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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难求学路到重获新生
1912年9月6日，昝凌出生于天津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昝宝生。父亲原本是个厨师，因生活所迫，也在街上做过叫卖的商贩，后来靠卖风镜赚了些钱，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开了一间从事洋铁匠生意的门面店，积蓄发展，买下了一些房产，逐渐滚动经营成为一个小康之家。昝凌的母亲是父亲的二房，是个淳朴善良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也从不过问政治，但对孩子的前途很上心。昝凌12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大母亲一年后也随之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孤儿寡母的昝家只得把商店和一些房产拿去典当清偿债务，一大家人挤住在一所房子里，其余的房子拿去出租，靠“吃瓦片”维持全家生计。
幼年的昝凌天资聪颖，但体质较弱。他7岁开始上学，念了一段私塾，又转入天津第一私立小学插班，他读书刻苦，考试屡次名列前茅。天津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启蒙教育使得昝凌对“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等留下深刻印象。1926年，14岁的昝凌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时，昝凌的嫂嫂提出家庭收入拮据，不能供他继续读书，要他去学做生意。他不肯就范，和兄嫂软磨硬泡，最后是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分家，又狠心卖掉分家得到的唯一一所房子，昝凌才得以续上高中。
高中毕业后，昝凌的理想是投考国内机电系最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学时期他受到也是南开大学机电系毕业的哥哥的影响，对物理化学产生浓厚兴趣，特别对电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家境实在贫寒，他再也不愿给日渐年迈的母亲增添负担，决然以优异成绩被有着优厚奖学金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录取。他没有放弃学机电的梦想，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继续学习，原想一年后转到电机系去，因“七七”事变爆发愿望未能实现。但由于对电学的兴趣很浓，在打牢数学基础的同时，他还自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抗战烽火越烧越旺，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临时大学。昝凌随校到了长沙，可是南京失陷后，临时大学又要向昆明迁徙，经济上的困难，使他无法再去昆明完成大学最后几年的学业。为了谋生，他来到成都，在南开中学时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教官王裕齐的介绍下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在学校，他学到了有关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器、航空仪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该校留下任仪表电气组助教。在学校工作期间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是他对大后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有清醒认识，追求进步，渐渐被吸引到由该校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主编的进步刊物《抗战科学》下，和王裕齐等进步同事经常为刊物撰稿宣传抗战，参加进步读者座谈会，阅读了大量介绍苏联社会和马、恩剩余价值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读物。1942年，他成为电气厂器材库库员，1943年成为电气组教官，1945年转入国民党航空研究院，任航空兵器组研究员。这段特殊背景下的经历，使他注定与航空结下一生情缘。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国会通过的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开始向美国派遣学习航空的公费留学生，抗战胜利后，为了大力发展航空，又继续向英美两国派遣人员学习深造。昝凌得到了这个机会，1945年10月，他和其他9人以“高级检验员”的名誉被派到英国学习航空仪表和无线电。此时的昝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先后在四家航空厂、所学习工作，接触到西方许多电气和仪表方面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测试设备。他深知这段经历难得，也感受到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漠视和冷落，决心用少休息的办法多学一些东西，掌握振兴祖国航空事业的本事。在英国航空部检验所，他接触到了当时被认为很新的特设装备和检验这些装备的仪器设备，并亲自进行操作。他用主动帮助工作的方式，把在史密斯仪表厂研究发展部的实习期由原定的一个星期延长到半年。当时英国正在进行SEP-2自动驾驶仪的研制，这个部的主任、自动驾驶仪专家梅雷迪斯的实验室人手十分缺乏。昝凌恰好来到他的研究室，在协助工作期间，搞清了自动驾驶仪的基本原理，对其中主要部件磁滞电机作了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数据和资料。梅雷迪斯是英共党员，昝凌与他很谈得来，在政治上受到他很多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英国学习的近两年时间，对昝凌的人生和日后的研究设计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7年6月，昝凌归国不久便被任命为国民党航空研究院电气组组长。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权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中，像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航空研究院与国民党各个机关都在做着迁往台湾的准备。昝凌早就不想接受国民党统治，他和王裕齐等把不想去台湾的一些技术人员秘密联络起来，1949年三四月间，在研究院迁台路过上海时，与中共上海国民党空军地下党负责人李杨群取得联系，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们一行二十几人转移到地下党员许锡缵在上海的家中，安全脱离了国民党搬迁队的控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报国激情迸发创造才智
