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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以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共同构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演变为“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近代“理性”市场经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欧洲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主导社会和经济的绝对因素，逐渐形成为市场规则成熟、法律制度健全、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但是，随着“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初萌发这种经济形式的新教伦理却逐渐淡出。但仍有部分新教伦理观保留了下来，例如：勤奋劳动、节俭、积蓄、再投资、保持自制、追求商业成功等。
“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其中的“创造精神”。“理性”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贪婪与剥削，而是利用现有财富进行再投资，通过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回馈社会，建立医院、学校、慈善及公共服务机构、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不断使社会整体文明和富裕。全球一体化时代下，劳动并非仅体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与资本共同构成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负有使命感的 “劳动”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观、慷慨捐赠回馈社会，这些新教伦理催生了近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构成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因果链接，促使形成了一种阶层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促进了“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财富伦理使得新教商人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而是统一。既然相信取财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信仰而创造财富，就需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行为都更加圣洁。
近代中国由于缺乏中世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限制君主权力、重法治、尊重人性、赋予人民自由、财产、民主权利这些重要因素，因此，无法孕育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进而也就无法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现代中国虽然建立了全球第二位的市场体系和规模，但是距离“理性”市场经济仍然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并非市场的发展规模，也不是市场的指标和数据，而是建立市场的根基和出发点：商业行为应当以服务大众为最终目的；商人具有神圣的使命，市场的每一份职业都有设立这份职业的神圣使命和价值；商人应当有信仰上的禁欲观，不可挥霍浪费，管理好财富并运用到造福社会中去。
[关键词]新教伦理；创造；“理性”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1-0147-09
一、资本与“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对于什么是“资本”“理性市场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最为客观的是从“资本”“理性市场经济”的起源和本质来分析。资本从广义来讲，可以理解为能够带来财富和利益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物质的资源也可以称为非人力资源，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货币等；非物质的资源也可称为人力资源，指人的知识、技术、策劃、管理、劳动力等无形资产。人力资源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转化为财富和利益，例如劳动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财富和利益。以前，资本往往被作为狭义的理解，当作生产资料的代名词。如萨缪尔禁说：“资本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资本是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品和初级生产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入量，同时又是经济社会的出量。”[1]《美国大百科全书》对“资本主义”这一词条的诠释是：“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为私人所拥有的经济形态，拥有者可以自由支配其资本以期自经济企业中获利，这种经济形态亦称为资本主义制度。”[2]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并非由人口论模式或者商业化模式发展而来，在其论文《产业化以前的欧洲社会中农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3]中，通过分析英格兰独特的所有制关系，阐述了其“农业资本主义”的观点。英格兰农民面对的不是来自地主和政府的直接盘剥的政治强制压力，而是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由于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因此，制造了大量雇佣劳动者和廉价的大众消费市场，这给英格兰的商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面向市场、依靠雇工经营的农场主，即第一批农业资本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也是其他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3]。
从世界各国的范围来看，英格兰并不是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也并不是农业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可是为什么农业资本主义没有产生在中国、印度、西欧等国家，而恰恰产生在英格兰？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格兰产生农业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因素是：1.能够自由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市场；2.借地农享有在借种的土地上自由生产的权利，能够充分通过提高种植技术来获得下一年度的土地耕种权；3.地主和政府并非依靠强制力收取农民的税赋，而是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来取得更高的利润；4.1685年，大批法国胡格诺教徒逃避本国的宗教迫害，来到英国；他们信奉加尔文的新教伦理，富有创新精神，日后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多发明家、企业家。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思想自由、创造精神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定位，而欧洲中世纪的新教改革却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根本原因。1685年大批法国胡格诺教徒融入英格兰政治避难，他们信奉新教改革者加尔文，将“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观”等新教伦理观带入英格兰，对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的新教革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进而伴随“五月花号”又给新英格兰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带去了加尔文新教文化和精神。
洛克在其《论政府》中的思想反映了英格兰当时的历史，洛克承认神把世界作为共有物赐予了人类。但是在他看来，个人的私人占有才是神赐予人的自然权利。身体和劳动是自己的所有物，当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并从中获得的时候，所有权这种自然权利才成立[3]。从洛克的观点可以看出，主体权利实在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劳动和自由的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从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来看，主体权利的精神和充分享有亦是“理性”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原因[4]。 对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伦理观的角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韦伯把以赢利为全部工作和生活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或者“掠夺式资本主义”统称为“传统”资本主义形式，其与“理性化”的近代资本主义做了鲜明的区分和对比，并且详细分析和阐释了“理性化”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第一，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是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宗教，但是其宗教强制力的范围主要限于修道士和修女。第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废除了修道院，把寻常的职业变成了宗教“天职”，即“劳动就是天职”。路德认为，任何一种劳动，都是上帝所赋予的“呼召”。韦伯认为，这是宗教伦理转向日常劳动的关键一步，最终产生了一种新型“理性”社会的精神。第三，加尔文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一强大的自我精神强制力，赋予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一种追求信仰完善的持久动力。加尔文主义在商业上形成的规则就是：诚实经商，不贪求最大利润；生活节俭、不挥霍浪费，节省钱财用于持续性投资，促进商业的循环发展；可靠稳定的生产销售，进而转变为一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以造福于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加尔文对经济的影响就是将理性化了的资本主义精神释放出来，形成近代最初的“理性”市场经济。第四，近代初期的“理性”市场经济，为新教商人提供了扩大商业规模的绝佳环境。他们持续不断地刻苦劳动，生活勤俭节约，把利润再投资于商业扩张，在商业上获得了普遍成功。
