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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的城市》，彼得·霍尔著，王志章译，商务印书馆，2016
彼得·霍尔（Peter Hall，1932-2014）是当代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之一，写作或编辑了30多部与城市、区域及相关问题的著作，享有极高的荣誉。而《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an Civiliza-tion，1998）则是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关于城市文化的经典之作。全书由“作为文化熔炉的城市”“创意环境之城”“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五篇三十章构成，回答了城市数千年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可谓纵论古今，气势恢宏，内涵丰富，见地独特，被誉为一部城市文明发展的百科全书。
一、从“文化熔炉之城”到“创意环境之城”
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必定也是伟大城市的“黄金时代”。那些盛极一时且极具创造性的文化中心城市，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匆匆一瞥却难以忘怀的画面，也为我们寻求现代城市的文化创造力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彼得·霍尔的《文明中的城市》正是从这些古老和现代光辉城市画卷中汲取灵感，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一部穿越古今的世界城市文明史。
在彼得·霍尔笔下，作为“文化熔炉”的欧洲城市是“创意之城”的最佳代名词。虽然它们大多只有短暂的辉煌时期，却都创造了我们最为熟悉的“黄金时代”：不仅贸易和艺术发达，而且也是人口、人才和财富等的集聚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都处于转型之中，文化冲撞、逾越规矩甚至革命，都成为激发城市创意和活力的关键因素。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很多的贸易以及很多的文化的交流融合，实现了从一个死板、保守的贵族社会向一个开放、城市化以及商业化社会的转变。14世纪的佛罗伦萨有巨大的财富作为经济基础，以及重新发掘了的古典人文主义作为文化背景。16世纪的伦敦处于中世纪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艺术成就体现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18、19世纪的维也纳既是地主贵族社会的产物，又是工业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它拥有独特、不容置疑的文化氛围，以及受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影响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19世纪末的巴黎处在从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向崇尚个性的新世界的转型当中，技术和观念的变革改变了巴黎的视觉艺术。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同样处于史无前例的巨大历史变化当中，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之上积累了巨大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保守、稳定的社会其实并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大部分严肃的艺术形式都具有颠覆性的一面，它有能力来抒发反抗旧秩序之下的旧行为和旧思维的力量，并同时滋养和阐发这些力量。这便是“熔炉”的应有之义。
与“文化熔炉之城”有所区别，“创意环境之城”的兴起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新主题，其中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城市不是已建立的伟大首都城市而是新兴的周边地区，创造力也从哲学思考或艺术创造转移到了新式的、更讲究实效的方向。例如，1776-1830年的曼彻斯特既有精密工程的传统，又有专注而实际的非国教徒文化。1820-1890年的道格拉斯与曼彻斯特相似，它有许多本土的创新，如蒸汽机和铁船。1840-1930年的柏林鼓励发展高质量的技术教育。1890-19巧年的底特律采用了原始的流水线技术来制造汽车，并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1950-1990年的旧金山湾发展了高速网络化的、相互依赖的、竞争并合作的工业企业的模型，并创造了至今繁荣的硅谷。1890-1990年的东京、神奈川则采用了大型的实业公司、内化研发，在国家机关设置的框架内进行内部竞争的发展模式。它们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创新城市的代表，表现了独特的城市特质。通过对这些新兴城市的分析，彼得·霍尔希望回答城市是否存在典型的创新社会环境，如绝对的英雄主义传统、坐落在“适应人类居住”的边缘地带、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消费者的需求等，并借此进一步寻求创新的实质。
彼得·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第三篇特别提到20世纪发生的一个引入注目的事件，即文化创作和技术革新大量地融合在一起。这些革新来自高速运转的印刷机、电影和录音、结合了电影和录音技术的有声电影、收音机广播、电视广播、调频晶体管收音机、高保真的慢转密纹唱片以及磁带录音机等，这些技术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并塑造了新的城市格局。它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远离纽约的洛杉矶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和20世纪50年代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音乐产业是如何作为大众文化实现了艺术、技术与商业的联姻，构成了人类体验的一次革命，并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影响。彼得·霍尔发现，电影产业在洛杉矶趋于成熟，虽然与纽约在经济上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于人们来到这里丢弃了他们对于城市、工业和文化的旧观念，这正是创新环境的精髓。而孟菲斯的音乐能够打败纽约，除了技术、市场和价值观的转变，还在于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它是不同于传统和不同移民潮的汇合点：来自三角洲棉花地里的乡村黑人和来自山地丘陵农场的乡村白人。由此，彼得·霍尔认为，可能还存在另一个现在完全没有人了解甚至知道的未开发的市场，这个市场可能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城市，一个经济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的城市，一个拥有大量新的年轻涌人者的城市，各种因素混合并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的城市。从彼得·霍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和机遇可以赋予任何一座城市以任何可能，这为我们期待下一个“黄金城市”提供了许多期许。
