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归根结底其前提是要有文化，而且是要有足够可以自信的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史料典籍浩如烟海，数千年资源丰富无限。如今要复兴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充分摸清传统文化的家底。几千年积累和沉淀的传统文化，要数清所有家珍，显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有许多宝藏，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是需要今天的文化史学界以及各个相关学科有所重视并进一步加以努力的方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张勇耀、韩兵强《孔天胤评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版）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以及史料整理和系统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孔天胤（1505-1581），字汝锡，号文谷子，汾州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第二人及第，因明朝规定藩亲不得在京任职，授陕西提学佥事;其后历祁州知州、浙江提学副使、陕西右布政使等，终河南左布政使;著有《霞海篇》《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文谷渔嬉稿》等。
　　此外，《孔天胤评传》一书还特别考察了传主的文化出版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孔天胤一生刊刻图书多种，包括《资治通鉴》《文章正宗》《朱子晚年定论》等;另刻有王崇庆、林春、樊鹏等人的文集，还为杨慎、韩邦奇、何瑭的诗文集写序。这些无疑都可以为研究明中期政治、文化、文学等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具有很大建树的文学家、思想家，在目前所见的各类史著之中，却鲜见其事迹，鲜有其踪影，更不要说对其文学以及哲学贡献的系统研究了。
　　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今天我们要全面深人地认识他，研究他，就应该厘清和熟知其每一条枝干，甚至是每一片叶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这棵大树的全身面貌、筋骨血脉和内在精神。像孔天胤这样层次和贡献度的古代文化人物，也许还算不上史上之大家，但是，就其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成就来看，也确实是曾经参与并影响了一方文化事业和发展;甚至其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也有非常独特之处，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构成之中，也确实应该具有一席之地。我们只有把这样一些同样层次的文人成就进行全面发掘整理，才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大树，更加丰富茁壮。这是我们今天要复习伟大民族文化，加强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建设。
　　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张勇耀、韩兵强《评传》一书，确实具有发掘和抢救珍贵史料，细化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孔天胤评传》一书完整梳理和书写了孔天胤生平、创作、政务、交游、思想、刊刻等，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孔天胤生平经历及其思想的重要著作。特别是第三章《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结合孔天胤行迹，对其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全面整理和研究。明代诗学思想的主旋律是“复古”，孔天胤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等均有或深或浅的交游，而其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亦对明中期的诗学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呼应。因此，将其诗放在明代复古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孔天胤之诗学路径及诗学思想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成就与贡献。
　　据《孔天胤评传》作者们的考证和研究，孔天胤的诗文创作，在当时已享有盛名，如林大春称其《霞海篇》“传之已久，为词林所宗”，其诗“在江湖而怀庙廊之忧，居京洛不忘山林之趣。是以性术兼该，而《骚》《雅》之道备也”（《刻孔文谷先生诗集序》）。薛蕙、高叔嗣对其诗评价也较高，如孔天胤弟子赵讷所言，“一时在世者不论，即如故祥符高苏门氏、毫州薛西原氏，诸子皆卓然以其诗文高视一世，独于先生之作推让焉”（《文谷孔先生文集序》）;又如李开先《市井艳词又序》称“近多称孔文谷、乔三石不亚栗紫团，惜予林居，不多见其作”，可知当时之知名度。其诗也见于明清各种选本，如明人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俞宪《盛明百家诗》、曹学俭《太仓十二家诗选》，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赵瑾《晋风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田《明诗纪事》等。嘉靖四十二年（1563）洪朝选爱其诗，而为其刊刻《孔文谷诗集》四卷，并称“捧诵佳章，如商彝，如周鼎，不事雕镂而古意宛然。且人情理路一齐进出，透彻无遗。真希世之奇文，昭代之名家。诚珍之宝之、爱之藏之，不啻百朋已也。居尝私谓我朝能诗者不过数家，近如何、李之作，皆道也。公诗当传于世”（孔天胤《纪言》）。