近代“理性”市场经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欧洲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主导社会和经济的绝对因素，逐渐形成为市场规则成熟、法律制度健全、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但是，随着“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初萌发这种经济形式的新教伦理却逐渐淡出。对此韦伯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商人们，越来越少的具有当初新教商人们所具备的那种信仰和对工作及商业的敬虔之心。商人的新教伦理观逐渐演变为世俗化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仍然有部分新教伦理观保留了下来，例如不断勤奋劳动、节俭、积蓄、再投资、保持自制、追求商业的成功等。
二、“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其中的创造精神
“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新教伦理中的“创造精神”。其核心构成要件有：1.以新教伦理观为基础信仰；2.具有相对健全的贸易规则、自由竞争的市场；3.能够自由参与市场的主体；4.各市场参与主体享有充分的财产权；5.节俭并将财产聚集作为资本再投入；6.市场地位、竞争机会平等；7.可靠稳定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造福于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8.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理性”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贪婪与剥削，而是利用现有财富进行再投资，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回馈社会，建立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不断使社会整体文明和富裕。
（一）“创造”的意义与价值
东方文化中，也将上天的创造视为宇宙万物的起源。《道德经》第25章、第42章中[5]，老子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創造者，但是，对于什么是“道”老子却没有说明，只是将“道”形容为混然而成的物，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具有不依靠外力而独立存在的永恒性，并且在天地以先就生成了。这“道”周而不息地运行，并且孕育产生了天地万物，因此，老子称“道”为天地之母。对于“道”的终极由来，也许是由于感知范围所限，老子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问题，老子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感悟力的人。
“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圣经》开篇第一句就讲“神的创造”[6]，《新约》中比喻：一颗种子埋下、死了，更多的种子才能升发出来，这种子代表着三位一体的创造观。一粒种子的死，代表了更多新生命的开始。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形体上好像“死”去，其实精华却从生发出的新芽中传承下来。这新芽在阳光和雨露下逐渐长大、开花、结果，最终创造出更多的果实和种子，这就是大自然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宇宙万物都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创造中成长和演变，若没有“创造”，宇宙万物将会不断死亡而没有更新，万物没有了生命与盼望，世界将变成一个坟场。因此，“创造”是宇宙万物的开始，也预表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没有了创造也就等于死亡。
（二）“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创造”
经济社会，资本就好像种子。种子代表了“创造”和生命的意义，种子如果缺少泥土、阳光、水分、播种就不能结出果实。必须将种子通过人力或者自然力量种在地里，不断施肥、浇水、松土、吸收阳光，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种子里包含了生发和创造的功能，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就会生根、发芽、成长、结果实，从种子到结果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
在“创造”的意义上，资本就好像种子，孕育着生命。有了资本，就可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造厂房和办公室、支付工资、提供周转资金、支付研发经费、拓展市场、设立更多新企业等。这些经济行为，如果没有资本的运用和支付，都将无法实现。因此，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经济，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当资本遇到适合的环境、制度、机制，就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般地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经济在资本的孕育和生发中不断成长和扩大，并且内在有序化地自我调整、节制和优化。
自然界植物的繁殖几乎完全依赖于种子的创造性功能。种子一旦缺乏了繁殖、再创造的功能属性，那么种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地球绝大部分的植物都可能会因为失去了种子的繁殖功能而灭绝。同样道理，资本一旦失去再创造的功能，整个商品流转、市场经济将会受到颠覆式的影响，可能要退回到农耕经济。因此，种子与资本是自然界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随着周围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植物通过内部基因适应性变异的方式进行适应环境变化的调整。使自身能够适应干燥、炎热、沙化、低温、多雨、潮湿等不同变化，以便生存下去。植物这种基因适应性变异功能也蕴含在种子里，通过种子的生长发育又传输到新生的植物中，以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繁衍下去。这种通过自身基因适应性变异的生存方式，体现了大自然的“创造”智慧和内在生命力，正像一只神秘的手，使万物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这只神秘的手也体现在市场经济中，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只“无形的手”，自始至终、有序化地指挥和运转着整个市场。任何局部都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但整体上却又是如此地和谐与智慧，相互效力般运行着。不论是自然界种子的“创造”性，还是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创造”性，都是自然界“创造”属性的体现，并非人类智慧的安排。因此，亚当·斯密指出，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使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当然，并不是完全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适当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有益的，但由于人类自身理性的缺陷，政府权力往往难以自控，市场常常受到过度干预，破坏了其内在规律。
（三）劳动和资本同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全球一体化时代下，劳动并非仅体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与资本共同构成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观对于劳动具有信仰上的意义和价值。信仰新教的劳动者，将自己视为荣耀上天敬虔工作的人，用虔诚的心将手中的活做好，使他人受益就是最大的喜乐，即所谓“店铺中的圣人”。对于工厂的拥有者而言，如果他也是一个虔敬的人，同样会将他的工作视为是荣耀上天的劳动，而不会视为压榨、剥削工人的权力和手段。
根据新教原理，万物交由人类管理，并非是让人利用这些资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恰恰相反，是要人更加辛勤的劳动，好好利用这些财富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关爱。在新教工厂主、商人眼里，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上天，他们只是被托付管理财富的管家。因此，不能挥霍浪费手中的财富，必须勤俭节约，使用好每一分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为社会建学校、医院、养老院、办工厂，使小孩有学上、病人有医护、老人有所养、年轻人有正当的职业可以抚养家小。社会中每个农民、工人、商人、职员都能够怀着敬畏上天的心，将自己手中的活做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美好社会！
三、负有使命感的 “劳动”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催生“理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欧洲，对劳动并未赋予特殊意义，而新教改革却赋予了劳动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宇宙万物本身即最伟大的创造，人类亦需要自食其力的创造，才能够生产出食物、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品。我们效法自然，获得了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亦感受到劳动的喜悦。对劳动的这种全新认识，使得新教徒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在工作。他们的敬虔劳动不是出于被迫，而是理性的追求；工作不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且是充实和快乐的。他们以有劳动的机会，能够服务于社会、给他人带来产品和服务而感到骄傲和满足，能够为他人服务就是信仰中最好的服侍。
传统理念认为，劳动本身是好的，体现了劳动者的勤劳和智慧。但是，劳动必须是为自己、家人和社会才是好的，如果是为工厂主、雇主劳动则是不好的，劳动的好坏取决于为谁劳动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对劳动的认识并非和新教伦理一样，与信仰发生密切关系，没有从劳动者本身的内在价值考虑，仅仅从被服务的对象来定性。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基础的社会，对劳动、劳动者、雇佣者、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等等方面，产生出极大的社会差异性。
四、“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近代西方“理性”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源并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于“理性”市场经济精神的产生。韦伯在其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并不存在什么经济决定论中的“历史规律”；促使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新教伦理和改革，不可能是由社会经济变革而生发出的“历史必然结果”[7]。“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由一系列精神原则：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论、预定论、禁欲论、回馈社会共同构成。
（一）积极的入世观
