“轻资重诺”，“持义如崇山，仗信如介石”。咸丰年间，江南“太平天国”起事，常家到武夷山运茶的商路断绝，只好改在湖南、湖北交界处的羊楼司一带种植新茶。两地茶质不同，为确保质量，常恽亲自冒着战乱的危险赴武夷山请制茶高手，并由他监督茶叶加工，经百次试验，直到湖北茶与武夷茶的色味均无区别，才将茶叶运至俄国，并亲自向俄商如实讲明情况。
注重教育、尊重儒学，除使常氏家族经商有道——保持了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做人的原则外，自身修养的不断提高，精英集团的不断优化，也使其在经营方略上行之有方，高人一筹。
作为儒商世家，兴学育人已成风尚家传。从光绪三个二年国家废科举、兴新学后至民国九年，常家共有大学毕业19人，留日学生4人，专科毕业生25人，其他新式学校毕业生60人。在常氏学子中绝大多数不入仕途，即便有实任做官的，为官时间也极为短暂。正是由于他们集中人力和精力开拓商业，才使得家族事业长于其他晋商。
常家是山西全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究其原因，常家历代经营对俄商贸，对“国弱民受欺”有切肤之痛。同时，接受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思想及维新观念。注重教学育人的常氏在造就优秀商业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
晋商富豪变名门显宦
常家以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思想为训，为国家尽匹夫之责，也获得官府对他们商业行为的支持。常氏从六世开始，由于献布有功与清政府有了联系。九世常万达及其子孙更注重结交政界上层，争取官府支持，使贸易畅通无阻，同时还获得政府及其官吏的大量公私存款，广开财路。
通过捐助政府财政而赢得名望，是常家经商活动中的又一特征。常家用这种方法搞活商业的世代都有，特别是咸丰年间及其后，常家大量捐助军饷和地方公益事业。正如《常氏家乘》记述：遇国家大征伐、大兴役，即踊跃乐输。
道光年间，外夷不靖，十三世常维城助饷“输金三千三百有奇”。咸丰年间，十二世常憬，因国家筹集军饷而慨输巨资。十三世常立爱、常立敬“屡效输”，常立翰有“助饷劳绩”，常立经有“援助边例”，常念祖“乐输助饷”等等，世代都有不惜巨资捐输军饷的事例。
常家在为国尽忠上能挺身而出，输财任事，也为常家赢得皇家封典，男的给以文武虚实官衔，大到从二品，小到九品；女的给以淑人、恭人、安人、宜人称号。《常氏家乘》记载，从清乾隆年间到清朝灭亡，常氏有“功名”的男人132人，受封的女人百余人，仅诰命夫人就多达17个。常家不仅成为晋省富豪，而且成为名门显宦。
分支集中管理方式
常氏家族在经济伦理精神上、经济管理原则上和经济行为规范上，均显示了突出而明显的儒学原则和儒商风格。史称，常氏为有清以来儒商第一家。
常氏的引儒入贾，不仅表现在经营理念、精神支柱、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上，也表现在商业组织内部要素的优化上。
北常一支，开拓万里茶路，驱驰近万匹骆驼，逐利四海，威震蒙俄。然而，其商业活动从始到终有两点未变，一是经营上分支集中管理方式；二是经营上的一业为主、兼营多业的模式。张家口总庄号为中枢，辐射全国各地，几十个分庄号无不以张家口为枢纽。这种以张家口为轴柄的伞状结构，使总号对分号的管理放之不散，收之有力，所以常家产业也就多而不乱，有条不紊。
选择张家口为大本营的原因有三第一，张家口为我国北方重要商埠，并且是商品的集散地；第二，茶叶是常家的大宗商品，蒙俄需茶量极大，可以就近交易，也便于采购、销售两头兼顾，第三，张家口距离榆次老家较近，来去方便。常家的世代管理者们除特殊情况外，就坐镇张家口运筹帷幄，指点全国各地网点，通过各线分庄号，传递信息，督运货物，转汇资金。
常家是一业为主，兼营多业。以常万达一支的“北常”为例：北常除十个“玉”字大商号经营茶叶外，还先后开设了“大兴德”、“笃信诚”、“天 德顺”、“成吉厚”、“大德宏”、“大合店”等商号。这些商号几乎涵盖了张家口地区所有城镇，经销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他们在山西、北京、天津、沈阳、上海、苏州、汉口等地设号扎庄，督运货物，还办理转汇资金。
国衰时变风水转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向来如此。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发达，被外国人视为强国，主要从事对俄贸易的常家倚此而发迹。正如《常氏家乘》所言：“受国朝之恩泽，才得以世袭绵延”。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也乘虚而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西北、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变成俄商的免税区，并给予俄商在沿海和长江沿线自由通航、设厂，自行采办茶货、推销洋货的特权。
同时，俄国政府降低茶叶进口税，俄商运茶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再不须交纳任何关税。同治五年(1866)，沙皇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经天津海关的出口税，使俄商贩运我国茶叶的成本再次降低。