上海解放后，昝凌这批留下的国民党航空研究院人员被人民解放军接收。以此为基础于1949年9月成立了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王裕齐任主任，昝凌担任特设仪表组组长。这个机构保存了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工业局中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五六十人，为新中国发展航空工业储备了人才。
昝凌把解放看成是自己政治上的新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发展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他于1950年5月被派到厦门修建军用机场，顶着敌机骚扰和恶劣气候的影响和工人一起劳动。为了帮助工兵营研制电雷管，改进土石方爆破方法，他努力钻研、勤奋工作，取得成功，加速了工程修建进度，节省了大量经费，荣立二等功。同年12月，调到北京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作，遇到抗美援朝战机修复过程中，由于常规机械转速表不适用，修复的苏制陀螺转速无法测量、修理质量得不到保证的难题。昝凌在英国做过磁滞陀螺试验，了解美制闪光测速仪的线路和工作原理，试图自行研制一种非接触式电子转速仪来满足急需。但困难的是，这种美制仪器使用的一种特制闪光灯泡国内没有。原有的测速仪测速范围只有12000转/分，远远满足不了转速将近24000转/分的苏制陀螺的测量需要。因此新测速仪不仅要首先研制出特种闪光灯泡，而且必须解决扩大测速范围的问题。经过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根据美国仪器原理，自行设计线路，用土制霓虹灯管代替闪光灯泡的方案。但在制作出原理样机，展开试验时，却遇上了重重困难，两个月过去了，几十种线路都一一试验过，霓虹灯管就是不亮。合作研制的几位同志一筹莫展，有的甚至产生了动摇，但昝凌相信基本原理没有问题，估计是霓虹灯还存在问题。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徐昌裕鼓励他继续试验下去。于是昝凌再次鼓起勇气，翻阅资料，又一次修改了电子线路。由于没有标准频率发生器，为了克服测速仪校准误差，他们就在清晨三四点钟市内电频比较稳定的时候校验，经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的攻关，霓虹灯管终于亮起来了。由电源、多频振荡器、闪光部件等三部分组成的电子闪光测速仪终于研制成功，测量转速范围可达60000转/分，超过美制仪器4倍，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而研制经费只花了200元。这种电子测速仪后来经改进和结构设计，制成标准样机，供应各航空工厂，解决了测试陀螺转速表传感器转速的一大关键问题。为此，航空工业局向昝凌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而昝凌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 1951年6月，昝凌被调到新创建的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工作，由于贡献突出，被评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当时徐舜寿、吴大观为二级工程师）。此时，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处在从修理逐步向制造的过渡时期，技术力量比较薄弱，修理和生产中的问题不断发生，作为航空专家，昝凌经常被派遣前往各航空工厂协助解决修理和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飞机上常用的一种起保险作用的自动电门大量损坏，没有进口备件补充，航空局请大连电工二厂代为仿制，他被派去第一线，在两个月内帮助该厂仿制成功自动电门。1953年下半年，昝凌帮助3个发动机厂解决了生产中的4大关键问题。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的苏制自动控制型高温表温度误差很大，整炉的零件被报废，他解决了与热处理高温炉配套的自动控制型高温记录仪的校准问题，扭转了高温炉零件报废现象；帮助解决了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发动机试车台用的尾喷口温度表的精密校准问题，挽救了濒于关闭的试车台，保证了发动机继续出厂；还解决了该厂发动机涡轮盘更换叶片后的音周测定问题；帮助解决了哈尔滨航空发动机修理厂磁电机修复后的充磁、测磁问题；帮助天津航空电器厂完成技术改造，解决了直流升压机仿制中出现火花大、甩漆等技术问题。
由于解决了工厂一线的大量难题，昝凌深受局属各航空厂的尊重和欢迎，被认为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他自己也感到此时的一腔报国热情和才智是充分发挥的最佳时机。他经历过在国民党航空研究院研究经费被贪官私吞，研究人员的航空蓝图难以实现的窘境，亲身感受到了如今一有建议就受到大力支持，遇到挫折还得到鼓励的良好环境，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和才能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对于受领导派遣去解决工厂技术问题，他认为是党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困难再大，他也要设法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56年5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除了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他还参与统筹全局，为航空工业领导出谋划策的工作。他起草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仪表特设发展规划，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产品制造和新厂建设蓝图。参加了195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参与了航空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的制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被派遣出国考察、采购科学仪器和机床设备。1957年还和徐昌裕、徐舜寿等随行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赴苏联，参加转让军工产品制造权谈判。1962年，担任验收组副组长赴英国参加我国订购“子爵号”客机的验收。航空工业仪表特设方面每年的国外订货计划，几乎都是经他组织编制和审定的。