珍惜所得到的财富并用于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乐于捐助、回馈社会，从而荣耀神。这一精神与著名的 “马太效应”理论同出一源：“按才受托的比喻”[8]， 对于新教徒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啟示：第一，每个人都要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资源，运用智慧和辛勤劳作创造出更多财富，以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而不能贪图享乐、浪费上天赐予的才干和资源。第二，新教伦理把合理创造财富看作上天的应许，肯定了追求财富的正当性。这对“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信念和道德上做了准备，形成了一种“以创造财富来获得上天恩宠的原动力”[9]。这一观念突破了西方中世纪传统伦理的禁锢，对于“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和信仰基础，并提供了强大的心里动能。
积极的入世观在中世纪文化中有多处启示[10]，只要是能够造福于他人的事情就是好的，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喜悦。商人、农民、手工业者等各个行业，都可以通过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造福社会。特别是商人，他们通过努力挣钱、节俭生活，将所挣得的钱财再回馈社会，帮助贫穷、弱小、孤苦残疾的人们，践行了信仰的教导。为“理性”市场经济的萌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商人们不再受到歧视和束缚，逐渐消除了“无商不奸”“商人赚的都是黑心钱”等社会负面心理。信奉新教的商人们勤奋工作、拼命赚钱、又非常节俭地生活，将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再投资，并将赚的钱的一部分捐献社会。与佛教、道教的出世观截然不同，新教认为应当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做标杆、明灯、防腐剂，用自己的好行为做盐和光[11]，正如加尔文所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现实世界才是修行最好的地方。”[12]
新教伦理是一种积极的入世观，在心理上和实践中为商业行为创造了信仰基础、理论体系、心理准备，为“理性”市场经济的萌生及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刻影响到后世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近五百年的历史。对此，马克思·韦伯认为，信仰和价值决定社会存在，新教伦理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了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9]。
（二）禁欲论 新教认为人总有一天要向上天交账，就像其比喻，所有受主人之托保管银子的仆人都要将银子连本带利还给主人，而不是自己留着。因此，应当禁欲、反对浪费，珍惜已有财富并尽量用于创造财富而非享受和挥霍，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禁欲主義不仅体现在禁止挥霍浪费，而且还在珍惜时间和勤奋工作上。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和放任情欲，至关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直生活的追求。事实上，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加上天的荣耀。”[7]259
贪图安逸、坐享其成是违背新教信仰的行为，唯有尽心尽力地完成所被交付的工作和任务，才能够达到其内心理性的平衡与喜乐。对于时间的珍惜，韦伯更提出：“虚掷时光成了万恶之首，而且从原则上说还应受到惩罚。闲聊、奢侈，甚至保证健康所需时间以外的睡眠，都应遭受无条件的道德谴责。时间无比珍贵，虚掷一寸光阴就是虚掷一寸为上天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7]259倘若谁要依靠他的财产贪图安逸，那么就要在今生受到惩罚。自鸣得意地享用已经到手的财富，就是道德堕落的标志。新教认为，今生今世没有人能够无限地满足自己享乐的欲望，唯有工作并服务于他人能够使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工作和服务他人既是能力的体现也是道德的目的，最能增添上天的荣耀。
至于如何将自己所挣的钱向上天交账，也有相应的启示：回馈社会、周济穷人、帮助他人等方式。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宗教理念教导人要将心放在侍奉的事情上，不要只想着赚钱 [13]，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新教理论教导人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家庭，不一定必须到教会专职侍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侍奉。商人就应当做好自己的商业，合理合法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将这些钱财用于造福社会，而不是留存给自己和后代享乐。对此，马克斯·韦伯得出结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新教改革使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密室中走出来并且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从此它便在建设现代经济秩序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4]。
（三）天职观
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封建时期一样，商人的地位较低，认为经商只是利用时间和地区价格差异赚取商品差价，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实质性贡献，社会普遍排斥经商，商人也自觉低人一等。从文化角度，当时的社会意识不利于商业的发展。直到1567年，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信徒的职业都是上天的呼召，都非常神圣。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都是在全职侍奉，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信仰的方式。”这一宗教改革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直接对抗罗马教廷以及欧洲各国政府和贵族阶层。
路德新教改革的核心是“上天的呼召——calling（天职）”。路德对天职观的阐释是：上天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让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15]。每一个人的职业都可以成为帮助他人、造福社会的工作，除非是违反诫命、不道德的行业[16]。每个人的本职工作都是特定的安排，只要将生命看作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服侍的机会，不必非要成为神职人员才能侍奉。
天职观大大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职业地位，尤其使工商和手工业者获得了职业的尊严和权利，找到了职业在信仰上的价值，破除了商人的自卑心理，激发出他们内心的激情和动能。这激情是巨大、持久的，充分体现出信仰所释放出的力量。至于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商业也是信仰的践行。对此，新教认为这在于上天的恩赐、是“祝福的记号”。对于赚钱“属世”与“属灵”两个不同维度的矛盾关系，新教选择了面对与化解而不是逃避。
在这种荣耀的职责和心态下，新教商人们开始将职场上的表现当作信仰的见证，怀着一颗单纯侍奉的心志创造财富，尽力地去合理挣钱、节省钱、慷慨捐献教会和社会、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以此证明与信仰同在。原来商业中的功利心被圣洁的心彻底改变，成为符合信仰的属灵事情[7]262。韦伯指出：事业的成功成了履行天职的体现，这使得创造财富的行为有了某种神圣属性，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有了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将“合理挣钱”与“克欲”为主要内容的“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了道德和信仰的依据。
新教天职观是对人性的极大解放，有力推动了社会的经济进步，为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使那些不事生产的社会阶层渐渐失去了世袭的高位，撼动了专治统治阶层，社会风气大为改善，成为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强有力的推动力。
（四）预定论
关于预定论，加尔文提出：“生命的约并不是传给所有的人，且听到这信息的人也不都会有同样的反映，而这不同的反应彰显深奥的智慧，这差别就证明永恒的拣选。”[12]9上天拣选一些人成为祂的子民和信徒，而不拣选其余的人，这完全是主权和恩典，并非人被拣选之前的功德，或者预知人被拣选之后的功德而拣选人。即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天，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天的旨意[17]。排除了人类的任何迷信、巫术、烧香、磕头、献酒肉等手段。
预定论认为，人被拣选之后，就将成为新人，与以往所有的坏行为告别，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人因信称义，确信自己被拣选和得救，因此在凡事上荣耀上天，并充实于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时机[18]。
（五）回馈社会
新教对金钱积累和用途的观念完全有别于中世纪文化，也与世俗社会大不相同。新教徒对财富的积累极其认真，因为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并非出于自己利益的需求，而是把商业作为一种侍奉的天职，而侍奉是他们一生的信仰和追求。路德与加尔文的改革将信仰对金钱的用途重新做出解读，特别是对于金钱的重要价值更是一个大的思想释放。
“理性”市场经济中的捐献精神来自信仰中的教导和原则：1.甘心乐意的捐献；2.学习在金钱上参与事奉；3.在别人有需要时给予帮助；4.施赠不求回报[19]。著名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曾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他认为，挣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增加和挥霍，而是要尽量的节俭，并将省下来的钱捐献给社会、帮助孤儿、老人和穷人、帮助教会以便教化更多的人。如果缺少了“省钱和捐钱”那么“尽力挣钱”就失去了终极意义。 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论、慷慨捐赠回馈社会，这些新教伦理催生了近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构成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新教伦理和“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是一種因果链接，促使形成了一种阶层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促进了“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7]257。这种财富伦理使得新教商人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而是统一，不以吃喝嫖赌、浪费时间、坑蒙拐骗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天”，恰恰是背叛了信仰，必然遭到上天的惩罚。新教商人既然相信取财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信仰而创造财富，就需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行为都越来越圣洁。
五、中国民间资本与“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