二、城市秩序的挑战与实现
城市是创意創新之地，也是典型的混乱之地。彼得·霍尔从不掩饰城市问题对城市秩序的挑战。所谓城市秩序，是一个城市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即城市面临自然或社会混乱的威胁时如何保持良好秩序。城市规模越大就暗示着管理的复杂，相比较小的城镇或村庄而言，其“复杂性”小到清理街道、收集垃圾，也包括诸如供水、食物供给和交通这些关系城市命脉的“物理秩序”。它是保证市民优雅幸福地生活和产生想象力的前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城市必须兴修水利，将垃圾运到较远的净化场。其中，交通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城市秩序中还包含着比“物理秩序”更复杂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因为城市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出生地、种族、社会阶层和财富都不同，甚至在区别人的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同。这也说明为什么犯罪和贫困这两个孪生的丑恶现象就一直是大城市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文明中的城市》第四篇中，彼得·霍尔列举了七座城市的特定发展时期，向人们阐释了这些城市在面临自然或社会混乱的威胁时如何保持良好秩序。例如，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罗马由于很好地解决了供水和垃圾处理问题，成为第一个人口接近100万的城市。它的排水渠和喷水池的设计非常独到，它将广场作为整个城市的中心和中央区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举措。相比古罗马，19世纪的现代城市代表伦敦拥有更复杂的治安、犯罪、水和下水道以及住房问题，为此，伦敦制定了许多新的制度来化解难题，如私人监狱或工作福利制度。在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治理下的巴黎代表了古罗马时期的传统市政工程的强势回归，不仅重建了巴黎，还设计了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林荫大道等，把巴黎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一倍。20世纪之交的纽约由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大量的移民面临着住房问题，而通过有效的城市交通如地铁和通勤列车，可以帮助人们得以在大都市的外围寻找新的住宅，纽约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始适应汽车的城市。同时期的洛杉矶则发展了一种新的汽车公路系统，是典型的高速公路之城，让城市可以无限分散，然而最终也不得不建设铁路系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北欧小国的首都，它试图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其欧洲邻居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发现并应用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原则。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试图通过房地产开发拉动城市复兴，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并不总是正确。这些例子充分表明，城市秩序的实现和维护，是城市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创造力的重要指标。尽管一些城市最后走向了衰退或灭亡，但是其对于城市的启示或警示，都是可以永续存在的。迄今为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成功的原则继续使用于大城市的建设和更新中。
可以确切地说，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复兴中的老城市还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市，它们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城市为了生存、竞争和兴盛而努力建构城市主题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完成自我更新，以及如何避免日渐丧失可识别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彼得·霍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城市研究者，这与他担任许多社会职务，以及直接指导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经验有关。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他结合理论和实践，打破了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日益脱节的现象，通过案例深度剖析城市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理论问题。然而，城市秩序的实现并非易事，除了直面机遇和挑战，似乎别无他法。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在应对问题的时候常常因时代不同、当地的历史不同、积累的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相似的。正如彼得·霍尔所说的，无论是大型的都市或是新兴的小城市，古老的欧洲首府或者新兴的西海岸，任何地方的城市革新都不是一个专利;这是一个找出时机，抓住时机的问题。一些地方或许会落后，领跑者和落后者总是并存，但是正如曼彻斯特在18世纪末、底特律在19世纪末、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在20世纪中引领潮流那样，新的城市在21世纪肯定会大放异彩。这在他的另一本关于21世纪城市发展的研究《21世纪的城市未来》（Urban Future21，2000）中也有非常深刻的阐释。