奠定国家航空仪表、飞控专业科研基础
蹒跚学步的孩子总是要自己独立行走的，昝凌深谙航空技术，是觉察到航空工业必然要走独立设计这条道路的少数专家之一。1956年，在我国成功试制出国产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后，徐舜寿、吴大观向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建立飞机设计和发动机研制机构，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道路，航空工业局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56年8月，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分别成立了飞机设计室（第一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第二设计室）。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郑重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书》，不久，领导采纳了昝凌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筹备，于1957年3月成立了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第三设计室）。首任室主任蔡克非，昝凌任副主任兼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时只有15人，暂设在局机关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到了1958年，人员发展到30多人，室里开始接受为“东风”107飞机设计自动驾驶仪的任务，地方太小，发展受到限制。当时兰州仪表厂正在兴建一个自动驾驶仪厂，遵照局的研究所要与工厂结合的指示，当年12月，研究室迁往甘肃兰州。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定量低，吃的是混合面，喝的是从黄河里挑来的黄泥水，卷心菜帮煮小米粥就是最好的饭了，桌子上时常摆放的“菜”就是一碟大粒盐。昝凌和大家同甘共苦，睡的是两个板凳架着的木床板，床板下面放一张小板凳就是他的办公桌了。由于兰州仪表厂初建，缺乏搞科研的条件，加之房舍紧张，仪表设计室不得不另选立足之地，迁到陕西阎良正在建立的试飞中心（原空军第十一航校旧址）。1960年3月，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30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1年国防部六院成立，30所划归六院领导，全所人员发展到430人，而地盘只占试飞中心营房的一角，没有发展余地。1962年国防科工委和六院决定30所另选所址，于1965年7月，昝凌带领30所迁至户县李家庄。1968年30所更名618所，直至1990年，在后任所长冯培德的主持下才完成了由户县李家庄向西安市区的搬迁。
昝凌是一个对航空仪表和自动器研究设计的发展有长远考虑的人。创业初期，他亲自主持将磁滞原理应用于航空仪表设计，在磁滞电机的研制上首先取得成果。在此基础上将航空仪表采用磁滞电机代替感应电机，开发出了1瓦至40瓦输出功率的系列磁滞电机，并把其应用于飞机自动驾驶仪的舵机。后来仪表设计室为“东风”107飞机研制自动驾驶仪（601型）的任务因主机下马失去匹配对象，昝凌通过深入空军部队调查，适时作出了从航空仪表的改进设计转向自行设计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重要决策，为研究所的科研发展开辟了新天地。30所集中优势科研力量，研制代号为621的比空军部队装备的轻型轰炸机苏制ΑΠ-5型驾驶仪更优越的自动驾驶仪。1963年7月，首套621自动驾驶仪在西安阎良机场轰5飞机上首飞成功。但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产品故障较多，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改，到1966年的第二次试飞试验中驾驶仪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了ΑΠ-5。1967年2月，航定委批准621自动驾驶仪设计定型并转厂批量生产，前后生产了2000多套。这项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它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飞行控制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昝凌非常重视试验条件建设和加工力量的建设。1965年，所里承担了惯性导航中气动压轴承磁滞陀螺马达的研制。由于条件所限，惯导器件的难度不在于原理和设计，而在于加工和装配工艺。为了掌握气体动压润滑这门高新技术，昝凌特地从英国进口了一套300平米的超净装配实验室。在他的推动下，研究所自行研制了模拟计算机、电动三轴飞行模拟转台、高度差模拟器、精密调速转台，相继建成地面环境试验室和大型飞机仿真试验室，使所的飞控研制手段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精密机床和试验设备的使用如虎添翼，为618所在1967年以后在“惯性导航”领域进行更大的开拓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后所里制定的“航空科研上多型号，试制生产上小批量，预先研究上新水平”的科研生产一体化发展思路的落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业绩不朽化蓝天长虹