　　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孔天胤评传》一书认为，孔天胤除了写诗，也写了大量诗话。所以，对于孔天胤的研究，张勇耀、韩兵强二位作者还发现，他在晚年写给诗社好友王道行的信中说：“兹岁间申仰德之怀，某一岁中赋诗几百首，又草诗话数十条。”（《与王龙池方伯》）但其诗话大多散佚，只在谢榛《四溟诗话》及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收有数条，其余则零星见于其为他人诗集所作序言中。張勇耀、韩兵强二位作者精心搜集，全面爬梳，总结出其诗学思想的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对“情”“事”关系的思考。浙江时期为洪楩重刻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所写的序言中，孔天胤对诗歌“情事合一”的传统在宋、明的畸变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明代“性情说”有一定批评，并用水木比喻“情”“事”关系，“如穷水木，或不喻其时代与人物，是既不晓事又安识所谓道情者与？夫所谓声调者，亦窾言也已”;二是对“诗必盛唐”的反思。谢榛嘉靖四十二年（1563）到四十四年（1565）曾游历山西，二人多有唱和，且对诗学有较多讨论。谢榛《四溟诗话》引述了两则关于孔天胤的诗话，如言“陈子昂之古风尚矣，其含光飞文，怀幽吐奇，郎庙而有江山之致，烟霞而兼黼黻之裁”，“杜子美称李太白诗清新俊逸，然却太快。太白谓子美诗苦，然却沉郁”，“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典雅冲穆，人妙通玄，观宝玉于东序，听广乐于钧天”等，在孔天胤的诗论中，初唐之陈子昂，盛唐之张说、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皆有可取，而李白、杜甫亦各有短长;三是对“心”与“诗”关系的体味。孔天胤曾在浙江阳明心学大本营任职四年，与王畿、钱德洪等多有往来，故其讲学论文，多从“心”出发。反复强调心之于学的重要性，“学术之不明也，心术之不正也”，“一正心，而德明矣”。而其退归后的几篇序言中谈到作诗，亦多从“正心”“正情”“正志”出发;四是对“感兴”的体味。强调“感兴”，是“后七子”复古派的持论之一。嘉靖四十二年，孔天胤提出了“大夫之赋”的特点在于心志而后能感物，
　　“赋者，敷也，敷在心之志而发之言也。大夫负经世之材，涵宰物之智，必也有是志乎？有是志而后有是言，方其含章渊默，则机缄莫窥;及其感物造端，则深美可见。”此外还有对薛蕙“清远”“神韵”的思考和重述等，也都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张勇耀、韩兵强二位作者的评传，无论在史料发现，还是在价值评述，以及在人物历史贡献的定位上，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开拓意义。
　　作为纪实文学的人物传记，《孔天胤评传》当然不只是研究传主的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成果和理论建树。传记必定还要注意到其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在这方面，本书特别考察了传主的社会交往情况。从嘉靖十一年到三十三年（1554）出仕的二十二年间，以及致仕后到去世的二十七年间，交游极广。据张勇耀、韩兵强的考证，共计四百余人，且很多都是活跃在嘉、隆、万年间的政治、学术、文学名流，如王畿、钱德洪、薛蕙、高叔嗣、范钦、谢榛等人。其实，对于古代文人的社会交往的研究，其意义并不只是要还原作为传主的生活状态和交际范围，一方面可以反映传主的成长环境和思想影响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精神风貌。对于这种古代文人传记来说，这样的考证和记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增加了人物传记表现方法上的艺术厚度。
　　当然，对于一位优秀的古代文人来说，文学创作的成就和贡献，还取决于其思想的高度和宽度，因此，《孔天胤评传》也重点研究了传主的哲学建树，这是研究古代文人文化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哲学方面，孔天胤也多有思考和了悟。《评传》一书第六章亦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此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孔天胤的藩亲身份，以及曾参与浙江“西湖八社”“金兰社”“青莲社”，自己也结有“天真四友人社’’等，其创作对明中期的藩府研究及结社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我国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史上，像孔天胤这样的卓有成就的文人举不胜举，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和构成。由于长时期忽略这方面的研究，有些重要史料已经严重流失，我们急需深入发掘，全面整理。以进一步丰富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宝库。张勇耀、韩兵强的《孔天胤评传》其传主虽然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的顶级文人学士，却也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砖一瓦。对于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尤其是传统文化复兴大业来说，都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这样的一部《评传》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