（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中国民间资本的萌芽产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约公元16世纪中叶，此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些萌芽主要产生于封建行会禁锢着的农村乡镇之中[20]，到19世纪早期，得到进一步的蔓延发展[21]。对其产生原因，以往多集中于对雇佣劳动的分析和解释。此种研究方式受苏联学术影响较多，强调对手工工场雇佣劳动的分析和研究，较为机械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论述，被人为限定在特定框架之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现，包买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场从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发展起来。”[22]此种分析，将私人的雇佣劳动几乎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代名词，忽视了新教伦理、社会信仰和文化、人性解放、个体自由以及农业资本主义对于“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施行重农轻商的政策，民间资本缺乏国家法律和政治的支持。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和鄙视商业和商人的封建传统观念，成为阻碍“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最主要障碍。鄙视商业的传统观念，使商人缺乏开展商业活动的社会认可和文化氛围，心理上带着自卑和恐惧感，时常面对社会的鄙视和各方面的压力。伦理意识对商业的否定，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民间资本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无法健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资本要素无法有效配置和流动，商品生产和交换被压制；同时国内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微弱，也制约了民间资本的发展。
（二）中国民间资本缺乏“理性”市场经济精神产生的文化根源
“理性”市场经济产生方面，近代中西方形成巨大差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君文化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稳固君主的权利而演进，未从信仰、尊重人性、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赋予人格尊严与自由方面发展。近代西方，在新教伦理的巨大影响下，孕育产生了“理性”市场经济。新教伦理的产生，激发了新教徒巨大的商业和工作潜能。16—17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新教徒打破原有封建势力对商业的价值观，在强大信仰生命力的支撑下努力创造财富。新教商人生活节俭，将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再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将财富捐献社会，以获得社会文明的共同进步和认可。随着新教发展，特别是在北美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进而形成 “理性”精神下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新教伦理是“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
近代中国由于缺乏中世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限制君主权力、重法治、尊重人性、赋予人民自由、财产、民主权利这些重要因素，因此，无法孕育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进而也就无法产生“理性”市场经济。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只能是在个别领域、小范围的发展，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理性”市场经济，最终也会被势力强大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所绞杀。
（三）“理性”市场经济精神的现实意义
“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对于现代中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利益的驱动。一个缺乏理性精神支持，完全依靠利益驱动的社会经济，势必忽视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环境保护、信仰、社会伦理道德等因素，造成信仰缺失、伦理道德下降、环境污染、短视教育等后果。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依靠的是人们内心对于财富的无限欲望和索取，以民众对金钱和利益追求的欲望来促使商业的发展，并以此推动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而非依靠一种公平、正义的信仰精神，势必导致从制度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对于利益的无节制追求。人们对于金钱的正确使用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积极的认识，财富造福社会的意义并没有被上升为文化的层面。这种文化和制度上的偏差，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钱成了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否成功、有地位、有能力的绝对标准。
有钱就可以买到房子、车子、名誉、官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反腐越严厉、腐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国家把发展GDP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把挣钱看成是最紧要的事情，甚至很多学生从小就立志“长大了挣大钱”！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偏离了“理性”的基础和方向。
为了满足对于金钱的渴求而不择手段地挣钱；当拥有大量财富时，由于缺乏精神信仰的支撑，认为已经达到了人生目标，便不再思考工作的事情，开始尽情享受、炫耀、挥霍和浪费。不会想着将自己的事业作为一项使命留传给社会，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民间资本外流的一个根本原因。“理性”市场经济观念下，为了使企业能够继续养活更多的人，所有者以信托、上市、赠予等方式将公司、企业传承给社会经营者，以造福于大众。我们需要有信仰做指引，以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和文明意识。
“理性”市场经济中“回馈社会”的精神，对社会人性化发展非常重要。若将“回馈社会”视为公民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人都乐于帮助他人，社会伦理才能够良性发展。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我们的普遍心里都是等待、依靠政府解决，认为是政府的职责，与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由于缺乏“回馈社会”的精神以及慈善立法对社会捐助限制过于严格，当遇到社会不公或者急需救助时，大家习惯于指责政府的同时袖手旁观，而不是共同付出一点力量帮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些人即使想进行救助，但是担心会惹麻烦和被报复，渐渐地这一救助施舍的情结也被抹杀。由于社会公共事务涉及面太广，仅仅依靠政府无法及时地解决社会问题，政府背负的责任和负担过重，整个社会渐渐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虽然实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全球第二位的市场体系和规模，但是距离“理性”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差距不是市场的发展规模，也不是市场发展的指标和数据，而是建立市场的根基和出发点。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建立市场，那么可能已经偏离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和根本，单纯的市场经济并不具备“理性”市场经济所依赖的根基：商业行为应当以服务大众为最终目的；商人具有神圣的使命，市场的每一份职业都有设立这份职业的神圣使命和价值；商人应当有信仰上的禁欲观，不可挥霍浪费，做好上天赐予我们财富的管家，把每一分钱都管理好，运用到造福社会中去；将赚得的金钱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是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六、结语
从现代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的起源需要具备经济、法治、文化和制度等所有因素才可能产生。然而从近代欧、美新教商人、农民形成的“理性化”商业来看，信奉新教伦理、富有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享有自由参与权的市场主体以及能够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理性”市场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和前提。如果没有这三个自由，再赚钱的行业、再肥沃的土地也不可能产生“理性”市场经济。
这些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新教伦理影响下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使得信奉新教伦理的人们积极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事务。他们用自己所从事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天对自己的恩典，并以自己在工作中虔敬的精神、加倍努力来回报上天对自己的拣选。新教伦理使得新教徒以终身的精力来荣耀自己的信仰，并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的成就来见证，用符合上天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信仰的名分，找到得救的见证。由此，信仰之道引领和变革了近代中世纪欧洲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秩序等各个方面。