1965年，国际上的惯性导航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了跟上国外在惯导领域的前进步伐，当时的30所成立了陀螺导航研究室。开始处于技术资料的搜集跟踪阶段，昝凌在部署完飞控专业项目并初见成效之后，又部署建立起了惯性导航系统小组，开始酝酿开发惯性导航系统。1967年，从美国飞机残骸中搜集到LN-3惯导的一批残骸，研究所组织科研力量，加上在上级支持下来自全国从事航天、航海装备研制的院所和北航、南航高校专业人员的会战，居然在一年后把这堆破烂，整合成能够通电工作的“宝贝”。618所正是在这个破烂宝贝的基础上，经过十年艰苦努力，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套机载惯导——523惯导。昝凌精心培育的这块航空仪表和飞控的园地，从此又成为中国航空惯导的摇篮。
然而时世弄人，正当航空仪表由机械电气化向电子自动化发展时，“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开始了。由于昝凌是背着旧中国国民党技术官员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走进革命队伍里的，所以常常成为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防工业整风时，他就无端地成为被整的重点对象。“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把他定为“走资派”，这个沉重的打击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他病倒了，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对妻子昝毓秀说：“如果非说我是走资派，那我就改吧。只要我改，还是好的。我不能自杀，我要是灰溜溜地自杀了，那我就真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了，不行！如果我能改了，还能跟着党走。”当时的航空系统“四清”西北工作团团长、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开国少将王振乾听到这个汇报亲自来到所里，责成工作队对昝凌予以保护。并握着他的手恳切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你是个好同志，要好好工作，没有什么事。”听了这话昝凌深受鼓舞，第二天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夹着实验室用的拖鞋，下研究室继续搞科研，吃饭时又拎着饭碗在大食堂排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成了运动的重点，被打成“走资派”、“国际间谍”，倍受迫害；他的妻子也受到牵连被打成“特务”，失去人身自由；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成了没人管的“狗崽子”，四处流浪。医院早就检查出他患有高血压和上肢神经根炎等病，体质一直不好，但他顾不上休息，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文革”一遍又一遍的批斗、陪斗，整天的写检查，搞得他心力交瘁。然而这时各级党组织瘫痪了，再也没有人保护他了。尽管昝凌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委屈，他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从50年代开始，他总觉得国家给予自己的太多，每月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纳党费，整整坚持了12年，直到逝世。他长期与家属分居两地，身边无人照料，技术秘书和警卫员也先后被撤走了 。1967年9月，昝凌因呕吐和腹泻，来到西安四医大，在四医大当医生的妻子身边进行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造反派就强行将他带回所里，拒绝妻子随行。回到所里，昝凌的身体每况愈下，既无人照料他的生活营养，又要饱受精神和肉体严重摧残，病情急剧恶化得不到及时治疗。1967年9月10日下午，他感到胸部剧烈不适，难受得用拐杖猛烈敲打地板，却无人理会，便挣扎着起来打开房门，低吼了一声栽倒在门口，等医生赶到呼吸已经停止。当昝凌妻子接到电话赶回618所他的宿舍，看到的只有厨房切菜板上一小把切了一半蔫枯了的韭菜，还有半小碗被水浸泡着的生米——昝凌去世前已多日没有进食了。他想要活下去，但残酷的环境使他未能支撑住，终于在困顿与悲凉中黯然倒下。1969年，工宣队进驻618所，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昝凌特务集团”的假案，已经溘然长逝的昝凌，竟被打成这个集团的头子，200余人受到株连，被逼致死两人，致残多人。粉碎“四人帮”后，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党组为昝凌和其他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当组织上把补发给昝凌的工资和抚恤金一万多元送到他妻子的手中时 ，这位老共产党员没有收，她动情地说：“昝凌去世了，我更要把它最后的一份收入贡献给国家，如果昝凌在天之灵有知 ，也一定会让我这么做的！”
2012年，是昝凌诞辰100周年，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55个春秋，然而他生前用心血培育的618所这块苗圃，如今已长成枝干葱茏、遮天蔽日的森林。从621自动驾驶仪、523惯导开始，618所为我国各类飞机研制出配套导航、制导和飞控产品，逐步拥有了从设计、仿真、制造、集成、试验到装备和批量生产几乎全部能力。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该所研制的第四代产品——电传飞控系统和激光惯导系统终于形成装备。当今世界，能够掌握这两种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的国家不超过5个。在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中，618所研发的飞控、惯导产品装配在了全部的参阅的飞机上，她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航空机载行业的研发中心，而这一切都是在昝凌打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丰碑将永载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
材料来源：
《凌云志 航空情》——记新中国航空仪表和飞行控制专业先驱，黄青 著，北京图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航空工业人物》第一卷 孟赤兵等主编，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编辑：赵静蕊