相形之下，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为俄商提供了中国商人无法享有的特权，把中国商人的利益拱手让于外人，还以重税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厘金制度。“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六十三个厘金税卡。”
俄商运茶一般走海路，快捷而便宜，从长江用轮船航运出海到天津港口，经张家口、恰克图运回俄国出售。中国商人也曾尝试海路运输，但不能享受与俄国商人同等待遇。“俄国商人根据最惠国条款，把砖茶运往恰克图，只交纳每担六钱关税。中国商人用外国船只进口，在装货港交纳每担六钱的税银，在天津至买卖地点的各个内陆关卡上都必须交纳一定的税款，还必须在天津交纳关税和厘金，还必须在东坝、南口和张家口交纳关税”。同样的茶货，中国商人所付关税超过俄商10倍以上。
马车骆驼怎敌轮船火车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许多中国茶商退出了对俄茶叶贸易，将主要资金和精力转向了票号业。恰克图市场一落千丈，同治四年“中国茶行120家仅存10家”。到同治七年“只剩下4个”。而榆次常家凭借雄厚实力和多年信誉，苦心经营在这一领域。但是，竞争态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常家是顽强地用马车、骆驼与俄商的电报、轮船竞争。
俄国政府受工业革命影响，在航运、通讯、机械制造等方面快速发展。同治十年和光绪十八年，俄国先后设立了黑龙江轮船公司和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同时，俄商在中国投资兴建出口加工业，在汉口设立了7家机器砖茶厂，机械加工的砖茶在产量质量上大大优于中国手工生产的砖茶。寸：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俄国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主要产茶区的茶叶采集加工和茶叶贸易中心，至此，由中国商人控制的茶叶之路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商人的利益几乎被夺尽。在这期间，俄国莫斯科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缆铺设完工，信息传递快捷为俄国商人提供便利。
俄商在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凭借发达的航运业、先进的科技，已占据足够的竞争优势。晋商茶叶之路的衰败大势已定，无法挽回。同治九年(1870)，俄国从中国沿海向南到欧洲敖得塞港的航线开通，分走了一部分恰克图的贸易额。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沙皇俄国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更加重了中国商人在俄国贸易的税率，使常家再次遭受浩劫。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在中国内地收购茶叶后，即沿长江出海北上到海参崴，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利，这样恰克图茶叶生意更为冷落。
政府无能何讨外债
为了抵抗俄商的强势扩张，常家于1883年，在汉口茶界，与制茶工人、贩卖所商人、经理人、装卸工人等与茶叶有关的人员举行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商业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强了茶叶产地的茶农、小商贩与晋商的合作。一度时期茶叶贸易额曾出现回升。
同时，常家为了扭转败局，联合晋商对俄国小商人采取赊销的办法，以维持现状。但俄商看到清朝“气数已尽”，无能力保护中国商人，因而找各种理由欠款不付。再加上俄国很快也政局大乱，不少俄商倒闭破产，使得拖欠更为严重。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
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5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余万两。在《清代账局初探》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5家即拖欠常家账局贷款41．6万卢布。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众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刁；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也就有理难诉。