亦有观点认为，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欧洲的发展本身相矛盾，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财产权的加强、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瓦解等。本文认为，韦伯是从宗教对于文化以及社会群体普遍意识的影响来发现新教伦理对于经济的影响，正如对财产权的认识和加强正是由于新教伦理的深刻影响。但是，韦伯仅仅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初期所扮演的“火车扳道工”角色。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曾经的新教伦理观念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也许现代市场经济腾飞了，不再需要曾经孕育和激发过她的信仰動力。“自从禁欲主义开始重塑尘世，物质财富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控制力量。”胜利的市场不再需要孕育她的信仰原动力。韦伯甚至说：“在她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除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变得越来越与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7]39如果未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完全背离曾经创造她的新教伦理，也许原先的“理性”市场经济就会加快变异，最终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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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其中的“创造精神”。“理性”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贪婪与剥削，而是利用现有财富进行再投资，通过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回馈社会，建立医院、学校、慈善及公共服务机构、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不断使社会整体文明和富裕。全球一体化时代下，劳动并非仅体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与资本共同构成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负有使命感的 “劳动”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观、慷慨捐赠回馈社会，这些新教伦理催生了近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构成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因果链接，促使形成了一种阶层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促进了“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财富伦理使得新教商人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而是统一。既然相信取财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信仰而创造财富，就需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行为都更加圣洁。
近代中国由于缺乏中世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限制君主权力、重法治、尊重人性、赋予人民自由、财产、民主权利这些重要因素，因此，无法孕育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进而也就无法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现代中国虽然建立了全球第二位的市场体系和规模，但是距离“理性”市场经济仍然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并非市场的发展规模，也不是市场的指标和数据，而是建立市场的根基和出发点：商业行为应当以服务大众为最终目的；商人具有神圣的使命，市场的每一份职业都有设立这份职业的神圣使命和价值；商人应当有信仰上的禁欲观，不可挥霍浪费，管理好财富并运用到造福社会中去。
[关键词]新教伦理；创造；“理性”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1-0147-09
一、资本与“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对于什么是“资本”“理性市场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最为客观的是从“资本”“理性市场经济”的起源和本质来分析。资本从广义来讲，可以理解为能够带来财富和利益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物质的资源也可以称为非人力资源，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货币等；非物质的资源也可称为人力资源，指人的知识、技术、策劃、管理、劳动力等无形资产。人力资源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转化为财富和利益，例如劳动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财富和利益。以前，资本往往被作为狭义的理解，当作生产资料的代名词。如萨缪尔禁说：“资本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资本是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品和初级生产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入量，同时又是经济社会的出量。”[1]《美国大百科全书》对“资本主义”这一词条的诠释是：“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为私人所拥有的经济形态，拥有者可以自由支配其资本以期自经济企业中获利，这种经济形态亦称为资本主义制度。”[2]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并非由人口论模式或者商业化模式发展而来，在其论文《产业化以前的欧洲社会中农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3]中，通过分析英格兰独特的所有制关系，阐述了其“农业资本主义”的观点。英格兰农民面对的不是来自地主和政府的直接盘剥的政治强制压力，而是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由于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因此，制造了大量雇佣劳动者和廉价的大众消费市场，这给英格兰的商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面向市场、依靠雇工经营的农场主，即第一批农业资本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也是其他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3]。
从世界各国的范围来看，英格兰并不是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也并不是农业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可是为什么农业资本主义没有产生在中国、印度、西欧等国家，而恰恰产生在英格兰？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格兰产生农业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因素是：1.能够自由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市场；2.借地农享有在借种的土地上自由生产的权利，能够充分通过提高种植技术来获得下一年度的土地耕种权；3.地主和政府并非依靠强制力收取农民的税赋，而是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来取得更高的利润；4.1685年，大批法国胡格诺教徒逃避本国的宗教迫害，来到英国；他们信奉加尔文的新教伦理，富有创新精神，日后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多发明家、企业家。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思想自由、创造精神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定位，而欧洲中世纪的新教改革却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根本原因。1685年大批法国胡格诺教徒融入英格兰政治避难，他们信奉新教改革者加尔文，将“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观”等新教伦理观带入英格兰，对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的新教革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进而伴随“五月花号”又给新英格兰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带去了加尔文新教文化和精神。
洛克在其《论政府》中的思想反映了英格兰当时的历史，洛克承认神把世界作为共有物赐予了人类。但是在他看来，个人的私人占有才是神赐予人的自然权利。身体和劳动是自己的所有物，当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并从中获得的时候，所有权这种自然权利才成立[3]。从洛克的观点可以看出，主体权利实在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劳动和自由的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从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来看，主体权利的精神和充分享有亦是“理性”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原因[4]。 对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伦理观的角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韦伯把以赢利为全部工作和生活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或者“掠夺式资本主义”统称为“传统”资本主义形式，其与“理性化”的近代资本主义做了鲜明的区分和对比，并且详细分析和阐释了“理性化”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第一，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是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宗教，但是其宗教强制力的范围主要限于修道士和修女。第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废除了修道院，把寻常的职业变成了宗教“天职”，即“劳动就是天职”。路德认为，任何一种劳动，都是上帝所赋予的“呼召”。韦伯认为，这是宗教伦理转向日常劳动的关键一步，最终产生了一种新型“理性”社会的精神。第三，加尔文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一强大的自我精神强制力，赋予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一种追求信仰完善的持久动力。加尔文主义在商业上形成的规则就是：诚实经商，不贪求最大利润；生活节俭、不挥霍浪费，节省钱财用于持续性投资，促进商业的循环发展；可靠稳定的生产销售，进而转变为一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以造福于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加尔文对经济的影响就是将理性化了的资本主义精神释放出来，形成近代最初的“理性”市场经济。第四，近代初期的“理性”市场经济，为新教商人提供了扩大商业规模的绝佳环境。他们持续不断地刻苦劳动，生活勤俭节约，把利润再投资于商业扩张，在商业上获得了普遍成功。
近代“理性”市场经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欧洲特别是美国已成为主导社会和经济的绝对因素，逐渐形成为市场规则成熟、法律制度健全、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但是，随着“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初萌发这种经济形式的新教伦理却逐渐淡出。对此韦伯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商人们，越来越少的具有当初新教商人们所具备的那种信仰和对工作及商业的敬虔之心。商人的新教伦理观逐渐演变为世俗化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仍然有部分新教伦理观保留了下来，例如不断勤奋劳动、节俭、积蓄、再投资、保持自制、追求商业的成功等。
