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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这是张东荪先生晚年写下的诗句。鲁阳是传说中的人物，据《淮南子·览冥训》 记，武王伐纣时，战斗激烈，见天色将晚，部将鲁阳公挥戈向日怒吼，“日为之反三舍”，成语“挥戈退日”即从此来。此诗似在自嘲，实有自辩之意。
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报人，在“科玄论战”（1923年）和“唯物辩证法论战”（1931年）中担任主力，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抗战胜利后，因力主“第三条道路”，张东荪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人物。张东荪在北平和谈中作出突出贡献，毛泽东曾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然而，一场至今争论不休的“间谍案”改变了张东荪的命运，全家三死一疯，对这位奇人一生事迹，后人所知已不多。
对于张东荪，各方看法不一，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说：“这个人 （指张东荪） 是一个‘玩政治’的。‘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此话大有深意。
说孙中山是激进主义
张东荪生于1886年12月，祖籍浙江杭州，原名张万田，字东荪。
1902年，张东荪偶读佛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曾说：“我是十八岁读 《楞严经》 便起了哲学的兴趣。”
1905年，张东荪官派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结识梁启超，从此一生追随，并与张君劢 （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政治家） 成为好友。
1911年，张东荪回国，以“圣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渐成著名政论家。辛亥革命后，张东荪加入孙中山临时政府，却无视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的长期矛盾，力主二人联合。
1916年，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宪法研究会”，张东荪为其中主力，并自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 《时事新报》。1918年3月，张东荪又创办了 《时事新报》 副刊 《学灯》，该副刊与北京 《晨报》 副刊、《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并称三大副刊。
时邵力子主持 《觉悟》，就在《学灯》 隔壁，但邵、张二人见面从不打招呼，《觉悟》 的编辑高铁郎为赚稿费给 《学灯》 写稿，邵力子下令予以处分。
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张东荪写了一篇讽刺性的社论，报馆差点被毁。张对孙素有微词，曾说：“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此外，梁启超与张东荪被“一战”的残酷震惊，对欧洲文明产生失望情绪，张东荪转向社会主义。
圈中人都知道他善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两名俄籍教授找到李大钊，表示要帮中国建立党组织，李大钊写信介绍他们“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据周佛海说：“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访仲甫 （陈独秀）。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 （即维金斯基） 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但张东荪不同意建党，“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据张东荪自己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不敢约”张东荪，因1920年10月哲学家罗素来华，张东荪突然又附和其观点，称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主义无用，应“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不同意反对资本主义。
此说引起哗然，李达撰文称张东荪是“无主义无定见的人”，只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张东荪以后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否定阶级斗争，主张在工会基础上成立生产联合会），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张东荪一生善变，哲学家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锋芒毕露，逮谁跟谁掐
1927年，北伐军攻入上海，张东荪被列名为“学阀”，上了通缉名单。张东荪抱怨道：“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转向哲学研究。
1929年，张东荪第三次赴德，受聘于耶拿大学，讲授中国哲学，1931年，与老师倭铿 （今译奥肯） 合著 《人生观问题》，并应司徒雷登之邀，回国在燕京大学教黑格尔哲学。
上世纪30年代，张东荪成为中国哲学重镇，他的论敌叶青说：“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系统建立人。”
学生时代的张中行先生曾见过张东荪，说他：“讲话清脆，有条理，多锋芒。”
“九一八事变”前，胡适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外小礼堂讲座，题为“哲学是什么”，几天后，张东荪在同地点举办了另一场讲座，题为“哲学不是什么”，对抗之意明显。
抗战爆发后，北京沦陷，张东荪随燕京大学滞京，与中共暗中联系，他说：“我曾把蒋介石要与日寇靖和的条件交给中共地下人员。”他家一度成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点。
1941年12月8日，美日宣战，张东荪入狱，6个月后，被判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出狱时需保人，为他作保的是伪市长刘玉书。
因参与和谈而趾高气扬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张君劢主张“第三条道路”，张君劢偏向国民党，张东荪特意让许宝骙带话给他说：“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 1946年，蒋介石准备推出伪国民大会，引起各民主党派不满，纷纷表示不参加，张君劢却执意要去，因他毕生研究宪法，渴望在此次大会上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还派专机到北京接张东荪参会，张东荪愤而宣布与张君劢绝交。
