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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析布罗代尔的思想变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长时段理论的具体内涵。把宏观的政治经济问题、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置于长时段的史学范式其实质是年鉴学派独有的微观分析方法和解释方法。布罗代尔批判奥托·布伦纳多元社会史观念存在的局限，提出了面向日常的总体史学思想。日常往往被人们视为非历史，而事实恰恰相反，能反映文化生活史内容并具有代表性的往往是服饰风尚、饮食变迁，而非政治经济史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大事件的大部分成分为政治动荡、天灾人祸，也有技术及思想上划时代的革新;而普通日常视角下的历史记忆往往是一种审美符号，以审美的记忆代替了生活的残酷性。例如，喜剧被视为释放生活压力的历史符号，通常人们将其看作为一种选择性记忆媒介，因为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体现在个人的亲身经历，例如，易被忽略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上的变化等。生活的点滴作为叙述视角是日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重新扩展日常琐碎化生活在史学研究中的比重，实际上让生活艺术成了民族历史日常生活的主导。多元发展日常生活的历史走向使得人们重新建立起对未来的希望。人们愿意在偶然性和选择性的生活方式层面寻找交互性的内容和未来的期许，融入了日常的多元社会史学观在酝酿、成熟、日渐壮大。平民传记书写是日常生活史视野的发展方向，这种生活史理念是一种历史哲学也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观感，开启了由微观见整体的历史研究视野。总地来说，从纵向历史时间和横向时间点的研究到历史写作与日常的关系，都是布罗代尔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这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紧密联系的。研究布罗代尔史学方法对于探究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当下微观史学转向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布罗代尔;长时段;多元史学观;面向日常;总体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152-05
布罗代尔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他是继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砥柱。西方历史思想和话语特征是多元化的。历史的记忆是人类生活定向的巨大力量，布罗代尔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我们通过各种不同概念、觀点和实际作用可以理解这种非单一的概念。布罗代尔对过去的理解和认知，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相关一切问题的探寻，都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的荒原提供了多样的工具。布罗代尔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时段就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历史学就是扎根人类生活并对人类生活所做的解释。日常生活的变迁，传统与现实的不同和缄默都是生活在我们眼前的编织。
一、长时段理论缘起与变化
长时段思想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其最初并不是布罗代尔的独创，他从吕西安·费弗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与《法兰西特性》中得到启蒙，开始了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即结构上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短时段、宏观的偶然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他的思想以1968年为节点存在一个思想转折，那就是对长时段理论内容进行横向空间的丰富和扩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纵向时间拉回了横向时间点上的具体日常。他发现，“经济萧条时期，上层建筑的后退却带来群众生活的改善，实际工资又重新增加”[1]。例如，在欧洲1350—1450年经济衰退的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处于黄金时代。
布罗代尔认为，当时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只片面关注于短时段，这就使得历史学研究处于两方面的困境：一是难以反映真实全面的历史;二是纵向记载的特殊性历史时间往往反映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上层意志，无法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通过读布罗代尔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借助了统计学与人类学、生态学与气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史学的多维层次。在1968年他辞去《年鉴》杂志职务这一时期，法国学术界对于政治、政治事件的地位认识问题争论不休，穆尼埃和索布尔认为研究重点是从政治层面把握矛盾斗争的变化，坚决反对在探索革命前的传统结构中寻找答案，不赞成年鉴学派轻视政治事件的作用。我们知道布罗代尔一贯认为短时段对历史起渺小的作用，他认为突发的事件是历史的尘埃。他没有据理力争将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置于整个长时段的理论方法，而是把《年鉴》杂志移交给了年鉴学派第三代致力于中古史、近代史和俄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认同勒高夫、拉杜里、马克费罗等思想的合理性。他认为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也离不开理论预设和综合判断，历史还原只有全面和非全面，而不在于辩解的结果。他从日常生活的不同角度揭示了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面相。1956年吕西安·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则努力完成了物质文明部分及其未能完成的精神文明部分，并于1979年出版。