常家在此危难之际，惟有企图清朝政府及官员对其支持，但清政府的官员借机巧取豪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霜。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孙子小僧王多罗贝勒那尔苏，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账。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50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去收账，哪里还会收得回来。本已元气大伤的常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宣统二年(1910)，俄国又有5家商号宣告倒闭，倒欠常家大升玉账局及商号62余万两白银。1911年清朝覆灭，各地商号纷纷倒闭，部分客户欠款变为死账，原清朝官员及其他存款者纷纷上门逼取存款，而原贷款者又看到常家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避而不见，因此辉煌近200年的常氏产业，随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败。
回光返照兴票号
对俄茶叶贸易衰势不可逆转，由于常家熟知“顺势求变”的儒学之理，为求中兴而改弦求变，改茶庄为票号。
常家开办的票号，有“大德玉”、“三和源”和“大德川”。前两个是北常创办，后一个属于南常。这3个票号总号皆设在太谷，故属于太谷帮，而且是太谷帮中实力最大的票号。
“大德玉”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北常的茶庄老字号改办。创建时，财东为常立训，投资为30万两白银，其投资额等同于全国最早创办票号的“日昇昌”。而且，由于“大德玉”在经营茶叶时，分号众多，一经改营，北京、天津、沈阳、锦州、营口、归化、库伦、恰克图、张家口、上海、苏州、南京、汉口等地的分号立即开业，其网络垂手而成。 由于“大德玉”票号创办较晚，常氏又有精英集团的优势，所以他们吸取其他票号的经验教训，一改过去常家商业由族长统一管理的办法，采用了股东、经理两权分离机制，公推果断聪慧的十三世常立训为东家，而常立训则选择为人重德重义的叔叔常恽做他的经理，再由常恽考察任用各分号经理，这样，就为票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常家票号实行“股份制”，特别是为大部分店员划分“顶身股”以凝聚人心，还学习“大盛魁”的经验，施行了“财神股”。这个“财神股”任何人没有挪用权，它的分红只能留在票号内作为“护本风险基金”，确保万一发生危机时，能够靠“财神股”的资金渡过难关。
常恽还下大工夫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矩。“大德玉”号规明文规定：号内人员，一律不准长支短借；号内财物，一律不准随意挪用；严禁嫖娼、赌博、吸毒；不准在号内接待个人亲友；店员探亲期间，不准到东家、掌柜家闲坐，更不准送礼；遇同人婚丧喜庆，由号内统一送礼，店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凡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不听指挥调动者，驱逐出号。
在管理流程上，除建立了由总号编制号码的“汇票号码账”和汇票“三联单”外，还建立了记载店员入号时亲友、商号承保的“承保账”；记载店员入号日期的“进号账”，记录店员供职与休假时日的“起程账”；记载店员应得工资、实物的“衣资账”；记载店员自己所携带物品的“衣物账”；记载店员出差起程所带路费数额的“路费账”；记载店员委托亲友捎带物品的“带物账”；记载店员探亲回家日期天数的“回家账”，以及票号业务所需的“汇款账”、“流水账”、“万金账”、“浮记账”、“各庄往来账”、“未到期账”、“同业钱铺账”、“店员支使账”、“借贷账”、“收借帐”、“缓期账”、“屡年账”、“加色账”、“汇费账”、“收付利账”、“清抄账”、“应支账”、“未支账”、“杂使账”、“现银账”、“现换账”等30项账簿，使“大德玉”票号的管理严格有序，项项有规，行之有效。
由于“大德玉”票号资金雄厚，网络畅通，管理严格，经营有方，营业28年中，获利200余万两白银，成为全国51家票号中的佼佼者，太谷帮中的首号。辛亥革命前后，由于现代邮政的兴起，票号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大德玉”票号终未能使常氏中兴，而于民国二年(1913)随其他票号一起宣告歇业。
南常创立的“大德川”票号，开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资金为20万两白银，实力也不算弱，开业之后数年，收入也很可观。但同样于民国二年倒闭。
受工业兴起的影响，常家也曾创办实业。十四世常望春组织常氏妇女种桑养蚕，设立敦睦蚕桑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和十五世常凤梧，购进原料，置买机器，并从北京延聘教师，招收徒工10多人，试制丝织络带获得成功。翌年，凡家族中想养蚕的都招到蚕桑局教其养蚕方法。投产后，丝织物销售山西各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常家又设立了敦睦织布厂，在厂内设教室数间，聘教师授夜间课，前后培养出纺织工人100余名，使之都学会了织布技术。该厂产品在山西一带非常受欢迎，获利也很可观。可惜因常氏商业倒闭后，流动资金不足，于1921年歇业。
1921年，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在太原创办了范华印刷厂，常赞春的儿子常凤铸曾留学日本，精通印刷技术，由他总负技术责任。这个厂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先后由常家经营35年。与此同时，常家还先后与祁县乔家出资5000两白银，办起“山西火柴局”；给“晋华纺织厂”投资4000银元。