还在日本人监狱中时，张东荪曾留下遗嘱，将自己身后的作品与张君劢的文章合编一书，名为 《二张集》。著名学者张朋园先生说：“（张东荪与张君劢）几可以孪生兄弟视之，友谊之笃，无与伦比。”经此挫折，“二张”40多年友誼中断，至死未再往来。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提出：“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 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张东荪对曾参与和谈极感自豪，1950年，他写道：“余亦自谓平生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据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说，1951年时张东荪“已成‘大’名人，正如唐振常先生大作所言，‘颇露踌躇满志’之意，即使说他趾高气扬亦不为过”。
然而，据杨奎松先生考证，张东荪只担任过一次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既非和谈发起者，对和谈达成也“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叛国罪”至今说法不一
就在张东荪“踌躇满志”时，他却突然陷入“叛国罪”中。
据 《北京公安史志》 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则说，王志奇 （即王正伯） 在北京刚解放时常去张家，张东荪对他很冷淡，张缺乏政治经验，把文件随便放在儿子张宗炳家中，被王志奇看到。
1985年，千家驹先生在回忆录中则披露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
然而，千家驹所说情报不同：“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是单圈。”
还有一种说法，张东荪不同意出兵朝鲜，想通过王正伯与美国联系，私下谈和，还和王正伯说，现在不急着谈，等志愿军打几个败仗后再说。
由于相关档案未公开，致各方说法不一，从了解内情者的反应看，张确有失当处。罗隆基曾私下说：“张东荪太不够朋友，瞒着人做这样的事情，几乎把人拖下水。”
曾一度被“养起来”
1952年8月，梁漱溟曾问毛泽东：“张的为人聪明特出……孰料他亲美、惧美，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传情报……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回答说：“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张东荪曾表示：“燕京大学里骂司徒雷登的所有东西，司徒雷登都会知道的。”建党30周年时，大家劝他撰文庆祝，张却说要保持“沉默的自由”，后勉强发表了四句“打油诗”。
为了过关，张东荪写了5次检讨，称：“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最终，张东荪免于刑事处罚，被“养起来”，月工资尚有500元 （当时一级教授也只有300元）。
有传言称，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协代表投票选举新政府主席，结果少了一票，众人以为是毛泽东谦虚，其实毛投了自己的赞成票，未投票的是张东荪。此说被杨奎松先生否定，因查无实据，且当时选票上没有弃权一项。
1968年1月，82岁的张东荪突然“被捕”，5年后，家人收到通知，才知张东荪已死在秦城监狱中。
张东荪有三子一女，老大张宗炳是著名昆虫学家，被关押7年，出狱时精神失常；老二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于1969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终年54岁；老三张宗熲是社会学家，1966年与妻吕乃朴一同自杀。张东荪的两个孙子在“文革”中亦被判刑，关押劳改10多年。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2月17日）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这是张东荪先生晚年写下的诗句。鲁阳是传说中的人物，据《淮南子·览冥训》 记，武王伐纣时，战斗激烈，见天色将晚，部将鲁阳公挥戈向日怒吼，“日为之反三舍”，成语“挥戈退日”即从此来。此诗似在自嘲，实有自辩之意。
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报人，在“科玄论战”（1923年）和“唯物辩证法论战”（1931年）中担任主力，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抗战胜利后，因力主“第三条道路”，张东荪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人物。张东荪在北平和谈中作出突出贡献，毛泽东曾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然而，一场至今争论不休的“间谍案”改变了张东荪的命运，全家三死一疯，对这位奇人一生事迹，后人所知已不多。
对于张东荪，各方看法不一，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说：“这个人 （指张东荪） 是一个‘玩政治’的。‘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此话大有深意。
说孙中山是激进主义
张东荪生于1886年12月，祖籍浙江杭州，原名张万田，字东荪。
1902年，张东荪偶读佛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曾说：“我是十八岁读 《楞严经》 便起了哲学的兴趣。”
1905年，张东荪官派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结识梁启超，从此一生追随，并与张君劢 （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政治家） 成为好友。
1911年，张东荪回国，以“圣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渐成著名政论家。辛亥革命后，张东荪加入孙中山临时政府，却无视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的长期矛盾，力主二人联合。
1916年，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宪法研究会”，张东荪为其中主力，并自1917年起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 《时事新报》。1918年3月，张东荪又创办了 《时事新报》 副刊 《学灯》，该副刊与北京 《晨报》 副刊、《民国日报》 副刊 《觉悟》 并称三大副刊。
时邵力子主持 《觉悟》，就在《学灯》 隔壁，但邵、张二人见面从不打招呼，《觉悟》 的编辑高铁郎为赚稿费给 《学灯》 写稿，邵力子下令予以处分。
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张东荪写了一篇讽刺性的社论，报馆差点被毁。张对孙素有微词，曾说：“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此外，梁启超与张东荪被“一战”的残酷震惊，对欧洲文明产生失望情绪，张东荪转向社会主义。