布罗代尔从历史学和时段的维度出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那种急匆匆、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因为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2]29。个人、日常生活、我们的错觉、瞬间印象、编年史作者和新闻记者的时间对应的都是短时段。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幻莫测和具有欺骗性的。我们要注意区分长期持续运动的短暂爆发[2]37。譬如，法国的1558年运动是聚合了法国不同起源和不同节奏的运动。今天的事件起源于昨天和从前的时间。他认为任何人文学科都会受一些活跃学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新知识是层出不穷的，但新思想与时代的渗透能力不够。换言之，组织合作空间有待开创，新力量仍然与倒退顽固的、不能被看作是人文主义架构的思想持续不断地较量，是人文危机普遍的特征。
从人种志学家和人种学家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它的呈现形态是多么的残暴，都会显露事件的印记[3]，而不会在社会中销声匿迹。历史学和人类学都是同样的精神探险。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学时段的辩证法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全部现实的一种解说。因此它是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科学[2]41。长时段理论与日常生活是紧密联系的，要把历史遗忘的印记重新填补。从转变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来看，片面注重实效性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短时段是传统史学所研究的核心内容。问题在于传统史学不是在对比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而是他们习惯一叶障目，而另辟蹊径、改变考察方式对当时史学家也是一种挑战。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4]。现代史学的突破在于不以学科研究方法本身为唯一目的，而是转移历史研究的方向，改变分析对人类的误导。从史学研究应有的融通性来看，历史本身是结构化的一种网络结构，生产力发展往往受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所作用。最终问题要回归到人类的行为活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经济的结构。我们看到，历史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就不是专门史，它是不能和其他学科割裂的。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融通关系来看，不仅需要过去与今天的纵向对话，也要确保一个地域与世界的横向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历史与现实实现了内在的融通，才能促使历史不断进步。从历史演进中的地理空间要素而言，历史衡量的尺度依赖于广泛性和多变性的历史分析法，不论微观史学到宏观史学，过去到现在，这种社会时间历史性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长时段理论的思想内涵关注文化理念交流、人口数量浮动、地理生态的平衡、制度政体关系、价格增减幅度以及区域战争问题。一方面，布罗代尔常用到的术语就是地理空间中的“经济世界”，就是由经济中间地带辐射到广大的边陲领域，核心与边陲结构促成该体系内上下层级之间的经济交流，对于这种不对等的差异，很容易在同一时空观测到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全貌。另一方面，如果历史事件不具备这样的结构差，我们很难观察到其演化的内在运动。这就需要促进不同地域间的交流，通过更广泛的地理相互关系来分析，不仅如此，还要将考察的整个时段延展、观察范围扩大。相比之下，更在于超越其平面的限制，以数字统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不在于编年而是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变化。例如：现代信息科技对新一代年轻人群交流方式的改变;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方式上的改变;具有符号性建筑风格的演变，等等。关于计量化的史学方法进行的评判不一，对于布罗代尔数字化史学观有一种质疑，我们可以理解，那就是数量庞多的数字化公式、运算模型、代表现实规律的符号曲线和图表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历史不具备了历史人文特性，这种过于符号化的东西或许会造成人文情怀的缺失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可以肯定的是布罗代尔想要寻求的突破就在于摒弃传统史学的考察方法，抛弃单一性的和缺乏变化的旧理念，长时段理念所增加的要素便于从整体角度去理解历史。 布罗代尔在后期思想中透露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实际上就是中时段，以人口增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等各种社会时间为具体特征，关注点侧重于撰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高速运转的时代之轮上，惦记着生活最朴素的质地，却照旧身不由己向着奢靡狂奔。在这种历史记忆中真正的主角，是正在沦亡的旧式生活，这些碎片化的日常在一定周期内对历史现象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从一日三餐再到纪录18世纪的食物革命，因此食物是活的、立体的，是人类历史中虔敬的生活元素，是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日常生活的实际体现。有味道的满足、地理的满足、空间的满足、心理的满足和文化的满足。
二、多元化的社会史观念
从布罗代尔的社会史观的思想渊源上来理解总体历史理论和长时段理论，除了我们熟知的吕西安·费弗尔外，马克思、奥托·布伦纳也是绕不开的。布罗代尔曾说，奥托·布伦纳在社会史方面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思想是现代历史的骨架。然而，他的推理、经验、论据和结论都与我们不同，没有显现出任何真正的逻辑。布罗代尔认为《社会史新路线》是复杂、机敏和多变的，尤其是论述欧洲社会史问题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这些问题很大而且复杂，所以必须对奥托·布伦纳整个方法论甚至历史科学本身的意义提出质疑。