三、城市的下一个“黄金时代”正在来临
纵览全书，“以史为鉴”是彼得·霍尔写作《文明中的城市》这部恢宏巨著的初衷。他向我们展示过去特殊时期特殊城市的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构建了折射整个世界城市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城市的困境与阴暗面，也可预期未来的城市面貌。总体而言，世界伟大城市的持久活力和不断重生的创造力是不可估量的，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新的社会和新的城市。
在《文明中的城市》的结尾，彼得·霍尔乐观地预言，世界伟大城市的文化与经济正在高度融合，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将催生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推动这一时代到来的新动力是信息技术，它包括新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不同电子仪器间的互联、信息的数字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应用软件的新发展。信息技术会带来许多新的革命、新的公司和新的岗位，从而重塑城市的商业生态，如梦工厂和皮克斯。而多元技术革命会导致距离的消失，使世界各地的本土优势最终化为平等，工作与城市进一步分离。不得不说，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经济腾飞的旷世壮举，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个信息不断交流的世界。他举了一个十分贴切的例子：“台湾的鞋商接受最新的米兰时尚，秘密地受到最新时尚秀的启发，然后用传真传送出去，几天后，这些设计就在广东省的某个小镇里生产了，工人是一群拿着微薄收入、从农村招来的女孩。”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工业区中的“凯达妹”。如今，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躲避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共同影响，许许多多的城市从中受益。一些新的技术如第五代通信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有可能再次重塑城市秩序，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与“城市消亡论”的观点不同，彼得·霍尔坚信技术革新不会带来城市整体的消亡，而是版图的综合重塑。尽管人们可以在威廉·米切尔所谓“比特之城”（City of Bits）中分工协作，不受时空限制，但是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创新性活动依旧会增长。一方面，未来经济、产业、文化中心集聚的特点十分明显，并将在信息化浪潮中注人新的内涵;另一方面，电子媒体的传播面对接触的需求和动机可能会反常地增长。这些要素会促进新的核心城市的形成，以及构造新的富有活力的多中心城市，而传统中心的空间体系也会发生变化。这就启示我们，在信息时代，城市的全球化发展，城市文化的崛起与复兴，城市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更为优化，以及城市的全球化推广所带来的城市利益最大化，都会促使城市文明继续进步。在新的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的城市形态。例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知识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等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研究的主题。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和创意产业的兴起，新的文化工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城市文化所展现的力量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发挥作用。
首先，新秩序的建立必然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技术变化的力量给社会带来了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和治安难题。彼得·霍尔敏锐地预测了交通科技将发生变化，包括电动汽车、智能车载系统、新能源系统、新型的公共交通系统等，但他深知汽车很难回到潘多拉魔盒，尤其是郊区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每个城市不得不继续面对可持续城市化这一难题。其次，由于不平等的城市世界是一直存在的，而这种不平等很有可能在信息社会再次发生，即是否会完全变成一个信息富有和信息贫乏的两极化世界，富有的变得更加富有，贫乏的变得更加贫乏？这是肉眼可见的，也是彼得·霍尔所担心的。最后，在技术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家庭和市民社会必将发生变化。技术一方面消灭工作岗位、工厂和整个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的经济以及解决城市社会出现的棘手问题。但是如何利用技术，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在這个过程中，有的城市可能再次陷入危机，而有的城市又会展现出黄金时代城市的模样。这是《文明中的城市》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所有城市秩序浮现出来的长期命题。
总而言之，城市的“黄金时代”是珍贵而短暂的惊鸿一瞥，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城市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它既有北京这样的古老城市，也出现过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都市形态，还有像深圳这样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可惜的是，彼得·霍尔对此着墨甚少，是稍显遗憾的。但是，任何高度发达的城市一定具有西方发达城市的一切特征和问题，而这些特征和问题或多或少都能在《文明中的城市》中找到答案。这对于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以及面对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遇到的诸多城市秩序问题，无疑是具有指导、警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课题“品牌构建视角下深圳国际知名度提升研究”（SZ2019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陈瑛娇）