1912年9月6日，昝凌出生于天津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昝宝生。父亲原本是个厨师，因生活所迫，也在街上做过叫卖的商贩，后来靠卖风镜赚了些钱，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开了一间从事洋铁匠生意的门面店，积蓄发展，买下了一些房产，逐渐滚动经营成为一个小康之家。昝凌的母亲是父亲的二房，是个淳朴善良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也从不过问政治，但对孩子的前途很上心。昝凌12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大母亲一年后也随之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孤儿寡母的昝家只得把商店和一些房产拿去典当清偿债务，一大家人挤住在一所房子里，其余的房子拿去出租，靠“吃瓦片”维持全家生计。
幼年的昝凌天资聪颖，但体质较弱。他7岁开始上学，念了一段私塾，又转入天津第一私立小学插班，他读书刻苦，考试屡次名列前茅。天津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启蒙教育使得昝凌对“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等留下深刻印象。1926年，14岁的昝凌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时，昝凌的嫂嫂提出家庭收入拮据，不能供他继续读书，要他去学做生意。他不肯就范，和兄嫂软磨硬泡，最后是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分家，又狠心卖掉分家得到的唯一一所房子，昝凌才得以续上高中。
高中毕业后，昝凌的理想是投考国内机电系最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学时期他受到也是南开大学机电系毕业的哥哥的影响，对物理化学产生浓厚兴趣，特别对电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家境实在贫寒，他再也不愿给日渐年迈的母亲增添负担，决然以优异成绩被有着优厚奖学金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录取。他没有放弃学机电的梦想，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继续学习，原想一年后转到电机系去，因“七七”事变爆发愿望未能实现。但由于对电学的兴趣很浓，在打牢数学基础的同时，他还自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抗战烽火越烧越旺，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临时大学。昝凌随校到了长沙，可是南京失陷后，临时大学又要向昆明迁徙，经济上的困难，使他无法再去昆明完成大学最后几年的学业。为了谋生，他来到成都，在南开中学时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教官王裕齐的介绍下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在学校，他学到了有关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器、航空仪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该校留下任仪表电气组助教。在学校工作期间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是他对大后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有清醒认识，追求进步，渐渐被吸引到由该校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主编的进步刊物《抗战科学》下，和王裕齐等进步同事经常为刊物撰稿宣传抗战，参加进步读者座谈会，阅读了大量介绍苏联社会和马、恩剩余价值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读物。1942年，他成为电气厂器材库库员，1943年成为电气组教官，1945年转入国民党航空研究院，任航空兵器组研究员。这段特殊背景下的经历，使他注定与航空结下一生情缘。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国会通过的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开始向美国派遣学习航空的公费留学生，抗战胜利后，为了大力发展航空，又继续向英美两国派遣人员学习深造。昝凌得到了这个机会，1945年10月，他和其他9人以“高级检验员”的名誉被派到英国学习航空仪表和无线电。此时的昝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先后在四家航空厂、所学习工作，接触到西方许多电气和仪表方面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测试设备。他深知这段经历难得，也感受到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漠视和冷落，决心用少休息的办法多学一些东西，掌握振兴祖国航空事业的本事。在英国航空部检验所，他接触到了当时被认为很新的特设装备和检验这些装备的仪器设备，并亲自进行操作。他用主动帮助工作的方式，把在史密斯仪表厂研究发展部的实习期由原定的一个星期延长到半年。当时英国正在进行SEP-2自动驾驶仪的研制，这个部的主任、自动驾驶仪专家梅雷迪斯的实验室人手十分缺乏。昝凌恰好来到他的研究室，在协助工作期间，搞清了自动驾驶仪的基本原理，对其中主要部件磁滞电机作了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数据和资料。梅雷迪斯是英共党员，昝凌与他很谈得来，在政治上受到他很多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英国学习的近两年时间，对昝凌的人生和日后的研究设计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7年6月，昝凌归国不久便被任命为国民党航空研究院电气组组长。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权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中，像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航空研究院与国民党各个机关都在做着迁往台湾的准备。昝凌早就不想接受国民党统治，他和王裕齐等把不想去台湾的一些技术人员秘密联络起来，1949年三四月间，在研究院迁台路过上海时，与中共上海国民党空军地下党负责人李杨群取得联系，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们一行二十几人转移到地下党员许锡缵在上海的家中，安全脱离了国民党搬迁队的控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报国激情迸发创造才智