11—18世纪的社会是模式化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交往活动是由零散、孤立、封闭的状况向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整体发展的状况动态变化的过程。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鲜明特色，传统的政治史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分析。马克思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对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是以整体观来考察16世纪西班牙国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除去繁荣时代和停滞的时段，西方社会处处表现出相同的结构、相同的支配因素，以特许状的城镇和固守生活方式的农村为例，因此，11—18世纪被归纳为“模式”的西方独特性。农民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样把精力用在治家上而不是用于现代社会赋予其意义的经济上。他们的冒险旨在打破阻碍发展的城乡结构。另一种是仍被迫处于支配地位而操劳，只能在多重生产因素限制之下而厮守故土。这两种社会现实仍然是被模式化的对象。在这一模式中，支配的成分有其自主性、色彩和具体的意义。农村繁荣和城市繁荣一开始是相互支持的，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秩序的基础。不同的间隔是彼此交流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城市人口的不稳定和劳动力的需求会产生无限的可能性，农民进入城镇，他的儿子可以成为工匠，工匠可以变为商人，商人可以变为领主。而布罗代尔认为，奥托·布伦纳的这一设想是一个次要的例子。因为，在君主和资产阶级的干涉下很难发生模式浮动。同时，奥托·布伦纳夸大了贵族世界的作用和重要性，将贵族世界置于长时段，一直延续到重农主义者的文明的中心，而处在底层的农民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某种程度的自治和自由。这便是西方世界的独特性，俄国活跃的农民手工业与城市工业是并存的，不同于欧洲小城镇形成的金字塔和网状结构，俄国的商业重点是天然产品，不受城市垄断控制。韦伯曾断言古代城市和东方城市城镇与农村、工农业之間的区别和分化。奥托·布伦纳的历史几何学是简单把历史想象为两个相交的几何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2]144。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是区别于这种二维几何学的，他的思想类似于乔治·古尔维奇，主张具体多维的历史思想。他认为处在两平面之间的一定是文化与政治图景、社会与经济图景的统一体，而不会把文化层面的概括或唯物主义辩证法抛到较低的层面。生活是多样的整体，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很危险，过去的投影有错觉的思想、旧有的解释。
如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的思想对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思想起引导作用，奥托·布伦纳启发了布罗代尔社会史观念的提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布罗代尔历史总体观的直接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是科学的“世界历史”范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5]31，要了解历史就要面向生活本身。二是，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三是，每天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5]32。这里是指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而不应被看作三个不同的阶段，或者理解为统一的三个因素。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人类活动和世界历史的各个部分置于整个历史系统中进行考察，世界历史是一个全面有机的组成。布罗代尔在历史学研究方向上吸收了这一思想，从描述孤立的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研究，最后又在马克思思想的引导下完成了碎片化的总体历史研究转向，这就是后来年鉴学派彼特·伯克将长时段的修正总结为人类学转向、回归政治和叙事复兴。处在不断生成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面对现代化精神和文化精神的碰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全面的进行文化历史的梳理和整合工作。一是，通过日常生活和社会琐事来研究社会史是一条独辟蹊径的思路，也是切合实际的。历史学本身是以物质呈现，传统中以物质形式记载而存在的，通常有宫殿、废墟、砖瓦、铭文、书册、文契，这些记录往往是有重大壮举的历史人物或王侯将相，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演变占据着历史进程结构中的部分，容易被人所忽略，这也是史学、历史哲学应该完善的地方。二是，物质生活使得古代与现实层面反差巨大，一方面促使周围物质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作用于人的意识。三是，唯有辩证统一的史学观才是合理的。布罗代尔以批判的眼光对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做出了批判，批评其将历史错误归纳为国家、宗教和文化三个维度。批评汤因比的经济史观，错误从经济视角断言历史结果是自然的安排，这样放任和被动接受的态度不符合自然历史的规律，也贬低了环境对人的作用。布罗代尔对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史学的时代精神论提出质疑。他认为首先时代精神是不能代替历史实体的，这种论断只能作为补充，毕竟有其局限性。菲利浦·巴格比的人类史学是不间断的宗教周期更迭，最后逐渐趋于理性，布罗代尔则认为理性和宗教本身并不对立，具有同一性。四是，历史是多领域交叉的痕迹，铸造历史的是文化、社会、地理共同作用的合力。它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因素，也是能呈现历史面貌的元素。这一成果最早是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克所提出的，他认为历史是众人协作的历史，历史研究忌讳以单一原因为出发点，平民传记的生活的关注点和内容在于历史实践的过程，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答案，普通人的日常世界是平凡人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日常行为才是日常生活史最应关注的研究对象。 