彼得·霍尔（Peter Hall，1932-2014）是当代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之一，写作或编辑了30多部与城市、区域及相关问题的著作，享有极高的荣誉。而《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an Civiliza-tion，1998）则是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关于城市文化的经典之作。全书由“作为文化熔炉的城市”“创意环境之城”“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五篇三十章构成，回答了城市数千年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可谓纵论古今，气势恢宏，内涵丰富，见地独特，被誉为一部城市文明发展的百科全书。
一、从“文化熔炉之城”到“创意环境之城”
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必定也是伟大城市的“黄金时代”。那些盛极一时且极具创造性的文化中心城市，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匆匆一瞥却难以忘怀的画面，也为我们寻求现代城市的文化创造力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彼得·霍尔的《文明中的城市》正是从这些古老和现代光辉城市画卷中汲取灵感，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一部穿越古今的世界城市文明史。
在彼得·霍尔笔下，作为“文化熔炉”的欧洲城市是“创意之城”的最佳代名词。虽然它们大多只有短暂的辉煌时期，却都创造了我们最为熟悉的“黄金时代”：不仅贸易和艺术发达，而且也是人口、人才和财富等的集聚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都处于转型之中，文化冲撞、逾越规矩甚至革命，都成为激发城市创意和活力的关键因素。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很多的贸易以及很多的文化的交流融合，实现了从一个死板、保守的贵族社会向一个开放、城市化以及商业化社会的转变。14世纪的佛罗伦萨有巨大的财富作为经济基础，以及重新发掘了的古典人文主义作为文化背景。16世纪的伦敦处于中世纪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艺术成就体现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18、19世纪的维也纳既是地主贵族社会的产物，又是工业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它拥有独特、不容置疑的文化氛围，以及受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影响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19世纪末的巴黎处在从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向崇尚个性的新世界的转型当中，技术和观念的变革改变了巴黎的视觉艺术。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同样处于史无前例的巨大历史变化当中，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之上积累了巨大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保守、稳定的社会其实并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大部分严肃的艺术形式都具有颠覆性的一面，它有能力来抒发反抗旧秩序之下的旧行为和旧思维的力量，并同时滋养和阐发这些力量。这便是“熔炉”的应有之义。
与“文化熔炉之城”有所区别，“创意环境之城”的兴起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新主题，其中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城市不是已建立的伟大首都城市而是新兴的周边地区，创造力也从哲学思考或艺术创造转移到了新式的、更讲究实效的方向。例如，1776-1830年的曼彻斯特既有精密工程的传统，又有专注而实际的非国教徒文化。1820-1890年的道格拉斯与曼彻斯特相似，它有许多本土的创新，如蒸汽机和铁船。1840-1930年的柏林鼓励发展高质量的技术教育。1890-19巧年的底特律采用了原始的流水线技术来制造汽车，并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1950-1990年的旧金山湾发展了高速网络化的、相互依赖的、竞争并合作的工业企业的模型，并创造了至今繁荣的硅谷。1890-1990年的东京、神奈川则采用了大型的实业公司、内化研发，在国家机关设置的框架内进行内部竞争的发展模式。它们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创新城市的代表，表现了独特的城市特质。通过对这些新兴城市的分析，彼得·霍尔希望回答城市是否存在典型的创新社会环境，如绝对的英雄主义传统、坐落在“适应人类居住”的边缘地带、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消费者的需求等，并借此进一步寻求创新的实质。
彼得·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第三篇特别提到20世纪发生的一个引入注目的事件，即文化创作和技术革新大量地融合在一起。这些革新来自高速运转的印刷机、电影和录音、结合了电影和录音技术的有声电影、收音机广播、电视广播、调频晶体管收音机、高保真的慢转密纹唱片以及磁带录音机等，这些技术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并塑造了新的城市格局。它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远离纽约的洛杉矶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和20世纪50年代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音乐产业是如何作为大众文化实现了艺术、技术与商业的联姻，构成了人类体验的一次革命，并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影响。彼得·霍尔发现，电影产业在洛杉矶趋于成熟，虽然与纽约在经济上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于人们来到这里丢弃了他们对于城市、工业和文化的旧观念，这正是创新环境的精髓。而孟菲斯的音乐能够打败纽约，除了技术、市场和价值观的转变，还在于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它是不同于传统和不同移民潮的汇合点：来自三角洲棉花地里的乡村黑人和来自山地丘陵农场的乡村白人。由此，彼得·霍尔认为，可能还存在另一个现在完全没有人了解甚至知道的未开发的市场，这个市场可能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城市，一个经济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的城市，一个拥有大量新的年轻涌人者的城市，各种因素混合并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的城市。从彼得·霍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和机遇可以赋予任何一座城市以任何可能，这为我们期待下一个“黄金城市”提供了许多期许。