二、“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其中的创造精神
“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并非资本，而是新教伦理中的“创造精神”。其核心构成要件有：1.以新教伦理观为基础信仰；2.具有相对健全的贸易规则、自由竞争的市场；3.能够自由参与市场的主体；4.各市场参与主体享有充分的财产权；5.节俭并将财产聚集作为资本再投入；6.市场地位、竞争机会平等；7.可靠稳定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造福于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8.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理性”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贪婪与剥削，而是利用现有财富进行再投资，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回馈社会，建立医院、学校、慈善机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不断使社会整体文明和富裕。
（一）“创造”的意义与价值
东方文化中，也将上天的创造视为宇宙万物的起源。《道德经》第25章、第42章中[5]，老子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創造者，但是，对于什么是“道”老子却没有说明，只是将“道”形容为混然而成的物，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具有不依靠外力而独立存在的永恒性，并且在天地以先就生成了。这“道”周而不息地运行，并且孕育产生了天地万物，因此，老子称“道”为天地之母。对于“道”的终极由来，也许是由于感知范围所限，老子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问题，老子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感悟力的人。
“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圣经》开篇第一句就讲“神的创造”[6]，《新约》中比喻：一颗种子埋下、死了，更多的种子才能升发出来，这种子代表着三位一体的创造观。一粒种子的死，代表了更多新生命的开始。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形体上好像“死”去，其实精华却从生发出的新芽中传承下来。这新芽在阳光和雨露下逐渐长大、开花、结果，最终创造出更多的果实和种子，这就是大自然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宇宙万物都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创造中成长和演变，若没有“创造”，宇宙万物将会不断死亡而没有更新，万物没有了生命与盼望，世界将变成一个坟场。因此，“创造”是宇宙万物的开始，也预表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没有了创造也就等于死亡。
（二）“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创造”
经济社会，资本就好像种子。种子代表了“创造”和生命的意义，种子如果缺少泥土、阳光、水分、播种就不能结出果实。必须将种子通过人力或者自然力量种在地里，不断施肥、浇水、松土、吸收阳光，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种子里包含了生发和创造的功能，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就会生根、发芽、成长、结果实，从种子到结果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
在“创造”的意义上，资本就好像种子，孕育着生命。有了资本，就可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造厂房和办公室、支付工资、提供周转资金、支付研发经费、拓展市场、设立更多新企业等。这些经济行为，如果没有资本的运用和支付，都将无法实现。因此，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经济，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当资本遇到适合的环境、制度、机制，就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般地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经济在资本的孕育和生发中不断成长和扩大，并且内在有序化地自我调整、节制和优化。
自然界植物的繁殖几乎完全依赖于种子的创造性功能。种子一旦缺乏了繁殖、再创造的功能属性，那么种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地球绝大部分的植物都可能会因为失去了种子的繁殖功能而灭绝。同样道理，资本一旦失去再创造的功能，整个商品流转、市场经济将会受到颠覆式的影响，可能要退回到农耕经济。因此，种子与资本是自然界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随着周围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植物通过内部基因适应性变异的方式进行适应环境变化的调整。使自身能够适应干燥、炎热、沙化、低温、多雨、潮湿等不同变化，以便生存下去。植物这种基因适应性变异功能也蕴含在种子里，通过种子的生长发育又传输到新生的植物中，以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繁衍下去。这种通过自身基因适应性变异的生存方式，体现了大自然的“创造”智慧和内在生命力，正像一只神秘的手，使万物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这只神秘的手也体现在市场经济中，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只“无形的手”，自始至终、有序化地指挥和运转着整个市场。任何局部都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但整体上却又是如此地和谐与智慧，相互效力般运行着。不论是自然界种子的“创造”性，还是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创造”性，都是自然界“创造”属性的体现，并非人类智慧的安排。因此，亚当·斯密指出，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使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当然，并不是完全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适当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有益的，但由于人类自身理性的缺陷，政府权力往往难以自控，市场常常受到过度干预，破坏了其内在规律。
（三）劳动和资本同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全球一体化时代下，劳动并非仅体现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与资本共同构成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观对于劳动具有信仰上的意义和价值。信仰新教的劳动者，将自己视为荣耀上天敬虔工作的人，用虔诚的心将手中的活做好，使他人受益就是最大的喜乐，即所谓“店铺中的圣人”。对于工厂的拥有者而言，如果他也是一个虔敬的人，同样会将他的工作视为是荣耀上天的劳动，而不会视为压榨、剥削工人的权力和手段。
根据新教原理，万物交由人类管理，并非是让人利用这些资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恰恰相反，是要人更加辛勤的劳动，好好利用这些财富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关爱。在新教工厂主、商人眼里，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上天，他们只是被托付管理财富的管家。因此，不能挥霍浪费手中的财富，必须勤俭节约，使用好每一分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为社会建学校、医院、养老院、办工厂，使小孩有学上、病人有医护、老人有所养、年轻人有正当的职业可以抚养家小。社会中每个农民、工人、商人、职员都能够怀着敬畏上天的心，将自己手中的活做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美好社会！
三、负有使命感的 “劳动”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催生“理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欧洲，对劳动并未赋予特殊意义，而新教改革却赋予了劳动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宇宙万物本身即最伟大的创造，人类亦需要自食其力的创造，才能够生产出食物、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品。我们效法自然，获得了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亦感受到劳动的喜悦。对劳动的这种全新认识，使得新教徒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在工作。他们的敬虔劳动不是出于被迫，而是理性的追求；工作不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且是充实和快乐的。他们以有劳动的机会，能够服务于社会、给他人带来产品和服务而感到骄傲和满足，能够为他人服务就是信仰中最好的服侍。
传统理念认为，劳动本身是好的，体现了劳动者的勤劳和智慧。但是，劳动必须是为自己、家人和社会才是好的，如果是为工厂主、雇主劳动则是不好的，劳动的好坏取决于为谁劳动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对劳动的认识并非和新教伦理一样，与信仰发生密切关系，没有从劳动者本身的内在价值考虑，仅仅从被服务的对象来定性。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基础的社会，对劳动、劳动者、雇佣者、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等等方面，产生出极大的社会差异性。
四、“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近代西方“理性”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源并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于“理性”市场经济精神的产生。韦伯在其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并不存在什么经济决定论中的“历史规律”；促使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新教伦理和改革，不可能是由社会经济变革而生发出的“历史必然结果”[7]。“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由一系列精神原则：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论、预定论、禁欲论、回馈社会共同构成。
（一）积极的入世观
珍惜所得到的财富并用于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乐于捐助、回馈社会，从而荣耀神。这一精神与著名的 “马太效应”理论同出一源：“按才受托的比喻”[8]， 对于新教徒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啟示：第一，每个人都要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资源，运用智慧和辛勤劳作创造出更多财富，以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而不能贪图享乐、浪费上天赐予的才干和资源。第二，新教伦理把合理创造财富看作上天的应许，肯定了追求财富的正当性。这对“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信念和道德上做了准备，形成了一种“以创造财富来获得上天恩宠的原动力”[9]。这一观念突破了西方中世纪传统伦理的禁锢，对于“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和信仰基础，并提供了强大的心里动能。