三、历史与日常生活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世界本身。类似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和文化要素，历史学本身也具有自身的传统，历史上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对于成熟的个体而言，其认知图式是比较模式化的。人类对于历史的期待在文明的视野下趋于平衡稳定，新传统以代替旧模式的方式在文明中留下历史的印记。能够渗入人本性的往往是史学中选择、叙述、分析、解释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探寻过去的痕迹，进而提供让人能够辨识乃至欣赏的图景，模铸人的生命意识，浇灌人类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即是人类活动记载下来的历史痕迹，传承了人类的文明。另一方面反映了对抗时间的不可逆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也是人类对历史与日常生活的终极关切，为记录和探寻人类过去的活动有着深远的价值。
人类历史是改变其自身日常的历史，“唯有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他物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真理，真理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6]。马克思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的关于历史与日常之间的理論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日常生活是个体存在的无意识自在特征，人类历史是日常的自发到实现自我解放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理论视野，日常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具体的个人。一方面，作为动物性的自然物，从事本能的人口生产和消费活动;另一面，异质的人自发的从属社会共同体秩序进行生活。一部人类历史就是逐步走出日常自发状态，摆脱消极社会关系束缚的历史。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是外迁的、防御性质，而不是内生的、总体性质，将日常生活纳入历史范畴，有助于摒弃那些日常中类似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被动和自发等病态影响，通过观念更新，提高了人的自觉能动作用。根本上来说，回归日常不是理想主义，它是时代要求的一个方面，还要打开公共社会结构，建立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有利于日常文化在历史中健康发展，防止现代科学民主的理性文化精神被权威理想文化所侵犯，扭转日常文化中伪善和病态的风气。当然日常文化在历史中的包容性在于，格调不入主流的文化消费是有需求的，它的存在性有其正当性。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就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这种转型表现在日常生产领域和日常消费领域。现代化农业器械的使用使得农业劳动力剩余，这部分的农业生产者转向了服务业和产品加工业，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流动。此外，日常消费由日常节俭实用型转向了追求审美型，文化娱乐消费的增加代表着消费结构的变化。交通、通信以及大众传媒手段的革新，使得人类交流范围空前扩大，城乡交流的增进，契约精神成为重要的交往原则，科学观念与时效创新为人们所接受，传统习惯上的冲击缩短了文化滞后距离。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的理性化重塑，旨在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减少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惰性，对日常文化、制度化文化和观念理想文化进行了分层，生活中具体文化的共时性探讨往往是历史转型的切入点，生活的非显性符号、生存方式纳入到历史文化视野，使传统的内涵外延，结构和图式、时间上和空间上实现了人自身的现代化，这样打破了生活中的封闭性，还推动了文化的世界性进程。
综上所述，长时段理论内容的横向扩充和多元化的社会史观念形成了年鉴学派微观的总体史学思想。如果说近代科学技术使人类生活走向异化，那么历史中的碎片化日常保持了充分的觉醒，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生活走向原始，而是至少可以在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把握历史的连续和断裂、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以对人类历史形成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理解。年鉴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史学是因为其不以传统的追求宏观历史过程和结构为目的，突破了以政治史为主题的宏观史学，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以文化传统、日常生活、自然和人文环境为素材，从政治、军事、外交宏观视野扩展到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不是单一用编年顺序罗列偶然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是对传统线性因果决定论提出了批判，并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具体到日常生活和文化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这对人们正确把握和认知长时段理论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新的丰富内涵，即微观视域下的社会历史理论。
[参 考 文 献]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1.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 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
[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灵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9.