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只留下河北丰镇的“天亨永”、山西榆次车辋的“同济”药店、要村的“晋隆祥”、榆次的“瑞隆裕”及奉天、南京等地小商号企业和部分房地产业，以股金分红，维持族中必要的开支，供子弟读书求学。
这些努力并没有挽救“大厦之将倾”局面。所幸历来重视教育的常家，到了晚清出现学者辈出的状况，形成由商到儒转型。时至今日，常氏家族仍有学者专家遍及海内外。这是常氏家族所独特的，也是其他晋商家族所没有的。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于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赴张家口行商。雍正六年(1728)，常威携长子常万圮、三子常万达，已在张家口创立“大德玉”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从大德玉中又抽出资金，新立一个字号“大德常”，并将“大德常”与“大德玉”分别交给常万圮、常万达经营。常家逐步形成了互为援引的两个商业集团。
常万圮注重在国内稳扎稳打，经营以布匹、百货为主。他与子孙相继创办了十多个以“德”字为标志的字号，号称“十大德”，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遍及大江南北的商业网络。
常万达则迁居中俄边境恰克图，在我国对外贸易的“陆上码头”大显身手，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开辟全程7000余里的茶叶运输线路，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陆路的运输工具是骆驼，故又称为“驼路”。再后，常氏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乃至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延长到13000多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
儒商“学而优则贾”
常家商业兴旺发达，家族绵延200余年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家道小康之后，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注重以儒学孝义树立品德。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家业大兴后，更加不遗余力地兴学育人，家办私塾多达17座。
重文轻商观念由来已久，但常家并未在习惯势力重压下，或弃商从儒，或“学而优则仕”，或如徽商那样，一些人经商，一些人做官，既能为官光宗耀祖，又可官商相互援引，形成亦官亦商的格局。常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地施行了“学而优则贾”方略，将一个个学有所成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商界，确保经商者为优秀群体。
车辋常氏世代坚守“学而优则贾”的传家信条，在中国商业史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不仅冲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瓶颈，而且实现了儒商相长。常家坚持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实践，实现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合一。
常家首先恪守儒家节俭诚信为本。“待己唯俭，待人唯诚”的儒教信条，被常家视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九世常万达开辟万里茶路的宏大家业后，自己仍“满而不溢，视有若无”，“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到了十三世“立”字辈，常家子弟也没有把生意交给掌柜(经理)，而变为坐享其成的东家。从现存的常氏行状、寿序、墓志铭可以看出，常氏男丁的青壮年时期都是在各个商号度过的。
常家坚持“轻资重诺”，“持义如崇山，仗信如介石”。咸丰年间，江南“太平天国”起事，常家到武夷山运茶的商路断绝，只好改在湖南、湖北交界处的羊楼司一带种植新茶。两地茶质不同，为确保质量，常恽亲自冒着战乱的危险赴武夷山请制茶高手，并由他监督茶叶加工，经百次试验，直到湖北茶与武夷茶的色味均无区别，才将茶叶运至俄国，并亲自向俄商如实讲明情况。
注重教育、尊重儒学，除使常氏家族经商有道——保持了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做人的原则外，自身修养的不断提高，精英集团的不断优化，也使其在经营方略上行之有方，高人一筹。
作为儒商世家，兴学育人已成风尚家传。从光绪三个二年国家废科举、兴新学后至民国九年，常家共有大学毕业19人，留日学生4人，专科毕业生25人，其他新式学校毕业生60人。在常氏学子中绝大多数不入仕途，即便有实任做官的，为官时间也极为短暂。正是由于他们集中人力和精力开拓商业，才使得家族事业长于其他晋商。