上海解放后，昝凌这批留下的国民党航空研究院人员被人民解放军接收。以此为基础于1949年9月成立了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王裕齐任主任，昝凌担任特设仪表组组长。这个机构保存了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工业局中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五六十人，为新中国发展航空工业储备了人才。
昝凌把解放看成是自己政治上的新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发展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他于1950年5月被派到厦门修建军用机场，顶着敌机骚扰和恶劣气候的影响和工人一起劳动。为了帮助工兵营研制电雷管，改进土石方爆破方法，他努力钻研、勤奋工作，取得成功，加速了工程修建进度，节省了大量经费，荣立二等功。同年12月，调到北京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作，遇到抗美援朝战机修复过程中，由于常规机械转速表不适用，修复的苏制陀螺转速无法测量、修理质量得不到保证的难题。昝凌在英国做过磁滞陀螺试验，了解美制闪光测速仪的线路和工作原理，试图自行研制一种非接触式电子转速仪来满足急需。但困难的是，这种美制仪器使用的一种特制闪光灯泡国内没有。原有的测速仪测速范围只有12000转/分，远远满足不了转速将近24000转/分的苏制陀螺的测量需要。因此新测速仪不仅要首先研制出特种闪光灯泡，而且必须解决扩大测速范围的问题。经过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根据美国仪器原理，自行设计线路，用土制霓虹灯管代替闪光灯泡的方案。但在制作出原理样机，展开试验时，却遇上了重重困难，两个月过去了，几十种线路都一一试验过，霓虹灯管就是不亮。合作研制的几位同志一筹莫展，有的甚至产生了动摇，但昝凌相信基本原理没有问题，估计是霓虹灯还存在问题。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徐昌裕鼓励他继续试验下去。于是昝凌再次鼓起勇气，翻阅资料，又一次修改了电子线路。由于没有标准频率发生器，为了克服测速仪校准误差，他们就在清晨三四点钟市内电频比较稳定的时候校验，经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的攻关，霓虹灯管终于亮起来了。由电源、多频振荡器、闪光部件等三部分组成的电子闪光测速仪终于研制成功，测量转速范围可达60000转/分，超过美制仪器4倍，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而研制经费只花了200元。这种电子测速仪后来经改进和结构设计，制成标准样机，供应各航空工厂，解决了测试陀螺转速表传感器转速的一大关键问题。为此，航空工业局向昝凌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而昝凌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 1951年6月，昝凌被调到新创建的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工作，由于贡献突出，被评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当时徐舜寿、吴大观为二级工程师）。此时，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处在从修理逐步向制造的过渡时期，技术力量比较薄弱，修理和生产中的问题不断发生，作为航空专家，昝凌经常被派遣前往各航空工厂协助解决修理和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飞机上常用的一种起保险作用的自动电门大量损坏，没有进口备件补充，航空局请大连电工二厂代为仿制，他被派去第一线，在两个月内帮助该厂仿制成功自动电门。1953年下半年，昝凌帮助3个发动机厂解决了生产中的4大关键问题。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的苏制自动控制型高温表温度误差很大，整炉的零件被报废，他解决了与热处理高温炉配套的自动控制型高温记录仪的校准问题，扭转了高温炉零件报废现象；帮助解决了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发动机试车台用的尾喷口温度表的精密校准问题，挽救了濒于关闭的试车台，保证了发动机继续出厂；还解决了该厂发动机涡轮盘更换叶片后的音周测定问题；帮助解决了哈尔滨航空发动机修理厂磁电机修复后的充磁、测磁问题；帮助天津航空电器厂完成技术改造，解决了直流升压机仿制中出现火花大、甩漆等技术问题。
由于解决了工厂一线的大量难题，昝凌深受局属各航空厂的尊重和欢迎，被认为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他自己也感到此时的一腔报国热情和才智是充分发挥的最佳时机。他经历过在国民党航空研究院研究经费被贪官私吞，研究人员的航空蓝图难以实现的窘境，亲身感受到了如今一有建议就受到大力支持，遇到挫折还得到鼓励的良好环境，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和才能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对于受领导派遣去解决工厂技术问题，他认为是党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困难再大，他也要设法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56年5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除了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他还参与统筹全局，为航空工业领导出谋划策的工作。他起草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仪表特设发展规划，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产品制造和新厂建设蓝图。参加了195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参与了航空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的制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被派遣出国考察、采购科学仪器和机床设备。1957年还和徐昌裕、徐舜寿等随行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赴苏联，参加转让军工产品制造权谈判。1962年，担任验收组副组长赴英国参加我国订购“子爵号”客机的验收。航空工业仪表特设方面每年的国外订货计划，几乎都是经他组织编制和审定的。