二、城市秩序的挑战与实现
城市是创意創新之地，也是典型的混乱之地。彼得·霍尔从不掩饰城市问题对城市秩序的挑战。所谓城市秩序，是一个城市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即城市面临自然或社会混乱的威胁时如何保持良好秩序。城市规模越大就暗示着管理的复杂，相比较小的城镇或村庄而言，其“复杂性”小到清理街道、收集垃圾，也包括诸如供水、食物供给和交通这些关系城市命脉的“物理秩序”。它是保证市民优雅幸福地生活和产生想象力的前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城市必须兴修水利，将垃圾运到较远的净化场。其中，交通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城市秩序中还包含着比“物理秩序”更复杂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因为城市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出生地、种族、社会阶层和财富都不同，甚至在区别人的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同。这也说明为什么犯罪和贫困这两个孪生的丑恶现象就一直是大城市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文明中的城市》第四篇中，彼得·霍尔列举了七座城市的特定发展时期，向人们阐释了这些城市在面临自然或社会混乱的威胁时如何保持良好秩序。例如，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罗马由于很好地解决了供水和垃圾处理问题，成为第一个人口接近100万的城市。它的排水渠和喷水池的设计非常独到，它将广场作为整个城市的中心和中央区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举措。相比古罗马，19世纪的现代城市代表伦敦拥有更复杂的治安、犯罪、水和下水道以及住房问题，为此，伦敦制定了许多新的制度来化解难题，如私人监狱或工作福利制度。在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治理下的巴黎代表了古罗马时期的传统市政工程的强势回归，不仅重建了巴黎，还设计了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林荫大道等，把巴黎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一倍。20世纪之交的纽约由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大量的移民面临着住房问题，而通过有效的城市交通如地铁和通勤列车，可以帮助人们得以在大都市的外围寻找新的住宅，纽约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始适应汽车的城市。同时期的洛杉矶则发展了一种新的汽车公路系统，是典型的高速公路之城，让城市可以无限分散，然而最终也不得不建设铁路系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北欧小国的首都，它试图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其欧洲邻居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发现并应用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原则。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试图通过房地产开发拉动城市复兴，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并不总是正确。这些例子充分表明，城市秩序的实现和维护，是城市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创造力的重要指标。尽管一些城市最后走向了衰退或灭亡，但是其对于城市的启示或警示，都是可以永续存在的。迄今为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成功的原则继续使用于大城市的建设和更新中。
可以确切地说，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复兴中的老城市还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市，它们都将面临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城市为了生存、竞争和兴盛而努力建构城市主题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完成自我更新，以及如何避免日渐丧失可识别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彼得·霍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城市研究者，这与他担任许多社会职务，以及直接指导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经验有关。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他结合理论和实践，打破了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日益脱节的现象，通过案例深度剖析城市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理论问题。然而，城市秩序的实现并非易事，除了直面机遇和挑战，似乎别无他法。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在应对问题的时候常常因时代不同、当地的历史不同、积累的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相似的。正如彼得·霍尔所说的，无论是大型的都市或是新兴的小城市，古老的欧洲首府或者新兴的西海岸，任何地方的城市革新都不是一个专利;这是一个找出时机，抓住时机的问题。一些地方或许会落后，领跑者和落后者总是并存，但是正如曼彻斯特在18世纪末、底特律在19世纪末、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在20世纪中引领潮流那样，新的城市在21世纪肯定会大放异彩。这在他的另一本关于21世纪城市发展的研究《21世纪的城市未来》（Urban Future21，2000）中也有非常深刻的阐释。
三、城市的下一个“黄金时代”正在来临