常家是山西全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究其原因，常家历代经营对俄商贸，对“国弱民受欺”有切肤之痛。同时，接受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思想及维新观念。注重教学育人的常氏在造就优秀商业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
晋商富豪变名门显宦
常家以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思想为训，为国家尽匹夫之责，也获得官府对他们商业行为的支持。常氏从六世开始，由于献布有功与清政府有了联系。九世常万达及其子孙更注重结交政界上层，争取官府支持，使贸易畅通无阻，同时还获得政府及其官吏的大量公私存款，广开财路。
通过捐助政府财政而赢得名望，是常家经商活动中的又一特征。常家用这种方法搞活商业的世代都有，特别是咸丰年间及其后，常家大量捐助军饷和地方公益事业。正如《常氏家乘》记述：遇国家大征伐、大兴役，即踊跃乐输。
道光年间，外夷不靖，十三世常维城助饷“输金三千三百有奇”。咸丰年间，十二世常憬，因国家筹集军饷而慨输巨资。十三世常立爱、常立敬“屡效输”，常立翰有“助饷劳绩”，常立经有“援助边例”，常念祖“乐输助饷”等等，世代都有不惜巨资捐输军饷的事例。
常家在为国尽忠上能挺身而出，输财任事，也为常家赢得皇家封典，男的给以文武虚实官衔，大到从二品，小到九品；女的给以淑人、恭人、安人、宜人称号。《常氏家乘》记载，从清乾隆年间到清朝灭亡，常氏有“功名”的男人132人，受封的女人百余人，仅诰命夫人就多达17个。常家不仅成为晋省富豪，而且成为名门显宦。
分支集中管理方式
常氏家族在经济伦理精神上、经济管理原则上和经济行为规范上，均显示了突出而明显的儒学原则和儒商风格。史称，常氏为有清以来儒商第一家。
常氏的引儒入贾，不仅表现在经营理念、精神支柱、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上，也表现在商业组织内部要素的优化上。
北常一支，开拓万里茶路，驱驰近万匹骆驼，逐利四海，威震蒙俄。然而，其商业活动从始到终有两点未变，一是经营上分支集中管理方式；二是经营上的一业为主、兼营多业的模式。张家口总庄号为中枢，辐射全国各地，几十个分庄号无不以张家口为枢纽。这种以张家口为轴柄的伞状结构，使总号对分号的管理放之不散，收之有力，所以常家产业也就多而不乱，有条不紊。
选择张家口为大本营的原因有三第一，张家口为我国北方重要商埠，并且是商品的集散地；第二，茶叶是常家的大宗商品，蒙俄需茶量极大，可以就近交易，也便于采购、销售两头兼顾，第三，张家口距离榆次老家较近，来去方便。常家的世代管理者们除特殊情况外，就坐镇张家口运筹帷幄，指点全国各地网点，通过各线分庄号，传递信息，督运货物，转汇资金。
常家是一业为主，兼营多业。以常万达一支的“北常”为例：北常除十个“玉”字大商号经营茶叶外，还先后开设了“大兴德”、“笃信诚”、“天 德顺”、“成吉厚”、“大德宏”、“大合店”等商号。这些商号几乎涵盖了张家口地区所有城镇，经销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他们在山西、北京、天津、沈阳、上海、苏州、汉口等地设号扎庄，督运货物，还办理转汇资金。
国衰时变风水转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向来如此。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发达，被外国人视为强国，主要从事对俄贸易的常家倚此而发迹。正如《常氏家乘》所言：“受国朝之恩泽，才得以世袭绵延”。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也乘虚而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西北、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变成俄商的免税区，并给予俄商在沿海和长江沿线自由通航、设厂，自行采办茶货、推销洋货的特权。
同时，俄国政府降低茶叶进口税，俄商运茶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再不须交纳任何关税。同治五年(1866)，沙皇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经天津海关的出口税，使俄商贩运我国茶叶的成本再次降低。
相形之下，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为俄商提供了中国商人无法享有的特权，把中国商人的利益拱手让于外人，还以重税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厘金制度。“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六十三个厘金税卡。”
俄商运茶一般走海路，快捷而便宜，从长江用轮船航运出海到天津港口，经张家口、恰克图运回俄国出售。中国商人也曾尝试海路运输，但不能享受与俄国商人同等待遇。“俄国商人根据最惠国条款，把砖茶运往恰克图，只交纳每担六钱关税。中国商人用外国船只进口，在装货港交纳每担六钱的税银，在天津至买卖地点的各个内陆关卡上都必须交纳一定的税款，还必须在天津交纳关税和厘金，还必须在东坝、南口和张家口交纳关税”。同样的茶货，中国商人所付关税超过俄商10倍以上。