[5]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
[关键词]布罗代尔;长时段;多元史学观;面向日常;总体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152-05
布罗代尔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他是继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砥柱。西方历史思想和话语特征是多元化的。历史的记忆是人类生活定向的巨大力量，布罗代尔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我们通过各种不同概念、觀点和实际作用可以理解这种非单一的概念。布罗代尔对过去的理解和认知，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相关一切问题的探寻，都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的荒原提供了多样的工具。布罗代尔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时段就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历史学就是扎根人类生活并对人类生活所做的解释。日常生活的变迁，传统与现实的不同和缄默都是生活在我们眼前的编织。
一、长时段理论缘起与变化
长时段思想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其最初并不是布罗代尔的独创，他从吕西安·费弗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与《法兰西特性》中得到启蒙，开始了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即结构上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短时段、宏观的偶然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他的思想以1968年为节点存在一个思想转折，那就是对长时段理论内容进行横向空间的丰富和扩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纵向时间拉回了横向时间点上的具体日常。他发现，“经济萧条时期，上层建筑的后退却带来群众生活的改善，实际工资又重新增加”[1]。例如，在欧洲1350—1450年经济衰退的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处于黄金时代。
布罗代尔认为，当时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只片面关注于短时段，这就使得历史学研究处于两方面的困境：一是难以反映真实全面的历史;二是纵向记载的特殊性历史时间往往反映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上层意志，无法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通过读布罗代尔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借助了统计学与人类学、生态学与气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创了史学的多维层次。在1968年他辞去《年鉴》杂志职务这一时期，法国学术界对于政治、政治事件的地位认识问题争论不休，穆尼埃和索布尔认为研究重点是从政治层面把握矛盾斗争的变化，坚决反对在探索革命前的传统结构中寻找答案，不赞成年鉴学派轻视政治事件的作用。我们知道布罗代尔一贯认为短时段对历史起渺小的作用，他认为突发的事件是历史的尘埃。他没有据理力争将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置于整个长时段的理论方法，而是把《年鉴》杂志移交给了年鉴学派第三代致力于中古史、近代史和俄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认同勒高夫、拉杜里、马克费罗等思想的合理性。他认为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也离不开理论预设和综合判断，历史还原只有全面和非全面，而不在于辩解的结果。他从日常生活的不同角度揭示了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面相。1956年吕西安·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则努力完成了物质文明部分及其未能完成的精神文明部分，并于1979年出版。
布罗代尔从历史学和时段的维度出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那种急匆匆、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因为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2]29。个人、日常生活、我们的错觉、瞬间印象、编年史作者和新闻记者的时间对应的都是短时段。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幻莫测和具有欺骗性的。我们要注意区分长期持续运动的短暂爆发[2]37。譬如，法国的1558年运动是聚合了法国不同起源和不同节奏的运动。今天的事件起源于昨天和从前的时间。他认为任何人文学科都会受一些活跃学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新知识是层出不穷的，但新思想与时代的渗透能力不够。换言之，组织合作空间有待开创，新力量仍然与倒退顽固的、不能被看作是人文主义架构的思想持续不断地较量，是人文危机普遍的特征。