纵览全书，“以史为鉴”是彼得·霍尔写作《文明中的城市》这部恢宏巨著的初衷。他向我们展示过去特殊时期特殊城市的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构建了折射整个世界城市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城市的困境与阴暗面，也可预期未来的城市面貌。总体而言，世界伟大城市的持久活力和不断重生的创造力是不可估量的，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新的社会和新的城市。
在《文明中的城市》的结尾，彼得·霍尔乐观地预言，世界伟大城市的文化与经济正在高度融合，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将催生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推动这一时代到来的新动力是信息技术，它包括新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不同电子仪器间的互联、信息的数字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应用软件的新发展。信息技术会带来许多新的革命、新的公司和新的岗位，从而重塑城市的商业生态，如梦工厂和皮克斯。而多元技术革命会导致距离的消失，使世界各地的本土优势最终化为平等，工作与城市进一步分离。不得不说，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经济腾飞的旷世壮举，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个信息不断交流的世界。他举了一个十分贴切的例子：“台湾的鞋商接受最新的米兰时尚，秘密地受到最新时尚秀的启发，然后用传真传送出去，几天后，这些设计就在广东省的某个小镇里生产了，工人是一群拿着微薄收入、从农村招来的女孩。”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工业区中的“凯达妹”。如今，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躲避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共同影响，许许多多的城市从中受益。一些新的技术如第五代通信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有可能再次重塑城市秩序，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与“城市消亡论”的观点不同，彼得·霍尔坚信技术革新不会带来城市整体的消亡，而是版图的综合重塑。尽管人们可以在威廉·米切尔所谓“比特之城”（City of Bits）中分工协作，不受时空限制，但是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创新性活动依旧会增长。一方面，未来经济、产业、文化中心集聚的特点十分明显，并将在信息化浪潮中注人新的内涵;另一方面，电子媒体的传播面对接触的需求和动机可能会反常地增长。这些要素会促进新的核心城市的形成，以及构造新的富有活力的多中心城市，而传统中心的空间体系也会发生变化。这就启示我们，在信息时代，城市的全球化发展，城市文化的崛起与复兴，城市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更为优化，以及城市的全球化推广所带来的城市利益最大化，都会促使城市文明继续进步。在新的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的城市形态。例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知识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等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研究的主题。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量涌现和创意产业的兴起，新的文化工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城市文化所展现的力量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发挥作用。
首先，新秩序的建立必然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技术变化的力量给社会带来了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和治安难题。彼得·霍尔敏锐地预测了交通科技将发生变化，包括电动汽车、智能车载系统、新能源系统、新型的公共交通系统等，但他深知汽车很难回到潘多拉魔盒，尤其是郊区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每个城市不得不继续面对可持续城市化这一难题。其次，由于不平等的城市世界是一直存在的，而这种不平等很有可能在信息社会再次发生，即是否会完全变成一个信息富有和信息贫乏的两极化世界，富有的变得更加富有，贫乏的变得更加贫乏？这是肉眼可见的，也是彼得·霍尔所担心的。最后，在技术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家庭和市民社会必将发生变化。技术一方面消灭工作岗位、工厂和整个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的经济以及解决城市社会出现的棘手问题。但是如何利用技术，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在這个过程中，有的城市可能再次陷入危机，而有的城市又会展现出黄金时代城市的模样。这是《文明中的城市》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所有城市秩序浮现出来的长期命题。
总而言之，城市的“黄金时代”是珍贵而短暂的惊鸿一瞥，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城市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它既有北京这样的古老城市，也出现过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都市形态，还有像深圳这样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可惜的是，彼得·霍尔对此着墨甚少，是稍显遗憾的。但是，任何高度发达的城市一定具有西方发达城市的一切特征和问题，而这些特征和问题或多或少都能在《文明中的城市》中找到答案。这对于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以及面对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遇到的诸多城市秩序问题，无疑是具有指导、警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课题“品牌构建视角下深圳国际知名度提升研究”（SZ2019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陈瑛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