马车骆驼怎敌轮船火车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许多中国茶商退出了对俄茶叶贸易，将主要资金和精力转向了票号业。恰克图市场一落千丈，同治四年“中国茶行120家仅存10家”。到同治七年“只剩下4个”。而榆次常家凭借雄厚实力和多年信誉，苦心经营在这一领域。但是，竞争态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常家是顽强地用马车、骆驼与俄商的电报、轮船竞争。
俄国政府受工业革命影响，在航运、通讯、机械制造等方面快速发展。同治十年和光绪十八年，俄国先后设立了黑龙江轮船公司和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同时，俄商在中国投资兴建出口加工业，在汉口设立了7家机器砖茶厂，机械加工的砖茶在产量质量上大大优于中国手工生产的砖茶。寸：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俄国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主要产茶区的茶叶采集加工和茶叶贸易中心，至此，由中国商人控制的茶叶之路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商人的利益几乎被夺尽。在这期间，俄国莫斯科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缆铺设完工，信息传递快捷为俄国商人提供便利。
俄商在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凭借发达的航运业、先进的科技，已占据足够的竞争优势。晋商茶叶之路的衰败大势已定，无法挽回。同治九年(1870)，俄国从中国沿海向南到欧洲敖得塞港的航线开通，分走了一部分恰克图的贸易额。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沙皇俄国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更加重了中国商人在俄国贸易的税率，使常家再次遭受浩劫。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在中国内地收购茶叶后，即沿长江出海北上到海参崴，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利，这样恰克图茶叶生意更为冷落。
政府无能何讨外债
为了抵抗俄商的强势扩张，常家于1883年，在汉口茶界，与制茶工人、贩卖所商人、经理人、装卸工人等与茶叶有关的人员举行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商业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强了茶叶产地的茶农、小商贩与晋商的合作。一度时期茶叶贸易额曾出现回升。
同时，常家为了扭转败局，联合晋商对俄国小商人采取赊销的办法，以维持现状。但俄商看到清朝“气数已尽”，无能力保护中国商人，因而找各种理由欠款不付。再加上俄国很快也政局大乱，不少俄商倒闭破产，使得拖欠更为严重。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
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5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余万两。在《清代账局初探》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5家即拖欠常家账局贷款41．6万卢布。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众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刁；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也就有理难诉。
常家在此危难之际，惟有企图清朝政府及官员对其支持，但清政府的官员借机巧取豪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霜。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孙子小僧王多罗贝勒那尔苏，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账。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50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去收账，哪里还会收得回来。本已元气大伤的常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宣统二年(1910)，俄国又有5家商号宣告倒闭，倒欠常家大升玉账局及商号62余万两白银。1911年清朝覆灭，各地商号纷纷倒闭，部分客户欠款变为死账，原清朝官员及其他存款者纷纷上门逼取存款，而原贷款者又看到常家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避而不见，因此辉煌近200年的常氏产业，随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败。