积极的入世观在中世纪文化中有多处启示[10]，只要是能够造福于他人的事情就是好的，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喜悦。商人、农民、手工业者等各个行业，都可以通过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造福社会。特别是商人，他们通过努力挣钱、节俭生活，将所挣得的钱财再回馈社会，帮助贫穷、弱小、孤苦残疾的人们，践行了信仰的教导。为“理性”市场经济的萌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商人们不再受到歧视和束缚，逐渐消除了“无商不奸”“商人赚的都是黑心钱”等社会负面心理。信奉新教的商人们勤奋工作、拼命赚钱、又非常节俭地生活，将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再投资，并将赚的钱的一部分捐献社会。与佛教、道教的出世观截然不同，新教认为应当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做标杆、明灯、防腐剂，用自己的好行为做盐和光[11]，正如加尔文所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现实世界才是修行最好的地方。”[12]
新教伦理是一种积极的入世观，在心理上和实践中为商业行为创造了信仰基础、理论体系、心理准备，为“理性”市场经济的萌生及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刻影响到后世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近五百年的历史。对此，马克思·韦伯认为，信仰和价值决定社会存在，新教伦理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了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9]。
（二）禁欲论 新教认为人总有一天要向上天交账，就像其比喻，所有受主人之托保管银子的仆人都要将银子连本带利还给主人，而不是自己留着。因此，应当禁欲、反对浪费，珍惜已有财富并尽量用于创造财富而非享受和挥霍，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禁欲主義不仅体现在禁止挥霍浪费，而且还在珍惜时间和勤奋工作上。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和放任情欲，至关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直生活的追求。事实上，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加上天的荣耀。”[7]259
贪图安逸、坐享其成是违背新教信仰的行为，唯有尽心尽力地完成所被交付的工作和任务，才能够达到其内心理性的平衡与喜乐。对于时间的珍惜，韦伯更提出：“虚掷时光成了万恶之首，而且从原则上说还应受到惩罚。闲聊、奢侈，甚至保证健康所需时间以外的睡眠，都应遭受无条件的道德谴责。时间无比珍贵，虚掷一寸光阴就是虚掷一寸为上天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7]259倘若谁要依靠他的财产贪图安逸，那么就要在今生受到惩罚。自鸣得意地享用已经到手的财富，就是道德堕落的标志。新教认为，今生今世没有人能够无限地满足自己享乐的欲望，唯有工作并服务于他人能够使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工作和服务他人既是能力的体现也是道德的目的，最能增添上天的荣耀。
至于如何将自己所挣的钱向上天交账，也有相应的启示：回馈社会、周济穷人、帮助他人等方式。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宗教理念教导人要将心放在侍奉的事情上，不要只想着赚钱 [13]，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新教理论教导人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家庭，不一定必须到教会专职侍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侍奉。商人就应当做好自己的商业，合理合法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将这些钱财用于造福社会，而不是留存给自己和后代享乐。对此，马克斯·韦伯得出结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新教改革使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密室中走出来并且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从此它便在建设现代经济秩序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4]。
（三）天职观
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封建时期一样，商人的地位较低，认为经商只是利用时间和地区价格差异赚取商品差价，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实质性贡献，社会普遍排斥经商，商人也自觉低人一等。从文化角度，当时的社会意识不利于商业的发展。直到1567年，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信徒的职业都是上天的呼召，都非常神圣。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都是在全职侍奉，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信仰的方式。”这一宗教改革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直接对抗罗马教廷以及欧洲各国政府和贵族阶层。
路德新教改革的核心是“上天的呼召——calling（天职）”。路德对天职观的阐释是：上天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让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其在尘世所处位置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15]。每一个人的职业都可以成为帮助他人、造福社会的工作，除非是违反诫命、不道德的行业[16]。每个人的本职工作都是特定的安排，只要将生命看作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服侍的机会，不必非要成为神职人员才能侍奉。
天职观大大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职业地位，尤其使工商和手工业者获得了职业的尊严和权利，找到了职业在信仰上的价值，破除了商人的自卑心理，激发出他们内心的激情和动能。这激情是巨大、持久的，充分体现出信仰所释放出的力量。至于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商业也是信仰的践行。对此，新教认为这在于上天的恩赐、是“祝福的记号”。对于赚钱“属世”与“属灵”两个不同维度的矛盾关系，新教选择了面对与化解而不是逃避。
在这种荣耀的职责和心态下，新教商人们开始将职场上的表现当作信仰的见证，怀着一颗单纯侍奉的心志创造财富，尽力地去合理挣钱、节省钱、慷慨捐献教会和社会、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以此证明与信仰同在。原来商业中的功利心被圣洁的心彻底改变，成为符合信仰的属灵事情[7]262。韦伯指出：事业的成功成了履行天职的体现，这使得创造财富的行为有了某种神圣属性，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有了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将“合理挣钱”与“克欲”为主要内容的“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了道德和信仰的依据。
新教天职观是对人性的极大解放，有力推动了社会的经济进步，为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使那些不事生产的社会阶层渐渐失去了世袭的高位，撼动了专治统治阶层，社会风气大为改善，成为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强有力的推动力。
（四）预定论
关于预定论，加尔文提出：“生命的约并不是传给所有的人，且听到这信息的人也不都会有同样的反映，而这不同的反应彰显深奥的智慧，这差别就证明永恒的拣选。”[12]9上天拣选一些人成为祂的子民和信徒，而不拣选其余的人，这完全是主权和恩典，并非人被拣选之前的功德，或者预知人被拣选之后的功德而拣选人。即人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天，任何人类的行为、巫术、圣礼都无法改变上天的旨意[17]。排除了人类的任何迷信、巫术、烧香、磕头、献酒肉等手段。
预定论认为，人被拣选之后，就将成为新人，与以往所有的坏行为告别，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人因信称义，确信自己被拣选和得救，因此在凡事上荣耀上天，并充实于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时机[18]。
（五）回馈社会
新教对金钱积累和用途的观念完全有别于中世纪文化，也与世俗社会大不相同。新教徒对财富的积累极其认真，因为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并非出于自己利益的需求，而是把商业作为一种侍奉的天职，而侍奉是他们一生的信仰和追求。路德与加尔文的改革将信仰对金钱的用途重新做出解读，特别是对于金钱的重要价值更是一个大的思想释放。
“理性”市场经济中的捐献精神来自信仰中的教导和原则：1.甘心乐意的捐献；2.学习在金钱上参与事奉；3.在别人有需要时给予帮助；4.施赠不求回报[19]。著名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曾说：“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他认为，挣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增加和挥霍，而是要尽量的节俭，并将省下来的钱捐献给社会、帮助孤儿、老人和穷人、帮助教会以便教化更多的人。如果缺少了“省钱和捐钱”那么“尽力挣钱”就失去了终极意义。 积极的入世观、天职观、预定论、禁欲论、慷慨捐赠回馈社会，这些新教伦理催生了近现代“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构成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新教伦理和“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是一種因果链接，促使形成了一种阶层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促进了“理性”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7]257。这种财富伦理使得新教商人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而是统一，不以吃喝嫖赌、浪费时间、坑蒙拐骗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天”，恰恰是背叛了信仰，必然遭到上天的惩罚。新教商人既然相信取财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信仰而创造财富，就需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行为都越来越圣洁。
五、中国民间资本与“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