奠定国家航空仪表、飞控专业科研基础
蹒跚学步的孩子总是要自己独立行走的，昝凌深谙航空技术，是觉察到航空工业必然要走独立设计这条道路的少数专家之一。1956年，在我国成功试制出国产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后，徐舜寿、吴大观向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建立飞机设计和发动机研制机构，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道路，航空工业局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56年8月，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分别成立了飞机设计室（第一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第二设计室）。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郑重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书》，不久，领导采纳了昝凌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筹备，于1957年3月成立了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第三设计室）。首任室主任蔡克非，昝凌任副主任兼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时只有15人，暂设在局机关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到了1958年，人员发展到30多人，室里开始接受为“东风”107飞机设计自动驾驶仪的任务，地方太小，发展受到限制。当时兰州仪表厂正在兴建一个自动驾驶仪厂，遵照局的研究所要与工厂结合的指示，当年12月，研究室迁往甘肃兰州。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定量低，吃的是混合面，喝的是从黄河里挑来的黄泥水，卷心菜帮煮小米粥就是最好的饭了，桌子上时常摆放的“菜”就是一碟大粒盐。昝凌和大家同甘共苦，睡的是两个板凳架着的木床板，床板下面放一张小板凳就是他的办公桌了。由于兰州仪表厂初建，缺乏搞科研的条件，加之房舍紧张，仪表设计室不得不另选立足之地，迁到陕西阎良正在建立的试飞中心（原空军第十一航校旧址）。1960年3月，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30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1年国防部六院成立，30所划归六院领导，全所人员发展到430人，而地盘只占试飞中心营房的一角，没有发展余地。1962年国防科工委和六院决定30所另选所址，于1965年7月，昝凌带领30所迁至户县李家庄。1968年30所更名618所，直至1990年，在后任所长冯培德的主持下才完成了由户县李家庄向西安市区的搬迁。
昝凌是一个对航空仪表和自动器研究设计的发展有长远考虑的人。创业初期，他亲自主持将磁滞原理应用于航空仪表设计，在磁滞电机的研制上首先取得成果。在此基础上将航空仪表采用磁滞电机代替感应电机，开发出了1瓦至40瓦输出功率的系列磁滞电机，并把其应用于飞机自动驾驶仪的舵机。后来仪表设计室为“东风”107飞机研制自动驾驶仪（601型）的任务因主机下马失去匹配对象，昝凌通过深入空军部队调查，适时作出了从航空仪表的改进设计转向自行设计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重要决策，为研究所的科研发展开辟了新天地。30所集中优势科研力量，研制代号为621的比空军部队装备的轻型轰炸机苏制ΑΠ-5型驾驶仪更优越的自动驾驶仪。1963年7月，首套621自动驾驶仪在西安阎良机场轰5飞机上首飞成功。但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产品故障较多，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改，到1966年的第二次试飞试验中驾驶仪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了ΑΠ-5。1967年2月，航定委批准621自动驾驶仪设计定型并转厂批量生产，前后生产了2000多套。这项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它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飞行控制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昝凌非常重视试验条件建设和加工力量的建设。1965年，所里承担了惯性导航中气动压轴承磁滞陀螺马达的研制。由于条件所限，惯导器件的难度不在于原理和设计，而在于加工和装配工艺。为了掌握气体动压润滑这门高新技术，昝凌特地从英国进口了一套300平米的超净装配实验室。在他的推动下，研究所自行研制了模拟计算机、电动三轴飞行模拟转台、高度差模拟器、精密调速转台，相继建成地面环境试验室和大型飞机仿真试验室，使所的飞控研制手段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精密机床和试验设备的使用如虎添翼，为618所在1967年以后在“惯性导航”领域进行更大的开拓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后所里制定的“航空科研上多型号，试制生产上小批量，预先研究上新水平”的科研生产一体化发展思路的落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业绩不朽化蓝天长虹