从人种志学家和人种学家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它的呈现形态是多么的残暴，都会显露事件的印记[3]，而不会在社会中销声匿迹。历史学和人类学都是同样的精神探险。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学时段的辩证法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全部现实的一种解说。因此它是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科学[2]41。长时段理论与日常生活是紧密联系的，要把历史遗忘的印记重新填补。从转变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来看，片面注重实效性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短时段是传统史学所研究的核心内容。问题在于传统史学不是在对比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而是他们习惯一叶障目，而另辟蹊径、改变考察方式对当时史学家也是一种挑战。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4]。现代史学的突破在于不以学科研究方法本身为唯一目的，而是转移历史研究的方向，改变分析对人类的误导。从史学研究应有的融通性来看，历史本身是结构化的一种网络结构，生产力发展往往受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所作用。最终问题要回归到人类的行为活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经济的结构。我们看到，历史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就不是专门史，它是不能和其他学科割裂的。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融通关系来看，不仅需要过去与今天的纵向对话，也要确保一个地域与世界的横向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历史与现实实现了内在的融通，才能促使历史不断进步。从历史演进中的地理空间要素而言，历史衡量的尺度依赖于广泛性和多变性的历史分析法，不论微观史学到宏观史学，过去到现在，这种社会时间历史性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长时段理论的思想内涵关注文化理念交流、人口数量浮动、地理生态的平衡、制度政体关系、价格增减幅度以及区域战争问题。一方面，布罗代尔常用到的术语就是地理空间中的“经济世界”，就是由经济中间地带辐射到广大的边陲领域，核心与边陲结构促成该体系内上下层级之间的经济交流，对于这种不对等的差异，很容易在同一时空观测到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全貌。另一方面，如果历史事件不具备这样的结构差，我们很难观察到其演化的内在运动。这就需要促进不同地域间的交流，通过更广泛的地理相互关系来分析，不仅如此，还要将考察的整个时段延展、观察范围扩大。相比之下，更在于超越其平面的限制，以数字统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不在于编年而是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变化。例如：现代信息科技对新一代年轻人群交流方式的改变;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方式上的改变;具有符号性建筑风格的演变，等等。关于计量化的史学方法进行的评判不一，对于布罗代尔数字化史学观有一种质疑，我们可以理解，那就是数量庞多的数字化公式、运算模型、代表现实规律的符号曲线和图表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历史不具备了历史人文特性，这种过于符号化的东西或许会造成人文情怀的缺失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可以肯定的是布罗代尔想要寻求的突破就在于摒弃传统史学的考察方法，抛弃单一性的和缺乏变化的旧理念，长时段理念所增加的要素便于从整体角度去理解历史。 布罗代尔在后期思想中透露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实际上就是中时段，以人口增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等各种社会时间为具体特征，关注点侧重于撰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高速运转的时代之轮上，惦记着生活最朴素的质地，却照旧身不由己向着奢靡狂奔。在这种历史记忆中真正的主角，是正在沦亡的旧式生活，这些碎片化的日常在一定周期内对历史现象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从一日三餐再到纪录18世纪的食物革命，因此食物是活的、立体的，是人类历史中虔敬的生活元素，是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日常生活的实际体现。有味道的满足、地理的满足、空间的满足、心理的满足和文化的满足。
二、多元化的社会史观念
从布罗代尔的社会史观的思想渊源上来理解总体历史理论和长时段理论，除了我们熟知的吕西安·费弗尔外，马克思、奥托·布伦纳也是绕不开的。布罗代尔曾说，奥托·布伦纳在社会史方面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思想是现代历史的骨架。然而，他的推理、经验、论据和结论都与我们不同，没有显现出任何真正的逻辑。布罗代尔认为《社会史新路线》是复杂、机敏和多变的，尤其是论述欧洲社会史问题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这些问题很大而且复杂，所以必须对奥托·布伦纳整个方法论甚至历史科学本身的意义提出质疑。
11—18世纪的社会是模式化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交往活动是由零散、孤立、封闭的状况向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整体发展的状况动态变化的过程。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鲜明特色，传统的政治史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分析。马克思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对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是以整体观来考察16世纪西班牙国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除去繁荣时代和停滞的时段，西方社会处处表现出相同的结构、相同的支配因素，以特许状的城镇和固守生活方式的农村为例，因此，11—18世纪被归纳为“模式”的西方独特性。农民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样把精力用在治家上而不是用于现代社会赋予其意义的经济上。