回光返照兴票号
对俄茶叶贸易衰势不可逆转，由于常家熟知“顺势求变”的儒学之理，为求中兴而改弦求变，改茶庄为票号。
常家开办的票号，有“大德玉”、“三和源”和“大德川”。前两个是北常创办，后一个属于南常。这3个票号总号皆设在太谷，故属于太谷帮，而且是太谷帮中实力最大的票号。
“大德玉”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北常的茶庄老字号改办。创建时，财东为常立训，投资为30万两白银，其投资额等同于全国最早创办票号的“日昇昌”。而且，由于“大德玉”在经营茶叶时，分号众多，一经改营，北京、天津、沈阳、锦州、营口、归化、库伦、恰克图、张家口、上海、苏州、南京、汉口等地的分号立即开业，其网络垂手而成。 由于“大德玉”票号创办较晚，常氏又有精英集团的优势，所以他们吸取其他票号的经验教训，一改过去常家商业由族长统一管理的办法，采用了股东、经理两权分离机制，公推果断聪慧的十三世常立训为东家，而常立训则选择为人重德重义的叔叔常恽做他的经理，再由常恽考察任用各分号经理，这样，就为票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常家票号实行“股份制”，特别是为大部分店员划分“顶身股”以凝聚人心，还学习“大盛魁”的经验，施行了“财神股”。这个“财神股”任何人没有挪用权，它的分红只能留在票号内作为“护本风险基金”，确保万一发生危机时，能够靠“财神股”的资金渡过难关。
常恽还下大工夫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矩。“大德玉”号规明文规定：号内人员，一律不准长支短借；号内财物，一律不准随意挪用；严禁嫖娼、赌博、吸毒；不准在号内接待个人亲友；店员探亲期间，不准到东家、掌柜家闲坐，更不准送礼；遇同人婚丧喜庆，由号内统一送礼，店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凡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不听指挥调动者，驱逐出号。
在管理流程上，除建立了由总号编制号码的“汇票号码账”和汇票“三联单”外，还建立了记载店员入号时亲友、商号承保的“承保账”；记载店员入号日期的“进号账”，记录店员供职与休假时日的“起程账”；记载店员应得工资、实物的“衣资账”；记载店员自己所携带物品的“衣物账”；记载店员出差起程所带路费数额的“路费账”；记载店员委托亲友捎带物品的“带物账”；记载店员探亲回家日期天数的“回家账”，以及票号业务所需的“汇款账”、“流水账”、“万金账”、“浮记账”、“各庄往来账”、“未到期账”、“同业钱铺账”、“店员支使账”、“借贷账”、“收借帐”、“缓期账”、“屡年账”、“加色账”、“汇费账”、“收付利账”、“清抄账”、“应支账”、“未支账”、“杂使账”、“现银账”、“现换账”等30项账簿，使“大德玉”票号的管理严格有序，项项有规，行之有效。
由于“大德玉”票号资金雄厚，网络畅通，管理严格，经营有方，营业28年中，获利200余万两白银，成为全国51家票号中的佼佼者，太谷帮中的首号。辛亥革命前后，由于现代邮政的兴起，票号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大德玉”票号终未能使常氏中兴，而于民国二年(1913)随其他票号一起宣告歇业。
南常创立的“大德川”票号，开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资金为20万两白银，实力也不算弱，开业之后数年，收入也很可观。但同样于民国二年倒闭。
受工业兴起的影响，常家也曾创办实业。十四世常望春组织常氏妇女种桑养蚕，设立敦睦蚕桑局。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和十五世常凤梧，购进原料，置买机器，并从北京延聘教师，招收徒工10多人，试制丝织络带获得成功。翌年，凡家族中想养蚕的都招到蚕桑局教其养蚕方法。投产后，丝织物销售山西各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常家又设立了敦睦织布厂，在厂内设教室数间，聘教师授夜间课，前后培养出纺织工人100余名，使之都学会了织布技术。该厂产品在山西一带非常受欢迎，获利也很可观。可惜因常氏商业倒闭后，流动资金不足，于1921年歇业。
1921年，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在太原创办了范华印刷厂，常赞春的儿子常凤铸曾留学日本，精通印刷技术，由他总负技术责任。这个厂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先后由常家经营35年。与此同时，常家还先后与祁县乔家出资5000两白银，办起“山西火柴局”；给“晋华纺织厂”投资4000银元。
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只留下河北丰镇的“天亨永”、山西榆次车辋的“同济”药店、要村的“晋隆祥”、榆次的“瑞隆裕”及奉天、南京等地小商号企业和部分房地产业，以股金分红，维持族中必要的开支，供子弟读书求学。
这些努力并没有挽救“大厦之将倾”局面。所幸历来重视教育的常家，到了晚清出现学者辈出的状况，形成由商到儒转型。时至今日，常氏家族仍有学者专家遍及海内外。这是常氏家族所独特的，也是其他晋商家族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