1965年，国际上的惯性导航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了跟上国外在惯导领域的前进步伐，当时的30所成立了陀螺导航研究室。开始处于技术资料的搜集跟踪阶段，昝凌在部署完飞控专业项目并初见成效之后，又部署建立起了惯性导航系统小组，开始酝酿开发惯性导航系统。1967年，从美国飞机残骸中搜集到LN-3惯导的一批残骸，研究所组织科研力量，加上在上级支持下来自全国从事航天、航海装备研制的院所和北航、南航高校专业人员的会战，居然在一年后把这堆破烂，整合成能够通电工作的“宝贝”。618所正是在这个破烂宝贝的基础上，经过十年艰苦努力，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套机载惯导——523惯导。昝凌精心培育的这块航空仪表和飞控的园地，从此又成为中国航空惯导的摇篮。
然而时世弄人，正当航空仪表由机械电气化向电子自动化发展时，“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开始了。由于昝凌是背着旧中国国民党技术官员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走进革命队伍里的，所以常常成为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防工业整风时，他就无端地成为被整的重点对象。“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把他定为“走资派”，这个沉重的打击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他病倒了，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对妻子昝毓秀说：“如果非说我是走资派，那我就改吧。只要我改，还是好的。我不能自杀，我要是灰溜溜地自杀了，那我就真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了，不行！如果我能改了，还能跟着党走。”当时的航空系统“四清”西北工作团团长、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开国少将王振乾听到这个汇报亲自来到所里，责成工作队对昝凌予以保护。并握着他的手恳切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你是个好同志，要好好工作，没有什么事。”听了这话昝凌深受鼓舞，第二天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夹着实验室用的拖鞋，下研究室继续搞科研，吃饭时又拎着饭碗在大食堂排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成了运动的重点，被打成“走资派”、“国际间谍”，倍受迫害；他的妻子也受到牵连被打成“特务”，失去人身自由；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成了没人管的“狗崽子”，四处流浪。医院早就检查出他患有高血压和上肢神经根炎等病，体质一直不好，但他顾不上休息，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文革”一遍又一遍的批斗、陪斗，整天的写检查，搞得他心力交瘁。然而这时各级党组织瘫痪了，再也没有人保护他了。尽管昝凌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委屈，他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从50年代开始，他总觉得国家给予自己的太多，每月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纳党费，整整坚持了12年，直到逝世。他长期与家属分居两地，身边无人照料，技术秘书和警卫员也先后被撤走了 。1967年9月，昝凌因呕吐和腹泻，来到西安四医大，在四医大当医生的妻子身边进行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造反派就强行将他带回所里，拒绝妻子随行。回到所里，昝凌的身体每况愈下，既无人照料他的生活营养，又要饱受精神和肉体严重摧残，病情急剧恶化得不到及时治疗。1967年9月10日下午，他感到胸部剧烈不适，难受得用拐杖猛烈敲打地板，却无人理会，便挣扎着起来打开房门，低吼了一声栽倒在门口，等医生赶到呼吸已经停止。当昝凌妻子接到电话赶回618所他的宿舍，看到的只有厨房切菜板上一小把切了一半蔫枯了的韭菜，还有半小碗被水浸泡着的生米——昝凌去世前已多日没有进食了。他想要活下去，但残酷的环境使他未能支撑住，终于在困顿与悲凉中黯然倒下。1969年，工宣队进驻618所，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昝凌特务集团”的假案，已经溘然长逝的昝凌，竟被打成这个集团的头子，200余人受到株连，被逼致死两人，致残多人。粉碎“四人帮”后，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党组为昝凌和其他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当组织上把补发给昝凌的工资和抚恤金一万多元送到他妻子的手中时 ，这位老共产党员没有收，她动情地说：“昝凌去世了，我更要把它最后的一份收入贡献给国家，如果昝凌在天之灵有知 ，也一定会让我这么做的！”
2012年，是昝凌诞辰100周年，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55个春秋，然而他生前用心血培育的618所这块苗圃，如今已长成枝干葱茏、遮天蔽日的森林。从621自动驾驶仪、523惯导开始，618所为我国各类飞机研制出配套导航、制导和飞控产品，逐步拥有了从设计、仿真、制造、集成、试验到装备和批量生产几乎全部能力。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该所研制的第四代产品——电传飞控系统和激光惯导系统终于形成装备。当今世界，能够掌握这两种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的国家不超过5个。在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中，618所研发的飞控、惯导产品装配在了全部的参阅的飞机上，她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航空机载行业的研发中心，而这一切都是在昝凌打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丰碑将永载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
材料来源：
《凌云志 航空情》——记新中国航空仪表和飞行控制专业先驱，黄青 著，北京图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航空工业人物》第一卷 孟赤兵等主编，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编辑：赵静蕊