他们的冒险旨在打破阻碍发展的城乡结构。另一种是仍被迫处于支配地位而操劳，只能在多重生产因素限制之下而厮守故土。这两种社会现实仍然是被模式化的对象。在这一模式中，支配的成分有其自主性、色彩和具体的意义。农村繁荣和城市繁荣一开始是相互支持的，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秩序的基础。不同的间隔是彼此交流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城市人口的不稳定和劳动力的需求会产生无限的可能性，农民进入城镇，他的儿子可以成为工匠，工匠可以变为商人，商人可以变为领主。而布罗代尔认为，奥托·布伦纳的这一设想是一个次要的例子。因为，在君主和资产阶级的干涉下很难发生模式浮动。同时，奥托·布伦纳夸大了贵族世界的作用和重要性，将贵族世界置于长时段，一直延续到重农主义者的文明的中心，而处在底层的农民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某种程度的自治和自由。这便是西方世界的独特性，俄国活跃的农民手工业与城市工业是并存的，不同于欧洲小城镇形成的金字塔和网状结构，俄国的商业重点是天然产品，不受城市垄断控制。韦伯曾断言古代城市和东方城市城镇与农村、工农业之間的区别和分化。奥托·布伦纳的历史几何学是简单把历史想象为两个相交的几何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2]144。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是区别于这种二维几何学的，他的思想类似于乔治·古尔维奇，主张具体多维的历史思想。他认为处在两平面之间的一定是文化与政治图景、社会与经济图景的统一体，而不会把文化层面的概括或唯物主义辩证法抛到较低的层面。生活是多样的整体，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很危险，过去的投影有错觉的思想、旧有的解释。
如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的思想对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思想起引导作用，奥托·布伦纳启发了布罗代尔社会史观念的提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布罗代尔历史总体观的直接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是科学的“世界历史”范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5]31，要了解历史就要面向生活本身。二是，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三是，每天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5]32。这里是指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而不应被看作三个不同的阶段，或者理解为统一的三个因素。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人类活动和世界历史的各个部分置于整个历史系统中进行考察，世界历史是一个全面有机的组成。布罗代尔在历史学研究方向上吸收了这一思想，从描述孤立的政治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研究，最后又在马克思思想的引导下完成了碎片化的总体历史研究转向，这就是后来年鉴学派彼特·伯克将长时段的修正总结为人类学转向、回归政治和叙事复兴。处在不断生成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面对现代化精神和文化精神的碰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全面的进行文化历史的梳理和整合工作。一是，通过日常生活和社会琐事来研究社会史是一条独辟蹊径的思路，也是切合实际的。历史学本身是以物质呈现，传统中以物质形式记载而存在的，通常有宫殿、废墟、砖瓦、铭文、书册、文契，这些记录往往是有重大壮举的历史人物或王侯将相，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演变占据着历史进程结构中的部分，容易被人所忽略，这也是史学、历史哲学应该完善的地方。二是，物质生活使得古代与现实层面反差巨大，一方面促使周围物质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作用于人的意识。三是，唯有辩证统一的史学观才是合理的。布罗代尔以批判的眼光对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做出了批判，批评其将历史错误归纳为国家、宗教和文化三个维度。批评汤因比的经济史观，错误从经济视角断言历史结果是自然的安排，这样放任和被动接受的态度不符合自然历史的规律，也贬低了环境对人的作用。布罗代尔对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史学的时代精神论提出质疑。他认为首先时代精神是不能代替历史实体的，这种论断只能作为补充，毕竟有其局限性。菲利浦·巴格比的人类史学是不间断的宗教周期更迭，最后逐渐趋于理性，布罗代尔则认为理性和宗教本身并不对立，具有同一性。四是，历史是多领域交叉的痕迹，铸造历史的是文化、社会、地理共同作用的合力。它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因素，也是能呈现历史面貌的元素。这一成果最早是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克所提出的，他认为历史是众人协作的历史，历史研究忌讳以单一原因为出发点，平民传记的生活的关注点和内容在于历史实践的过程，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答案，普通人的日常世界是平凡人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日常行为才是日常生活史最应关注的研究对象。 三、历史与日常生活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世界本身。类似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和文化要素，历史学本身也具有自身的传统，历史上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对于成熟的个体而言，其认知图式是比较模式化的。人类对于历史的期待在文明的视野下趋于平衡稳定，新传统以代替旧模式的方式在文明中留下历史的印记。能够渗入人本性的往往是史学中选择、叙述、分析、解释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探寻过去的痕迹，进而提供让人能够辨识乃至欣赏的图景，模铸人的生命意识，浇灌人类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即是人类活动记载下来的历史痕迹，传承了人类的文明。另一方面反映了对抗时间的不可逆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也是人类对历史与日常生活的终极关切，为记录和探寻人类过去的活动有着深远的价值。