（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中国民间资本的萌芽产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约公元16世纪中叶，此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些萌芽主要产生于封建行会禁锢着的农村乡镇之中[20]，到19世纪早期，得到进一步的蔓延发展[21]。对其产生原因，以往多集中于对雇佣劳动的分析和解释。此种研究方式受苏联学术影响较多，强调对手工工场雇佣劳动的分析和研究，较为机械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论述，被人为限定在特定框架之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现，包买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场从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发展起来。”[22]此种分析，将私人的雇佣劳动几乎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代名词，忽视了新教伦理、社会信仰和文化、人性解放、个体自由以及农业资本主义对于“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施行重农轻商的政策，民间资本缺乏国家法律和政治的支持。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和鄙视商业和商人的封建传统观念，成为阻碍“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最主要障碍。鄙视商业的传统观念，使商人缺乏开展商业活动的社会认可和文化氛围，心理上带着自卑和恐惧感，时常面对社会的鄙视和各方面的压力。伦理意识对商业的否定，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民间资本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无法健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资本要素无法有效配置和流动，商品生产和交换被压制；同时国内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微弱，也制约了民间资本的发展。
（二）中国民间资本缺乏“理性”市场经济精神产生的文化根源
“理性”市场经济产生方面，近代中西方形成巨大差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君文化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稳固君主的权利而演进，未从信仰、尊重人性、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赋予人格尊严与自由方面发展。近代西方，在新教伦理的巨大影响下，孕育产生了“理性”市场经济。新教伦理的产生，激发了新教徒巨大的商业和工作潜能。16—17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新教徒打破原有封建势力对商业的价值观，在强大信仰生命力的支撑下努力创造财富。新教商人生活节俭，将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再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将财富捐献社会，以获得社会文明的共同进步和认可。随着新教发展，特别是在北美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进而形成 “理性”精神下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新教伦理是“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
近代中国由于缺乏中世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限制君主权力、重法治、尊重人性、赋予人民自由、财产、民主权利这些重要因素，因此，无法孕育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进而也就无法产生“理性”市场经济。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只能是在个别领域、小范围的发展，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理性”市场经济，最终也会被势力强大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所绞杀。
（三）“理性”市场经济精神的现实意义
“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对于现代中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利益的驱动。一个缺乏理性精神支持，完全依靠利益驱动的社会经济，势必忽视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环境保护、信仰、社会伦理道德等因素，造成信仰缺失、伦理道德下降、环境污染、短视教育等后果。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依靠的是人们内心对于财富的无限欲望和索取，以民众对金钱和利益追求的欲望来促使商业的发展，并以此推动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而非依靠一种公平、正义的信仰精神，势必导致从制度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对于利益的无节制追求。人们对于金钱的正确使用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积极的认识，财富造福社会的意义并没有被上升为文化的层面。这种文化和制度上的偏差，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钱成了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否成功、有地位、有能力的绝对标准。
有钱就可以买到房子、车子、名誉、官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反腐越严厉、腐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国家把发展GDP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把挣钱看成是最紧要的事情，甚至很多学生从小就立志“长大了挣大钱”！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偏离了“理性”的基础和方向。
为了满足对于金钱的渴求而不择手段地挣钱；当拥有大量财富时，由于缺乏精神信仰的支撑，认为已经达到了人生目标，便不再思考工作的事情，开始尽情享受、炫耀、挥霍和浪费。不会想着将自己的事业作为一项使命留传给社会，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民间资本外流的一个根本原因。“理性”市场经济观念下，为了使企业能够继续养活更多的人，所有者以信托、上市、赠予等方式将公司、企业传承给社会经营者，以造福于大众。我们需要有信仰做指引，以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和文明意识。
“理性”市场经济中“回馈社会”的精神，对社会人性化发展非常重要。若将“回馈社会”视为公民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人都乐于帮助他人，社会伦理才能够良性发展。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我们的普遍心里都是等待、依靠政府解决，认为是政府的职责，与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由于缺乏“回馈社会”的精神以及慈善立法对社会捐助限制过于严格，当遇到社会不公或者急需救助时，大家习惯于指责政府的同时袖手旁观，而不是共同付出一点力量帮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些人即使想进行救助，但是担心会惹麻烦和被报复，渐渐地这一救助施舍的情结也被抹杀。由于社会公共事务涉及面太广，仅仅依靠政府无法及时地解决社会问题，政府背负的责任和负担过重，整个社会渐渐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虽然实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全球第二位的市场体系和规模，但是距离“理性”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差距不是市场的发展规模，也不是市场发展的指标和数据，而是建立市场的根基和出发点。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建立市场，那么可能已经偏离了“理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和根本，单纯的市场经济并不具备“理性”市场经济所依赖的根基：商业行为应当以服务大众为最终目的；商人具有神圣的使命，市场的每一份职业都有设立这份职业的神圣使命和价值；商人应当有信仰上的禁欲观，不可挥霍浪费，做好上天赐予我们财富的管家，把每一分钱都管理好，运用到造福社会中去；将赚得的金钱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理性”市场经济的精神是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六、结语
从现代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的起源需要具备经济、法治、文化和制度等所有因素才可能产生。然而从近代欧、美新教商人、农民形成的“理性化”商业来看，信奉新教伦理、富有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享有自由参与权的市场主体以及能够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理性”市场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和前提。如果没有这三个自由，再赚钱的行业、再肥沃的土地也不可能产生“理性”市场经济。
这些产生“理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新教伦理影响下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使得信奉新教伦理的人们积极介入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事务。他们用自己所从事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天对自己的恩典，并以自己在工作中虔敬的精神、加倍努力来回报上天对自己的拣选。新教伦理使得新教徒以终身的精力来荣耀自己的信仰，并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上的成就来见证，用符合上天心意的果效来验证自己信仰的名分，找到得救的见证。由此，信仰之道引领和变革了近代中世纪欧洲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秩序等各个方面。
亦有观点认为，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欧洲的发展本身相矛盾，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财产权的加强、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瓦解等。本文认为，韦伯是从宗教对于文化以及社会群体普遍意识的影响来发现新教伦理对于经济的影响，正如对财产权的认识和加强正是由于新教伦理的深刻影响。但是，韦伯仅仅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初期所扮演的“火车扳道工”角色。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曾经的新教伦理观念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也许现代市场经济腾飞了，不再需要曾经孕育和激发过她的信仰動力。“自从禁欲主义开始重塑尘世，物质财富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控制力量。”胜利的市场不再需要孕育她的信仰原动力。韦伯甚至说：“在她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除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变得越来越与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7]39如果未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完全背离曾经创造她的新教伦理，也许原先的“理性”市场经济就会加快变异，最终变得面目全非。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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