圈中人都知道他善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两名俄籍教授找到李大钊，表示要帮中国建立党组织，李大钊写信介绍他们“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据周佛海说：“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访仲甫 （陈独秀）。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 （即维金斯基） 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但张东荪不同意建党，“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据张东荪自己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不敢约”张东荪，因1920年10月哲学家罗素来华，张东荪突然又附和其观点，称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主义无用，应“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不同意反对资本主义。
此说引起哗然，李达撰文称张东荪是“无主义无定见的人”，只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张东荪以后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否定阶级斗争，主张在工会基础上成立生产联合会），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张东荪一生善变，哲学家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锋芒毕露，逮谁跟谁掐
1927年，北伐军攻入上海，张东荪被列名为“学阀”，上了通缉名单。张东荪抱怨道：“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转向哲学研究。
1929年，张东荪第三次赴德，受聘于耶拿大学，讲授中国哲学，1931年，与老师倭铿 （今译奥肯） 合著 《人生观问题》，并应司徒雷登之邀，回国在燕京大学教黑格尔哲学。
上世纪30年代，张东荪成为中国哲学重镇，他的论敌叶青说：“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系统建立人。”
学生时代的张中行先生曾见过张东荪，说他：“讲话清脆，有条理，多锋芒。”
“九一八事变”前，胡适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邀，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外小礼堂讲座，题为“哲学是什么”，几天后，张东荪在同地点举办了另一场讲座，题为“哲学不是什么”，对抗之意明显。
抗战爆发后，北京沦陷，张东荪随燕京大学滞京，与中共暗中联系，他说：“我曾把蒋介石要与日寇靖和的条件交给中共地下人员。”他家一度成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点。
1941年12月8日，美日宣战，张东荪入狱，6个月后，被判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出狱时需保人，为他作保的是伪市长刘玉书。
因参与和谈而趾高气扬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张君劢主张“第三条道路”，张君劢偏向国民党，张东荪特意让许宝骙带话给他说：“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 1946年，蒋介石准备推出伪国民大会，引起各民主党派不满，纷纷表示不参加，张君劢却执意要去，因他毕生研究宪法，渴望在此次大会上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还派专机到北京接张东荪参会，张东荪愤而宣布与张君劢绝交。
还在日本人监狱中时，张东荪曾留下遗嘱，将自己身后的作品与张君劢的文章合编一书，名为 《二张集》。著名学者张朋园先生说：“（张东荪与张君劢）几可以孪生兄弟视之，友谊之笃，无与伦比。”经此挫折，“二张”40多年友誼中断，至死未再往来。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提出：“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 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张东荪对曾参与和谈极感自豪，1950年，他写道：“余亦自谓平生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据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说，1951年时张东荪“已成‘大’名人，正如唐振常先生大作所言，‘颇露踌躇满志’之意，即使说他趾高气扬亦不为过”。
然而，据杨奎松先生考证，张东荪只担任过一次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既非和谈发起者，对和谈达成也“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叛国罪”至今说法不一
就在张东荪“踌躇满志”时，他却突然陷入“叛国罪”中。
据 《北京公安史志》 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则说，王志奇 （即王正伯） 在北京刚解放时常去张家，张东荪对他很冷淡，张缺乏政治经验，把文件随便放在儿子张宗炳家中，被王志奇看到。
1985年，千家驹先生在回忆录中则披露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
然而，千家驹所说情报不同：“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是单圈。”
还有一种说法，张东荪不同意出兵朝鲜，想通过王正伯与美国联系，私下谈和，还和王正伯说，现在不急着谈，等志愿军打几个败仗后再说。
由于相关档案未公开，致各方说法不一，从了解内情者的反应看，张确有失当处。罗隆基曾私下说：“张东荪太不够朋友，瞒着人做这样的事情，几乎把人拖下水。”
曾一度被“养起来”
1952年8月，梁漱溟曾问毛泽东：“张的为人聪明特出……孰料他亲美、惧美，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传情报……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回答说：“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张东荪曾表示：“燕京大学里骂司徒雷登的所有东西，司徒雷登都会知道的。”建党30周年时，大家劝他撰文庆祝，张却说要保持“沉默的自由”，后勉强发表了四句“打油诗”。
为了过关，张东荪写了5次检讨，称：“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
最终，张东荪免于刑事处罚，被“养起来”，月工资尚有500元 （当时一级教授也只有300元）。
有传言称，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协代表投票选举新政府主席，结果少了一票，众人以为是毛泽东谦虚，其实毛投了自己的赞成票，未投票的是张东荪。此说被杨奎松先生否定，因查无实据，且当时选票上没有弃权一项。
1968年1月，82岁的张东荪突然“被捕”，5年后，家人收到通知，才知张东荪已死在秦城监狱中。
张东荪有三子一女，老大张宗炳是著名昆虫学家，被关押7年，出狱时精神失常；老二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于1969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终年54岁；老三张宗熲是社会学家，1966年与妻吕乃朴一同自杀。张东荪的两个孙子在“文革”中亦被判刑，关押劳改10多年。
（选自《北京晚报》201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