人类历史是改变其自身日常的历史，“唯有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他物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真理，真理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6]。马克思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的关于历史与日常之间的理論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日常生活是个体存在的无意识自在特征，人类历史是日常的自发到实现自我解放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理论视野，日常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具体的个人。一方面，作为动物性的自然物，从事本能的人口生产和消费活动;另一面，异质的人自发的从属社会共同体秩序进行生活。一部人类历史就是逐步走出日常自发状态，摆脱消极社会关系束缚的历史。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是外迁的、防御性质，而不是内生的、总体性质，将日常生活纳入历史范畴，有助于摒弃那些日常中类似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被动和自发等病态影响，通过观念更新，提高了人的自觉能动作用。根本上来说，回归日常不是理想主义，它是时代要求的一个方面，还要打开公共社会结构，建立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有利于日常文化在历史中健康发展，防止现代科学民主的理性文化精神被权威理想文化所侵犯，扭转日常文化中伪善和病态的风气。当然日常文化在历史中的包容性在于，格调不入主流的文化消费是有需求的，它的存在性有其正当性。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就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这种转型表现在日常生产领域和日常消费领域。现代化农业器械的使用使得农业劳动力剩余，这部分的农业生产者转向了服务业和产品加工业，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流动。此外，日常消费由日常节俭实用型转向了追求审美型，文化娱乐消费的增加代表着消费结构的变化。交通、通信以及大众传媒手段的革新，使得人类交流范围空前扩大，城乡交流的增进，契约精神成为重要的交往原则，科学观念与时效创新为人们所接受，传统习惯上的冲击缩短了文化滞后距离。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的理性化重塑，旨在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减少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惰性，对日常文化、制度化文化和观念理想文化进行了分层，生活中具体文化的共时性探讨往往是历史转型的切入点，生活的非显性符号、生存方式纳入到历史文化视野，使传统的内涵外延，结构和图式、时间上和空间上实现了人自身的现代化，这样打破了生活中的封闭性，还推动了文化的世界性进程。
综上所述，长时段理论内容的横向扩充和多元化的社会史观念形成了年鉴学派微观的总体史学思想。如果说近代科学技术使人类生活走向异化，那么历史中的碎片化日常保持了充分的觉醒，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生活走向原始，而是至少可以在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把握历史的连续和断裂、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以对人类历史形成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理解。年鉴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史学是因为其不以传统的追求宏观历史过程和结构为目的，突破了以政治史为主题的宏观史学，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以文化传统、日常生活、自然和人文环境为素材，从政治、军事、外交宏观视野扩展到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不是单一用编年顺序罗列偶然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是对传统线性因果决定论提出了批判，并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具体到日常生活和文化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这对人们正确把握和认知长时段理论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新的丰富内涵，即微观视域下的社会历史理论。
[参 考 文 献]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1.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 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
[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灵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9.
[5]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